我们曾经是宇宙中两个毫不相干的个体，如今却以治疗师与来访者的身份走到一起：我们各自都拥有了新的身份。
当一个人遭遇严重的心理创伤，往日的悲剧常会逐步侵蚀着他们当下的生活，接受心理治疗或许是他们能够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加拿大心理治疗师凯瑟琳·吉尔迪纳看来，面对过去疗愈自我的人其实都是自己的英雄，他们的疗愈的过程，正是一段心理层面的“英雄之旅”：揭开往日伤疤，重新认识自己。这些令人心碎的故事，恰恰展现出生命的坚韧。
我志得意满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是我作为心理治疗师开设的私人诊所营业的第一天，我已经用学到的知识武装好自己，深谙的规则也让我胸有成竹。接下来，就等那些有待我来“解决问题”的病人上门了。
我太天真了。
开业第一天，我完全不知道心理治疗并非由治疗师来解决问题，而是治疗师与来访者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面对面交流，争取获得某种彼此能够达成共识的心理真相。让我真正体会到这一点的是劳拉·威尔克斯——我的第一位来访者。
她说自己二十六岁，单身，在一家大型证券公司工作。她一开始是秘书，后来受到提拔进入人力资源部门。我询问如何才能帮助到她，劳拉却坐在那儿久久地凝视着窗外。我等她告诉我问题何在。我所面对的这种持续等待便是所谓的“治疗性沉默”——来访者置身于这种不自在的安静中时，更容易吐露真相。终于，她开口了：“我得了疱疹。”
我问她：“带状疱疹，还是单纯疱疹？”
“生活不检点才会得的那种。”
“性传播的那种。”我帮她翻译道。
当我问起她的性伴侣是否知道自己患有疱疹时，劳拉说，她交往了两年的男友艾德对此矢口否认。不过，她回忆说在对方的柜子里发现了一个药瓶，和她配的药是同一种。我对此提出疑问后，她却表现得不以为意，觉得自己对此无能为力。她说：“艾德就是这个样子。我已经狠狠说过他了，还能怎么办呢？”
这种漫不经心的回答表明，劳拉对于自私与欺骗的行为早就习以为常。为了让她放心，我告诉她，十四岁到四十九岁的人之中，每六个人就会有一个得疱疹。她的回答是：“那又怎么样？大家都深陷泥潭，自身难保。”
我请劳拉谈谈自己的家庭情况，她说她不想细说“那些烂事”。她说自己很务实，只想减轻压力——无论其来自何处——这样一来， 疱疹带来的疼痛也能有所好转。她只打算来这么一次，希望我要么给她开点药片，要么就“治好”她的“压力”。
无意寻求心理治疗的来访者特别难办。劳拉只想治好疱疹，而且在她看来，心理治疗只是达成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她也不想细数家族史，因为她不觉得这跟疱疹有什么关联。我意识到自己必须遵从劳拉的奇怪路数，配合她的节奏循序渐进，不然她就不会再来了。于是我在写字板上写下：“第一桩任务：让劳拉打开心门。”
接下来的那次来访中，劳拉带着四本有关压力的书走了进来， 书上贴满了黄色的便利贴。
除此之外，她还费力地拿着一个硕大的挂纸白板，上面是她精心制作的彩色图表，最顶上写着：“压力？”下面分成好几栏，红色的第一栏标题为“应付浑蛋”，底下则列出了一些“浑蛋”：第一个是她的老板克莱顿；第二个是她男友艾德；第三个则是她的父亲。
我说，考虑到她的父亲也在这份名单上，我希望能对她迄今为止的生活经历有一个大致了解。她听了之后，白眼翻得都快背过气去了。
我继续说下去，问劳拉对父亲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她立即说起自己四岁时从滑梯上摔下来，脚被一块锋利的金属划破了，父亲温柔地将她抱起，带她去医院缝针。
他们在候诊室的时候，一位护士说劳拉伤得如此厉害，却像个真正的勇士那样一声不吭。父亲搂住劳拉拥抱她，说：“不愧是我的女儿，真是让我骄傲。一声不吭的，就像马一样强壮。”
我问起劳拉的母亲，她说自己八岁时母亲便已去世。我接着问起她母亲的为人。劳拉只说了两个词语：“疏远”和“意大利人”。
这在我听来有点儿不太寻常。她想不起关于母亲的任何事情。在我的追问下，她也仅仅提起自己四岁时母亲把一个玩具炉子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了她。在她打开盒子的时候，母亲笑了。
劳拉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她父亲带着全家搬到了多伦多东北面的鲍勃坎基恩。
为了谋生，父亲搞来一辆餐车，向来此地消暑的人们贩卖薯条。劳拉会在一旁开汽水罐、递送薯条，她的弟弟妹妹则在停车场里玩耍。
劳拉因此成为父亲口中的“得力助手”。他们一家住在镇外的一间小木屋里。木屋主人那家人的地皮上有好几间简陋的小屋，这些屋子四散在树林各个偏僻的角落。
劳拉九岁那年，她和弟弟妹妹都在九月开始上学了。度假的人们离开以后，卖薯条的生意便难以为继。他们为这间只有一个房间的小木屋买了个小小的暖炉，然后全都挤在炉子周围。
劳拉记得，有一次，两个男人出现在家门口讨要餐车的钱，她的父亲则躲在厕所不肯出面。驱赶这两个人成了劳拉的职责。
后来在十一月底的某一天，她父亲说要开车去镇上买烟，结果一去不回。三个孩子没有吃的，衣服也只有两套。劳拉在讲述这段故事时没有表现出恐惧、愤怒或任何其他情绪。
“你当时九岁，身无分文，孤零零地住在树林里。你会如何形容这样的生活呢？”我说道。
“我想，从表面上看，父亲确实遗弃了我们，但他离开鲍勃坎基恩是情非得已，他其实不想跟我们分开。他别无选择。”
我到那一刻才认识到劳拉和她父亲有多亲密，而她又是如何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以免感到失落。
那次来访结束前，我总结了自己对这一情况的看法。“你一直都很勇敢。你的遭遇听起来相当艰难，有时还很可怕。被遗弃后你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单独住在森林里，而你又年纪太小，无法担起家长的职责。”
她呆坐了足足有一分钟才开口。在近五年的心理治疗过程中，这是她为数不多的几次双眼湿润的时刻，只不过，她涌出的是愤怒的泪水。“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她质问道。
我说我是在表达同理心，她断然驳斥了我。
“这是有人去世时才会说的话。听着，医生，如果我还会回到这里，我绝对不希望再听到你这么说，不然我就走人。把你的同理心或随便什么东西留给自己吧。”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永远不希望从我这里感受到任何善意、同理心或同情？”
“正确。如果我想要同情，买贺曼百货公司的贺卡就能拥有，要多少有多少。”
要记得，劳拉是我的第一位来访者。我可不希望在她的病态需求面前做出妥协。不过，我看得出她是真的想要退出心理治疗。我的那一丁点同理心对她来说不堪重负，让她感到害怕。这成了目前心理治疗中的大忌。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劳拉又带着各种书籍出现，还指出她的工作场所是压力来源。
“我有很多工作要完成，但我的老板克莱顿来得很晚，还会跟和他有外遇的秘书花两个小时吃午餐。”她解释说，“他五点下班，所以说，我上班时间比他早，下班也比他晚好几个小时。”
“你跟克莱顿谈过这个吗？”
“当然了！我甚至都朝他大喊大叫，但他根本不理睬我。”
“所以说，你承担了太多工作。”
“我实在没有选择。我得干他的活儿和我自己的活儿。”
“感到别无选择确实会让人压力很大。”我总结道。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讨论如何应对克莱顿的问题。实际上，劳拉没有看出他有任何转变。就像她男友艾德说的那样：“克莱顿过得好着呢，为什么要改变呢？”
“有意思，这话居然是艾德说的。”我说。
“为什么？”她问我。
“你看，艾德也会把问题推到你身上。克莱顿把工作推给你，艾德则把疱疹传染给你，他就这样让你去处理问题。你对他生气的时候，他拒不承认自己携带病毒，当你发现他也在服用治疗疱疹的药物时，他还找了个站不住脚的借口，说自己以为这病不会传染。这样认为的人要么来自另一个星球，要么就是在自欺欺人。”
“至少艾德道歉了。他寄了两打玫瑰到我公司，随附的卡片上还写着‘因为我爱你’。”
她觉得这样就能原谅他把疱疹传染给她这件事吗？我当时说的是：“艾德不是在捷豹经销商工作吗？你跟我说过，每当有女的去试车，他第二天都会送去玫瑰花。这并不难办。”
“你是想让我生气吗？”我向她保证我无意激怒她，我说我只不过想知道她对艾德的行为作何感想。
“那我该怎么办？永远都不原谅他吗？”
我指出我们一开始说的是艾德对克莱顿的评价，而这两个人里，前者不太靠谱，后者也不怎么靠谱。
劳拉依然是个不愿意接受心理治疗的来访者，而我也依然是个操之过急的新手治疗师，一心想要卸下她的防备。
我逐渐发现，我是否知道来访者的问题出在哪里其实一点儿也不重要。心理治疗的关键在于来访者是否知道问题何在。如果我们用力过猛，他们就会关上心门。劳拉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才搭建起这样的心理防御，要将其一层一层卸下势必需要时间。
来访者经常会在心理治疗中提到各类文化典故。他们讲述的梦境里会出现——比如说——电视剧角色，或者自己在梦里成了政治人物，或是遇到新闻里发生的事情。他们通常会以为我对这些内容也很熟悉，可我其实往往一无所知。
劳拉就是一个完美的例证。她的电视剧梦为心理治疗带来了全新的转机。
跟往常一样，要让她讲述梦境特别困难；我问她做过什么梦的时候，她便说自己从来不做梦。不过，她难以抑制自己的上进心。
接下来的那次来访中，她脚踩高跟鞋来到诊所，带着一份手写的近期梦境报告，上面还用荧光笔高亮标出了关键词句。她一屁股坐到椅子上，说：“我梦见了波特上校。”
她看我一脸茫然，于是说，“别告诉我你不知道波特上校。我可不希望遇到一个来自外星球的心理治疗师。”
她说这是一部情景喜剧片，讲的是朝鲜战争时期的美国医疗队。波特上校是一名职业军官，也是这支医疗队的负责人，他本人还是一名外科医生。劳拉说他很善良，而且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白痴，他都不会妄加评断。
“所以说，他是个可敬又可靠的人。”我注意到，这是她的老板、男友和父亲都不具备的两个特点。
“我梦里的波特上校戴着飞蝇钓爱好者的那种帽子，上面挂满了鱼饵。”她说，“我穿着病号服一瘸一拐地走在医院走廊上，他则朝我走来，身上的装束和电视剧里的军装一样，只是帽子是飞蝇钓的帽子。我继续跛着脚朝前走，他一只手放在我肩膀上，什么也没有说。我醒来后感觉特别开心。”
“波特上校对你来说代表着什么？”
“哦，我可不想聊这些，我的天！我为自己在父亲离开的日子里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这个梦肯定和那段时间有关。”
“那么，”我继续说道，“我们继续聊聊你九岁时和七岁的妹妹、六岁的弟弟一起在小木屋的生活吧。”
她说：“这就像面对冰冷的湖水，最好的办法是一头扎进湖里游起来。所以说，你不要打断我，让我一口气讲下去。你听完会说：‘怪不得她会得疱疹，她活该。’”
她最后那句话是典型的内疚与羞耻的结合，因此听起来显得她十分厌恶自己。
劳拉看着窗外，一边避免与我有视线接触，一边开始以一成不变的语气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父亲离开后过了几天，我意识到我们得吃饭。此外，克雷格的老师还跑到我的班上，问我他为什么没有带午餐。”
“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从牛奶箱里偷钱的。”劳拉接着说了下去，“大家把牛奶箱传来传去,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的钱放进去，我却把钱从里面拿了出来。我拿得不多，不然会被发现。等到放学后，我就把钱给翠西，让她去杂货店买点几便士的糖果。她分散店员的注意力时，我就去偷火腿罐头和其他各种食物。我偷起来特别拿手，还会光顾镇上的不同商店，这样就没人会怀疑我了。”
随后，劳拉讲述自己是如何在没有洗衣机的情况下让弟弟妹妹有干净的衣服穿的。在劳拉讲述这些经历的过程中，我格外注意避免用自己的见解打断她。我只是按照她的要求在聆听。
“我感觉翠西一直在哭，克雷格则除了嚷嚷饿之外什么也没说。但他尿床了，我一开始会对他大喊大叫，后来就不再理会，任由他睡在被尿湿了的床上。最后我还想到一些办法，比如对他们说，如果不停止抱怨或者不按我说的去做，我就抛下他们不管了。这招很有效。我就这样成了他们的母亲。”
劳拉低头看着地板，我能够感觉到她的羞愧。她一般不会露出痛苦的表情，但我看得出来，她接下来要说的话对她来说意义重大。
“我不是个好母亲。我不允许他们提起父亲或他离开的事。如果他们开始哭闹，我就说我们必须这么过下去。谁开始哭我就揍谁。”
我在多年来的心理治疗中发现，每当儿童在小小年纪就担上成年人的责任且不可避免地失败以后，他们在长大成人后便会一直为此感到焦虑。遗憾的是，劳拉从未完全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这样的错觉：她认为自己没能成为弟弟妹妹的好家长。她无法接受自己只是个小女孩且无法胜任这份工作的现实。
之后的那次来访中，劳拉描述了他们在小屋里如恐怖童话般的生活是如何告终的。
“我搞砸了。我在巨虎折扣商店为克雷格偷内裤时被抓到了。”当时是四月，这几个孩子已经独自生活了六个月。
“警察抓到我们后，把我们带回了小木屋。”劳拉回忆道，“他们特别震惊，连连摇头，随后敲开木屋主人格伦达与罗恩的家门，问两人愿不愿意在他们联系上儿童保护协会或者我们的父亲来安顿我们之前帮忙照看。”
他们跟这家人一起生活了四年。我掩饰住自己对于这家人收留三个孩子的惊讶，问起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挺好的，我觉得”是劳拉的回答，她说在他们家要有纪律有秩序。
我问起劳拉与格伦达之间的关系。“翠西和克雷格觉得格伦达无所不能。而她也投入大量时间来安抚翠西的不安。”劳拉说完，坦言自己是另一番感受，“要知道，我一直和我父亲很亲。”
不过，她对罗恩心存感激。“他过去一直带男孩们去钓鱼。他有一顶那种钓鱼时戴的帽子，上面别着各种鱼饵。他从来没对我说过任何鼓励的话，但他偶尔会对格伦达说：‘别管劳拉，格伦达。她有自己的想法。’”
我指出，她梦中的波特上校也戴着一顶有鱼饵的渔夫帽。“你梦见的男子会不会一部分是波特上校，一部分是罗恩呢—— 是一种善意的综合体现？”
劳拉看起来很惊讶。“嗯，有可能。现在想来，我梦见的就是罗恩的那顶帽子。”她微笑着说，“我有时会幻想自己长大有钱了之后，给罗恩买一艘能乘风破浪的大船。他一直想买却买不起。”
随着劳拉进入第二年的心理治疗，我担任治疗师的第二年也开始了。当时我对于心理治疗过程之难以预料有了日益深刻的认识。在开诊所前，我并不知道理论与实际的来访者之间竟会有如此之大的偏差。
我很快认识到，纯粹的理论完全是学术上的奢侈。身为心理治疗师，我不管在什么学科里找到什么武器，都会拿来使用。
我和劳拉谈过不少关于心理边界（psychological boundaries）的问题。人们确立这样的界限，好让他人以安全合理的方式与自己打交道。一个人的边界感越强，心理也就越健康；他或她就能向别人表示自己能够接受什么、不能接受什么。
劳拉对自己生活中的窝囊废男子三人组忠心耿耿。我认为其中最薄弱的一环就是她的老板克莱顿。如果要让她立场坚定地站在自己这边，从拯救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那克莱顿就是首选。
劳拉无法改变他，但可以改变自己在面对他时做出的行为。她开始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不再为克莱顿打掩护。
由于劳拉从未学会如何建立心理边界，面对克莱顿施加的压力，她会在他的心理操纵下感到焦虑和内疚。她下意识地认为自己应该完成克莱顿布置的工作，怀疑自己对他置之不理是不是太过残酷。
劳拉通过拒绝帮克莱顿完成工作打破了自己的模式。身为部门经理的克莱顿随后因为怠工且薪酬过高遭解雇。劳拉不仅随之颠覆了原有模式，还被提拔到克莱顿此前担任的高薪职位。
“他们责备的真的是他！”她又惊又喜地说道。这件事不仅让她学到很多，还让她有了干劲。
大约在同一时期，劳拉出席了一场婚礼。她在婚宴上意外遇见了一位醉醺醺的伴娘。“我看你是跟艾德一起来的。”女子说，“他也把疱疹传染给你了吗？”
一个月后，劳拉来会面时宣布：“好了，我做到了。我知道艾德有外遇，但我不知道他把疱疹传遍了半个城市。我跟他说我们结束了。”
我问起艾德的反应，她说他哭了，“他说他很抱歉，然后说想娶我。我跟他说：‘艾德，我为什么要跟一个对我撒谎、对我不忠、传染疾病给别人，而且以贩毒为生的人结婚呢？有个这样的男朋友已经够糟糕的了。’我这是在大扫除吗？我正在摆脱生活里的所有浑蛋。”
她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也为她感到骄傲。
“浑蛋三人组”——按照劳拉的说法——里头唯一剩下的就是她父亲了。这一位要棘手得多。他跟克莱顿和艾德不一样，他是劳拉最钟爱的人，将永远在她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
在心理治疗中，当病态的防御开始瓦解，来访者会提起更多此前一直悉心守护的往事。忽然之间，治疗之初想不起来的回忆浮现了。劳拉一心维护父亲的时候屏蔽了许多关于他的负面记忆，然而现在，经过两年的心理治疗，这些痛苦的记忆如同滚烫的岩浆一般喷涌而出。
孩子们被收养后第四年，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外面响起一阵敲门声。罗恩打开门，外头站着的是几个孩子的父亲。
据劳拉说，他走进来开口说道：“嘿，孩子们！我再婚了，是时候收拾东西回家了。”他见没人有反应，又欢快地说：“你们有新妈妈了！”
一家人之后搬去了多伦多。父亲当时已经穷困潦倒，他住在一片破旧地区里一间脏兮兮的酒吧楼上，而且常年酗酒，几乎无法正常工作。
几个孩子走上昏暗潮湿的楼梯，面前站着一个比劳拉年长不足十岁的年轻女子。她骨瘦如柴，头发漂成金色，发根处则是深色的。她身穿一件涤纶金银线透视上衣，里面是黑色蕾丝胸罩。这个叫琳达的女人那年二十一岁，劳拉的父亲则是三十多岁，不过在年幼的劳拉看来，他比实际年龄要苍老许多。他们一家人出门时，别人都会把琳达当成第四个孩子。
接下来的两年里，琳达大部分时间都醉醺醺的，她不像劳拉的母亲那样沉默，喝醉酒会变得特别刻薄。她会大喊大叫，说自己可以跟世上任何一个男人在一起，结果却被一个糟老头缠住。劳拉的父亲喝醉后会殴打琳达，劳拉则会为她被打伤的嘴唇或眼睛敷冰块。
一天晚上，劳拉的父亲与琳达在连续三天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吵了起来。听到击打声、东西摔碎以及楼梯间骚动的声音时，劳拉正在房间里读青少年小说《上帝在吗？我是玛格丽特》。翠西与克雷格留在了房间里，劳拉则跑了出去，看见琳达躺在楼梯最底下蜷成了一团。
急救人员抵达后，宣布琳达因颈部骨折而死亡。劳拉跟警察说是她自己摔下了楼。当他们问起为什么她看起来遍体鳞伤时，劳拉解释说，她摔下去时脑袋在每一级台阶上都磕了一下。
“当地人都知道琳达是个会在酒吧滋事的酒鬼，因此她就这么被抬走了。”劳拉面无表情地说道。
“你对于琳达去世及当时的情况有什么感受？”
“老实说，我从来都不喜欢琳达。她既自私又难伺候，还是个刻薄的酒鬼。她从来没做过一顿饭。对我来说，这不过是又一个难以相处的人而已。”
“不过，这肯定会造成不小的创伤。这是你第二次因为父亲的妻子去世而报警。一次是自己的母亲，另一次是继母。”
劳拉说她不觉得这构成创伤，认为不过是多了一件需要应付的事情而已。
身为一名心理治疗新手，我对于劳拉的极力否认感到惊讶。不管她对自己父亲的所作所为有多了解，都仍然不愿意让他担起责任。我开始认识到自己正在开凿的不是一块冰块，而是一座冰川。
劳拉第二年的心理治疗快要结束了。虽然我们已经有所进展，但仍然需要深入探究劳拉与她父亲的关系。就现实层面而言，我也开始怀疑这位父亲是否谋杀了琳达及他的第一任妻子，这显然更像是个精神变态者，而不是一个倒霉的酒鬼。
我好奇劳拉封锁住有关母亲的全部记忆是不是为了保护父亲。她在无意识层面对生母死亡的了解，是不是比她意识到的更多？
心理治疗师可以基于特定的心理学理论，运用多种方式帮助来访者。
我发现拘泥于单一的疗法局限性很大。我需要思考每个案例，权衡对每一位来访者而言什么方法最好。
有时候，运用社会学模型比心理学模型更有帮助。如果从社会学角度重新看待劳拉的情况便会发现，她的父亲属于酗酒者群体，她则属于“酗酒者的成年子女”这个群体。
我于是把美国心理学家珍妮特·沃伊提兹（Janet Woititz）写的《酗酒者的成年子女》（Adult Children of Alcoholics）送给劳拉。
我希望她看看众多酗酒者成年子女的共同特征，尤其是长女，其往往会成为家中的代理家长。
下一次来访时，劳拉对自己符合清单上的所有特征感到很不安。读了这本书，她才知道自己的情况并不特殊。
她念完清单，抬高嗓门道出自己的发现：“我就是酗酒家庭的产物。我现在明白了。”
我从劳拉的案例中学到的一件事就是，心理治疗师不能说三道四。每个人就某种程度而言都爱褒贬，这是人类辨别与评估形势的方法。
我可以将劳拉的父亲说成是“在青春期阶段成长停滞且酗酒成瘾的反社会者”，或者可以直接用外行的话，说他很自私。
然而，当我听说了他虐待狂式的母亲以及找不到工作的变态父亲，我意识到他也过得很艰难。没有人教导过他如何面对成年生活。
实际上，他在为人父母方面做得比他的父母更好。他的父母在他童年时做过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没有榜样、心理治疗或是其他任何办法，但他确实一直在努力，希望用他极为有限的方式重新建立联系。
心理治疗进入第三年，劳拉在边界感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我们依然要谈论亲密感之类的基本内容。她依然十分厌恶这样的概念。
毕竟，她最初的记忆就是父亲在她伤到脚后表扬她很坚强。在劳拉看来，分享痛苦就是坚强的反义词。而我现在正要求她放下防备。这与她二十多年来在家庭与学校遭遇的磨难中学到的东西背道而驰。
在拳击场上，没有人会叫拳击手放下左手停止防守。
我感觉我们已经来到最后阶段。劳拉最初接受心理治疗是为了解决频繁发作的疱疹，如今疱疹一年只会发作一两次，这足以证明她已经学会如何应对焦虑。劳拉在职场与个人关系中都已经确立了心理边界。她不再允许自己一边被他人激怒一边又不作为。她正在努力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并施以同理心。她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童年并不健全，因此专注于成为一个心理平衡的人。
尽管如此，她还是会遇到挫折与反复。有一个星期，劳拉踩着重重的脚步走了进来，我看得出她当时正在气头上。她一旦感觉到受威胁，为了保护脆弱的自我就会变得极度愤怒。我当时早已学会不去介入劳拉与她无意识中的恐惧。不管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她都充满斗志。
我问她为什么这么生气，她说这一个星期“很难堪”。她先说起凯西——她的养父母罗恩和格伦达的女儿——如今在多伦多当小学老师，凯西的男友则即将获得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学位。
劳拉邀请凯西与其男友来吃晚饭，这位男友带了一个朋友，名叫史蒂夫，史蒂夫刚刚获得了同一个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学位。
劳拉告诉我她之所以觉得丢脸，是因为凯西显然是要把他介绍给劳拉。“这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既不合适又丢面子，我都不知道要从何说起。”她说。
“他想当个‘好好先生’，凯西的男友为我修理电视、凯西借用我的缝纫机时，他收拾起了桌子。我告诉他不用收拾盘子，他说：‘现在就收拾了吧。大家白天都还要上班。’接着，”她愤慨地说，“我明明说了我来洗，他还是不停地把盘子给端了出来。”
“这么做不好吗？”我问道。
“哎呀，谁会这么干啊。”
“那么，让我来理理清楚。”我说，“一个男人进入了你的生活，他在竞争激烈的领域获得硕士学位，因为知道早上疲惫是什么感受所以帮你收拾餐盘，而且还很得体地通过收拾来感谢你的招待。这样的男人是什么？一个窝囊废？你把我搞糊涂了。”
劳拉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进步。然而，她还是有一个顽固的问题需要解决：她与男性之间的关系。
她依然喜欢坏小子，也就是那些她称之为“刺激”而非“病态”的男性。如今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在一名男子帮她收拾餐盘时她便从情感上拒绝了人家，因为对方让她无法像往常一样扮演拯救者的角色。
那次会面临近尾声时，我要求她思考一下，如果一个男人不需 要她而只是爱她，她会怎么做？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劳拉开始定期与史蒂夫见面。她在学习正常的亲密关系如何运作。
劳拉不管跟谁在情感上建立亲密关系都很困难，但她还是试着与史蒂夫分享了自己的过去。他似乎接受绝大部分事情。他从不催促劳拉跟他发生关系，尽管他们除了最后一步之外其他都尝试过了。
他们顺利地度过了几个月，直到情人节那天史蒂夫只送了一枝玫瑰，这让劳拉大发雷霆。
史蒂夫说他们家里会把钱存下来买经久耐用的东西，礼物只会象征性地送一下。他认为自己家人给他的最大的礼物就是让他念了大学四年的本科，还读了研究生。
劳拉找到了自己的长期目标——她多年来一直在攻读大学学位——但她对于一个男人也有长期目标并不习惯。她认为挥霍金钱就某种程度而言……充满男子气概。她将这种慷慨视作浪漫爱情的表现。然而史蒂夫却将其视为浪费。
劳拉慢慢学会了如何适应中产阶级的生活。她开始理解可靠、长远目标与积蓄不断增长的好处。史蒂夫则欣赏她的工作原则，喜爱她活泼又随性的幽默。
劳拉终于逐渐达到被她称为“正常状态”的生活。她工作顺利，史蒂夫还向她求婚了，他们即将于圣诞节结婚。
我一直等到劳拉结婚后才告诉她，我们的心理治疗就要结束了。她的眼里噙着泪水，但她也点头表示同意。
劳拉是我的第一位来访者，也是我治疗时间最长的一个。没有心理治疗师会忘记自己的第一位来访者。这就像是生第一个孩子——不管是谁、不管做了多少功课都无法帮我们做好准备。
这是一片未知的水域。我们曾经是宇宙中两个毫不相干的个体，如今却以治疗师与来访者的身份走到一起：我们各自都拥有了新的身份。
当我们看到第一位来访者坐在对面，看见其满怀期待与希望，我们都会为自己在这项任务中肩负的责任所震撼。我们手握着生命，我们的工作就是使其得到改善。
心理治疗结束后，劳拉便开始时不时地给我写信。
那之后又过了几年，我收到一封邮件，里面有一张巨大的渔船照片。
照片背面潦草地写着：我昨天听到电台里播放“悲哈”乐队的《鲍勃坎基恩》，想起养父罗恩以前会在黎明时分带我们去钓鱼，我们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会看见星座与星星露了出来。我想你要是知道我给罗恩买了这条船会很高兴。梦想真的可以实现！
编辑丨右七 实习丨李白 潆栩
| [加] 凯瑟琳·吉尔迪纳 著/木草草 译/果麦文化 花山文艺出版社/2024年03月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5-15 03:0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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