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初，小婆婆张婉英在四川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叫佳珍。曾祖父甚是欢喜。佳珍刚满月，他便领妻女回家乡摆酒，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大婆婆自打第一次抱了佳珍之后，便舍不得放手，佳珍在大婆婆怀里也不哭不闹，睡得香甜。
曾祖父和小婆婆回四川那天，大婆婆送了一程又一程，临了还要抱着佳珍唱歌谣。小婆婆知道大婆婆是真心疼爱孩子，便对曾祖父说，“佳珍体质不好，得留在我们身边，不然就想让大姐带着了。我们赶紧再生一个留在大姐身边吧，她太孤单了。”
次年4月，小婆婆产下龙凤胎，男婴即我的祖父，小婆婆想将其送回湖南，曾祖父却顾虑大婆婆会过分宠溺孩子，将祖父宠成纨绔子弟，思索再三，最后决定等女婴任珍断奶后，将其送回湖南，过继给大婆婆。大婆婆得知后欢天喜地，还未等任珍回来，便四处分发红鸡蛋，只是“过继”被她拒绝了，“都是我的儿女。”
1931年11月，小婆婆生下小女儿，即我那位如今已满90岁的姑奶奶。因曾祖父无意间说了一句，“这孩子可是与刘丫同一天生日”，小婆婆便主动为其取名为“素贞”，高祖父得知后却认为不妥，在族谱上将姑奶奶的名字改为淑珍，只是家人仍喊其“素贞姑娘”。
2年后，我的二爷爷泽涛出生——桥下有水，水势浩大为涛。
待曾祖父60岁那年，43岁的小婆婆又生下小儿子泽荡，两人一生共育有三儿三女。
祖父算是家里的大少爷，无论是在四川张家，还是湖南蔡家，长辈都将其捧在手心，身边人也都围着他转。
祖父打小聪明，无论是背经、史、子、集，还是学算术、音律、绘图，一点就通，称得上是过目不忘。然而，为了不让祖父成为纨绔子弟，曾祖父一向对其极为严苛。不仅从不夸奖祖父，就连别人当他的面夸祖父聪慧，曾祖父也只推说“都是小聪明而已”。
一旦祖父在学习上有半点偷懒，便会被曾祖父用戒尺狠狠教育，祖父不敢哭，更不敢去找小婆婆，因为小婆婆脾气更为暴躁，若找了，另外还要挨一顿打。“你哭哭啼啼来，无非想让我哄你，那是你爹爹不该教育吗？让你读书就偷懒，还有理来诉苦。”
祖父在家虽然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曾祖父却时常告诫他，不要以为自己家境优渥，超过一般同辈，便能骄纵蛮横；不要以为自己有个当官的父亲便逞威风。“人不可能一辈子威风，更不可能世代将威风传下去。世事难料，当你的儿孙贫弱受辱时，又该如何？总不能强逞威风作奸犯科。‘诗书传家不止，积善行德无尽’，无论贫穷或富贵，不要忘记读书、助人，人活着要留下善意，而非崇拜强权。若被我知道你仗势欺人，定敲断你的腿！”
祖父受训时，尚不足10岁。他那时便知晓，自己以后不能为官，不会继承家里的任何生意。
曾祖父认为自己毕业于专科师范，却未能教书，他想让祖父替他完成做先生的心愿，并告诫祖父，不能只顾自己吃饱饭，不知民间疾苦，“我们祖上是行船讨生活的，熬了几代人才得以攒点钱供后代读书，穷人家连饭都吃不饱，哪有余钱请教书先生。孔夫子早有‘有教无类’之言，现在却只有一两类人能读书——官宦及富家子弟。穷人不识字，只能做苦力，焉能不遭奴役？往后如你能成器，去乡村教，为穷苦孩童开蒙，他们识字了方能看得更远，就算无钱上学，尚可发愤自学。”
自那时起，祖父的远大志向便是做好一名小学教师。
祖父读高中时，也曾问过曾祖父，“若是教小学，那我读完高小便可去乡下了，何必如此辛苦，您还让我考大学，届时我还要出国留学，岂不是大材小用了？”
曾祖父嘲讽祖父，“你怎么越来越像李聪明了，呆板。什么叫大才？你能一辈子当好教书先生我就算你是大才，因为如此才能改变落后现状。为何千辛万苦地求学，也不过是教小学？教师博学明知，在教导学生时，方能去繁就简，深入浅出。”
姑奶奶说，连她偶尔都忍不住向曾祖父求情，说祖父过得实在压抑。而曾祖父却叹气，“我是将他当做知识分子培养的，而知识分子在和平时期要有远见，而在乱世必然要肯为真理付出代价，所以修身养性，要尤为严格，既要知进退，还得不怕事，守公义，挣小钱，哪怕其有着满身不合时宜。”
在我看来，祖父这一辈子都在追求父母的认可，尽管后来他们都不在了，祖父却还是很在意。而我的姑奶奶素贞则对祖父评价不高，即便如今，提起他仍颇有微词，“你爷爷实在是太不成器了，为人夫，为人父都未曾合格，甚至作为人家的恋人，也是一塌糊涂。平日为人一点也不大气，畏手畏脚，却又在特殊年代强出头，指责大炼钢。”
我便又问姑奶奶，“那我爷爷作为教师，您是怎么看待的？”
姑奶奶马上改变了口吻，“我哥哥教书那是没得说，就算去见了上一辈，其他事挨骂难免，这也会被肯定。”
祖父上大学时，曾祖父去世了。退学回家后，祖父便开始教书，20岁便在一所不错的公办学校做了校长，不过他很快又辞了职，去穷乡僻壤办学。
当地无人出资，他就从家里拿钱，连祖母生小孩，他都因忙教务而未能回家。他曾经教过高中的国文、算术、美术、音乐、书法、地理等科目，这还是在高中缺老师，而校长又亲自来请的情况下。但通常教不了多久，只要中学调来新老师，他又跑去乡村小学教书去了。
祖父在家当少爷时，吃穿都很讲究，连麻婆豆腐都只能算是一个素菜。可当他外出办学校的时候，一个红薯也能顶一天，粗布衣裳和草鞋也被装进了包袱里。
大跃进时期，他因指出“土法炼钢”的弊端而遭到批斗，经常被押上台。
在我的家族中，无论是姑奶奶，还是二爷爷，甚至是满爷爷，都曾对祖父、也就是他们的哥哥心生不满，一致认为其懦弱，冲动，我却不以为然。我的祖父从来不是懦弱之人，他在特殊时期，不顾个人安危，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探讨真理；崇尚科技，敢于直谏，无私教学，手无缚鸡之力却铁骨铮铮。
有一次他挨完批斗，主动对下面的人说，“你们若要再踩上一脚，就赶紧，等下我还得去看学生，现在学校也乱了，这不成的，不能让他们退学，有几个还是顶好的苗子。”
特殊时期，祖父出轨了一位女老师，被其家属告发，关了一段时间，出来后连衣裳都给扒了，只穿了一条内裤回来。祖父此后更是颜面扫地，在家里闭门不出。直到有领导安排祖父再次前去教书，他才走出家门。他在学校做自我检讨，“我是一个不知羞耻的人，本不该再出现在学校，但学生们不能不识字，哪怕他们识字以后，会骂我无德无能，那也是好的，因为他们能够通过学习来认清一些事情。”
祖父晚年，家中突遭变故，在经历丧妻、丧子、儿媳自杀身亡等伤痛后，祖父身体虚弱，力不能支，已退休的他，在接到教育部门的返聘通知时，仍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直到去世前几个月，祖父在讲台上教的最后一节课，仍是小学低年级的课文，声音苍老，“同学们跟着我念，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祖父一生，到底还是秉承了曾祖父的谆谆教诲。
不过，在我印象中，但凡祖父提及曾祖父，言语之中总是充满了敬畏。而姑奶奶口中的曾祖父却稍显俏皮：“我爸爸那个人啊，我才不怕呢，他让我往东，我偏要向西。”
按照曾祖父的安排，祖父与姑奶奶读的都是师范，祖父是肄业，姑奶奶却得以顺利毕业。曾祖父也曾嘱咐姑奶奶，“毕业后要与你兄长一样，从事小学教育。”而姑奶奶却与曾祖父相差无几，没教一天书，就加入共产党干起了革命工作。
姑奶奶不爱教书，即便是曾祖父的遗言也不奏效，“他常忤逆爷爷（我的高祖父），我就不能忤逆他？别想当专制家长。我向往自由，要奔向新天地，谁也拦不住。”
一天，姑奶奶听大婆婆说起刘丫，知道了自己名字的缘由，第二天索性将“素贞”这个名字改掉了。姑奶奶说她是喜欢刘丫，但却不想做任何人的情感替代，“同天生日的人太多了，哪能都叫一个名字？我倒是不介意喊刘丫‘二妈妈’，但我还是我。”
姑奶奶也承认，曾祖父对待子女是有区别的——而且简直是天差地别——“爸爸在我们姐妹面前脸板不起来，大姐还好，把我惹急了，胡子都能给他扯掉。”在祖父悬梁刺股般地发愤读书时，姑奶奶却是尽情地撒娇，往曾祖父怀里钻，缠着要他讲故事，曾祖父讲《山海经》，她偏要听《隋唐演义》，没听几句，又让曾祖父换成《孽海花》。
面对女儿的无理取闹，曾祖父毫无脾气，还夸其“博闻强识，知道那么多书名”。就算姑奶奶沉不下心学习，曾祖父也能给她找到理由，“人不能死读书，要活泼些。稼轩居士说，‘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我自然也是喜欢天真童趣的小孩。”
当祖父写得一手好字时，曾祖父照样四处挑毛病，比如“过于工整，毫无生气”。换作姑奶奶，字写得歪七竖八，曾祖父却说，“我居然都能认得，不小心歪了的，扶正了便是。”
姑奶奶说当县长应该有趣，曾祖父便让她扮演女县长，在厅堂断案，而自己则坐在矮凳上假装是犯人。祖父过来瞧热闹，曾祖父便马上变脸，“又与你何干？”
祖父偶尔小声抱怨，“难道就不怕妹妹变成纨绔子弟？”
曾祖父这才认真教导，“中国女性压抑了上千年了，即便到如今，天性尚未得到放松，能纨绔到哪里去？再说你做兄长的，应该信任自己的胞妹，她只是有些顽皮，你练字时也要教她一下。”
说着曾祖父又扮成绍兴师爷，“县太爷啊，打仗呢，要一往无前；当官呢，要克己守法，人非蝼蚁，不能踩踏哟。”姑奶奶便在一旁摇头晃脑，“县太爷能穿漂亮裙子么？”曾祖父附和道，“花花绿绿的好看。”小婆婆和大女儿佳珍则在一旁捂嘴笑。
姑奶奶说，自己过去常常会说起，湖南老家有天井，大婆婆经常会坐在那里看天，想四川。曾祖父听姑奶奶说到第三次时，就给全家换了有天井的房子，他说自己老了，对于女儿的要求，要尽量满足，希望她们能在快乐中接受教育。曾祖父总说，“光阴不够，尤其是女性快乐的光阴。”
抗日战争时期，祖父与姑奶奶先后回到湖南邵阳县读高中。后在国立师范学院1读大学。学校在战火中几经搬迁，曾祖父依旧鼓励祖父与姑奶奶，“不能因为炮弹横飞，就放弃求学，知识和人才绝不可断代。国民政府很多政策都不得人心，但‘战时教育须作平时看’是对的，我们不能亡国，亡种，亦不能亡教育，家国同样如此。”
为了不让姑奶奶害怕，曾祖父千叮咛万嘱咐，“你可随时给为父写信，为父必定会回信。”姑奶奶后来也给我说，即便是在家里，哪怕自己呼唤“父亲”几十次，曾祖父便会应声几十次，一次不落。只有后来曾祖父去世，姑奶奶喊他，才没了回应，“我才反应过来，爸爸不在了。”
曾祖父给予姑奶奶的安全感，让她受用了一辈子。
数年前，我曾向姑奶奶表达过自己的苦闷，急于买下一套房子，姑奶奶便说起了曾祖父，“我的爸爸在七十多年前就告诉我，房子没啥用，在一百年前，穷人家也不缺独栋的房子。我们有亲戚有十几套房子，但我还是觉得你最好，我所追求的，你所要得到的，绝对不是一堆钢筋混凝土。”
这种从容，是姑奶奶从曾祖父那里得来的。这些年来，她一直在教会我。
几年前，我去探望姑奶奶，八十几岁高龄了，还拉着我陪她看外国电影。我打开投影，找了一部美国电影，开始了才发现是英文原版。我暂停播放，想改放中文配音版的。当时她正看得起劲，见画面静止，还侧耳问我，“你也觉得构图很美是吧？”我解释道，“放的是英文版，中文字幕太小，怕您看不懂剧情。”
姑奶奶随即流利地复述出其中一句英语台词，然后用手指敲了敲沙发，“我不是你二爷爷，耳朵还没聋呢，看什么字幕？我小时候，你爷爷（曾祖父，姑奶奶有时会把我当成子侄辈）就给我们姊妹几个请了英文老师，我4岁和佳珍一块学的英文。”
几分钟后，有性爱画面出现，我偷瞄姑奶奶。她仍然目不转睛道，“相当nice的场景，不要小看我，这算什么。当年Ms.徐领着我和佳珍去戏院看《出水芙蓉》，有人捂眼睛，佳珍却跳起来喊‘太好看啦’，那时我还小，不然以我的性格更疯狂。你的表叔（姑奶奶次子，毕业于日本神户大学，后为画家，美学教授）在八十年代末留长发，进歌舞厅，画女性裸体，你姑父（姑爷爷）气得要打人，我就觉得挺好。”
姑奶奶告诉我，那时候，曾祖父对后代们的“文艺素养”亦有着同样的期冀，也曾坚持让他们从小学习英文、唱歌、跳舞，还说：“一个知识分子，一定是带着高级趣味的，这种趣味主要体现在见识方面，而有见识的人自然热爱文艺，因为那是人性对美好的向往，有着浪漫情怀的人，才不会杀人盈城。不能让后代以为这个世界只有权势，只有硝烟，只有杀戮，还必须要有美好精神的寄托。”
电影放完，姑奶奶不无伤感道，“想佳珍，想Ms.徐，想幽暗中的那些夺目的光啊。”
姑奶奶三姊妹都性情温和，而兄妹几个中，最讨人喜欢的就是大姐佳珍。所有见过佳珍的，无论男女老少，都对她的相貌赞不绝口，比小婆婆更惊为天人。
我小时候顶喜欢跑去看村里的漂亮新娘，有次被一个老爷爷拉住，他撇着嘴道，“最漂亮的在你家呢。我活到80岁了，还没见过谁有佳珍好看，都是一些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尤其是你，不能去看呐。”
其实姑奶奶长得也好看，但因有一个太过出色的姐姐，村里人提起她都是说，“素贞姑娘那个毛孩子……”更何况，佳珍心地善良，说话也细声细语，接人待物极具人格魅力，才十一二岁，便有些达官显贵找到曾祖父说要定亲，但都被曾祖父一一拒绝了。他说佳珍爱读书，要做我们家第一个女博士，到时候还要送她留洋。连高祖父都时常夸赞这个孙女，“我老想佳珍，以后蔡家的生意怕是要交给她了。”
可就在佳珍14岁那年，自己不小心在家摔了一跤，虽没外伤，但大概是诱发了脑部疾病，先是眼睛看不清，曾祖父和小婆婆不敢用药，当即决定将其送至成都新医院（今华西医院），可刚走到半路，佳珍喊了一声“爹爹”便去世了。
面对佳珍的去世，曾祖父几近崩溃，抱着她的尸体自言自语，“我早该扎针用药的，我的佳珍是刚冒出的笋尖，你亲手绘图的那件漂亮裙子尚未做好，今天说好要让厨娘给你做糯米团子的，你看的书还没合上……佳珍你来说话，我的佳珍体质差，怕冷，让爹爹替你走那漆黑的路……”
反倒是小婆婆更冷静些，“德秀受过枪伤，刘丫的去世差不多要了他半条命，我再不撑住、看住德秀，说不好他人也就没了。”
曾祖父决意将佳珍送回湖南安葬，小婆婆坚决反对。当时日军侵华，犯下累累罪行，使中国沦为一片焦土，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就发生在3年前，日军还对共产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本来曾祖父在素贞出生后，便辞掉了县长一职，在财政局又躲了几年清闲，一心陪伴妻儿。谁料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大片国土沦陷，而四川算是大后方，抗战期间共有350万川军出川作战，伤亡64万多。曾祖父没法歇停，四处帮着征兵，组织抗战募捐。
小婆婆担心曾祖父在路上遭遇日军。他完全不像平民，何况日军对手无寸铁的平民也毫不手软，甚至以枪杀平民为乐，若曾祖父遇见了日军，定是活不了的。曾祖父却全然不听劝，说一家人总归是要回湖南的，不能将佳珍一个人留在四川。小婆婆见曾祖父心意已决，便说要陪他一起，曾祖父却又劝，“婉英，路上危险，我们俩要留一个照顾儿女，素贞还小，离不开父母，你要带她。”
这时，祖父哭着走到了曾祖父面前，“父亲，我和你一起。”
小婆婆连忙吼道，“不行，绝不可以，哪个都是我心头肉，泽璜（祖父的名字）不要自以为爹妈不爱你。”
祖父却恭敬地回话，“孩儿虽然愚笨，却不至于此般揣度父母。父亲是我见过最爱子女的人，每当我造访好友，在他们家小聚，见其父母对待子女之态度，便自豪吾父吾母。”待祖父晚年，也曾对我说，“若父亲不爱子，何故伤心至那番地步。”
曾祖父同意了祖父的请求，“泽璜是好男儿，我们一块送佳珍回家，有事也一块。”小婆婆仍是极力反对，这时素贞跑了出来，“我也是好女儿，要跟着父亲送姐姐。”小婆婆这才一把抱住素贞，哭喊道，“那你们赶紧走，千万要平安返川，千万要啊！”
曾祖父将佳珍的尸体做了防腐处理后，便驾着马车上路了。祖父说，曾祖父一路都在喃喃和佳珍说话，“爹爹在，弟弟也在，你别怕……”
当佳珍的尸体被运回村口时，大婆婆抱住曾祖父一顿打——“怎么就把我的佳珍带没了，我的女儿怎么就没了？若老爷子还在，不得扒了你的皮……德秀，你和婉英还好吗？泽璜扶你爹爹休息，佳珍的事情我来办，有大妈妈守着，佳珍不怕的……”
因着大姑奶奶佳珍早亡，二姑奶奶任珍后来嫁人生子难产而死，大人小孩都没能保住。到我这一辈的孩子，几乎无人知道，家里另外还有两个姑奶奶的存在。
农村老家有风俗，早亡的人不能进祖坟，佳珍死后被葬在了离家较远的后山坡上，是孤坟。祖父身体康健时，每逢清明都去探望佳珍，后来人老了，便有些年没去了。到我的父辈这一辈，他们只去祖坟扫墓，佳珍似乎被人给遗忘了。
在我10岁的那年的一天傍晚，村里来了一位戴眼镜的老先生，四川口音，逢人便问，“泽璜少爷的家在哪？”村里人听不懂四川话，用方言问他“做么子”。老先生又问，“村长住哪？”我喜欢凑热闹，便跑过去竖起耳朵听，发现他是在找祖父。
我虽不会说四川话，但之前听祖父说过，能明白个七七八八。于是便用普通话做自我介绍，“我是我爷爷的孙子。”老先生激动道，“你是泽璜少爷的孙子？”他蹲下来，拉着我的手看了又看，“精灵的娃儿，没得错了。”
我领着老先生回了家，老先生走路时东张西望，我还纳闷，莫不是个小偷吧。
见到祖父时，老先生像是要哭了的样子，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祖父却不认识他，连问了两遍，“您找谁？”我连忙说，“老爷爷从四川来，专程找您的。”祖父一听说是从四川来的，声音也是变了，“敢问您姓张？”老先生摇头，“不是的。”
见祖父一脸疑惑，老先生做了一个深呼吸，“我来看看佳珍小姐。”祖父说，“姐姐去世快60年了，您是她的朋友还是？”老先生从包里拿出一张画道，“世事变迁伤人呐！泽璜少爷你看，佳珍小姐一直这么年轻，我每年画一张，都是没变的。”
我这才终于有幸得以“见了”大姑奶奶一面，在一张再普通不过的素描纸上，大姑奶奶五官立体，目若秋水，神情温婉恬静，面带微笑，蛾眉螓首大抵不过如此。
祖父看后道，“是姐姐没错了。”接着问老先生，“您是画家？”老先生摇头，“不是的，我只会画佳珍，画了几十年，还画不出她的神韵，还望泽璜少爷不要介意。”
祖父说，“怎会介意，这般情愫我懂的，您大老远来有心了，先在家住下。”晚饭我们三人吃的火锅，祖父和老先生对饮聊天，我足足给他们烫了三壶烧酒。
老先生说，自己比佳珍大两岁，俩人是初中同学。老先生也不是当地人，14岁那年，随母亲迁居至当年曾祖父所在的县，“因为那里较为安定，当官的不爱折腾老百姓。”
老先生入学的第一天就被佳珍迷住了，“我穿着破衣烂衫，经常被人喊做‘叫花儿’，初见佳珍小姐那天，我直盯着她看，她没有嫌弃，还笑着点头和我打招呼。后来我得知，她父亲是当官的，连县长见了都恭敬，佳珍小姐却毫无架子。”
祖父附和道，“没人不喜欢姐姐，她像我大妈妈，是家里性情最温和的人。姐姐教家里佣人识字，他们三天才习得一字，她仍耐心教导，不厌其烦。”
老先生一口干了一小杯烧酒，接着说道，“若非佳珍小姐，我早化成白骨了。到了这个年纪了，也不怕丢人。说来我母亲迁来也是为了谋生，我本来有兄妹5人……”
老先生的父亲曾是杨森2下面的一个士兵。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9月1日，老先生的父亲所在的20军出川作战，先是步行至湖南辰溪，后乘船至长沙，再换乘火车，一路艰辛，于10月12日到达上海前线。此时，淞沪会战已打响，日军投入兵力30万人，船舰130余艘，飞机400余架，武器精良，坦克、装甲车、重炮、舰炮无数，而中国为保卫上海，近70万军人与日军浴血奋战。
川军虽然装备差，武器简陋，连双像样的鞋子都没有，白天作战，晚上还得编草鞋，打仗却英勇顽强，全军伤亡7000多人，仍士气高涨，无一人言退，拼死力战。老先生父亲所在的团与日军缠斗七昼夜，几乎全军覆没。
令人心寒的是，老先生父亲在前线杀敌，以身殉国后，抚恤金却被国民党官员贪污了大半，剩余的也被老先生的族人瓜分了，他母亲只得带着孩子自谋生路。几经辗转，老先生母亲在茶馆端过水，给人洗过衣服，赚的钱却仍无法充饥，期间被迫卖掉一儿一女。在乱世，女人带着三个小孩，仍是万分艰难，老先生的母亲只得在妓院端茶倒水。尽管如此，还是坚持要供他和弟弟两人上学。
老先生才来学校不到半年，大家便知道了他父亲战死，母亲在妓院干活的事。一些同学羞辱老先生，说他母亲是为给女儿探路，他妹妹再过两年便会成妓院的头牌。老先生恼羞成怒，从家里拿了一把刀，“我狠了心，要将那些羞辱我的人都给捅死。”
没想到，在“复仇”的路上，老先生撞见了佳珍，因为母亲的事，他自觉无脸见人，“尤其是在佳珍小姐面前，我恨不得将自己的头砍下来，塞到衣兜里藏起来。”于是老先生扭过头去，装作没看见，佳珍却主动过来找他说话，“她问我提着刀去干嘛？”
老先生支支吾吾，佳珍像是恍然大悟，“我知道了，你要像你父亲一样，做个英雄。哪怕是拿着一把刀，也要保家卫国。可你还小呢，应当努力求学，不要辜负你母亲的辛劳。以后若是饿肚子，就来我家，但不能带刀，要不然你进不来的。”
从那以后，老先生无论做任何事，最先考虑的是：“不能辜负佳珍小姐的善意，她是多好的人，后来我遭遇各种苦难，只要想起佳珍小姐未曾看轻我，便能坚持。”
二人只同过一年学，第二年佳珍便被小婆婆送去成都上学了，但老先生却将佳珍装进了心里，“佳珍小姐的善意，一直替我挡着这世间的恶。无论是大恶还是小恶，都未能伤我分毫。我后来在嘲讽、谩骂中念完了初中，最终上了大学，读了医科，做了医生。我想她的每一个画面，都会让我变得更好。我也曾被批斗，但从未倒下，内心的恶意总能被佳珍小姐化解掉，几十年以来，一直如此。”
老先生之所以学医，称是因为佳珍，“我总是想着，或许哪天就能将她救活了。”老先生并未谈及后来是否有娶妻生子，只是感叹，“我也没两年了，早该来探望佳珍小姐的。”老先生不说，祖父也不问，他告诉我，“能被人惦记一辈子，足够了。”
第二天，祖父让我用篮子装好柴刀、香烛、黄纸等东西。有近十年没人去看佳珍了，一般这么久，坟地早已杂草丛生，难以走近了。原本祖父打算花钱请人帮着去打理，被老先生拒绝了，“就我一个人来，我会使刀，慢慢来，三五天都没得事。”
当我们赶到佳珍的坟地时，却发现小路上没有一株杂草，坟场干净，草皮茂盛，应该是有人常来打扫。老先生一见佳珍的坟茔，便哭着跪了下去，颤颤巍巍地从帆布挎包里翻出几件连衣裙，认真摆好，“这是我亲手做的裙子，佳珍小姐莫嫌弃。”
祖父拉着我说，“旁边山上有蘑菇，你扶我去采一篮。”我便跟着祖父回避了。
下山路上，老先生还在念叨着，“佳珍小姐可能一直不知道我的心思，这么多年，我到底说了出来。”老先生离开那天，祖父交代我，“满崽，你喊一声大姑爷爷。”我跑去搂住老先生的腰，“大姑爷爷，辛苦您这么远过来看大姑奶奶。”老先生温柔地抚摸我的脸，“好娃儿，大姑爷爷不像话啊，现在才来。”我说，“大姑奶奶不会怪您的。”
老先生回去后不久，村里一个老爷爷也在后山拦住了我，掏出一包糖哄道，“满崽，你也喊我一声大姑爷爷。”我像是明白了什么，村里总有人逗小孩，让喊爷爷或者爸爸，但5岁以后我从未上过当，可那天，我大声喊道，“大姑爷爷好。”
老爷爷双手颤抖地将糖塞给我，“都老了，以后怕是没人记得佳珍了。”
我接过糖认真答道，“我会记得。”
Ms.徐本是小婆婆的病人，朱唇粉面，气质高雅，因是个孤儿，幼时被华西坝的基督教会收养，后毕业于教会大学，去国外游历过，能讲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多才多艺，会唱歌、跳舞，演话剧。
初次见面，连小婆婆都忍不住要多看两眼。后来Ms.徐对此还打趣道，“当时以为张大夫医术出神入化，从脸上能看出下身的病症。”小婆婆则是说，“有些美的存在，能激发人的高级的欲望，不分性别，无关情欲。”
Ms.徐是个官太太，其丈夫的官阶比曾祖父要高，有些资历，在军政界混得开，出门有卫兵接送，她的手提包里常放三样东西，口红、钞票、以及一把德式袖珍手枪。
Ms.徐对小婆婆也是赞赏有加，一来二去，因性情相投，俩人成了好友，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带着上好的红酒来家中做客。有次，Ms.徐在席间唱了几句英文歌，佳珍那时才六七岁，跟着就唱了出来，发音八九不离十，令Ms.徐惊喜不已，说听佳珍一开口就是学过英语的。自己接触过不少达官贵人的家庭，很少有人对女孩的教育如此上心。
曾祖父便解释说，自己在湖南读师范时，学过英文，接触过洋博士，因此有心培养佳珍，想着到时候送她出国学习西方医学。Ms.徐立时对曾祖父刮目相看，说男子本没几人能入他的眼，现在有了。
曾祖父虽然年长小婆婆十几岁，但他不在其位时，其实比小婆婆更放得开。性格开朗，热爱艺术，对音乐，话剧，电影都感兴趣，爱与女儿一起玩闹，越老越活泼，极具魅力。很快，曾祖父与Ms.徐也成了好友，并以每月近百元的酬劳聘请Ms.徐为家里的英文教师。Ms.徐则越发喜欢佳珍，认她做了干女儿，且分文不取。
Ms.徐每天会来家中给佳珍上3个小时英文课，没事便领她一起去看电影、听戏曲，Ms.徐去国立四川大学排话剧时，还特意给佳珍安排过一个小角色。当时电影正盛行，见过世面的太太们都夸佳珍像电影里走出来的，素贞听了心生艳羡，也想去看看电影是什么样的。可Ms.徐以戏院太乱，素珍太小为由，就是不愿领她出门。
直到有天，家里的保姆芸娘为了哄素贞，说她也能放“电影”，拿一面镜子将阳光反射到外墙上，坐在光影下讲述她自己的遭遇，“芸娘以前也是小女孩，母亲早亡，被父亲卖了做童养媳，丈夫比她大十几岁，却给老爷（曾祖父）提鞋都不配。芸娘还不到8岁，就被逼着圆房，晚上被折腾，白天还要干活，后来生不出孩子，天天遭夫家毒打，这才逃了出来。若非太太收留我，恐怕回去迟早是个死……”
平时最爱闹腾的素贞，竟一动不动地坐在台阶上，哭着听完了那场“电影”。当芸娘站起来叹气时，她一把抱住芸娘的腿，“我不要看芸娘这样的电影。”那次，除了素贞，中途Ms.徐也领着佳珍坐在一旁听，之后Ms.徐便夸素贞“孺子可教”，再去看电影，便特意叮嘱佳珍叫上素贞，“小丫头倒也精灵鬼儿。”
姑奶奶告诉我，她至今仍记得，彼时成都有新明、智育、昌宜、大光明等电影院。“新明电影院在城守街，门口的水果、零食最好吃，有我最喜欢吃的蛋糕，一到热闹的地方我就嘴馋。”
那时候，Ms.徐爱带着两个孩子看各类女性题材的电影，如《女性的呐喊》《女性的仇敌》等，大多讲是都是女主遭受各种旧社会欺辱、后终于觉醒的故事。和芸娘的“电影”差不多。
素贞还跟着佳珍和Ms.徐去川大戏剧社看了不少话剧，大多是一些反对封建守旧势力的剧目，故事动人心弦。有时，素珍也会拉着佳珍的手哭，“还好我们家不是这样的，爸爸不是这样的，妈妈没有遭受这样的罪，我们可以穿皮鞋，以及漂亮裙子。”佳珍则告诉素贞，“不能因自身幸运便忽略了时代的糟糕，眼下目之所及，都是女性的痛苦。”素贞那时听了一知半解，直到有天，Ms.徐横死街头，方觉得可怕。
大概在素珍八九岁的时候，Ms.徐被小婆婆诊断出染上了“花柳病”，而 Ms.徐一向洁身自好，随即回去质问其丈夫。她丈夫傲慢地回应，“哪有男人不捧戏子，不逛窑子的”。当Ms.徐提出离婚，他便威胁道，“识相点，不要去外面拆我的台。”
Ms.徐当天便从家中搬了出来，接着在报上发表文章，抨击男尊女卑，直言“七出”冠冕堂皇，却是在父权的统治下，不将女性当人，所谓“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荒谬无道。因此Ms.徐要站出来，告诉天底下的女性要觉醒。其毫不避讳自己患病的事实，反复呼吁自己作为女人洁身自好，却因“卑鄙污贱之枕边人”而染上了“花柳病”。为此，她依据《中华民国民法典》向法院提出离婚。
与此同时，Ms.徐还将其亲身经历改成话剧，主角即为徐氏，出过国，英文流利，以为是新女性，最终却还是毁于男人之手，事实证明即便是贵妇无法也是金丝雀。
小婆婆建议Ms.徐去国外医治，或许有一线生机，Ms.徐却认为，事到如今，不替广大妇女解除枷锁，就算自己侥幸存活多年，亦是懦夫之举，因而她选择了“做更重要的事”。
Ms.徐大肆宣扬自己离婚的消息，发表演说，指出“女性意识”，反对“男性霸权主义”，并提出：“女性除了要自我觉醒，开化，还应争取求学的权利，平等工作的权利，而不是作为包身工般的存在，如此方能具备离婚的底气，无后顾之忧。”
就在Ms.徐离婚诉讼开庭当天，她还在街上演话剧，呼吁女性“要对婚姻有拒绝的勇气”，以至于有人在她身上开了两枪，众人一时尚未反应过来，还以为是戏剧效果，当鲜血流出来，Ms.徐倒地时，大家才意识到是杀人了。而Ms.徐拒绝去医院，说就算是死也要死在法院，“枪声我听过了，不可怕，还要听法院的判决。”
Ms.徐最终死在法院门口。几天后，小婆婆几经冒死奔波，终于拿到了Ms.徐的离婚判决书。
1944年，曾祖父开始着手处理四川的大部分产业，为了以后回四川探亲方便，只留下成都的一处房产。
这一年曾祖父64岁，带着小婆婆、13岁的女儿素贞及4岁的小儿子回了湖南。我的祖父、长子泽璜早在两年前便回了老家，凭优异成绩考入当地高中。
其实，曾祖父从1928年始，便决定脱离官场，用他的话说，“当我的同僚们由革命者变成贪权爱钱之人时，我偏要交权，不想让自己的子女受到权力的荫庇，而该是享受法律、权利的保护。”与蔡锷一样，曾祖父未加入任何团体，非同盟会会员，不愿入国民党，无军队派系，只是一个士兵，一个小小地方官，投身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中，虽籍籍无名，却曾热烈地为了理想而拼杀过。最后义无反顾回到家乡，回到最初出发的小山村。
“手握权贵毫无保留的割舍，身处贫贱奋不顾身的勇敢，都令人尊敬。” 曾祖父曾说，他一生最敬佩之人不是政治人物，不是军事家，不是权贵巨富，而是苏东坡，一个不懂左右逢源，却乐观悲悯的四川人，曾祖父最爱他的不合时宜以及超然独立。可回望从前，那时，他的身边已没有几个同路人。
终于，离家将近50年的曾祖父，得以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几个月回到湖南。59岁的大婆婆已为他们安顿好一切，包括一家新的医馆。
此时，高祖父已去世4年。他是在1940年、佳珍离开的前一年走的。高祖父临走前，6个儿子只有曾祖父不在身边，最后他还不忘骂曾祖父，“那个‘逆子’还没回来吧？我想等等我的孙女佳珍。算了，我再抽口烟……终于舒服了，该走了。”
说完这句话，高祖父再未出声。当晚10点，高祖父安详离世，享年90岁。
高祖父天性乐观，从来没有过不去的坎，40岁便回乡养老，闲散了整整50年，店铺未倒，家没散，唯一的不快便是生了曾祖父这个“逆子”，一气便气到90岁。
曾祖父收到高祖父卧床的电报后，立即带着妻儿往家里赶，可还是迟了。七月的天气炽热难耐，灵柩等了曾祖父5天，直到他回来才盖棺。从不下跪的曾祖父，连滚带爬，跪倒在高祖父灵柩前重重地磕头，哭喊道，“孩儿不孝，这些年来多亏爹爹成全担待。”
大婆婆伏在棺材上啜泣，“我的亲爹爹走了，再没人帮着李聪明了。”佳珍见状，领着弟弟妹妹过去守着大婆婆说，“大妈妈，你还有儿女，我们都会护着大妈妈。”大婆婆紧紧抱住佳珍道，“我的好佳珍，大妈妈太难过了。”佳珍就掏出手绢给大婆婆擦眼泪，“我知道的，大妈妈心里苦。”
任珍也朝着灵柩磕头，“爷爷，任珍不要你保佑，但你要加倍保佑大妈妈。”
曾祖父知晓高祖父中意虎溪山，便将其安葬于此，同时宣布虎溪山为蔡家祖坟，曾祖父及其亲兄弟连同后代们，凡品行端正，不论成就，百年后皆可葬于虎溪山。
65岁的曾祖父致仕还乡后，大部分时间都是与小婆婆待在医馆。此时长子泽璜已考入师范，小女儿素贞考入高中，另外三个也都在学堂，连同5岁的幼子。
小婆婆最初完全听不懂湖南当地方言，快50岁了，还向曾祖父撒娇，“我和其他人说不上话，我只有你了，你可要陪我到最后。”曾祖父没有说话，在开药方的纸上写道，“水萍连川英英朱鸾，红藤清粉凤披霞冠，芍药有情甘草绻蜷，半夏当归六曲合欢，三子送汤防风报还，白发从容柏叶不断。”这是一首打油诗，其中水萍、连川、红藤、清粉、芍药、甘草、半夏、当归、六曲、合欢、三子汤、防风、苁蓉、柏叶皆为药名，大意是：曾祖父在四川遇见漂亮的小婆婆，俩人卿卿我我结为夫妻，一共生了六个小孩，有三个儿子可以保护好她，老头也会相伴一生。
小婆婆看了这首诗，嘴上嗔怪道，“老不正经的德秀，不怕羞。”自己却将它念了十几年。
曾祖父也对大婆婆说，“我也只有你，能说得上话的人没几个了。”曾祖父所言不无道理，除了几个同样垂垂老矣的佣人，他在老家的朋友大多不在了。由于常年在外，曾祖父与其几个兄弟也是感情淡薄。更让曾祖父难过的是，他毅然决然地放弃权力、人脉回来，老家却是一片混乱，奸人当道，剪掉辫子的百姓还是那么苦。
小婆婆随曾祖父回乡之时，已年过半百，却依然是当地最好看的“摩登妇人”。在酒席上，她穿旗袍，脚踩高跟皮鞋，烫卷发，涂口红。有人向其打招呼，因她听不懂湖南话，只是微微点头，无事时也不与人拉家常，只是自己翻开书卷喃喃读洋文，惹村中其他女人不喜。背后骂她年纪一大把了，打扮得妖里妖气，摆县长夫人架子。小婆婆也不理会。
小婆婆吃穿讲究，卧房一尘不染，被套、床单五天一换，碗筷专用，早晚用牙粉刷牙，香皂拿来洗手，有人满是艳羡，“婉英太太香皂像砖糖，好几次我想咬一口，她却用来搓手。”更“矫情”的是，她从来不去大茅房如厕，是要专门安排一间房放她的马桶。那时就有村人告诫其儿子，“无家财万贯，没本事当县太爷，千万别找四川婆娘。”
然而不到一年，小婆婆就成了当地女人眼中的“女神仙”，大婆婆也是对其赞不绝口，“我见过年轻时的婉英，可她最好看还是在五十岁那会儿。自从见识到了她的大能耐，我晓得自己此生再难企及，心服口服。婉英让很多女人有了换一种活法的念头，这是大慈悲。”
之所以小婆婆后来深受女人喜欢，只因她还是个妙手仁心的妇产科大夫。
曾祖父在医馆当学徒时，曾对女科（妇科）有所研究，其与洋医生交流细菌学时，亦多次讨论过妇科问题。曾祖父认为在古时便有带下医（妇科医生），然而上千年过去了，很多妇人仍对妇科疾病讳莫如深，思想的禁锢极大阻碍了医学的发展。
1929年2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卫生委员会议，有人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等提案，实际等同于“废止中医”案，此提案引发轩然大波，激起全国大批中医医士请愿，曾祖父亦坚决反对取缔。
他认为争论中西医学毫无意义，无论谁胜出，最终受损的是底层病患。中西方医学旨在救人，孰优孰劣不必较真，二者应相辅相成。何况当时西医在中国尚未被百姓完全接受，各地西医医院以及私人诊所仍未普及，废除中医后，病患该何去何从？借此机会他又提到妇科现状，“对女科之重视，中医尚不如西医，此非医学问题。”
当年，小婆婆为接近曾祖父，闹着要学医。曾祖父想来既是张所长之托，正好将其培养成妇产科医生。而成都素有“中药之乡”的美誉，川派医士多数医药兼通。为此，小婆婆专门学习了病理学，药理学等。待时机成熟，曾祖父便安排小婆婆去成都女子医院（彼时医院分男女）进修。尽管当年四川巡警道3对医士的考核极其严格，而小婆婆凭其聪慧与勤奋成为了正式的医士，后“因决意死守德秀，而未留院”。
小婆婆真正有了医士的使命，是在1932年，那时四川爆发“虎疫”，她眼见一车又一车的尸体被运至城外，才觉得“行医只与世间的病患有关”，从而潜心医学。即便是在怀孕期间，小婆婆照样挺着肚子在医馆忙碌，快要临盆才将其当回事，旁人说她就像掉了个枕头，只坐几天月子，对儿女少有陪伴。姑奶奶近年仍不忘叮嘱我，“若你找的对象是妇产科医生，请务必多方考虑，譬如你往后能否带小孩，反正我的妈妈是不带的。”算至回乡这年，小婆婆已行医二十年。
小婆婆医术高明，治病风格与其为人相似，干净利落、不爱拖沓，敢下猛药。对于女性崩中漏下、月事不调、赤白带下、妊娠恶阻等症状，通常都是药到病除。姑奶奶说她嫁人之前有过痛经史，被小婆婆用几付（服）中药搞定，能管好些年；任珍乳腺结节，有鸡蛋大小，也是喝了中药就消。从前成都的一些富太太，没事就爱找小婆婆打麻将，其实是去找她看病。小婆婆说有些病，就算总统夫人也难免。对于接生，小婆婆亦是游刃有余，难产及横生倒产，给胎儿复位等皆不在话下。
回湖南夫家后，小婆婆在医馆设有妇科诊室，并挂牌。一段时间后，她发现来医馆看病的，多半是头疾，五脏六腑之患，跌打损伤的不少，却鲜有人来妇科诊室。一次，一位妇人前来看伤风，小婆婆闻到她的下身有严重异味，便询问她是否有妇科疾病。妇人矢口否认，连伤风也不看了，慌慌张张要离开。曾祖父将她迎了过去，说妇人只是受凉了，无其他病症，不过最好让张医师开点止痒药，放入洗澡水中，驱下寒。
妇人左顾右盼，见四下无人，才怯生生地进了妇科诊室。小婆婆进行诊断后，发现妇人下身红肿溃烂，渗血，抓痕明显，便质问她为何不早就医？妇人低着头道，“就算捂烂了也不能让人晓得，我家劳动力（丈夫）说女人的东西本来就是烂的，要是出来丢人现眼，扒一层皮算轻的，听说窑子（妓女）才经常找郎中看下面。”
小婆婆瞬间反应过来，乡下到底不比成都，思想未开化，也不能全怪女人愚昧，“并非所有女人的丈夫，都如德秀那般开明。”小婆婆不得不摘下妇科的牌子，将其改得不伦不类——“伤风、调经、补气，内病外治。”几天后，那个妇人又来了，夸坐药效果好，“说不出为什么，就想来这里坐坐”。
之后，好几位妇人一同前来看“伤风”，描述症状时支支吾吾。小婆婆心领神会，向曾祖父撒娇，“德秀啊，我前几日身上奇痒无比。”曾祖父则是头也不抬，“不稀奇，开几付药就好了嘛。”小婆婆继续倒苦水，“德秀啊，做女人难呢，算起来我有十几种妇科病，好了又复发。”曾祖父继续写他的方子，“无妨，黄花大闺女也会外感毒邪，对症下药便能痊愈。”他俩事先未经商量，一唱一和，声气相通。
小婆婆见那几位妇人神情有所放松，才说“伤风”病症不一，让她们单人进诊室来。
很快十里八乡，便纷纷传出县长太太有妇科疾病。大婆婆听了，都有些难为情，专程跑来医馆告诉小婆婆，“女人身上的事，可千万别往外说，名声毁了就找不回了。”
小婆婆直截了当道，“是我故意让人说出去的，妇科病非洪水猛兽，得有人站出来承认。”
她极为痛心地发现，当地店铺开门，无论哪行哪业，第一位客人不能是女人，众人嫌晦气。无论男女，皆视经血为不洁之物，会引来灾祸。女人若说自己有妇科病，会被当成荡妇羞辱。当地郎中也奉行“宁治十男子，不治一妇人”的规矩。
小婆婆不许众人将女人下身视作污物，她不厌其烦地广而告之，“天人相应合，女人来月事是与天地融合，阴阳调和之象，寒来暑往，四季轮回，有长有衰，乃正常流动，无关邪魅。子肠恶臭，与口臭无异，无需大惊小怪，皆因阴阳不调而已。”
此言一出，小婆婆遭到了非议，有人痛斥她怎么能拿吃饭的嘴巴和女人的下身相比。小婆婆不予理会，于她而言，“来看‘伤风’的女人多了起来，便是下对了药。”
“矫情”到底的小婆婆，一旦坐诊，其形象却与在家时判若两人。绾发，戴瓜皮小帽，一身宽松的棉布衣裤，穿千层底布鞋，仍是一如既往的干净，像个文弱的教书先生。
最近多人对此迷惑不解，她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惜得罪礼教，也不怕惹上祸端，偏要行如此之事，“德秀在外革命，好歹过了领兵的瘾，当上了县太爷。若非婉英有枪，家里有靠山，恐怕早被男人们、以及裹脚的老太太撕碎八百回了。”
然而，那些在家中毫无地位的妇人们渐渐发现，小婆婆并无所图，她们自己才是受益者。其身上的痛楚很快有所缓解，因而越发喜爱小婆婆。一个父亲和丈夫都做过官的有钱太太，不惜放下身段替她们检查下体，不嫌恶露，不忧霉运，不为赚钱。如此一来，妇人们逐渐开始转变思想，“不再为妇科疾病感到羞耻，反而觉得生为女人也有了尊严。”
与曾祖父一样，小婆婆看病亦看“心”，即时关注女性病人的喜、怒、忧、思、悲、恐、惊，还曾公开贴出“中国女性多郁而疾，望其夫君、儿女矜怜之”的方子。小婆婆身为女性，提起旧时妇人之苦，总是不禁连连叹气——“儿时被裹脚，难进学堂门，嫁人听父命，为妇无人怜，吃饭不上桌，生育凭气运，暮年无名氏，化作尘与烟。”
当时妇女生产的状况亦是不容乐观，乡村无像样的产科，连助产士也是少有，孕妇生产主要靠接生婆。而多数接生婆并无医学概念，不讲科学，不知消毒，倒一盆热水洗个手算讲究的，生下胎儿后，还有用生锈的剪子剪脐带的，且动作粗暴。遇见产妇难产，直接上手硬掏，或夹住婴儿生拉硬拽，不少孕妇活活被痛死，“生育如同闯鬼门关，活着也是两世人了。”
妇女们无法自主避孕，尽管每次怀孕都有“吊着一条命的恐惧”，却又不得不多生，自己的命不打紧，最重要的是要给夫家传宗接代，因为婴儿的存活率低，即便生十来个，最终活下来的不过四五个而已。妇女怀孕期间大多缺衣少食，往往还要下地干活，即便闯过生产的鬼门关，还可能要多次面对丧子之痛，无人安抚其情绪。
对此，曾祖父也是痛心疾首，“这完全是清政府丢下的烂摊子，所谓康乾盛世，乡下百姓未曾沾光，落后挨打，闭塞愚昧百姓亦深受其害，医疗卫生未有过发展。”
此前当地产妇生育，多数寄希望于菩萨保佑，提前三天在堂屋烧香。自从她们去小婆婆的诊所生产后，便很少拜菩萨了，“有婉英太太在，大人可保，婴儿能活。”
而妇人们的处境稍有好转，一些人马上进行反扑，他们习惯了本来的秩序，“女人和牲口唯一的区别就是，女人产子能继承香火。而不能生育的女人，不如牲口，牲口不听话尚能杀了吃肉。”他们坚决维护三从四德，咒小婆婆不得好死。
更有人毫无下限，一伙精壮男子，还有几个所谓德高望重的老乡贤，一共十几人，逮住了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当众指责小女孩和她母亲一样，“多次当众夹腿发骚，伤风败俗。我们原本想着只将她赶出村子，不带坏风气就行了，但现在决定要将‘小荡妇’浸猪笼活活溺死，以儆效尤。”
小女孩的婶婶情急之下想到了小婆婆，跑来诊所求救。小婆婆听后大步流星地往外走，曾祖父深谙小婆婆的个性，知晓此事的严重性，赶忙去追，没能追上，于是急忙叫人，还带了枪，骑着马才赶上。
因对方是外姓，按理说小婆婆本不该干涉，她却非要豁出去管到底不可。那天，小婆婆怒不可遏，一把抢过曾祖父手中的枪，拉枪栓，然后一枪打在那帮人脚下，再拉枪栓，与曾祖父二人走入人群，将被捆住手脚的小女孩护在怀里，方才说话。
曾祖父在一旁老实翻译，“今天我本来是想先弄死几个，再讲道理的。念你们尚未动手，也就忍了。我一介女流，外地人，本不想插手任何人的家务事，但作为大夫，我了解女娃娃夹腿没啥错，或是身体有疾，或为正常反应。我的女儿也有过此类异常，许是性意识萌芽，三岁男婴亦会有之，毫不稀奇，难不成浸猪笼吗？”
那帮人知道家族内讧是一回事，但若真与蔡家起了冲突，一旦涉及家族名声，蔡家人有一个算一个，都会一致对外。领头人出来打圆场，说其本意不过是想着小惩大诫，以达到正德、正心、正行之目的，不至于太过残忍。既是大夫说了此女乃身体之疾，那就拜托大夫进行医治云云，一场涉及人命的闹剧就此收场。
令人痛心的是，小女孩的母亲却回不来了——小女孩的父亲患肺痨而死后，其母与村中一位单身男子发生了关系，被人发现后，男的被活活打死，小女孩的母亲惨遭“浸猪笼”，即将其塞入竹制猪笼，放入河中浸没至死。此种刑罚，在我们村里后来也曾屡见不鲜。
很多年后，有妇人同样遭此迫害，很多人都想起了小婆婆，“婉英太太去了外地，再没人替我们开枪了，那真是相当漂亮的一枪。”
当年，小女孩经过小婆婆的一番开导后，再未出现过夹腿的状况。并作为小婆婆的关门弟子，成为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创始人。七十多岁了，还去探望过姑奶奶，喊她“三姐”，说起小婆婆，当年的小女孩仍用手绢擦泪：“师父是智者，还是勇者，不知改了多少人的命。”
此事发生十几个月后，曾祖父去世，而后局势大变，小婆婆跟随姑奶奶离开老家，祖父关闭医馆。各地的妇人前去送行，绣了两个大字——妇科。小婆婆仍不忘嘱咐，“往后自珍，切勿轻易动怒、烦闷，以免积郁成疾，要注意保暖防寒，以防气血凝聚。”
小婆婆去外地那些年，医馆外面也一直挂着“妇科”的牌子，并常有妇人擦拭。
有人说，“婉英太太走了，却在我们妇人心里挂了牌。”
引用：
1 现今湖南师范大学的前身，成立于民国27年（公元1938年）10月27日。
2 杨森，（1884年2月20日－1977年5月15日），四川广安人。民国时期四川军阀，1926年任四川省省长。
3 巡警道，官署名，清末新官制中地方官名之一。专管全省巡警、消防、户籍、营缮、卫生事务。四川巡警道是清朝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在四川省设置。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1-28 05:5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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