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正传》不是一个人的传奇,而是关于每个人生活的故事。
撰文 | 周晓晓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一个智商只有75分的傻人,却靠着不懈奔跑的毅力,成为橄榄球明星、越战英雄、乒乓球外交使节、亿万富翁;他曾与猫王和约翰·列侬近距离接触,亲历水门事件、阿拉巴马大学黑人入学事件、肯尼迪被刺等时代风云。
这就是阿甘,影史十大经典《阿甘正传》的主人公,该片曾在奥斯卡上击败《肖申克的救赎》《低俗小说》等佳作,笑傲群雄。
前不久,印度翻拍版《阿辛正传》上映,珠玉在前,哪怕“印度刘德华”阿米尔·汗也没能讨得了好。从豆瓣9.5到7.4的口碑落差说明,哪怕印度版本土落地性做得不错,可内核还是差了一大截。
《阿甘正传》为什么这么能打?这次,绕开男主角阿甘,我想从珍妮说起。
01
愚人阿甘与智者珍妮
珍妮是谁?她是阿甘心口的朱砂痣,是照耀阿甘一生的白月光。
阿甘生命中有两个重要的女人。一个是独自抚养他长大的妈妈,处变不惊,聪慧能干,甚至委曲求全牺牲色相,换取阿甘能上当地最好的公立学校。
另一个女人珍妮,是除了阿甘母亲外,第二个会跟他平等沟通、不鄙视他低能的人。
珍妮和阿甘的故事起点是美国电影里烂大街的青梅竹马式“爱情”。
阿甘第一天上学坐校车,看到带着铁腿套的阿甘上车,孩子们有好奇的、有恐惧的、有厌恶的、有鄙视的……穿梭在各式各样的眼神中,阿甘找不到一个愿意接纳他的伙伴。
这个时候,他听到了世界上最美的声音。
“你要坐在这里也可以。”
珍妮挪开位置,让阿甘坐在她身边,两人聊了一路,自此成为形影不离的好友。
阿甘说珍妮美得像天使。
天使在这里有多重寓意,既是赞美金发碧眼的珍妮外形好看,也是肯定她善良美好的品性。而一旦至纯至美的角色被撕裂与摧毁,就会迸发出格外令人心碎的能量。
阿甘人生里有很多第一次是珍妮给予的。珍妮心智远比阿甘成熟,她和阿甘亦友亦师。她教阿甘爬树;她带着他读书识字;她鼓励阿甘“跑起来”,让他彻底甩掉了束缚他的铁腿套,从此可以自由奔向他想要去的任何地方。
阿甘从懵懂迈向成年人的初体验也和珍妮息息相关。
在珍妮的女子学校宿舍内,珍妮当着阿甘面脱下被大雨淋湿的衣服,只身着一套白色内衣。她看到阿甘盯着她的身体,局促不安,却又带着隐隐的期待。得知阿甘从没和女生在一起后,珍妮缓缓脱下内衣,引导阿甘触碰她的胸部。
从没接受过这方面启蒙的阿甘,被吓到了。他身体立马有了明显的反应,他弓下身体,发出尴尬的呻吟,连声道歉,说他头晕。
珍妮不放过阿甘的每一丝变化,她轻轻地套上内衣,倾身抱住阿甘,温柔地安抚他紧张的情绪。被珍妮搂在怀里的阿甘,就像犯错后的小孩,在妈妈怀里寻得了温暖。
这是电影里阿甘与珍妮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两条线短暂地相交,然后分离。自此之后,阿甘的人生螺旋式上升,珍妮则如抛物线,升到高点后就不停下坠。
《阿甘正传》是有同名小说的。原著里,阿甘没有电影中那么天真纯粹。他性欲旺盛,吸毒诈骗,享受被万千人瞩目的快感。反倒是珍妮,善良正直,渴求安定的婚姻生活,一再劝阿甘找份正经工作。
电影制片人承认,“在充实珍妮这一角色的过程中,编剧埃里克·罗斯将(原作中)阿甘的所有缺点——以及六七十年代美国人的许多过分行为都转移到了她的身上”。于是,长大后,阿甘与他挚爱的珍妮分道扬镳。
阿甘在几十年的岁月里,始终保留着典型的装束:板寸头,方格衬衫,纯色长裤。他代表“美国人所有好品质”,正直、端方、善良、守信。珍妮则是迷途的羔羊,影片还特意通过交叉剪辑强调了二人的差异。当阿甘奋进时,珍妮却在拍裸照、当脱衣舞歌女、抽烟吸毒、随嬉皮士们流浪……过着混乱不堪的生活,直到最后患上艾滋病早早离世。
表面上看,这是愚人与智者的选择。
智者走在宽门大道上,看似可以为所欲为,实则终点通往地狱;愚人进的是窄门,走的是小路,却能拥有更光明的未来。
作为反智电影的代表作,《阿甘正传》的出现并非孤例,《雨人》《阿呆和阿瓜》等片的主角也都不太聪明。当时恰逢东欧剧变,世界各地大小纷争不断,人们喜欢把问题归因为欲望与私利,也便格外憧憬“田园牧歌”式单纯的美好。
《阿甘正传》更通过阿甘与珍妮的对比,树立起两类时代标签。愚人阿甘代表的是稳定庄严的五十年代,智者珍妮身为“垮掉的一代”代表,则象征混乱喧嚣的六十年代。片中她的自我解放之路伴随着六十年代嬉皮士运动、反越战运动等政治文化运动,并把自我推向了毁灭之路。
02
渴望自由的鸟,无法逃离
“一个天真的美国人在正失去其天真的美国中所经历的浪漫快活故事”,这是《阿甘正传》创作者为其概括的主题。
“正在失去天真”的美国指的是片中的六十年代,也指的是电影上映时的九十年代。
兰斯·莫罗曾在《盒子里的民俗》一文中分析称,“点缀着近年来一些无规律的、难以理解的奇迹和不幸”,美国已日渐成为一个“丧失了自己许多坚定信念的国家”,试图“全面补充其民间传说及自我形象和典型”。
于是,孕育而生的《阿甘正传》成为“重新定义美国神话”的答案之一:回归传统,重拾“家庭、努力工作、诚实和个人责任感”等价值观念。
上述号召来自美国第44任副总统詹姆斯·丹·奎尔1992年的总统竞选讲话。他还在同一场讲话中指出,像希拉里·克林顿及单身黑人母亲这样“不守规则”的女性,自己做出“生活方式的选择”,是造成当今文化危机的原因之一。
电影《阿甘正传》里的珍妮,大抵就是这类“不守规则女性”的有形代表。从这一作品的创作背景而言,我们可以说它是保守甚至落后的。
然而,伟大的影视作品自呱呱坠地、离开创作者母体那天起,就自能孕育出蓬勃舒展的生命力。如今回看《阿甘正传》,我们不难发现,比起逆风翻盘的“美国神话”阿甘,珍妮反而才是那个年代无数年轻人的真实缩影。
“亲爱的上帝,把我变成一只会飞的鸟吧,飞得越远越好”,这是年幼的珍妮拉着阿甘一起许愿时的祈祷语。
相比拥有一所漂亮大宅子的阿甘,珍妮家显而易见地属于美国底层阶层。她家房子破旧,妈妈五岁上了天堂,他的爸爸是个农夫,屋外就是大片的玉米地。
贫穷不是压垮珍妮的稻草,她的爸爸才是。电影用隐晦的笔法暗示珍妮爸爸对孩子们有猥亵行为。“他非常慈爱,常抚摸和亲吻她们几个姐妹”,伴随着阿甘这句话,是珍妮拽着阿甘从爸爸的吼声中逃开,跪下向上帝祈祷让她飞走。
下一个镜头里,警察把珍妮从爸爸身边带走,带她去了外婆家。珍妮全部的家当是她双手就能拎动的旅行包,而此后的漫长时光里,她要么是在路上颠簸流浪,居无定所,要么就是住在路边这个废弃铁皮车房内,衣服都只能晾在随意牵起的绳子上。
被性侵撕裂的残破童年加上漂泊不定的生活,让珍妮一直有强烈的不安定感。阿甘对她很好,但阿甘不懂更无法融入她的内心世界。他出于主观善意给予珍妮的保护,往往会对珍妮造成二度伤害,让珍妮失去爱人、惹怒听众、触犯朋友——即便这些围绕在珍妮身边的家伙都非良人。
事实上,珍妮并非随波逐流的奥菲利亚,她的成长岁月里充满了痛苦和不幸,她却始终想要积极反抗平凡的命运,想要给自己的生命找到一个自由的出口。
她曾问阿甘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她告诉阿甘:“你永远是你,只是另一种你。”
在她兴致勃勃对阿甘描绘的未来蓝图里,她会在空荡的舞台上,“只有我的吉他和声音,只有我独唱。我要打动人心。我要与人沟通,一对一的对话。”
她不是空谈。
她宿舍床边就立着一把吉他,墙上贴着琼·贝兹的海报,那是她梦想成为的人:一个乡村民谣女歌手,一个借音乐表达社会和政治理念的歌者,一个曾因支持民权和反战运动被捕入狱的勇者。
可是,琼·贝兹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好友是马丁·路德·金,男朋友是鲍勃·迪伦,珍妮却只能靠自己劈开向上通道里的重重荆棘。
珍妮失败了,她被刺得遍体鳞伤,她再怎样努力融入人群,都无法填补内心的空虚与悲伤。人们只愿享受她的容貌与身体,却压根不在意她漂亮的歌喉与聪明的头脑。
“要做爱,不要战争”(make love, not war),那是这些“嬉皮士”们提出的最著名的口号。处在价值迷茫的年代,无数像珍妮一样的年轻人失去了信仰,希望通过性解放、吸毒、摇滚等形式扩展思想,但珍妮之死与约翰·列侬被刺杀,便象征着这一代年轻抗议者的死亡。
历经了动乱和危险而未受其害的阿甘,仅仅是历史里的少数幸存者。珍妮的不幸或许才是“命中注定”。
本来想当捕虾船长的巴布,呢喃着“我想回家”死在越南河边。
渴望成为英雄的丹在战争中失去了双腿,沦为被人嘲笑的“废物”“怪胎”。
看着时代广场上欢庆新年的热闹与喧嚣,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眼底泛着泪光,梦幻般地低语希望:“每个人都可以重新再来。”
恰如影片最著名的那段关于巧克力的寓言,“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它指向的是命运的无常、世界的流变性和人生的不可预测性。
而当《阿辛正传》把巧克力置换成印度国民小吃炸脆球后,则把人的成败与欲望挂钩,熬出一锅咖喱味的心灵鸡汤:肚子吃饱了,就应该停下来,不要总渴求太多。
《阿辛正传》里对标珍妮的鲁帕,创作者把她的不幸简单归类到童年经历父亲家暴,所以她从小就渴望变成有钱人,长大后委身黑帮大佬,靠出卖自己来换取扬名立万的机会,无疑削弱了角色更深层的悲剧内核。
《纽约客》专职作者乔治·帕克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非虚拟作品《下沉年代》里,呈现了美国自二战后三十多年的沧桑巨变,撕开它表面下的破碎裂痕。
他书写了一群生活不断下沉的美国人:生在战后经济增长的黄金年代,摸爬滚打半生后,却迎来传统社会结构的轰然倒塌。那本书里描写的世界就是《阿甘正传》中绝大多数人的唏嘘与迷惘。
不停奔跑就给人生带来希望的阿甘,其实也是个动听的谎言:“上大学,接受好的教育,在一家《财富》500强公司找一份工作,就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而在《下沉年代》里,有人做到了这一切,却依然苦不堪言。因为“敲门砖准备好了,却无门可敲”。
“赢家将赢得更多,像充满气的飞艇飘上云端;输家则经历了漫长的坠落才跌至谷底,有的甚至永远不会触地。”赢家是阿甘;输家则是珍妮,是巴布,是找不到敲门砖的诸多失落人群。
* 参考资料
1、《<阿甘正传>中关于种族、性别以及政治的回忆》,美国《电影杂志》,作者J.海兰·旺,译者吕奇莹;
2、《电影<阿甘正传>对同名小说中女性人物的重塑》,作者胡凌;
3、《盒子里的民俗》,《时代》周刊,作者兰斯·莫罗;
4、《下沉年代》,新经典文化,作者乔治·帕克,译者刘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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