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侗五爷不仅清醒,还很豁达。
他的哥哥伦贝子和他分家,伦贝子特意着人在中间砌起一堵墙。家里来了朋友,侗五爷就指着那堵墙笑着:“四哥看我整日与你们为伍,说我交友不慎,把我赶出家门了,日后你们得管我。”
没过多久,溥伦惹上了官司,法院查封房产抵债,四哥当初的一堵墙,居然保住了侗五爷的半间房。于是侗五爷又说:“还是我四哥疼我,特意垒砌了这堵墙。”
他因为表达了对伪满洲国的反对,南京政府邀请他去南京做官。1933年,他应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之聘,真的去了南京。抗战期间,他滞留上海,汪精卫给他一个“政府委员”的名分,据说还派了一位秘书。但当时侗五爷的主要工作还是写字,因为没钱,要靠卖字画为生。我前几天还在嘉德看见一张侗五爷给人写的“宝禊室”,右下角有收藏家许莘农先生的收藏书画印,可惜囊中羞涩。不过,侗五爷给人写字,据说也没赚几个钱,因为他的管事总是骗他外面物价飞涨,侗五爷一辈子,大概连物价是什么都不知道,他听了管事的话,只好闷头写写写。
他是真的没那么看重钱。1930年,清华大学请溥侗担任“特别导师”,每周授四小时昆曲课,两小时国画,开的薪水是400元。他自掏腰包请笛师,倒去了100块(在清华,他有一个高徒叫陈竹隐,他做了回媒人,把这位陈姑娘介绍给一个有些傻气的有才华直男,那直男叫朱自清)。
我猜测侗五爷也不大知道接受汪精卫“政府委员”身份究竟意味着什么,以为和他那个不入八分镇国公一样,不过是领领俸禄的虚名。结果抗争胜利,这个身份给他惹麻烦了。
当时溥侗刚刚遭遇过一场中风,审判时是躺着,他穿一袭蓝绸棉裤,“十足遗老风度”。王正铨先生回忆,溥侗聘请的律师是他的父亲民国大律师王炳钧,王曾经为党提供了很多情报,被周恩来称为“党的挚友”。我猜测,溥侗躺在藤椅上被抬进法庭,应当是王炳钧的主意。在法庭上,溥侗的主要指控,是汪伪政府对美宣战书上有他的签章。溥侗对此供认不讳,但他随即说,印章都由秘书把持,自己碰也没有碰过,所以并不知情。
最终,溥侗被无罪开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