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为何无法成为「明朝的马丁·路德」？ | 腾讯新闻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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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为何无法成为「明朝的马丁·路德」？ | 腾讯新闻短史记

赵现海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1-09-27

作者丨赵现海

编辑丨吴酉仁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但如果从儒家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人生理想来看，王阳明已经在各个方面做得堪称极致了。

这份极致，源于他一直对社会主流保持疏离和批判的态度，从而拥有自己独立而清醒的判断。

一、与科举保持疏离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人称阳明先生，是明中期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王阳明的父亲叫王华，因曾苦读于龙泉山，人称龙山先生，官至礼部左侍郎。王华为人耿直，在担任经筵讲官时，讽喻宦官干政，且诗文隽永，有多部著作。王阳明是王华的长子。

少年时期，王阳明便表现出与一般士人不同的价值取向，他对当时士人热衷的科举考试保持疏离态度。

在中国古代，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是每个读书人的梦想，为此读书人不惜十年寒窗苦读。但科举制度行之既久，逐渐呈现出僵化的弊端。明朝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内容，由朱熹编订的四书是必考科目，而五经只需要选择一经。在这种制度规定下，明朝士人往往选择一经之后，便不再理会其他四经，每日背诵四书一经，不断演练科举范文，也就是“时文”，却对系统阅读、了解儒家知识体系不感兴趣，更遑论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了。明朝由此出现士人热衷科举，却不甚读书，甚至很少读书的矛盾现象。

对思想体系了解的缺失，使许多士人没有自身独特见解，只是在朱熹思想体系中寻章摘句，亦步亦趋。部分有见识的士人，不愿思想受到束缚，通过阅读儒家原典，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观念，却往往由于与朱熹的经典思想相左，反而不容易在科举考试中成功。在这种时代风气下，许多优秀士人不能通过考试被选拔，甚至有主动放弃科举者。

♦ 据查继佐《罪惟録》记载，朱元璋设科举的本意不是求才，而是为了消灭天下的“负血气”之人，让他们“秃顶枯髯”将人生空耗在无用之书上。

少年时期，王阳明便问塾师，什么是人生第一等事，塾师回答：“惟读书登第耳！”王阳明却表示反对，认为：“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  既然将通晓学说作为志向和追求，王阳明便不将所学局限于程朱理学，在尝试朱熹提出的格物致知之法而未领悟道之精髓后，王阳明开始对程朱理学提出质疑。

这一时期王阳明想要学习的内容，并不限于儒家学说，还包括文学辞章、骑射兵法。文学辞章虽然是唐朝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但自宋朝以来，科举考试内容就演变为儒家义理，诗词歌赋成为士人在茶余饭后抒发闲情逸致的个人情趣，受到的关注度大为下降。不过王氏家族作为书香门第，仍然对文学辞章很重视，王阳明也在家学环境之下，自幼便在这一方面表现出十分杰出的资质和能力，出口成章，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

许多回忆王阳明的记述，都记载王阳明“喜任侠”，即热衷于骑射阵仗。王阳明这一爱好，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明朝在中期以后，逐渐进入多事之秋，不仅蒙古不断发动对明朝的进攻，内部农民起义也时常发生。面对日趋动荡的社会局面，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关注战争和武备。只是王阳明借助家中藏书丰富的优势，得以遍读兵书，“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培养出了良好的军事素养。

二、与仕途保持疏离

未完全按照社会的轨辙前行，与社会主流保持一定的距离，王阳明得以维持了自己思想的独立，但也为此付出了代价，那便是在会试中名落孙山。

不过，与有些就此愤而放弃科举的落榜士人不同，王阳明对于科举是采取疏离而非离弃的态度。27岁时，王阳明考中进士，先是在工部观政实习，次年观政期满后，改任刑部，被授予云南清吏司主事，后来又改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

王阳明对仕途也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虽然获得了科考成功，但他仍对程朱理学心存疑惑。一时难以从儒家内部寻找解决、超越之道，于是王阳明转而向另外两大思想体系——道家、佛教，寻求思想滋养。他曾在迎亲途中，跑到道观与道士通宵畅谈，而忘记了娶妻之事；还一度萌发出辞官出世之念，在会稽山阳明洞修炼导引之术。

出仕后的王阳明，并未完全认同现实的政治规则，而是保持着对权势的批判意识。弘治十八年（1505），明孝宗去世，年轻的明武宗继位，重用与他一起玩耍的宦官。朝中文官掀起巨大的反对声浪，大量朝臣被武宗罢官免职。在这一政治事件中，也出现了王阳明的身影，他为拯救同僚上疏弹劾刘瑾，结果被廷杖四十，几乎死去，而后被贬官到贵州龙场驿（在今贵州修文县）做驿丞。

在被贬谪之前，王阳明的思想体系十分散乱，充满矛盾。在贵州偏远的连绵群山之中，他远离了熟悉的江浙繁华和官场喧嚣，与世俗社会愈加疏离，从而得以沉淀与思索，最终将之前所学所思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便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王阳明领悟到理向心求，心若自足便不假外求的道理，将自己从人生的巨大挫折中解脱出来。这一观点与朱熹倡导的心、理二分，以心求理不同，王阳明认为心便是理，理便是心，知行合一，从而将理学从外在追求转为内在诉求，因此，“王学”属于南宋陆九渊开创的“心学”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 黄宗羲《明儒学案》评价王阳明的“心学”，称其最大的作用便是解放读书人的思想，让读书认自信人人皆有获得正确认知（致良知）的能力，人人皆有成为真知灼见拥有者的机会（人人有个作圣之路），不必迷信权威，更不必迷信朝廷圈定的所谓“经典”。

这一理念有助于缓解正德时期士人群体在政治打压之下的内在挣扎，帮助他们求得心灵的安宁和解脱，以更为释然的心态面对政治和社会。三年之间，王阳明在龙场不断招收弟子，“王学”开始逐渐形成。三年后，王阳明离开了龙场，不断升迁。龙场的这段经历成为他构建自身学说，也即“立言”的重要转折点。

三、与朝廷政争保持疏离

兵部尚书王琼虽依附宦官集团，但颇有才干，慧眼识人。正德十一年（1516）八月，他举荐王阳明充任南赣巡抚，弹压那里多次叛乱的边疆族群。南赣地处江西、湖广、福建、广东之间，山岭崎岖，地形复杂，王阳明到任之后，改革兵制，在当地向导引领之下，连破四十余寨，斩首七千余人，稳固了明朝对南方边疆的统治。王阳明在南赣一边用兵，一边讲学，向众多门生传播王学之理。在他看来，通晓儒学真义比用兵平叛更为艰巨，“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次年，王琼觉察到宁王朱宸濠有反叛之意，于是升任王阳明为汀赣提督，赋予其更大兵权，从而在江西设下了一支伏兵。正德十四年（1519），朱宸濠发动叛乱，王阳明得知消息之后，第一时间采取应对措施，伪造兵部公文，诡称已经调集各路兵马围攻朱宸濠的老巢南昌；同时王阳明又使用反间计，分化叛军内部之间的关系。受到王阳明一系列行动的影响，朱宸濠迟迟未敢离开南昌，十余天后才开始进攻安庆。王阳明趁南昌空虚，攻破此城，并与回师救援的朱宸濠交战，取得胜利，迅速平灭了叛乱。与旷日持久的“靖难之役”相比，王阳明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堪称丰功伟绩，因此被封为新建伯。

♦ 明人沈俊绘制的王阳明像

一般儒士能够通过修身以立德，在官场上取得成绩以立功，创建学说以立言，很少能三者兼备。王阳明实现了这一点，堪称完美。兵乱之后，王学又有新的发展，集中在“致良知”理论上，即一切学问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取良知，人人心中皆有良知，而知行合一便是将良知推广到其他事物之上，从而实现儒家理想世界。

明世宗即位后，王阳明居丧回乡。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对明后期历史影响甚大的“大礼议”，与王阳明思想主张相同的众多好友或门生，都加入“大礼议”中，用王学反对以阁臣杨廷和为首的朝臣所主张的程朱理学，官僚集团内部开始急剧分裂，明后期党争由此开启。

虽然江湖处处有王阳明的传说，但他还是决定远离江湖。王阳明对于这场政治纷争，一直保持着远离态度，即使议礼中人请他发表意见，他也明确表示拒绝。他对于这种政治斗争十分反感，认为朝廷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已经危机四伏的时局上。为此王阳明写诗道：“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宿尘？”家居无事，王阳明继续收徒讲学。 

嘉靖六年（1527），明世宗征召王阳明总督两广军务。王阳明在这一地区，采取剿、抚两种措施，先后平定思恩、田州、八寨、断藤峡的叛乱，实行改土归流，加强了明朝对于西南边疆的直接控制。嘉靖七年（1528），王阳明肺病加剧，上疏朝廷请求辞官。对此，明世宗未有批复，王阳明于是径直回朝，在归途之中去世。弥留之际，弟子询问他的遗言，王阳明回答称：“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未接到朝廷命令而擅离职守，让世宗十分生气。吏部尚书桂萼上疏弹劾王阳明，认为王学是颠覆程朱理学的“邪说”。世宗于是将王学定性为“伪学”，禁止传播。但嘉靖、隆庆时期，王门弟子仍不断传播王学，并在隆庆时期成功为王阳明平反昭雪。万历时期，在王门弟子的推动下，王阳明成功被列入陪祀孔庙之列。回顾王阳明的一生，他一直在思想、政治领域与社会主流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得以维持独立的思想。

四、王阳明与马丁·路德

王阳明并不孤单。

在同一时代的西欧，出现了一位与他颇为相似的历史人物——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王阳明生于1472年，卒于1529年，享年57岁。马丁·路德生于1483年，卒于1546年，享年63岁。二人属于同一时代，年龄亦相差不多。

马丁·路德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倡导者，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1517年，马丁·路德在维滕贝格（Wittenberg）诸圣堂门前贴出《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又称《九十五条论纲》），批评基督教会售卖赎罪券的行为，指出人只有虔诚信仰上帝，才能获得上帝的宽恕。

马丁·路德与王阳明一样，都主张个人信仰，反对外在束缚。二人在东西方世界的交相辉映，反映出伴随近代世界的历史狂潮缓缓拉开序幕，暴风雨来临前的历史气息，感染到了相隔遥远的不同文明。一些有识之士在这一时代大潮席卷之前，已受到深深的触动，于是奋而挑战原有的思想体系。王阳明和马丁·路德分别掀起了儒学革新和宗教改革的历史潮流，举起了个人主义的思想大旗，推动了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平民地位的上升，对此后东西方的思想领域影响深远，堪称早期近代暴风骤雨中，引领东西方文明走向未来的双子星。

♦ 马丁·路德像。他掀起的宗教改革运动挑战了教会对《圣经》的解释权，路德新教主张“平信徒皆为祭司”，与王阳明主张的“人人皆可为圣人”，可谓异曲同工，皆是要在意识和思想层面打破权力者编织的牢笼。

耐人寻味的是，二人所发动的这场思想革命，对于中华文明和西欧文明的历史影响，最终大相径庭。在中国，程朱理学很快收复失地，仍然是明清时期的正统意识形态，使得中国仍然保持了传统的国家形态。而在西欧，新教对天主教发起越来越有力的挑战，西欧由此掀起了近代化的世界浪潮，对包括近代中国在内的世界文明，形成巨大的历史冲击。

这种历史差异，源于近代世界开启之时，东西方截然不同的历史氛围和文明土壤。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主张与当时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潮流十分契合，从而成为反对教会神权的政治工具，发挥出重大的社会影响。

♦ 顾炎武批评明代读书人只是在把玩“心学”，整天翻来覆去讨论“心学”里的种种概念，却无意将之付诸实践，即所谓的“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

与之不同，在明代中国十分浓厚的传统氛围之中，阳明心学的历史影响仅限于思想领域的变革和社会领域的变动，并未对国家体制构成冲击。

♦ 明末之人刘宗周反思阳明心学时说，心学固然有解放读书人头脑的一面，同时也有让认知陷入缥缈不定的另一面，具体来说就是“猖狂者”按自己的喜好来论断何谓“正确的认知”，“超洁者”则只能搞出一堆玄虚之言，等于变相消灭了“正确的认知”。

当然，另一方面，宗教改革引发的宗教战争，使西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战争连绵、动荡不安、政权分裂的状态。与之相比，阳明心学掀起的些许浪花，并未引起巨大的时代波澜，明朝仍然维持了稳定的局面。（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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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十字路口的明朝》，赵现海著，天地出版社2021年出版，天喜文化出品。有删节。大小标题及配图与图说系编辑所增。

作者简介：赵现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明史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为明史、长城史与边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