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毕业的戏剧人：一条不为赚钱的理想之路

源济

北大毕业的戏剧人：一条不为赚钱的理想之路

Original 杨雯 看天下实验室  2022-06-08 07:30 Posted on 北京

“我们要建设一个干净的，清白的，有基本安全和尊严的世界。”

撰文 | 杨雯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4月5日傍晚，话剧九人在B站举办了一场特殊的直播，将因疫情无法开演的《双枰记》转至线上放映。这是九人“民国宇宙”的第三部话剧。该剧讲述了民国一桩案件开庭审判的前一夜，友人为狱中人带来一位辩护律师，三人少年时是无话不谈的知己，却在二十年间反目离散，在牢房里再论理想与现实。

民国知识分子的故事是九人反复书写的题材。九人“奇迹”出现在2019年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

当时，他们的首部民国知识分子话剧《四张机》在北京上演。该剧讲述了五四前夜，北京大学红楼里，三位教授面对四张文科招考答卷，展开了一场关于治世求学和乱世成人的论辩。

《四张机》剧照。

谁也没想到，这部默默无闻的新戏靠着口碑，迅速走红。“知识分子”、“理想主义”、“文人风骨”，这些词高频出现在剧评中，市场反响让九人意外，更备感欣慰——原来有共鸣的“同类人”，远比想象中多。

01

值吗？

朱虹璇想过九人的故事要不要就停在第十年。

那是在2021年9月九人的十周年戏剧月临近尾声时，剧团打算举行内部活动庆祝十年前的少年们终于实现了承诺。由于活动前有三剧连演，朱虹璇在台侧紧张地盯着演出效果，直到最后一部戏过半才想起过会儿庆祝活动有自己的演讲环节。

朱虹璇。（受访者供图）

22岁时，朱虹璇还在北京大学读政治学。大学的她不喜化妆、逛街，反而沉迷写诗歌、剧本和时事评论，打过辩论赛，办过探讨公共问题的自媒体，这位文艺青年还常被好友评为有些“少年老成”。

一次受邀为学校剧星大赛写剧本时，她写下改编自《十二怒汉》的《九人》。剧组遗憾地折戟复赛，吃散伙饭时，这群青年说，我们只有二十几岁却去演三十多岁中年人的戏，所以演得不好。推杯换盏之间大家约定：“要不我们连演十年吧，演到我们都三十来岁，正好是剧里面人物的年龄，再去演绎哀乐中年。”

朱虹璇毕业后， 九人剧团也逐渐起步，专做涉及公共议题的知识分子式原创话剧，并积累了一拨年轻观众。《四张机》大受好评后，朱虹璇决意辞去原本在互联网行业收入丰厚的工作，做全职戏剧人。

转眼间，十年之约已至，摆在朱虹璇面前的是一道难题。

疫情让整个行业遭受重创。彼时，已经几乎没有剧团还在运转，每三天做一次的核酸就花了好几万元。

“我不知道是该说同志们我们斗志昂扬再干十年，还是说十年已至，我们已经不再亏欠彼此，到此为止吧。” 朱虹璇说。

在刚毕业的队友眼中，朱虹璇是台“永动机”，但现实压力下，“永动机”也快撑不住了。

纠结中，她去前厅找到制作人问：“我们还值得干下去吗？”

制作人的回答是：“看你。”

朱虹璇明白，他们这些共同扶持走过了十年的“老人”，彼此都无法说出来一定要干下去，“哀乐中年”的大家在不同行业里摸爬滚打，见识了沉甸甸的现实，“有干得下去的理由，也有干不下去的苦衷。”

朱虹璇在黑暗的幕后反复游走，她看到了在后台下场口蹲着的舞台监督郭爱伦。这个女孩生于1997年，即将从北大毕业。朱虹璇问她：“你说我们干这个事儿值得吗？”

郭爱伦（左）和朱虹璇。（受访者供图）

黑暗里两个人看不清彼此的神态，在十几秒的沉默后，郭爱伦说：“值得。”

“你确定吗？”

“确定。”

“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你多么理智，或者利益权衡的天平算得多么精确，你就是需要有一个人告诉你，这个事情值得。” 朱虹璇回忆着当时的心境，“有很多像他们这样的更年轻的人告诉我这个事情还要继续干，所以有时候，你需要找到你要保护和为之战斗的一群人。”

读书时，朱虹璇常觉得，往往是年长的师友给她很多引导和力量。但在九人的经历让她发现，动力反而来自青年。

02

相信这个世界并不是

靠利益驱动的

今年是制作人任慧岩与九人的第九年，她是朱虹璇本科同院的学妹，2014年，在香港硕士毕业后回到北京从事互联网，进过大厂也拼过初创，现在担任剧团制作人的同时，仍在一家大厂做着非常“卷”的本职工作。

在与任慧岩约采访时，她的时间会精确到周末下午4点到6点，或是某个工作日中午的时段，临近开始前又匆匆抱歉，被临时加的会议挤占了时间。做戏是任慧岩的B面人生，要求她必须在高速飞驰的本职工作赛道上挤出时间处理剧组事务，而她也掌握了一套碎片化的工作技巧：“工作确实是挺忙，但像两个会之间一定会有一点时间，总能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九人的许多演员和幕后技术岗人员，甚至会把年假都贡献给剧组排练。

在全职做戏剧人前，这也是朱虹璇的常态。北大毕业后，她也走过一套典型的精英职业之路，去过外企、做过咨询、进了互联网大厂。本职工作高度紧张，经常是半夜一点才结束工作，朱虹璇仍会写剧本到两三点再睡，这样一坚持就是八年。

刚辞去工作，全职进入戏剧圈时，朱虹璇首先经历的是巨大的失落。

“我原本抱着很多希望，要大展宏图，要带着我的团队在里面开一条路出来。” 朱虹璇说。刚入行时，她天真地以为戏剧人都是热忱、真诚的，能为戏剧艺术和理想奋斗的，但却见识了各种“利欲熏心”的人。

“你会很失望。我也质疑我自己这个决定，本来这个行业就不挣钱，如果不挣钱我又不能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我图什么呢？”

说是这么说，朱虹璇还是带着团队，一路走来。

在他们看来，九人正是那束照亮庸常生活的光。北大曾经给予过这样一种环境，朱虹璇周围的老师同学关怀家国天下，燃烧着对理想主义的热望。但走入社会，她觉得自己就像一条从池塘游进大海的小鱼，见识了大海的变幻莫测，更体会到剧烈的孤独。“你会非常迫切地想要通过一些行动去寻找同伴。”

任慧岩（中）。（受访者供图）

同样身处互联网，任慧岩也有这种割裂的感受，“在职场，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财富神话发生，每个人都想很快地去做一点什么。今天有个想法，恨不得明天就能看到这事行不行，后天就要做要不要继续往下的决定。”在利益至上的职场，没人谈论理想。

但九人里存在一种非利益驱使的纯粹动力。对剧本反复打磨，对演出细究优化，都让任慧岩看到不同于浮躁现实的坚守。

朱虹璇听过很多关于九人如何做大挣钱的商业策略，但她在意的，是这个剧放在十年后还有没有人看，是否具备长期的生命力，而不是追逐流量、“胳肢”观众的短期变现。因此，尽管行业不景气，但为保有艺术表达的纯粹，九人依然坚持以戏养戏，不接受冠名，也不接受植入。

“我们这群人都有一个信仰，就是这个世界并不是靠利益驱动的，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并不是大家削尖了脑袋要坐到什么位置，而是因为所有人内心有非常朴素、真实的共识。” 朱虹璇说。

“我们要建设一个干净的，清白的，有基本安全和尊严的世界。这是需要我们靠理想维系的，我们有这样基本的共识，所以会走到一起。”

03

创造一种“知识分子”的联结

今年，九人民国宇宙的第四部戏《对称性破缺》即将上演，“民国知识分子戏剧”、“文人戏”的标签也将继续被九人沿用。这些年，无论是话剧《蒋公的面子》，还是大热剧《觉醒年代》，都在年轻观众群里掀起了一股“民国热”。

但朱虹璇不认为民国是个“黄金时代”。

“它在我心目中是新旧交替的时代，很多人对民国有一些错误的迷恋（过于浪漫化那个年代），但其实那时候民不聊生。但动荡的时代易出百家争鸣，当时代的一座山无差别落在平平稳稳过日子的中国人头顶上时，每个人都要肩负起责任。”

“思想从痛苦中来，所以很容易出现一些全新的理念和开拓性的创举，我非常想描述这种思想上的交锋。”

她将这些百家争鸣、思想交锋借剧中人物之口发出论辩，谈高等教育的意义，谈科研女性的艰难处境，这些也让人联想到当今的社会议题。

有些宣发将九人的话剧称为“民国大师系列”，朱虹璇看到后啼笑皆非，“我们写的并不是这种著书立传，在庙堂之上被供起来的英雄人物。”在朱虹璇看来，名垂青史的民国学者都是非常鲜活可爱的人，她会给老派的角色安排个叛逆进步的女儿，给自信的青年安排个风流债红颜。“我希望把他们写得活泼可爱，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面的软肋，有公共表达也有自己的私心，毒舌、贱贱的这样一些人。

《春逝》剧照。（受访者 供图）

同样地，朱虹璇也不愿用量化的方法描绘“用户画像”，她相信每位观众都鲜活，每条意见都珍贵。朱虹璇既见过七八十岁的白发老人来看《四张机》，也见过男观众对《春逝》哭得不能自已，这令她意识到，这个世界远比想象中还要多元和开放，“我们的观众也是一群对世界怀有朴素善意、抱有真诚希望的人”。

在谈到“青年精神”时，朱虹璇开自己的玩笑说：“45岁以下的都算作青年吗？”九人的故事让人相信，如果只用年龄来定义“青年”或“中年”，未免浅薄了。毕竟有人年纪轻轻灵魂已然老朽，有人霭霭暮年内心仍旧沸腾。

外界对九人的宣传中，总会强调这是一支“由北京大学校友创立”的队伍，所谓理想主义、知识分子风骨、进步青年的主张，无不与社会上理解的北大精神相匹配。但朱虹璇不愿过分强调学校的名号，她认为这样不利于打破边界，团结“同类”。比起北大校友，她更希望九人是在创造一种“知识分子”的联结。

任慧岩觉得，如今的自己很难再轻易地把“理想主义”挂在嘴上，因为明白这一决心背后要付出的重量。九人内部有“做聪明的好人”这样一句话，加入兼职剧团的情怀是好的，但以情怀为主导并不能保证把工作做好，所以“聪明地把事情做好”，一样也不能少。九人使她的内心保有了一簇珍贵的火苗，她还不想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她还要奔跑。

正如朱虹璇在《知我》里写下的词：“知我一个不甘的人，执于所求无论病瘦。盼望野火不灭，盼望月色奔流，燃烧不尽，凡夫怀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