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咸丰二年（1852），二十二岁的湖南籍秀才刘坤一兴致冲冲地参加了湖南全省乡试。他的报考身份是廪生，即秀才中的佼佼者，清政府给予伙食补贴的那种。年轻的刘坤一心想：“我这么优秀，乡试中举应该是稳了。”
刘坤一的自信并非空穴来风，他在乡试中写下的文章，引起了阅卷考官黄孝直的“墙裂”赞叹，后者毫不犹豫地把刘坤一推举给主考官。可惜主考官看不上刘坤一的文章，觉得这是一篇庸作。
于是刘坤一“顺利”地落榜了。落榜本是伤心事，为什么要用“顺利”来形容呢？原因有二。
其一，因为不可知的因素，主考官戴了有色眼镜来看刘坤一的文章，让他落榜或是有意为之。就主考官的意愿来说，刘坤一落榜显然是“顺利”之事。
其二，假设刘坤一如愿以偿中了举人，他的人生天花板大概率将局限于县级官员的高度，最多做到州府官员，顶天了；恰恰是他的落榜，逼得他另谋出路，参加了湘军。
结果，世人都看到了，从军的刘坤一，后来做到了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高度，跟李鸿章在同一个级别。可见，刘坤一当年的乡试落榜，是多么“顺利”！
刘坤一是在咸丰五年（1855）参加湘军的。都说湘军的领军人物是曾国藩，因此从湘军脱颖而出的大批名将能臣，历史一般都把他们归入到曾国藩的门生范畴。但这是错误的，至少是不严谨的。笔者前些日子发表的有关湘军名将李兴锐的文章，就出现了这个想当然的误差。
实际上，刘坤一没有追随过曾国藩，至少没有被曾国藩直接领导过，两者交集甚少。刘坤一加入的乡团名为楚勇，堪称湘军的前身，其创领者是江忠源——此人后来早逝，否则朝野地位不亚于曾国藩。
刘坤一是追随他的近侄刘长佑参加楚勇乡团的。后者在族中的辈分低于刘坤一，但年长于他，因此成为刘坤一的人生领路人。
刘坤一
刘坤一在军中对战太平军的功绩就不赘述了，反正投笔从戎的他，军功不小,以至到了同治元年（1862），他被朝廷任命为广西布政使，正式踏入晚清官场。
这块【进士】匾，就是刘坤一在任广西布政使期间题词的，但制匾时间则在同治六年（1867），那时刘坤一已获提拔、转任江西巡抚。
清·同治六（1867）年 【进士】匾 刘坤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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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找“广西历任布政使”史料发现，刘坤一离任广西布政使、转任江西巡抚的时间是同治四年（1865），距离他参加湘军刚好十周年。
只用十年的时间，刘坤一就完成了从一个落榜举人到封疆大吏的华丽逆袭，这样的“壮举”很难不让人心生骄傲。
假如当年刘坤一中举了，他的命运将是什么样？要么止步于举人，不再进一步参加全国会试，他的前途就固死在县级领域了；要么科举之路继续，会试能不能过关另说，就算如愿考中了贡士，后来又再中进士，达到这个成就，他要耗费多少年？进士出身后，顺利的话做到巡抚这种级别的封疆大吏，中间又要熬多少年？
所有的假设叠加，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刘坤一乡试落榜并参加了湘军，是他一生中做过的最正确之事。实际上，历史上从湘军转任官场，并成为晚清朝廷封疆大吏的人，比比皆是，他们的成就让千年科举制度黯然失色。
但刘坤一还是对当年放弃他的那个主考官耿耿于怀，咸丰年间，后者刚好调任江西省内道台官职，结果被巡抚刘坤一公报私仇免了职。
反之，对于赏识他的那个阅卷官黄孝直，刘坤一则一辈子对他执弟子礼，并请他掌管江西境内所有大小书院的总顾问，可谓荣誉等身。
话说刘坤一投笔从戎十年，“稀里糊涂”就走上了封疆大吏的高官之路；到了光绪初年（1875—），已然跻身总督级别，先任两广总督，再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那么，刘坤一这个总督、晚清重臣，在历史上有多大的影响力呢？对此，我们要把他的为官履历分成两个阶段，予以分别评价。第一个阶段是刘坤一担任江西巡抚时期，他主政江西长达近十年之久。实事求是地说，这一时期，由于刘坤一前期缺乏基层执政经验（从湘军坐火箭蹿升到省级主政官员），而且学历也不高（廪生），他的执政作风是简单粗暴的，有点像兵痞子，所以谈不上有什么政治影响力。重要的是，用今天的话来讲，江西属于内陆省份，没有海域，所以刘坤一在此接触不到什么舶来事物；加上他的文化程度确实不高，视野不足。凡此种种，导致那时候的刘坤一思想上非常保守，算得上是老顽固那种，比如他对于国内刚刚兴起的洋务运动是持排斥、反对意见的。到了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刘坤一当上两江总督以后，他的视野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辖地江苏（含上海）有大量的洋人商务扑面而来，各种外来新鲜事物层出不穷；总督府驻地南京，又跟浙江沿海相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事物，总能跟刘坤一产生各种交集，甚至是化学反应。渐渐地，刘坤一的思想变得开明起来，迂腐不堪的保守主义思想再也不能在他头脑中占领高地了，他开始支持洋务，比如造船、铁路、外贸等事业，都在他的扶持范围内。更重要的是，刘坤一虽无高学历，但他有廪生（秀才中的佼佼者）的好底子，这说明他的学习能力特别强。于是他博览群书，打开双眼看世界，没有了科举考试的束缚，这种博闻强记和现实启发更能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智者。事实证明，在两江总督高位的加持下，刘坤一在国家层面或高度上的民族意识、战略意识迅速形成了，而且高瞻远瞩，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局面。这就像是一个高段位的围棋手，能预见有战略纵深和宽度的棋局。简言之，刘坤一成了一个有大格局的政治家，这种人注定会在家国历史上留下深远的影响力。先说一个历史大背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不断强迫清政府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其中沙俄更是以蚕食中国领土为诉求，从1858年到1878年，接连迫使清政府跟他们签订了五六个不平等条约。其中，签订于1878年的《中俄交收伊犁条约》，是清政府代表崇厚，在俄国的胁迫下擅自签订的，清政府被要求割让伊犁以南、以西大片领土给沙俄。对于这个大面积卖国的条约，清政府不予承认，并派出了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代表清政府前往俄国谈判，要求改签条约。双方的谈判和扯皮，持续了两三年。就在清政府专注于沙俄谈判、条约改签事宜，无暇顾及周边事态之时，日本趁虚而入，出兵抢占了中国的藩属国琉球。伊犁周边和琉球，同时面临被沙俄、日本永久占据的危机！就在朝野上下的关注点在领土本身之时，刘坤一预见了不一样的东西：一是西方列强将越来越过分地入侵中国，必须马上构筑海防力量；二是必须力保中国周边敏感地理目标，确保它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否则后患无穷。从中俄围绕伊犁谈判来说，刘坤一他参与不了，伊犁的得失他无能无力，这一点不论（好在中俄于1881年签订的《改签条约》，中方收回了不少土地）。但刘坤一从此事预见到了，世界已经进入了列强围殴中国、妄图蚕食中国的危机阶段，这个历史大势转瞬即逝，期间清政府如果不把国防尤其是海防放在第一要务，后患无穷，甚至有亡国之危。其中刘坤一着重指出，东三省位置敏感但防务薄弱，这里有可能会成为将来发生亡国之危的入口，因此要求清政府全力加强东三省的国防力量建设。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东北果然成为中国的重要危机窗口。一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军队侵入辽南、辽东，迫使中国签订《马关条约》；二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占东三省，并由此侵入全中国。可惜，晚清政府没有重视刘坤一的预判，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能力构筑像样的国防力量，导致甲午危机发生；而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也没有吸取历史教训，导致东三省成为日本侵华的主入口。但刘坤一作为一个晚清的封疆大吏，他能够超越一时的现实，从地理窗口中高瞻远瞩看见未来的危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战略眼光。我们再来看日本侵占琉球之事。琉球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地位，此前已经延续了几百年。而清政府对于日本抢占琉球，只有口头抗议，却没有付出行动（很大原因是能力不逮）保护琉球回归独立。对此，刘坤一痛心疾首，他呼吁、主张清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派军队把日本人驱逐出琉球！因为，他看到的不是领土问题（琉球本是独立藩属国），而是琉球的地缘政治重要性：用今天的话来说，没有琉球作为缓冲带，中国的安全岛链范围就缩小了很多。还是那句话，由于清政府不重视或听不懂刘坤一的预判和警告，或者说根本没有能力介入，导致本在中国势力范围的琉球（今冲绳）彻底倒入了日本的怀抱。但即便如此，刘坤一所具有的超前“地缘政治”（1917年才有的西方政治术语）智慧，依然令后人佩服有加。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前夕，刘坤一大力宣扬他对越南（历史上也是中国的藩属国）的地缘政治观点，引起了朝野广泛重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帮助越南防御法军，就是帮助晚清中国自己。同样的观点，刘坤一还在论述高丽（朝鲜半岛）问题时说到。
刘坤一作为一介廪生，有幸从军中起家，成为晚清重臣，从个人角度来看，实在是人间至福了。因此，如果他选择坚守保守主义路线，于民无害、于国无益，世人可能也不会有太多微词。
但成为总督级大人物后的刘坤一，却越来越不保守，他变得对规矩这种东西视若无睹。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并不是他当大官膨胀了，而是他的民族意识、家国情怀崛起了。只要有利于国家的事，他愿意冒险越过“规矩”试图矫正。
1894年正值慈禧太后隆重举办六十大寿之时，中日甲午海战爆发了，日本人不但击沉了晚清军舰“致远号”等，还攻入了辽南，大连也失陷了。
对此，清政府的第一反应当然不是投降——不得不议和并签订《马关条约》是后来的事。实际上，慈禧的第一反应是满怀愤怒，要求清军全力反击日本。
那时候日本人并没有攻入华北，他们在辽南、辽东一带，也就是所谓的关外，那里是满清的家乡、大本营，这就让慈禧更加有了反击日本的意志。她要求清军主动出关，深入关外打击日本人。
那么领军出关反击日本人的最高清军指挥官是谁呢？你也许猜到了，就是刘坤一。
但实话实说，当年在湘军善于作战的刘坤一，在对日反击战中并没有优秀表现。可能是清军确实整体实力低下吧，反正刘坤一领导的对日反击战败得一塌涂地。具体过程就不叙述了。反正随着清军一再落败，最后的结局就是，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里中国人最熟悉也最痛恨的有关条款是：“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让与日本。”朝野上下，多少中国人对此恨得牙根发痒，诸多晚清重臣也不例外。条约一旦签订，理论上就得遵守。这是绝大部分晚清大臣的基本认知，实际上也是迫于清政府的压力不得不认。但刘坤一就是不认。他一再上书要求慈禧、光绪皇帝收回这一条卖国条款，即便条约不可更改，那也要拒绝执行，大不了跟日本继续战下去。刘坤一给出的理由很简单，台湾诸岛领土，也是中国地缘政治安全绝不可丢的国内屏障。他甚至提出了对日抗战的具体办法：清军撤回关内，严防死守，日本人攻不进来，用消耗的办法拖死远道而来的日本军队，时间是清军的取胜之匙，只要坚持下去，日本迟早必败。注意了，这又是刘坤一表现出来的超前战争智慧：抗日反击，要有持久战的准备，最后胜利的一定是我们。多年以后，毛泽东提出了对日战争的“论持久战”，被事实证明是成功的。可见，晚清时代的刘坤一，有着类似的抗日思想观，是多么了不起之事。可惜，刘坤一至始至终也说服不了清政府继续对抗日本，《马关条约》不得不执行。但刘坤一本人并不死心，他写信给台湾巡抚唐景崧，鼓励他顶着日本人和清政府的双重压力，继续抵抗日本人，设法保住台湾。当时在台湾奋勇抗战的代表人物，是专程从大陆赴台的抗日名将刘永福，刘坤一对他也大加鼓励，并表示要从物质上支持他抗日。实事求是地说，彼时刘坤一的绝对抗日主张，已经超出了一般清政府高层官员应有的姿态（毕竟条约已经签订）。但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身为大臣的刘坤一并没有博弈成功，他不得不屈服于清政府的压力，放弃了（事实上做不到）对台湾抗日力量的援助。刘坤一作为晚清重臣，不重“规矩”只看家国利益的一面，后续还有惊人之作。比如光绪二十五年（1898）慈禧发动戊戌政变之后，她一度想废黜光绪，改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皇帝。对此，朝中大臣颇有微词，但谁也不敢表态，毕竟当时慈禧正是权势如日中天之时。关键时候，刘坤一第一个站出来表态反对，他通过慈禧的宠臣荣禄给慈禧传话，表示不支持废立皇帝之事。鉴于刘坤一的总督身份，他站出来反对，慈禧当然有顾虑，最后她不得不取消了该计划。这还不是高潮。刘坤一高官生涯中，做过的影响力最大的“不守规矩”之事，是广为人知的“东南互保”行动。1900庚子年，慈禧轻信义和团“神功”，宣布对西方十六国宣战。从民族感情来说，此举固然大快人心；但从现实政治出发，慈禧的决定是不负责任的，容易导致亡国。关键时刻，又是刘坤一，主动联络了政治同僚同时也是对手的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以及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浙江巡抚刘树棠等，广泛联系西方各国驻华代表，共同发起了《东南保护约款》（东南互保协议）。东南互保协议的核心主旨可以归纳为：东南各地督抚保护在华外国人生命和财产安全，但外国军舰不得靠近东南各地港口，外国士兵不得上岸。该条约有效保护了在华外国人的权益是不假，但同时也保护了东南各地免遭外国军队入侵。在该条约制约下，东南各省督抚没有率军投入慈禧的对十六国战争中，而外国军队的对华作战也主要限于北方地区。东南互保事件可以有多种解读，从慈禧角度看可判刘坤一等各省督抚背叛朝廷甚至是背叛国家，因为他们拒绝投入对十六国作战；但从历史现实看，东南互保协议，可能帮助清政府保住了南中国半壁江山，使他们免遭战火摧毁。历史地看，慈禧和清政府最后也认可了刘坤一等人的东南互保行为，至少没有拿他们问责。至于今日的我们，也不必对东南互保事件的性质妄下结论。但总体而言，历史舆论对东南互保事件，还是持正面评价为多。以上就是刘坤一的故事，不重枝叶，但以窥见他作为晚清重臣的政治思想为要。不管怎么说，刘坤一从一个乡试落榜生，成为举重轻重的晚清重臣，足以堪称历史奇迹了。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1-9 04:1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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