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三石在一中队待了这么久，只有刑警的皮，却没长出刑警的骨头。”
2015年盛夏的一个上午，我在城南刑警一中队见到了冯三石。他是新考进来的文职辅警，20岁出头，面相很老，身高足有1米9，却瘦得厉害，是个标准“细狗”体型。
中队指导员笑眯眯地向办公室中的战友介绍：“同志们，这是冯三石，警校毕业的，科班出身，以后就在咱队当文职了。大头，小冯跟咱们探组，接大刘的岗，你带着他。”
我嘴损，说话忘了过脑子，张口便评价：“嘿，哥们长得像‘灵缇’（原产于欧洲一种体型纤细的优秀猎犬），看着真喜庆。”
办公室里瞬间发出哄笑，冯三石却并没生气，而是凑到我身边，呲出两排洁白反光的大牙，性格大大咧咧：“大头哥，有啥我干的活儿没？”
中队的战友都在外边跟进一起贩毒案，单位里只剩几个民警等待消息。我想了想，回道：“眼里有活儿，不错，不过暂时没啥事，今儿咱值班，你先歇着吧，等有了警情，够你忙的。”
冯三石很上道儿，立刻从小挎包里摸出烟盒来散，档次还不低，是20多块钱的玉溪。邻桌的王强默默接过香烟点燃，深吸一口，面无表情。
已经离开的指导员不放心，又转身回来，跟我把话挑明了，特地嘱咐道：“小冯是局领导点名要过来的，都别欺负新人。大头，你多教教他。”
城南刑警一中队确实有“欺负新人”的传统，毕竟是全市公安系统知名的“破案示范队”和“大要案攻坚队”，曾获嘉奖无数，因此单位里的风气很奇怪，并不像司法行政机关，而是类似于军队，整个一中队驻地小四合院里充满了雄性荷尔蒙爆发出的力量和竞争，只有能拿出真本事的人，才能融入到这个光荣的小集体。
每年中队都有政法编制的公务员和合同工辅警分配进来，在没拿出真本事前，都只能做打扫卫生和扫描案卷这种边缘的活儿——这其实也算不上欺负。
此刻冯三石已经感受到老刑警眼里透来的“敌意”，略显尴尬，指上掐着烟，1米9的大个儿竖在办公室地板上，像个犯错的孩子，说话都有些结巴：“呃……大头哥，我听警校师兄说，他们派出所活儿很多，忙得厉害，咱们刑警队这咋这么闲？”
“闭上你的乌鸦嘴！”隔壁桌的王强开始摆谱，“没有警情还不好？你觉得闲？你这是啥都不会干，你要实在闲的不行，滚去搞内务卫生！”
冯三石赶忙转身去找抹布和扫帚，被我起身拦下：“小冯，帮我做案卷吧。强子，指导员说了，你别欺负新同志。”
“果然是政工干部的兵，张口就上纲上线。”
王强说罢，冲这边翻了个卫生球眼，继续低头在电脑上绘制“刑事案件现场勘察示意图”——他入警3年，是中队的勘察技术专家。
另一张桌子上，周哥正在捋涉案监控，老同志倒是和蔼，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珠子，又跟冯三石要了根烟，笑眯眯地问：“小伙子，你是局领导介绍来的？”
冯三石没啥防备，知无不言：“嗯，徐副局长是我姨夫，他让我去出入境窗口办证，我不乐意，想来刑警队破大案。”
听罢，周哥仰脖吐出个烟圈，表情意味深长——又是个来刑警队体验生活的“官二代”。
公安文职，其实就是辅警的一种。严格来说，辅警并没有刑事侦查权限，可警力严重空缺，因此本市公安局便对外挂了个“文职”的名号招聘。说是文职，其实主要工作依旧是摸排蹲点、寻访抓捕这类“武职”工作。
冯三石虽是专科警校毕业，却没赶上“公安联考”政策，考公务员又落榜，因此只能跟着家里在工地上当了3年打灰老哥。毕竟是警校生，心里那股匡扶正义惩恶扬善的警察梦还没灭，上个月在微信公众号上看到文职辅警招考，就立刻报名，没想到竟高分通过，以这种方式进入了公安局。
文职辅警这份工作相对稳定，只要不犯错、不主动离职，可以一直干到退休，就是工资低得令人发指，当时每月只有1780块钱，交五险，没有住房公积金，也没有上升空间。因此好多像冯三石一样的警校生选择把辅警当成过渡，边工作边备考编制，他们不少人干脆选择去窗口单位或是机关上班，哪怕是在交警队“站大岗，贴白条”，也比昼夜颠倒活多危险的刑警队强太多。
“每个月不到2000块，没点情怀，谁干这个啊。老老实实在家备考多舒服！”上班第一天，冯三石就跟我这么讲，连眼珠子都在闪光，“大头哥，我考这个文职，没靠姨夫的关系，就是为了当警察破大案嘛！哥，你是老刑警了，多教教我咋破案。”
“别叫我哥，你岁数比我大，我也才刚入职1年，也不是老刑警。”我把桌子上的案卷推到他面前，“现在哪儿有那么多大案啊？喏，这是个扒窃案，咱们按照顺序，把报案材料、笔录、鉴定书这些证据材料和各项法律文书装订成册，然后把讯问录像拷贝出来刻成光碟，明儿送检察院报捕。”
我愿意教他，冯三石却不愿意学——他没想到刑警真要做文职的活儿，他只想参与那些“惊心动魄”的抓捕行动。我试图解释，毕竟，基层刑警的日常工作和影视作品完全不一样，除了抓捕时偶尔出现的紧张刺激外，这其实是一项劳神费力的活儿，需要收集繁杂的证据材料、讯问嫌疑人和申报各项法律手续，以满足刑事诉讼的各项要求，后续还要制作案卷报捕起诉补侦……总之，就是逼着张飞绣花，除了抓捕时的一腔血勇，更需要的是严谨细致的脑子和稳重的性格。
“啊？这样我就没时间学习了啊。”冯三石反应过来，“刑警队这么忙吗？我刚报了成人本科，还打算备考政法干警呢。最差也考个事业编，总不能一辈子干协警啊。”
我安慰他：“这你不用愁，如果真想考学，战友们会照顾你的。”
公安文职也有岗位数量要求，离职一个才能补充一个。冯三石这岗位以前是位绰号“大刘”的蒙族文职辅警任职，大刘的办案能力也很强，很快就融入了刑警一中队，他在中队工作第三年开始备战司法考试，战友们得知后，都愿意照顾这位“袍泽兄弟”，心照不宣把他的活儿揽到自己身上，好让他有时间学习，中队长和指导员也尽量不给他安排工作。就这样过了整整一年，大刘不仅成功拿下“法律职业资格证书”，还上岸省考，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人民警察。成为正式民警后，大刘虽在市局机关工作，仍常以“城南刑警一中队”出身为荣，让中队长和指导员倍儿有面子——不过眼下冯三石初来乍到，还不知能不能适应工作呢，更别提照顾他考学的事儿了。
这时正专心在电脑前作图的王强接了个电话，说单位盯了很久的一个贩毒人员出现，正在和上线交易，需要立即支援。接到情报，王强连防刺服都顾不上穿，立刻起身招呼我行动。伏在桌上用铅笔给案卷编页码的冯三石两眼放光，小声问能不能参与抓捕。指导员也想让冯三石尽快融入进中队，便下令让我和周哥继续值班看家，由冯三石和王强跟着他去支援蹲点的外勤探组。
任务布置完毕，我从后腰摸出手铐递去，嘱咐道：“务必注意安全，有问题找老王，务必听指导员命令。”
冯三石接过手铐，兴奋得不行，模仿电影桥段挂在腰带上，迈着大长腿转瞬便钻进抓捕车副驾，绝尘而去。
果不其然，这次抓捕行动不出意外地出意外了。
按规定，抓捕行动务要遵守“2比1定律”，就是抓捕1名嫌疑人时至少要2名刑警，才能最大限度避免发生意外。
这一次，根据特情线人提供的情报，贩毒嫌疑人“二荣”要在家中跟1个从四川过来的上线收购冰毒，等双方交易时就能人赃并获。此前，副中队长老马带着1名民警和2名文职辅警负责蹲点观察，嫌疑人出现后，他们随即发现那名四川上线还带着个年轻女子——嫌疑犯变成3人，抓捕警力这就不够，便立刻给王强打电话请求支援。
由于路程太远，指导员带着王强和冯三石与抓捕组汇合已经过去近40分钟。王强伪装成外卖员，把门骗开个小缝儿，指导员立刻把门踹开，藏在门口的毒贩“二荣”被撞懵，还没等他反应过来，7名刑警队员便冲了进去。他们被浓厚的甲基苯丙胺的酸味呛得咳嗽，屋里烟雾缭绕，竟然乌泱泱聚着5男1女，全是嫌疑人的“毒友”。
这些吸贩毒人员刚聚众吸食了毒品，正亢奋，都歇斯底里地反抗。刑警一中队的队员们普遍体壮如牛且经验丰富，仗着身形敏捷健硕，瞬间便将局势控制住，将嫌疑人牢牢压在身下。只有冯三石是第一次参与抓捕，遇到这种“人多势众”的抓捕现场，眼睁睁看着那个漏网的年轻女嫌疑人举着水果刀朝自己刺来，竟愣在当场不知所措。幸亏王强眼疾手快，瞥见情况危急，来不及反应，直接起身撞了上去。女嫌疑人被撞倒地，伏在地上好久没缓过神，冯三石这才反应过来，给女嫌疑人戴上了手铐。
天热的厉害，那名女嫌疑人只穿了件吊带，冯三石没啥经验，见此情形，脸红到脖子根，仗着胳膊长，与女嫌疑人保持着一臂的距离，只用两根指头从身后勾着手铐的铁链。参与抓捕的其他刑警队员正忙着收集固定证据，谁也没注意到冯三石的看守姿势不规范。
在毒品的刺激下，女嫌疑人趁冯三石不备，忽然挣脱束缚，猛地冲向身旁的大衣柜镜子，由于吸毒而惨白的脸上瞬间扎满了玻璃碴子，染得鲜血淋漓——这是涉毒人员常用的自残手法，以逃避打击。
那个女嫌疑人绰号“喜妹”，30岁出头，刚染毒不久，经落实与贩毒案无关。由于喜妹只是吸毒，被处强制隔离戒毒2年，但强戒所看到她裹着纱布的脑袋，害怕担责，便没有收押，只能释放。
重获自由第二天，喜妹便带着年迈的家属直接跑到分局督查大队和纪委控诉冯三石“暴力执法”，要求赔偿，又过了几天，这女人不知从何处知道冯三石是文职辅警，便以没有执法权的名义向检察院举报，颇有不把他警服扒掉誓不罢休的意味。
于是冯三石刚当了不到一周的刑警，就被停了职，回家等待调查。
当年社会舆情对警察很不友好，如果“暴力执法”这事儿闹大，当天参与抓捕的刑警队员可能都要跟着吃瓜落挨处分。王强是火最大的那个，逢人便骂：“新来那‘灵缇’就是根儿纯铜的金条，当文职连个嫌疑人都看不住，谁要谁倒霉！当天要不是我撞倒那‘女料子鬼’（方言，吸毒人员），他就成烈士了！”
王强急了口不择言，忘了自己其实也是文职辅警，专业是“刑事现场勘查”。
当天参与抓捕的马副队长也生气，毕竟这案子是他和王强跟了快一个月的战果，眼看嫌疑人已全部抓获，只要顺着毒品来源这条线往上捋，肯定能破获个跨市的贩毒团伙。可涉案人员喜妹却因自残没办法拘押，肯定要和同伙通风报信，影响办案进度。
彼时正是公安厅组织“禁毒百日会战”的攻坚期，马副队眼瞅着到手的三等功没了，便在晨会向中队长提议：“领导，这文职能力不够，调派出所当片儿警去吧，别来刑警队添乱，就因为他，咱中队这禁毒会战第一名够呛能保住。”
我倒是对冯三石的印象不错，性格直爽，为人憨厚，便替这傻大个辩解了几句：“副队座，小冯上班第一天参与抓捕，给谁都不适应啊。”
马副队长却讲：“刑侦队，尤其是咱们刑警一中队，不是托儿所，没那个义务让他慢慢适应，看咱破案率高，就挤破头想进来，也不考虑自己的能力？刑警就是上手就能干，还得能干好，你和王强来的时候不都适应得挺快吗？无法适应就去窗口，或是去交警，也都不错，还没危险。”
此话一出，马副队却挨了指导员的骂：“老马，这次行动你带队，你在情况不清楚的时候就贸然实施抓捕，没考虑队伍里还有文职？人家一个月不到2000块的工资，干这种活儿，现在出事儿了，还让人家担责滚蛋？”
马副队长却反呛了回去：“指导员，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整个城南分局的办案单位，业务骨干不都是辅警？咱中队案子这么多，单位算上做饭阿姨，拢共才14个人，其中正式民警8个，里头还有不授衔的事业编和工勤，照你这么说，他们能不能参与抓捕？又要月月争第一，抓人的活儿都让咱这些行政干部做呗？直接猝死算球！”
其实战友们都知道，马副队是个好领导，前几天督察来询问“暴力执法”的事儿，他还主动揽责，并未说过冯三石的坏话。如今在会上如此愤怒的主要原因，主要还是气不过喜妹竟然敢来讹警察——主要还讹成功了，刑警一中队从办公经费里给这女料子鬼赔了4000块钱的“营养费”。
当年基层刑警中队每月只有2万元的固定预算，包含办案费、油料费、电费水费等所有花销，用完就没了，以至于中队长和指导员经常从破案奖中贴钱往里补。这笔给女料子鬼的“赔偿款”，大概是从伙食经费里出的——当月刑警一中队的食堂伙食标准直线下降，从三菜一汤改成了一天三顿白菜烩土豆，吃的这帮五大三粗的精锐刑警眼珠子都冒绿光。
不过，喜妹最后还是撤回了控告和投诉。
冯三石停职后不久，喜妹就收到了中队的“赔偿”，还签字表示接受和解。可就在第二天，喜妹就翻了脸，又带着爹妈拉着横幅站在刑警一中队小院门口继续“维权”。见此情形，指导员示意我把喜妹叫回办公室来谈。
一进门，指导员劈头就骂：“你一个料子鬼，还他娘的成精了？”
喜妹却指着自己的纱布脑袋，表示自己就是个行政违法，又不是贩毒，却被打成这样：“不就是欺负老百姓嘛！法理何在？人权何在？赔偿何在？”
我快被气笑了，指导员继续说：“行，那就鱼死网破，你继续去‘维权’，从今天开始，你的涉毒情况发给全市的派出所和治安队，以后不论你去哪儿，不管你在干啥，总有警察找你来做尿检。”
“你们这是滥用职权！”喜妹急了，因为常年吸毒变得惨白的脸竟然有了一丝血色，“外面那么多吸毒的不抓，你们为甚就盯上我了？我要去告你们！”
喜妹和普通的料子鬼不同，她文化程度不低，曾是铁路职工，后来被单位发现染毒开除了，现在没正经收入来源，估计也是第一次见刑警竟然这么“怂”，就想着讹点钱。当然，她肯定也想着借此机会变相威胁警察不要再查吸毒的事。
指导员一拍桌子，怒目圆睁：“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我们看在你受伤又没钱的份上给你些医药费，真以为你以自残妨害公务的事儿我们不追究了？”
这时王强推门进来，送上神助攻：“指导员，刚研判出来了，喜妹的弟弟可能受她影响，也吸毒，我现在带人去大学给她弟做个尿检？”
“别别别！”喜妹终于怂了，忙表示要和指导员单独谈一谈。
我和王强会意，出了办公室，站在小院里抽烟，我很惊讶地问，喜妹的弟弟竟然吸毒？王强解释，我瞎说的，喜妹的弟弟大概都不知道姐姐吸毒的事儿，纯就是想帮帮冯三石，以此为由“威胁”喜妹撤回控诉。毕竟，人家揣着人民公安的伟大理想来当文职，没几天就让料子鬼给搞停职了，这事儿要传出去，以后谁还肯来一中队当辅警？
过了足有1个小时，喜妹才从指导员办公室里出来，态度大变，不仅对着指导员千恩万谢，还顺脚跟我们打了个招呼才离开。再一问，喜妹竟然不仅真的撤回了所有控诉，还做答应做指导员的特情。
“我也给了喜妹承诺，尽最大努力帮着她戒毒。本来吸冰毒的瘾不算大，只要脱离毒圈就能戒掉，她给咱当特情，咱帮她把身边的料子鬼都抓完。”指导员还说，“检察院那边也搞定了，那次抓捕行动有3名行政编正式民警带文职执法，全程录音录像，符合公安部和公安厅的规定，咱也给了赔偿，这事儿过去了，让冯三石回来上班吧。”
回来上班的冯三石像变了个人，以前那个大大咧咧性格开朗的话痨小伙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沉默寡言、脸上常挂着失落的阴郁男人。
即使是这样，王强依旧口无遮拦，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你这能回来工作，全靠哥们儿，不然那女料子鬼能把这事儿捅到公安部去。所以你以后多学多看，别以为自己戴上大盖帽就真是个刑警。”
“王哥，谢谢你救我一命，大恩不言谢。”冯三石很阴沉，“我姨夫……徐局长，已经骂过我了。这事儿是我错了，我马上打报告申请调离。”
王强意识到自己话重了，忙摸出香烟贿赂：“别啊，弟儿，我开玩笑的。咱当警察的，被举报投诉，就证明你工作没干好，谁让咱是人民警察呢。”
冯三石把烟推开：“哥，我只是个辅警，不是人民警察。这次停职，我戒烟了，当辅警工资低，我还要生活，攒下烟钱可以买考公的辅导书。”
我安慰他说：“别调离了，只要肯花心思，你一定能当个好刑警，等将来考公上岸，绝对是新单位的业务骨干。”
其实战友们都能看出来，冯三石已经不愿意待在刑警一中队了，可也没申请调动。
接下来的日子里，冯三石认真学习，虚心求教，很快把警综平台、现勘系统等需要文职辅警“专属”的工作做得娴熟了，也逐渐显示出办案天赋——他有很强的逆向思维，特别喜欢诈骗和伪造证照票据这类“高智商犯罪案件”。在办案时，冯三石的条理之清晰，令指导员都佩服，不到半年就获得了“灵缇神探”这个略显滑稽的外号。
就这样，我和指导员还有冯三石搭档，一度成为刑警一中队破案率最高的探组，拿了好几次大队的嘉奖。只是“灵缇神探”对抓捕行动落下了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不敢参与抓捕行动，即使是参加，也是小心谨慎，生怕嫌疑人出点什么问题，每次把嫌疑人抓回单位，冯三石递烟倒水沏茶，只要需求不过分，都尽力满足。有好几次熬夜看守嫌疑人，冯三石愣是让嫌疑人睡在讯问室的床上，自己则用凉席打个地铺凑合。
时间久了，王强看不过去，向我吐槽道：“灵缇神探同志抓的是嫌疑人，还是给自己抓回个亲爷爷？大头，咱可是刑警，你们探组能不能注意点身份？”
我反驳：“确实，我们组对嫌疑人比较和蔼可亲，但这招管用啊，冯三石唱红脸，我和指导员唱白脸，双管齐下，嫌疑人就竹筒倒豆子，都交代了，你们倒是‘心狠手辣’，审个盗窃案都能问8小时。”
王强不屑一顾：“嘁——你们办的是啥案？你们抓那嫌疑人都嘴软，我们探组办的可都是暴力犯罪，嫌疑人能好好交代才有鬼。”
话虽这么说，毕竟冯三石的刑侦能力在这摆着，王强其实打心里已经接受这个战友了，好多次趁休息，他都邀请冯三石聚餐喝酒，可冯三石都以备战省考为由拒绝了——实际上，自从冯三石停职回来，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案子里，根本没见他学习过。他从不参加中队的任何活动，甚至都很少和同事交流案子以外的事儿，但私下里依旧一直管我叫“师父”。
2017年末，我调动单位，冯三石主动订了餐馆组织欢送会。
那天，他破天荒喝了点酒，话也多了，跟我诉苦，说自己是贫困县农村出身，家里并不富裕，爸爸在县城搞了个小施工队，挣不了多少钱，所以每天都盼着儿子能“转正”成为正式民警，可儿子刚上岸“文职”，工作没几天就被停职回了家。那几天，他的脑袋都被父母骂肿了。他如今也快30岁了，想着辞职多挣点钱，但父母坚决不同意，非让他在“体制内”好好干，然后再找个女朋友结婚生娃。
我为了给他鼓气，也透露了些道听途说来的消息：“辅警转公务员绝无可能，不过邻近几个市都在进行辅警改革，薪资待遇参照事业编制，优秀辅警还能直接给事业编。我在市局政治处有个哥们儿，他说咱们市辅警马上也要改，就你的能力，混个事业编不成问题。”
冯三石苦笑，说自己也舍不得辞职，他确实喜欢当警察，但他现在有对象了，隔壁师范大学今年毕业的大学生，本来说好毕业就结婚，就现在这工资水平，很难养家啊。
我惊了，骂他找对象这么大事儿都不跟战友吱一声，寒心了。说到这，冯三石终于露出他那标志性的憨笑，摸出手机给我看照片——小姑娘身材高挑，容貌端正，年初放寒假前去凯德商场，手机被扒窃了，来报案时两人认识的。
“嘿嘿嘿，最后手机没找回来，还搭进去个人。”
刑警一中队有个优良传统，每个季度发给探组集体的破案奖和网逃奖金，都会向收入低的辅警倾斜，自从得知冯三石谈恋爱后，指导员干脆把自己的破案奖和网逃奖全部留给他，让他在女友前能“体面一些”。
不过，这些钱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虽然有难处，但冯三石依旧是个廉洁奉公的好警察。2018年初春，探组侦办了一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收赃），犯罪嫌疑人家属得知冯三石负责做案卷，便包了个厚厚的大红包过来，想让他少统计些赃物数量，以求轻判。冯三石一边怒骂，一边顺着大门把红包狠狠摔到了门外的小院里。塞北小城春风凛冽，红包封皮被摔碎，好几万大钞随风在院里乱飞，颇具戏剧性。嫌疑人家属很狼狈地满院把钱捡完，临走时还恶狠狠地警告冯三石：“你个协警，老子有的是招治你！”
果不其然，第二天，分局督察和纪委就同时接到匿名举报，说冯三石没有执法权，还违规办案，收受贿赂。纪委工作人员来到一中队简单调查，就明白这是嫌疑人家属的打击报复诬告陷害，冯三石表示无所谓，但一中队的战友们都不干了，纷纷表示，既然纪委没查出结果，就别怪刑警队员们给举报人一个结果了。
指导员带着新搭档老于直接向纪委申诉，王强和马队长则跑到督察大队报案说被诬告陷害，吓得嫌疑人家属亲自来一中队登门道歉，这事儿才算过去。
也是在2018年春天，冯三石突然联系我，说买房首付还差些，想借点钱，等夏天结婚后收了礼金就能归还。听到他要结婚，我很高兴，但也很愧疚——自己手上能拿出的钱只有2万块钱，便立即用支付宝转过去，还建议他跟中队其他战友借一下，凑个7、8万应该不难。
冯三石却表示算了，说从指导员手里还借来5万，剩下的首付款用信用卡能顶上，就不跟王强马队开这个口了。我转开话题闲聊，才知道原来冯三石的女朋友大学毕业小一年了，见他还没兑现承诺，现在威胁他，如果今年不买房结婚，那就分手。逼到这份上，冯三石才向我和指导员借了钱。
我宽慰他，说结了婚就稳定了，分局那边辅警改革马上也要开始，以后的工资养家糊口肯定没问题。
冯三石却特别失落：“哥，你不知道？现在分局都在传，辅警要改成第三方劳务派遣，就和在派出所干活儿的那些外包保安一样，连辅警身份都没，越改越差，等结完婚，我就辞职跟亲爹干工程去！当文职这么多年，我也算对得起心里的警察梦了。”
冯三石的婚期还是定了，婚礼在近郊的一个小酒店里办的，邀请的人不多，整个仪式略显寒酸。一中队的战友们却很高兴，酒席才吃到一半，王强就抱着马桶吐了3次了，他从卫生间回来，拉着新郎的手流泪抹鼻涕；马副队和老周也喝得七荤八素，哥俩从《父亲草原的母亲的河》唱到《鸿雁》，最终演变成战友们抱成一团哭着唱《少年壮志不言愁》，鬼哭狼嚎；再后来，我就断片了，第二天头痛欲裂，睁眼就看到冯三石的巨幅结婚照，照片里的冯三石穿着借来略显肥大的民警常服，戴着一级警司衔，侧身搂着媳妇，笑容甜蜜——不知为何，我竟然睡在冯三石的婚床上，我赶忙捅醒身边鼾声如雷的王强——太丢人了。
我们哥俩人穿好衣服下楼——这是间二层小公寓，被布置得温馨舒适——新娘子正在一楼收拾昨晚的狼藉。
“人民警察的形象呦，喝起酒来就不管不顾了。”美丽高挑的新娘挂着黑眼圈，指着地板上睡成死猪的丈夫，略有嗔怒，“要不是有指导员帮忙，就你们这几个壮汉，我可照顾不过来。”
原来昨晚宴席结束，喝多了的我不知死活第要去冯三石家里闹洞房，王强也不靠谱，非要跟着一起来。只有指导员没喝酒，拗不过我们，便和新娘子把我们这些醉汉送到家里，然后就回中队带班去了。
新娘子把落地窗的电动窗帘按开，天已大亮，又俯身从电视柜的抽屉中拿出两摞提前准备好、叠得整整齐齐两摞人民币给我：“喏，老冯昨天喝的那么醉，还嘱咐从礼金里拿2万出来还给你。”
我不好意思，说这钱又不着急还。新娘还是把钱塞进我怀里，解释说这是冯三石专门嘱咐过的事，战友的钱坚决不能欠。王强懵了，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质问：“‘灵缇神探’缺钱为啥不跟我借？”
我揣着人民币，吐了下舌头，不知该咋说。
2018年末，城南分局对刑侦大队进行改革，准备取消基层责任区刑警中队，转而成立扫黑、反诈、重案、侵财等专业刑侦中队，人员分流到各专业队当业务骨干。前期刑警一中队的主官先行调离——说是调离，其实都是升官，中队长成了网安大队长，指导员则升为城南刑警大队的副队，剩下的队员也都明白：那个曾在全市公安系统里显赫一时的城南刑警一中队，即将要消失了。
去分局任职前，指导员组织一中队的战友聚餐，还把我这种已经调离的队员也都叫了回来。
滴酒不沾的指导员这次特意倒了点，起身说：“我21岁警校毕业就分配到城南刑警大队工作，除了在五中队当过几年副队外，把小半辈子都留在了刑警一中队，亲眼看着这个不起眼的小单位逐渐凝聚起来，变成全市风气最好、业务能力最强的基层侦查中队。如今一中队即将撤销建制，算是归回刑警大队，战友们也都还在，可不知为什么，还是觉得伤感。”
指导员把酒喝完，又倒了一杯：“咱一中队的战友们甭管去哪儿，都要记得这些一起过命的兄弟，哪怕是辞去公职，脱掉警服，也要把在城南刑警一中队当过侦查员的经历烙在心里，铭记骄傲。”
其实指导员最后那句是说给我和冯三石听的，他知道我俩都打算辞职——我那时候已经开始备战司法考试，准备脱下警服当律师。
身旁的其他战友也都举起酒杯，互相祝福，有人面容如铁，有人眼眶发潮，只有冯三石，依旧是那张平静的厌世脸，不说一个字，默默把杯子里的代酒的茶水喝光了。
那次聚会过去没多久，2019年初春的一个周五早上，我正在图书馆自习，突然接到王强的微信，内容言简意赅：“冯三石出事了，不方便接电话，速回中队。”
我以为冯三石是在抓捕过程中受了伤，可仔细一琢磨，负伤不应该去医院吗？回中队干啥？
我匆忙驾车赶回刑警一中队，刚进小院门，就见做饭阿姨隔着餐厅玻璃招手：“大头！快来快来！”
餐厅里烟雾缭绕，王强、马队、周哥和新来的冯三石徒弟小孙都在。
我有点懵：“强儿你干啥呢不接电话？”
王强答解释，刚和纪委斗智斗勇呢，不方便接。
马队忙起身把门关紧，立刻问：“大头，你跟他关系最好，他最近有啥异常？”
我奇怪，也没啥异常啊。不过我那段时间一直忙着备战司法考试和谈恋爱，也没跟冯三石联系：“他人呢？”
周哥抽着烟，长叹一声：“唉……犯错误了，低级错误，在办案区讯问室里关着呢，纪委和新来的中队长看着。”
我有些恼，毕竟刑警队又不是军队，咋还带关禁闭的？
马队长确实急了：“犯罪了，盗窃！”
王强解释，年初，冯三石和马队、周哥搭档，侦破捣毁了一个涉黑团伙。就在今儿上午，周哥值班时接到指挥中心下派的一个很奇怪的警情：报警人说他丈夫被拘押在看守所，个人物品在城南刑警一中队扣押着，但信用卡却被盗刷了2万3，按照属地划分，这个警情又被下派回了刑警一中队。与此同时，分局纪委的电话也打到中队长办公室，说接到实名举报，一中队的侦查员冯三石贪污涉案嫌疑人的钱款。
等周哥和马队反应过来，赶忙找冯三石询问，他没有丝毫隐瞒，立刻承认了，说自己去年为了结婚买房，信用卡欠了好几万，已经逾期，靠着当文职这略显微薄的工资肯定还不上了，就突发奇想，在2018年初从周哥抽屉里偷走了涉黑头目的手机和信用卡，转走了2万2千多块钱，他原打算有钱了就给还上，可最后还是没还上，也逾期了。
很快，涉黑团伙头目的妻子就气势汹汹地找来，说银行工作人员上门催收，她才知道丈夫的信用卡被盗刷了，顺着催收人员的账单一看，上面明确显示，这笔钱是在丈夫已经被关在看守所时刷走的，转到了户主名为“冯三石”的银行账户里。对方说，丈夫犯罪接受制裁，如今警察把丈夫信用卡的钱转走，也该受制裁吧？
新来的中队长这才反应过来是咋回事，直接表示：“执法犯法，罪加一等！这种灰个泡（方言，坏种）就是警队之耻，直接法办。”说完，中队长就通知了分局纪委，让冯三石等待处理。
下午4点多，笔录做完，老周和马队带着冯三石从办案区走出来，四中队的副队长已经带人在小院里已经等待许久，见嫌疑人出来，有两个年轻刑警立刻摸出手铐要给冯三石戴上。
“你们要干啥？”王强冲过去把冯三石的袖筒撸起来，“他也是个警察！抓捕时被嫌疑人捅伤的疤还在呢，一点面子都不留吗？”
四中队副队长赶忙解释：“这俩小同志都是今年新考来的，不认识他……还愣着干啥，手铐收起来，自己人还怕跑了咋的？”
两个年轻刑警把手铐装回包里，可眼神里还是透着警惕，一左一右押着冯三石的胳膊走出小院，把他关在警车后面的笼子里。被押走时，冯三石只是全程冲这边看着，没说一句话。
后来我才知道，出于回避原则，警务人员犯罪的案子要移交给别的分局刑警大队侦办，但城南分局的刑警大队长——也就是原一中队的指导员——建议，冯三石没有编制，只是个辅警而已，不会“干涉司法公正”，他的案子让城南刑警办就行了，所以，冯三石才会被“无人认识”的四中队民警带走。
当然我们心里明白，指导员这是想让“自己人”把冯三石送进看守所，好歹给一中队留些脸面。
冯三石当晚就因“涉嫌盗窃罪数额较大”，被依法刑事拘留。
2019年6月，城南区人民法院进行如下判决：被告人冯三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刷他人信用卡金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鉴于被告人案发后主动找到单位小组干警如实交代犯罪事实，符合自首的构成要件，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且家属已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确有悔罪表现，酌情可以对其从轻处罚，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大概冯三石也是“老刑警”了，心知自己这事儿已经没有回旋余地，所以案发当天，马队长来问，他就主动说了全部犯罪事实，没有任何隐瞒，算是“救了”自己。毕竟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只要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司法机关的传唤、讯问或者尚未采取强制措施之前，能主动向司法机关说明情况，能够主动接受审查和追诉，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罪行，就可以认定为投案自首。
也正因为冯三石符合投案自首的条件，获得缓刑，当庭释放。自此，他人便消失了。
当年年末，疫情突至，基层中队撤销暂缓，刑警们都投入到防控一线，忙起来了，也没人再提冯三石这事儿。2020年中旬，刑警一中队建制正式取消，得知消息的当天，我特地按照指导员的建议跑回来拍照留念，打了一圈电话，却没人愿意来。
2021年国庆，我办婚礼，邀请了所有原一中队的战友。王强还问我：“你和他关系最好，他竟然真没来？”我解释，冯三石手机换号了，微信不回，联系不上。
战友们议论纷纷，有人说见某个大酒店的保安队长像冯三石，有人说他好像在给哪个国企领导当司机，还有个版本更邪乎，说他在看守所认识了某个大佬，还“因祸得福”出去后进了大厂……直到最后，王强才借着酒劲儿说，2020年夏天，他办案时碰上了在工地打灰的冯三石，整个人站在泥浆里，像个落魄的农民工。王强当时与他简单聊了几句，冯三石说，自从自己犯罪后，父母嫌弃他，新婚妻子也跑了，房子因为还不上贷款被收走拍卖。他彻底一无所有了。
“他说不想和任何一中队的人联系，”王强特地对我说道，“尤其不想让你知道他的近况，嫌丢人。”
马队长喝了酒，话多：“嫌丢人，就别干这种事！贪小钱吃大亏。判决下来没多久，全市辅警就改革了，除了没有住房公积金，所有待遇参照事业编制，依照以往工作成绩和学历评职级，还有晋升空间，就像王强，评上个‘工匠型警务辅助人员’，现在是四级警辅长，每个月小5千的工资……但凡肯忍耐一段时间，等改革后，他的职级和收入不会低，也不会因为区区2万块进去，给警服抹黑……”
已是副局长的指导员突然插话：“冯三石在一中队待了这么久，只有刑警的皮，却没长出刑警的骨头，面对比普通人多的诱惑，他最终还是没忍住。”
（文中人物为化名）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4-7 10:4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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