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克鲁格曼上历史课 (zt)

卜丁

上周三，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通常被视为长期利率的基准——升至3.73%以上。放在过去，这会被认为是很低的水平，但金融危机改变了一切：去年年底，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降至2.06%。换言之，长期利率在5个月内上升了167个基点。比较而言，升幅达到了81%。

这种情况与有关美国财政健康状况的警告同时出现，令多数评论员感到不安。但对我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因为我与普林斯顿(Princeton)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之间一场较为公开的争论，由此尘埃落定。

向诺贝尔经济学奖最新得主克鲁格曼发起挑战的人，不是勇气可嘉就是十分莽撞。不过，既然俗话说“猫也有权晋见国王”，那么有时历史学家挑战经济学家也无不可。

一个月前，克鲁格曼和我参加了在纽约举行的一场有关金融危机的讨论。我当时的观点是，“今年出现的超过GDP12%的巨额财政赤字，以及由此导致的大量新债发行”可能推高长期利率，而在当时，美联储(Fed)的目标是将长期利率维持较低水平上。我预言，“随着市场意识到金融体系今年须吸收债券的庞大规模，我们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将上演一场痛苦的拉锯战”。

高高在上的克鲁格曼降尊纡贵地作出了回应：我还处在经济学的“黑暗年代”。“非常可悲”的是，我对这门枯燥乏味的科学的了解，还未更新到1937年（凯恩斯发表《通论》）时的水平，更不用说2005年（克鲁格曼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问世）的鼎盛时期了。难道我还没领悟到，导致全球危机的关键因素是“人们渴望的储蓄远远超过了乐意进行的投资”？“我们面临着全球范围的储蓄过剩，”克鲁格曼解释道，“这就是为什么实际上不存在利率上行压力的原因所在。”

如今，我并不需要《通论》方面的课程。但我认为，温习一下这部著作的历史背景，或许会对克鲁格曼有益。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再版之后，他显然有意将当前的危机说成是上世纪30年代的翻版。但事实并非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美国的实际GDP今年将下降2.8%，明年则将停滞不前。这与上世纪30年代初的情形有着天壤之别——当时，实际产出急剧下滑了30%。迄今为止，这是一场大规模的衰退——规模与1973年至1975年间的情况相仿。同时，全球化进程并未像上世纪30年代那样土崩瓦解。

我们躲过了第二次大萧条，这主要应该归功于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上世纪30年代初的银行业危机。他开出了接近于零的短期利率以及定量宽松——自9月份以来，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已经翻了一倍——这两剂药方，从而避免了银行大面积倒闭。同样毋庸置疑的是，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也对本季度的美国GDP起到了提振作用。

但预计美国联邦政府今年的赤字规模将相当庞大，经济刺激方案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债务总额预计将达到18.4万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所有开支的一半左右，占GDP的13%。这种赤字规模为美国二战以来所仅见。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预计，未来10年，还将需要额外借债10万亿美元。即使白宫过于乐观的增长预期得以实现，到2017年，联邦债务净额也将超过GDP的100%。这还没有考虑到医疗与社会保险体系的大量表外负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