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长文，旁观者对六四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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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快递 : 【华夏文摘】 野性：那年那月那天，我见我闻我思（cm0906a）


　　　　　　　　　　　　　　　　　　　　　　　　　　　　　·野　性·

　　（一）“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说来惭愧，我不是十七年前那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而是个冷眼旁观者。客观原因之一是我那时已不是学生而是教师，之二是那些天正忙于准备两个学术会议的发言。主观原因是不抱希望。也曾被胡耀邦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决议激动过。记得学“两个文明建设”决议是单位政治学习中最愉快的一次，以为我党复兴了，我国有希望了，结果最终还是决议搁置，人下台。现在人都死了，更绝望。我的漠不关心，受到妻子的批评。她当时是协和医大在读研究生，她那里离广场近，天天带新闻给我。她参加了赵紫阳讲话后的最大游行后，回来说规模空前，场面激动，你没去太遗憾，这将是你个人历史不可弥补的空白了。我这时也得空了，决定第二天去看看。那已是“５－１９”，赵紫阳最后见学生的那天了。我骑车去广场，路过北新桥一家小店，看到电视里正播着那镜头，但把它当作是例行作秀的，没太在意。到了长安街大约十一点多，记不得把车扔在哪了，反正不用担心车被偷，那些天小偷暂停作业，不干扰运动，盗亦有道。我沿长安街步行往广场，边走边看。这天的游行规模并不大，但也还很热闹。游行队伍中大学生不多，到是中小学生为多，还有工人。这给我一种一轰而起赶时髦的感觉。中小学生出来，显然是校领导在前两天赵紫阳讲话后误判形势，不甘落后组织的。看到一大客车拉一车工人，有一人探出车窗，手里持一小棍，上吊一小墨瓶，指着说，“瞧，有多黑！”这给我的印象也不好，一是文革遗风，二是学生苦心经营的和平请愿文明示威的气氛被破坏，极易激怒老邓。

　　来到广场，远远看到静坐的学生成片成堆，有标语校旗。不禁想起老毛诗词：“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真有点共工以头撞不周山的味道。但我不信他们能撞得天塌地陷，连他们自己也不信，也没这打算。在天安门西侧，碰到一头箍白布条的男学生在给几个中年女市民演说性地交谈。大意是说我们的目的是拥护和推动共产主义改革，不是推翻它。一位女性问为什么，这位学生又解释一通。让我觉得同学们真是既天真善良，又幼稚可笑。

　　我穿过街到大会堂北侧，看了些小字报，内容大抵平时听到过故印象不深。只记得刚贴出的一张大字报，警告人们见好就收，小心军管。这实际是用心良苦地泄露了戒严消息，可人们却认为是别有用心的恐吓，没人在意，我也这样认为。我的看法是秋后软算账是必然的，但动用军队镇压还看不出必要。除了长安街的交通问题，社会秩序未乱，且共产党一向看不起秀才造反，软办法整秀才有的是套路。到广场中心看到各校静坐学生并不太多，尤其外地学校，守摊子的没几人，轮换着游览北京名胜去了。看来学生方面已是强弩之末，拖几天就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天的戒严令又拉开了新的一幕。

　　第二天上班就听说戒严了，解放军子夜进城，可颇富戏剧性的是，由东边进城的戒严部队竟被几个半夜睡不着觉闲溜达的老头老太太挡了回去。我觉得这象开玩笑。既然戒严那就说一不二，怎么能被挡会去。大家说是人民子弟兵不会打人民。也有不信的。正说着听外面喊：戒严部队来了，挡军车去。大家就都跑出去看。

　　我所在的学院在北三环边，和平里北口。出去一看，真的。一溜军车从西开来，已被人们围住停在十字路口。据说是要从这里进城。车里都是士兵，也不下车。人们在下面做思想工作，还有递烟递水的。士兵不说话。吉普车里下来个官，表态人民子弟兵爱人民云云，博得喝彩声。后来可能是请示了上边，就掉头回去了。人们一片欢呼。

　　这种戒严法一方面激怒了人，一方面又误导人，认为是作样子，不可怕，从而引发新一波抗议。民主女神像就是戒严后才搞出来的。另一传言就是上层分化，军队来防政变而不是对付学生。这就更让人们不相信会出现流血事件。不过我也看到大批外地学生匆匆回去。２７日晚，我踏上开往合肥的列车去黄山出席中国睡眠学会主办的首届睡眠研究会。该次列车有两车节厢专供学生返校。我看到车厢挤得满满当当，连行李架上都上人了。

　　我在黄山开了一周神仙会，一点外界消息没有，但没消息还算好消息。在踏上回京的列车时，心里非常惦记北京的形势和妻子的安危，她是个单纯而情绪化的人，不定干出什么来。

　　在车上，对座是一中国科技大学的青年教师，与我议论了一路事态的发展方向。我说快要动手了。他不信，坚持认为调军队是内斗而不是对付学生。我也不知为什么就世人（主要是年轻人）皆醉我独醒地诸葛亮了一回，坚持大抓捕在即（不过还是没想到开枪开炮开坦克）。他问我凭什么这么说。我说内斗不需要戒严令，悄悄调军就行。党教育了我们这么多年，你就这么不了解我们党？我不得不给他复述党史，讲阶级斗争。他笑我，说时代不同了。老蒋那时也不过高压水龙头，如今也不过摧泪弹什么的，老邓也不是老毛。我说正因为是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有时就事论事得过且过，驱散了之。正因为是老邓，有魏京生事件和取消大字报为证可以推测老邓戒严不是玩。要是老毛到没准到天安门大手一挥：小将们辛苦了，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坚决惩治腐败分子，但是，要复课闹革命！于是在万岁声中一哄而散。可老邓不玩这个，也不善于玩这个。

　　我的判断在下车后看到出站口已经有持枪军人把守而又加强了一步，说明这几天军队在着手于接管各要害部门。随后，接我的妻子说，下午新华门缴获一车武器。我不由地啊了一声：上当了，那是送来的。妻说，都交公安局了。我说，好，聪明。但这更使我相信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两天的事了，借口安排好了就动手。没想到就在当晚。

　　（二）“民不畏死，耐何以死惧之”

　　六三黄昏，实际有不少人感觉到要出事了。听说广场呼吁晚上多去人，以免不测。

　　我看到附近学院学生在陆续去广场，就想起四五事件：四人帮用工人民兵的大棒镇压悼周拥邓集会，我仿佛看到历史悲剧已经重演，不由悲从中来，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如此不幸啊！镇压后的政治文化生活要多少年才能再缓过劲来？我一激动，写了封短信让去广场的学生带给广场指挥部。信的大意是，这次运动已经取得巨大胜利，不可能再大了。再下去就是无谓牺牲。或许这牺牲不无历史意义，但生命与火种，及保持目前取得的这种形势更重要，民主的进程不是一两天的事，不是敢于献身就能成的。在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中，道德优先，你们没有义务为整个民族毁掉自己的生命。立即以胜利者的心情与姿态撤离……我署名一个关心你们的教师。送了这封信我觉得心里有一丝安慰。累了一路，而且明天要去另一回议，晚饭后就睡了。后半夜，我被一阵辟辟啪啪声惊醒，第一印象是炒豆子，酷似儿时家乡大锅里炒豆子的爆裂声。意识一清醒，马上想到是枪声。我一咕噜爬起，推一把妻子，不好，打枪呐！

　　当时大约是凌晨三四点左右。我与妻子迅速起床，出门首先上楼顶。从我们临街的四层楼顶往和平街北口十字路口看（约百十米距离），那里还像以前堵军车的夜晚一样人多（戒严后每晚都有人通宵聚集防军车由此入城）。楼顶没几个人，有人说这枪炮声是十八军与二十七军打起来了，在争夺南苑机场。我两又速速下楼跑向和平街北口十字路口。

　　到路口一看，有大约一到两个排的士兵围圈抱枪坐在当街。人们说什么的都有。大声骂的，小声聊的。里圈的主要在作士兵的思想工作。官兵们则一再表态，我们永远与和平里人民站在一起。给士兵递烟递水的有，但数量及其有限。兵们冷缩的样子让妻子一激动，拉我回家，烧了一壶水，把半袋糖都倒进去，又命我拿烟。我把从老爸那里抄来的一条预备待客（我不抽烟）的烟都拿上。送去后又博得人群的叫好与掌声及官兵的感谢与进一步的表态。

　　我从官兵的表情中看到似乎他们很有点胆怯的样子，一点不自信不勇武，有点不解。事后听说这些兵的任务是防止人们增援广场，并未发给子弹。难怪心里发虚。而十年后在国外碰到一位当时在协和医院神经科进修的福建某医院的大夫告诉我的另一惊人事实，才真真解开这些士兵胆却的心理原因。这位大夫告诉我，他那晚在医院帮忙救治伤员，包括解放军伤员。伤兵告诉他，自己和战友们刚调进京，立即接到死命令：三人一组，务于晚１０点（？我记不清了）在天安门集合，迟到者按违令处理。

　　发给的装备是军用夸包一个，内装北京地图一张，饼干一包，矿泉水一瓶。从未来过京城的战士也不会用这地图，就向人打听天安门怎么走。老百姓一听去天安门自然围着不让走，而身负军令的战士又急于执行命令硬走，冲突不可避免，能不打起来？大夫说，然而这就是策划者要的结局。随行的便衣拍下这些军人流血镜头，并立即发给待命执行晚上突击的连队。突击队被告知，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我们的战友已遇难，有照片为证。原来如此。我一直不信传言说士兵开枪是被注射了兴奋剂的说法，认为是多数农村小兵盲从，没想到有这妙法。可能因数日来进城士兵每被软化，城市兵有临阵脱逃（我一朋友的朋友在南京训练，进京令一到，知是不妙，让家里速发电报称母病。因与指导员关系不错，竟准了），士气不振。用此法激起士兵的报复心理，看来是实现了，事后的宣传更利用之作足文章，特别是崇文门被烧死的那位，单车小股戴着武器硬撞，被夺时开枪激怒人群，被推下天桥后又被烧死，看来也是同类死命令的安排，为激发西边真正的清场部队的士气而推出的过河卒。可怜他到死不明白谁是真凶。

　　大概５点左右，一辆救护车从南边驰来，到路口用喇叭喊道：请让我们过去，我们是协和医院的，来中日友好医院接大夫，我们的外科大夫不够用，我们的外科大夫不够用，请让我们过去。人们迅速让开，接着是沉重叹息和议论。毕竟这里的人们没有见到流血事件，兵们又不停地表态，直到天亮未发生冲突。

　　六四到底死多少人，一直是个谜。协和外科大夫不够用说明不是偶然伤亡，而是大开杀戒。我的这位当时在协和进修的朋友说，来协和治伤的士兵有二三十号，是二十九军的。西边进军的是四十一军，刚从老山前线下来。那个晚上一辈子忘不了。急诊室的血怕有一寸厚，没了手术室拖鞋的底。死的学生堆在哪里，也有二三十号。从陆续来的伤员看，枪口有个由低到高的过程，先是腿脚伤，后是腰腹，然后头胸。在协和第一个死去的学生是印刷学院的，抢救时只见鼻子出血不见它伤，后发现子弹是由鼻子进入由后颅穿出，头发一遮，不易看到。子弹的性质也是有橡皮的有真的。一女性被橡皮弹打中乳房，整个一青黑，当时痛晕。据说李鹏后来曾说，六四死人是因为橡皮弹不够用。但这橡皮弹又一次误导人们不怕死地拦截。有人中了真弹，别人还说是橡皮弹，不怕，接着上。这情形与我俩天后在校园里碰到的一位骑车人的说法一致。那小伙子是个有心人，他说他骑车各处看看各校情况。问我校伤亡情况。我当时不知，没听说有伤亡（后来证实死一男生）。他又通报了其它消息，说死人主要在复兴门一带军队开进受阻过程中，而且市民为多，人们也不怕死似的。枪有往天打的，也有往地打的，也有照人打的。一排枪响，大家爬下，抢声一停又爬起来喊骂对抗，或是愤怒追打。有人倒下不起，急救送医院，其余还上。我听着很感动，直如古人言，“民不畏死，耐何以死惧之”！

　　和平里的六四夜还算温和而过，没想到六五夜却有一场小战斗。

　　六五白天，我不听妻子劝阻，执意骑车（交通瘫痪，想坐车也没有）沿三环路去昆仑饭店参加由国内发起组织的第一界国际脑电诱发电学术会。我与大会组织者平时有些学术交往，不去对不起人。另外，我知道，当时坐诱发电研究第一把交椅的一比利时教授应邀前来，不愿失去见识一下的机会。一路上到也平静。无多少行人车辆，也无大兵。

　　人都来了会议照常举行，但人心惶惶。老外不多，比利时教授与夫人上午露一面，午饭没吃就走了。据说已由饭店搬到使馆，并将尽快离京。会议决定缩为一天，匆匆结束，让外地来的速离。

　　我回来后，看到我们的十字路口被几辆公共汽车围圈，上有标语。大抵是血债血还一类。最醒目的是西南角一楼上一行大字：绞死李鹏。入夜仍有人聚在那里。晚上看新闻联播，杜宪身着黑衣哭丧着脸播了天安门平暴成功云云，与前些天播广场新闻的兴高彩烈的样子形成鲜明对照。大家议论的是凌晨对外广播电台一男播音员居然大胆向全世界发布：请记住今天，中国政府开枪镇压和平请愿学生。杜宪与这位我不知名播音员最终都挨整了。这两小人物与拦坦克的那位一样勇敢，注定会作为民心的代表载入史册。

　　凌晨五点多，我再次被枪声惊醒。这次是呼啸声，就在头顶飞过的那种。揉揉眼，天已麻麻亮。起来还是上楼顶。人很多。原来是戒严部队扫荡十字路口的集会者，似乎是以一网打尽的架势。事后知道，离十字路口５０－１００米的东南西北四条路被封。

　　附近的居民楼被警戒。马路两边树丛后伏着士兵，枪口对对面居民楼的窗户，有开灯的就喊不许开灯，关迟了就挨枪打。听说中日医院收了化工研究院一退休老干部被窗外射进的子弹由天花版弹下而伤。因戒严部队久围不散，家人不刚出来送医院，待天大亮戒严部队撤后送医院已失血过多而亡或是差点而亡记不清了。这次行动据说抓了十几人（记得后来北京日报也当战果报告）。我们的楼远一些在包围圈外。

　　当时居高临下只见在我校门附近马路上伏着一个班的样子，架一机枪，封了这边的路。马路对面是化工研究院的高层宿舍。只听那院里有手提喇叭喊话声：居民们，我们是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只抓暴徒，请把逃入楼里的暴徒交出来，不然我们就冲进去搜查了。反复喊了多遍。最后冲进去搜查了没有，不得而知。

　　让人不能理解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一位骑车人由东驶来，紧接着一辆卡车驶来，显然不知前面的情形。我们看到了，立即喊：别过来！回去！戒严部队！开始没反应。好在是上坡，车速慢。后来我们统一发声，终于骑车人反应过来，掉头就跑。

　　卡车却未停。只听哒哒哒，一梭子打过来，卡车玻璃穿了洞。人们惊叫一声，完了！

　　没想到司机命大，两分钟后开门出来，赶紧往东逃了。我们一阵欢呼，一阵惊叹。

　　类似情景也一定发生在南面的路上，因事后看到那边一卡车停了好几天，车边有血。

　　如果说六四进军广场受阻而开枪还可以用妨碍公务为理由，那这次抓捕中滥开枪就莫明其妙了。起码你该拉个不得逾越的警戒线。不教而诛太过份了。

　　很多人不信六四后三天仍有枪击事件发生，不睹此事，我也不信。似乎戒严部队认为北京全城暴动了，人人可能进攻戒严部队，心里以全市人民为假想敌。从和平里这场抓捕看，戒严部队是当一场战争来打的，根本不象在城市戒严。直到七月以后，一切稳定，我在前门大街看到一辆军车开过，车上的军人仍平端着枪甚至朝下指着路人，让人不寒而栗。文革时解放军制止武斗时也没这样。

　　（三）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大数定理

　　六四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特大事件。对峙双方都无愧与“壮举”这顶桂冠。学生与市民的参与规模超过当年的五四，和７５年的４６。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政府如此规模的调兵遣将平暴也是空前的。六四枪声震惊了全世界。但与我，真正震撼心灵的是六四以后的见闻。

　　首先，我吃惊官方事后的宽容（当然是外松内紧），至少北京没有象以往政治运动那样扩大化借机整人报功（据闻外地有）。相反，各单位领导尽力保护自己单位的人。个中原因，一是当时那个气氛，谁敢犯众怒，那会被单位人骂死。那些天人们议论起来，除了骂就是骂，也不避嫌。二是赵紫阳讲话后，很多单位领导误判，不同程度地卷入。谁整谁呀。这也是民意的另一种表现。杜宪要是转弯子早点也就算了。据说她拗着不检讨，天天一袭皂衣，满脸丧气。后来是上边点了名，央视领导也保不了她，只好下岗。我当时恰值祖父去世，回乡奔丧一周，错过了单位的学习反省过程。回来后要补写个说明与认识。就是强迫表态，交待自己这个月的行为和对“平暴”的认识。我不知该写什么，室头儿拿一份样本叫我参考，并说不该说的别乱说，是暗示我别说去过广场之类话。我其实心里本来也不支持后来学生的僵持直到激化到流血，也没参加过游行，好交代。但我看样本上那些文革式语言表示拥护“平暴” 的话还是很不舒服，就笑了问，这谁写的，这啥意思？旁边有位居然插嘴道，就是说是顺奸不是强奸。我基本照抄了事。当时上边的方针明显是要淡化事件，稳定民心。人们说老邓上了陈希同李鹏的当，似有悔意。根据后来先党内后党外传达的文件，听话听音，我觉得老邓与老毛得区别在经济方针上而不在政治上。他与老毛一样敢动大批人命。他不是悔流血，而是事后发现对局势的严重程度高估了，杀鸡用了牛刀（比毛底了一筹，沉不住气），但认为这次不解决迟早还要发生，早解决更好，趁我和老同志还在（镇得住），牺牲一批，换二十年稳定（太子们一定感恩老爷子英明。试想要发生在近年，怕真镇不住，当时就有三十八军军长抗命，与七帅上书。而近年则下层军官闹军队国有化，不愿涉入内政）。这话我在当时不信，老邓你能活几年，能预料你死后的事？矛盾激化到这种地步，特别是紧接东欧巨变，觉得世界潮流不可阻挡，十年之后中国政治转型应该是顺理成章。然而，十年后，我却给这个预测又加了一倍——４０年。我自己与朋友私下议论时，提出个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大数定理。

　　这个大数定理其实不是我的，而是忽然明白了“大人物”的话要认真对待。一直纳闷老邓在搞农村土地承包时说“五十年不变”；又在谈香港政策时说“五十年不变”。觉得能预测社会变化五十年，真神，我不信。随着年令的增长，当我把西方人对红色政权的和平演变发生在第三第四代身上的预测与老邓的声明联系起来时，才领悟什么叫时代变化。时代变化不是时装变化。时代变化以“代”记时！东欧巨变应验了西方政治家的预言。而我们还在第一代半时就想实现民主政治，为时尚早。当时我们还在赫鲁晓夫时代。党内对前期高压的反弹，让热血青年以为一切都该旧貌换新颜了。其实，赫鲁晓夫纠正了前面的错误，缓和了矛盾，随之迩来的是王朝的中兴期，而不是改朝换代。历史有它自己的规律，它不是不服从道德律，而是有一两代的滞后期。就是说，当代人认为这事不合理了，但无法改变，要等后代去完成（刘少奇的农村政策要等邓小平时代搞，赵紫阳的初级市场经济策划要等朱熔基时代搞。胡耀帮的政改思路不知何时搞）。历史有点残酷。

　　那末，怎么计算一代的时间。一代不是一任领导，如果不是终身制。之所以按代记，是因为每代人的价值观不同。传统的代以三十年计。现代社会思想观念变化快，传播交流速度快，所谓代沟时差缩短了，一代也要２０年，不少于１５年吧。如此算来，若和平演变发生在第三第四代，也就是说红旗可以打６０－８０年。苏联打了７０年（１９２２—１９９１）。中国也逃不出这个大数定理。明确提出“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是赫鲁晓夫后的第四任（近３０年后）。中国的现代化政治，怕也要到老邓后第四任开启，如果正常的话。以目前中国新生代青年的政治观念概貌看，我觉得还要悲观点。另有朝鲜为例，第二代还没结束。小时看古书中说某王朝“天数已尽，气数未尽”，以为迷信。其实是指民心已失，但仍有力量维持。

　　我一直是个不关心政治的人。六四后才开始思考所谓的国家大事。六四后的见闻让我吃惊这个民族的复杂性，特别是出国后的见闻。

　　六四后不久，我去一商店，偶然听到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售货员于柜台外比她大几岁的男人聊六四。她说，“谁上台又怎么样”？我以为是议论赵和江的上下，可我吃惊地听到的是：“学生上台就会好点？！”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民间有人真的以为学运是夺权上台。这可是在北京，以她这样的年龄，又在北京亲眼目睹当时的情景气氛，应该清楚，学生们之所以请愿就是因为对党还抱有希望，希望党能加速民主法制这个近年来党一直自己在高喊的口号。学生们什么时候有过上台的口号和上台的组织准备？连对王丹的反革命罪的判决书里也没这一条。官方也只是说闹下去要被敌对势力利用了。而不知何时起，海外一些反思文章也把学运与暴力革命划了等号。本来这次学运最可贵之处就是脱离了暴力革命和文革“造反”的模式，高扬和平请愿宗旨，学生的请愿是以下跪呈请愿书开始的。闹到绝食，是双方互动的结果。在六月四日前没有任何学生的打砸事件。朝天安门老毛像扔墨汁瓶的湖南人，还是学生纠察队扭送公安局的。真不知暴力革命说从何说起。要说被利用，也是党内两派在争相利用以推倒对方。学生们被改革开放的假象迷惑，以为在政治上也时代不同了，不会再有暴力镇压（他们好象不知到魏京生的结局），所以很无畏的样子。闹大了，官方强硬不理，学生市民从失望到愤恨有个过程。学生领袖害怕秋后算账，一定要讨个说法才罢休。如果没有４．２６社论刺激，激进学生领袖也号召不起继续示威。按赵紫阳方针明确否定了４．２６社论，而不是戒严，运动便缺乏新刺激点，以上街为形式的运动已经搞不下去了。六四悲剧是双方在恐惧心理下各不让步，一直走向最糟糕局面。８９学运比前两年规模是大，又在北京，但真正成全了它的历史知名度的因素是官方太重视了，不断加温加压，最后以六四的枪声定性，非说他们是造反英雄不是发牢骚的书生。我没有丝毫要贬低六四热血青年的道德勇气和学运的历史意义的意思。青年人的赤诚进取的一面永远值得全社会尊敬和珍视。没有青年的热血沸腾，社会就失去活力，谈何发展进步。激进是青年人的本性，如果他们因此犯了错误，应该责问大人们。我一直不知柴玲那个引起争议的谈话录的内容细节。刚才ＧＯＯＧＬＥ了出来，读过，仍不减对她的敬意。看来她当时已经在恐惧心理的支配下，觉得没有退路了，闹大了才有救。她们最后是以闹大了求生，那里还有推翻政府的心理和组织准备。她曝光了自己的求生本能，抵消了她自己的道义形象。这一点她该忏悔。其实她是矛盾的。在与父亲的对话中，她有牺牲和坐牢的准备。无论如何，她最后还是留在了广场。我想起了一篇网文，一位女士写的回忆录中说，她问自己老革命的母亲，你们那时怎么搞学运？母亲说，我们党员不出面，只是鼓动积极分子出头。相比之下，柴玲作的不错了吧。不禁想起卢梭在忏悔录里话：“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面前来！……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有谁敢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另一个让我吃惊的是，农民根本不理解学生在干什么。我在家乡见了我的初中同学。

　　他们不解地问起六四：

　　“大学生们到底在干什么？造反吗？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我说，他们要民主。

　　“民主是个啥”？

　　我真不知该怎么简要解释。我说，就是法治。

　　“共产党也有法治呀”！

　　我说，还有你可以选举村长乡长县长省长国家主席。

　　“那那儿行，选举也是人家党内的事。共产党的天下，那能让你选你的人。那还不是反了，自古都是要杀头的。大学生念书念傻了。”

　　我很吃惊，我与他中小学受一样的教育，党一直教育我们说国家是人民的，可他这个人民之一怎么就从没认为这国家是自己的？一个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即使是农民，脑子里也不该只有封建王朝家天下的思想，只有自己被统治的概念，没有公民感，没有任何现代国家现代政治的概念。现在看也不奇怪。连已在民主国家生活了多年的许多海外学子都一脑子农民意识。有位我一直尊敬的海外网友，博学多才，他的其他见解都很正。唯独脑子里没有现代国家意识。他觉得天下是共产党的，怎能拱手让给他人。他及其反感学运与海外民运，认为他们上也未必好而且更糟。这种观点很有点代表性。

　　现代国家现代政治的理念是，国家属于这片土地上的公民所有而不是当政者所有。政府只是受委托的经营者。公民有基本人权和参政权。社会正常运转与社会公义靠法律维护，而不是靠权力维持。“造反”或“颠覆国家”这词是没有意义的。一般人们有所抗议时旨在修改法律，而不是更改国体。当政者不称职被赶下台也没有你死我活的感觉。因为本来也没认为国家是他们家的。当政是有利益，但可支配的资源有限，也就不会死守。

　　民主政体下，人民不信任政客，但又需要专业政客。人民不在乎他们是投机还是作秀，只要他们办有益的事。就像你买房子请的ＡＧＥＮＴ和律师，你很在乎他的人品？你要他是圣人？如果你认为民主理念对中国人民是有价值的，那么学运对民主的追求就是有历史意义的。至于某些学生领袖是不是政客，是不是好政客，那是另外的问题。搅在一起不是思维混乱就是混淆视听。难道倡导民主的学生领袖不是好政客，民主本身就没价值了？古人还知道不“因人废言”呢！这种思维混乱明显地反映了中国人期待圣人的人治思维，而不是法治思维。人治是期待清官为民造福，民主是每个公民去护法强制官员为民造福。撇开民主制度本身不谈而谈民运领袖，说明你是在追求青天大老爷赐福。能赐你就能夺你，因为不属于你，你还是奴才。当我与一位老外聊到中国人自古希望有好官，他说我们也希望，但上帝不给，好官是靠大家用法律和舆论打造出来的，要等上帝赐予，是懒惰。有好官你太轻信了，他就要变坏了。民主制度下一个普通人的理念是打造良官，而我们却在被官员打造良民。

　　这里还另有一个误区。中国的学而优则仕传统是人治思维的祸根。知识分子从政，让人们期冀他们会是圣主清宫，导致了优质人治的假象。知识分子本是思想者，是社会良知。知识分子从政就导致社会良知与社会操作合一，最后良知必被权力收买腐蚀。不肯低头者必被边缘化。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独立人格，就在与社会良知与社会操作没有分工。网上常有人拿“作点实事胜于高谈阔论”为理由批评理论探讨。其实，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就是探讨，最好只高谈阔论而别去行动。理论是理想主义，也必须高举理想主义旗帜，才能为社会提供真善美的标尺，但操作是现实主义技巧，可以有很大误差。再好的技工也不能作出与图纸没有误差的零件。知识分子保持独立就是保持质量检查员的权利。设计兼操作，难免不在操作不合格时为擅改图纸。最终是社会失去良知。这就是我们目睹的官场政治腐败，民间道德沦丧。海外民运怕也犯同样问题。我以前不在北美，也没关注民运组织，不知海外民运为何落得名声不佳。我认为理论家最好与民运组织分开来，保持理论引导和批评的独立性。如果你身在组织，你就失去对民运组织批评的独立性，既不利于纠正民运组织的错误，也不利于民主理念公信力的建立。党派组织让政客们搞为好。

　　回到对８９学运的评价。学运就是学运，与任何请愿示威一样，它本来是在法治框架下表达民意，敦促官方改革以解决有关问题的方式。它没有违反宪法，但违反了北京市游行示威法（未申请）。违反北京市游行示威法该判什么罪，我没查过，但肯定不是死罪，也不会是关押４年以上吧？当时判他们反革命罪。现在这罪也被剔出刑法（就这点，难道还不该给他们平反吗？）。因为革命已经没法定义了。按马列主义理论，革命是推动社会进步，反动是阻碍社会进步。民主也是马列毛理论里的进步价值呀。推动民主是反动似乎说不过去。很快高层就称六四为“风波”或“事件”，而不是“暴乱”了。有意思的是官方在公众场合对六四评论的趋缓与海外华人对六四评论的趋严形成鲜明对照。我始终不解海外华人怎么了？一个解释是六四后军训教育下的一代出来了，他们接受了中宣部的教育。主要理由就是动乱不好，民主会影响经济发展，如俄国。今天的经济发展是镇压的结果。这又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民主许诺保证的是人权与社会公义，并不保证经济。经济有自己的规律。印度民主得早，但经济一直不行。俄国当时的经济本来就不行了。是经济形势逼政治转型，是转型暴露了经济问题，而不是搞垮了经济。当时一位访俄归来的教授说，独联体的经济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么坏。后来休克疗法效果不好，是方案选择失误，与民主体制无关。同样，集权也不能保证经济发展。否则，毛泽东时代应该经济最好。中国这些年的发展，恰恰是形势逼迫经济转型的结果，而不是当时保守派坚持计划经济的结果。也就是说人民要求改革的结果。老邓在经济上是名符其实的走资派，他走的结果是于国于党皆有利。相信那些保守派也因此获益非浅，成为首先富起来的人。政治上的改革，保守派恐惧，恐失去执政权。其实是心虚。中国现时还没有一个政党能与共产党竞争。人民的不满就在于腐败与不改革。如果老邓事后象台湾蒋经国那样自己启动民主改革，一定会同台湾一样赢得民心，真正被人民选上台。那他就是中国的华盛顿了。可惜他不是。不是一时糊涂，而是一开始就不是。在他刚复出时，陶铸女儿陶斯亮回京晋见，谈了一下午。陶斯亮建议邓彻底否定老毛，开创新时代。老邓笑笑说，小娃娃不懂政治（陶斯亮回忆录）。可见老邓根本没想超越自己前半生的理念开创政治新时代。如果说一开始他还没料到经济改革的巨大好处，那么后来他看到了。既然资本主义不可避免，未来国家资产怎样重新分配是个大问题。自己这代革命者斗争了一辈子，夺来的江山，这国家资产不能落入外人手里。如果说早先抓魏京生是出于政治考虑，那六四就主要出于经济考虑了。人们说他听了李鹏陈希同的，我倒觉得是听了他自己子女的。反腐败，首先就反到他的子弟头上。六四枪声就是为腐败保驾护航。明确告诉官员，只要政治可靠（组织部的首要标准），就可以分一杯羹。事实上越腐败越形成共同利益集体，官官相护。子孙害了老邓。如果老邓象老毛没了儿子可能会镇压后同时说出，严打一批腐败分子保二十年稳定。老毛杀刘青山时就是这么说的，杀刘青山保二十年清静。如果那样，现在会是什么局面？到真是可能有点和谐社会的样子和中国特色的新路子了。就算退一步，腐败就腐败，捞金钱好处就捞吧，但整体上对底层民众的人权和生活医疗保障加以关注，个案上打击欺民恶霸官僚（捞钱可恕，欺民难饶），于民于党于国都好。可发展到体制性腐败，谁想不腐败也不行了。现在二十年到了，老邓的预言实现了，城市的国家资源重新分配基本完毕（下一步是农村的土地）。社会矛盾也积累到最大化。被邓指定的接班人如何化解邓的这些后遗症，真是个考验。不知邓有无锦囊妙计密授。中国又站在十字路口，令人堪忧。目前的状态，高层想严惩腐败也难了。能做的就只有象温总理那样打补丁式的安抚下层。那里出事那里补。而下层的抗议，或许避免大规模冲突的着眼点应撇开政治体制改革的敏感点，而聚焦人权与法治。就象孙志刚事件解决收容制度那样，一个一个具体问题去攻克，容易得到最高层认可。因为很多也是他们头痛的问题。比如这回地震校舍的问题，就应促成提高全国学校建筑标准的规范化法律化，不使同样问题重演。

　　其实，开锁的钥匙，老邓拾起过，只是当了太上皇后就把它撇一边了：

　　“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１９８０年）

李隆基

逍遥山人

好文，客观而又中肯，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