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废除科举那年，爱因斯坦发表了相对论 | 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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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废除科举那年，爱因斯坦发表了相对论 | 短史记

Original 林汣琰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1-06-11

作者丨林汣琰

编辑丨吴酉仁

说一说科举是如何废除的。

众所周知，科举的废除时间是1905年。今人有一种错觉，多觉得废除科举是清末新政的一种主动举措，甚至有说法称“慈禧主动废除了科举”——这大约与电视剧《走向共和》的戏剧化渲染有关。

♦ 《走向共和》截图，该段剧情的内容是慈禧召集众大臣会议，于众说纷纭中做出决断废除科举

其实，清末新政的原本计划里，是没有“1905年废除科举”这件事情的——1901年“变法上谕”颁布后，两广总督陶模奏请“变通科举”，朝廷便没有给予答复。稍后，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王之春、李锐兴、张百熙等相继奏请“变通科举”，同样也没有获得朝廷的同意，仅以科举考试改写策论、不再考八股文敷衍了事。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内中无一字提及改革科举乃至废除科举。1903年张之洞与袁世凯联名奏请递减科举，得到的批示也只是“政务处会同礼部妥议具奏”，然后受到弹劾再无下文。[1]

何以如此？有两件往事可供参考。

第一件。1878年，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上奏建议朝廷废除武举。理由是武举考的那些东西毫无实用价值，在“晓畅营伍”方面比不上行伍出生的老兵，在“奋勇耐劳”方面又比不上靠军功爬上来的将领。结果，沈葆桢的建议被慈禧太后下旨严厉斥责，说他“实属不知大体”[2]。

第二件。1898年变法失败后，兵部尚书荣禄再次上奏请求改革武举，欲让考生放弃举重射箭之类的冷兵器项目，停止默写古老的《武经》，改考与枪炮有关的内容。结果，他的建议再度被慈禧下旨否决，懿旨里说，“科举之设，无非为士子进身之阶”，科举的核心目的便不是选拔人才，而是为了给士子提供一个进入体制的路径，以维系统治的稳定，武举也不例外。至于培养军事人才，那是“营武学堂”的事情。所以，各级武举考试仍按旧办法来，但可以将录取的武进士送去神机营里练习一下枪炮。[3]

♦ 荣禄

所以，按慈禧原本的设想，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路径并不是废除科举，而是兴学堂与存科举并重——前者可以提供救亡所需的技术人才，后者可以保证这些技术人才仍然忠君尊孔。只是二者要如何才能有机结合到一起，让具体的操办者（如参与学堂章程改革的张之洞）颇为犯难。1903年武昌科举府试的题目，便是让考生在“废科举”与“兴学堂”的两难中抒发见解：

“问科举进身易，学堂进身难，有科举则学生不能专心，科举可废欤？近日游学日本学生、上海学生，猖狂流荡，不率教、不勤学，学生果可恃欤？然则主持学务者，若不废科举，恐无自强之时。若不惩学生，益重自由之弊。将何道之从，试深虑而畅言之。”[4]

考题的大意是：科举考中了可以直接做官，学堂毕业了没有这待遇。所以只要科举存在，学堂的学生便不会安心求学。如此，科举可以不废除吗？然而，最近日本的留学生和上海学堂里的学生，又不守忠君尊孔之道，搞出许多事来。如此，学堂的学生当真可以依靠吗？对主持教育者而言，不废除科举，就得不到可以救亡图强的人才；但兴了学堂，又会担忧学生们不再忠君尊孔。实在是两难。究竟该怎么办，请考生们深思熟虑给出回答。

这是一道意味深长的考题，也是一道引导性非常强烈的考题。出题者简直可谓已将标准答案写在了题干之中。那就是：新式学堂必须要搞，科举里的忠君尊孔也不能丢。考生们需要思索的，是这二者在技术上如何共存。

沿着这种方向，张之洞们想出的办法是“递减科举、注重学堂”。1904年，他与张百熙等人联名上奏说，一方面，学堂必须要设；另一方面，“凡科举之所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5]，所有科举时代的学习内容，都必须优先进入学堂。这种“兼顾之法”很合慈禧的心意，随后便有上谕给张之洞等，要他们拟出具体的可执行章程。

成型的1904年改革方案，扼要来说这样的：（1）科举改革的启动时间被定在了1906年。（2）改革的方式是逐科逐年递减科举取士的名额，用10年的时间来缓冲。（3）在这10年间，四书五经与忠君尊孔须全面进入到新式学堂之中。换言之，清末新政原本的预定计划，是在1916年停止科举取士。[6]

♦ 张之洞

然后，在1905年，却骤然颁布了立即废除科举的政策。

背后的缘故与日俄战争有关。1904-1905年，日俄两国为了争夺在华利益而在清廷内部开战，清廷不但无力阻止，为了止损还必须公开宣布“局外中立”。这场战争带来的耻辱感和危机感，丝毫不亚于1860年的“庚申之变”和1900年的“庚子之变”。随之而生的，便是对清廷的剧烈批评。由《大公报》当年的文章，不难窥见这种批评的烈度有多大：

“甲午以前，我中国如力求上奋，力图富强，何至有甲午之败衄？如无甲午之败衄，何至召列国之轻视？甲午以后，我中国如真心求治、锐意变法，何至有庚子之奇祸？如无庚子之祸，何至有俄人占地不还之争？如无俄人占地不还之事，何至有今日俄日挑衅之举？”[7]

日俄战争相当于在清廷朝野投下了一颗核弹。民间方面，今人最熟悉的故事，是鲁迅在日本看了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后受了刺激弃医从文。朝廷方面，则主要见于地方督抚们的忧虑。1905年9月2日，探悉日俄两国即将达成停战协议，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等联名呈递了一份《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奏折直接否定了1904年定下的科举改革方案，大谈科举一日不停，则读书人便一日心存“侥幸得第之心”，不愿去学堂里接受真知识和真学问，清廷便一日无自强之时。

奏折中最具力度的一段话，是这样的：

“近数年来，各国盼我维新，劝我变法，每疑我拘牵旧习，讥我首鼠两端。群怀不信之心，未改轻侮之意，转瞬日俄和议一定，中国大局益危，斯时必有殊常之举动，方足化群疑而消积愤。”[8]

所谓“斯时必有殊常之举动，方足化群疑而消积愤”，便是指日俄战争已在人心层面造成了巨大冲击，朝廷惟有拿出一项惊天动地的改革举措，方足以消除朝野的质疑与积愤。这项惊天动地的改革举措，便是要求朝廷即刻废除科举。

接到联名奏折的当天，无可奈何的清廷颁布上谕，宣布“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维持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遂就此划上了句号。

同月，在遥远的德国，《物理学杂志》（Annalen der Physik）发表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关于相对论的第一篇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后人将之评价为“物理科学中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文献”[9]。

[1]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二十）》，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720页。

[2]《沈葆桢奏饬停武科所请着毋庸议谕》，收录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678页。

[3]《刘坤一集》（第二册），岳麓书社2018年版，第602页。

[4]胡香生辑录：《朱峙三日记（1893-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页。

[5]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

[6]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谕。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页。

[7]《论中国宜及时力行改革》，《大公报》1904年3月29日。

[8]袁世凯等奏请废科举折。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页。

[9]（美）爱因斯坦著；许良英，李宝恒，赵中立，范岱年编译：《爱因斯坦文集  第2卷》，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