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20-5-20 09:24 AM 编辑
侯丽，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追求平等，城乡的平等、人和人之间的平等，这是一个非常高尚的目标，但是最后平等却被演绎成了整整齐齐、一模一样，否定了个性和选择的可能。这种以追求社会更大的福祉的名义，要求每一个人为此不断地做出奉献、牺牲，是有它的压抑的一面的。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题目是“一个城市的诞生”，这个城市是大庆。大庆是东北的一个石油城市，大庆油田是中国陆地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油田。大庆是我博士论文的题目，当时是探讨了大庆模式的诞生——大庆模式在六七十年代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典范，我的论文也探讨了大庆模式和国家工业化的关系。
做这个研究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儿童时期是在胜利油田度过的。胜利油田在山东，在黄河入海口，那里是经过黄河入海的反复摇摆形成的一个冲积平原，我想正是这样千万年的沉积，形成了富有的石油资源。另一个原因，我当时有一位博士导师，她的博士论文写的是美国的企业城。聊起来才知道，她的妈妈是在美国芝加哥的一个company town长大的，这也是她为什么做这个研究的起因之一。受到她的启发，我就想做胜利油田的城市史。胜利油田当时有两个城，一个是西城，一个是东城，石油人主要待在西边，地方政府、本地人是在东城。但我很快发现东营的格局其实起源于一个更大的模本，那就是大庆油田。另一方面，工业城市是我们70年代生人的一个集体记忆，而我们的父辈则是这些工业城市的建造者。这个论文是十几年前的作品，后来花了大概八年的时间，在2018年正式出版了，也很幸运地被哈佛亚洲中心出版项目选中。我想之所以这本书能够被哈佛出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庆、石油，在20世纪中国史里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英语世界里面很少有人去提起。另外一个我自认为最精彩的内容，是我把一个女设计师在大庆生活的历程，她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作为一条并行的主线，和国家的宏大叙事串在一起，提供了一个更加私人的视角，去看这个庞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如何在地面上、在日常生活中体现的。这是我今天讲述的故事的女主角，华。她是我的前辈学长，1962届同济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旁边穿白衬衫的男生，是她的男朋友，杨，他们俩是大学同班同学，一个拉二胡，一个唱歌，在大学时就已经相互爱慕。▲ 同济大学学生文工团下乡宣传 上海松江，1959我特别喜欢他们大学时期的照片，这张照片就像是一部50年代的电影，左边第一个仰天大笑的男孩子是杨，前排第三笑得非常开心的是华。他们是特别典型的50年代大学生，有那种相信自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改造世界、成为世界的主人翁的自信心爆棚的心态。▲ 同济大学学生文工团下乡宣传 上海松江，1959他们入学的时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但当1962年他们毕业的时候，是新中国最困难的时期。 他们是建筑师，但他们毕业的时候几乎找不到工作。华和杨被分到了大庆，大庆可以说是在那个时期唯一需要建筑师、欢迎建筑师的地方，这也是他们俩大庆故事的一个缘起。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叙事掺杂的石油史 中国的石油历史一直经历着一个极其艰苦的过程，因为石油资源在全世界的分配都是不平等的，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的不平等。这张照片是玉门油田，它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唯一一个能够实现工业化生产的现代油矿。它的发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中国的抗战提供了必要的能源。但是中国现代石油工业真正意义上的起步，还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 玉门油矿，1940年代 /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供图任何一个国家的石油史，如果去回顾的话，就会发现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帝国、阴谋、资本、掌控，就像这张漫画讲的一样。这是洛克菲勒的石油帝国集团，漫画暗示它是一个Deep State（深层政府），是一种吞噬和掌控美国政治经济以及底层人民自由的象征，它也同样有着相应的资源诅咒。中国的石油故事的历史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有大量的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叙事掺杂在里面。大庆的发现代表了中国现代石油工业史的一个起点，也是一个高光时刻，在这个时刻，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拉开了帷幕。大庆的开发跟玉门油田的发现非常接近，这是一个国家存亡与否的时期，在国际局势中，没有能源的供应等于你的工业化失去了动力，因而它也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开发的。这是华在大学毕业那一年，听说自己被分到大庆后在日记里写下的话。她是50年代的女大学生，你可以看得到她有那种妇女能顶半边天、不论是在智力上还是体力上都要跟男性一较高下的豪情壮志和小小的优越感。
我为什么不要求去北京呢？我想，北京当然是人人向往的…但是，除了这些大城市以外，别的地方难道永远那么落后吗？当我们把大庆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大城市的时候，那种幸福，那种精神上、文化上的享受会更加美好，会是那些住惯了大城市的人、享受惯了大城市物质文明的人所体会不到的，对不？我认为这种责任是青年人应负的。她的意思是，我那些留在大城市的同学们又怎么样呢，大城市是很好，可是我要去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新城市，在祖国的边疆去“画一幅最美最新的图画”，那种成就感会是怎么样的。不过她来到的大庆是这样的——那是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大庆没有资源也没有计划去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
▲ 地窨子、干打垒指挥部和流动帐篷，1960 /《大庆》 张启华 摄 我们走出校门的那一天， 华的心里面，在她受教育的时期，她的新工业城市的理想蓝图应该是这样的。那时候工业建设的逻辑是“苏联模式”：根据区域生产力布局决定建设资源分配；根据工厂规模决定就业人口；根据就业人口配套工人住宅；工人住宅的标准，按照当时的“科学”卫生要求，以人均9平方米供应；建筑样式是斯大林所喜爱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大屋顶+现代住宅。▲ “一五”计划时期的重点项目：长春一汽 /《建筑十年》这种苏联模式的建设，在50年代由于工业和城市建设的全面铺开，带来了资源的极度紧张，也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其实即使是中国所学习的苏联“老大哥”本身也经常会发生全国性的大饥荒。对于当时的国家决策层来讲，其中的一个反省是，建设资源的不恰当使用、设计标准的不恰当应用，是这场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有幸留在设计岗位的这些设计师们，要经历一场新的“设计革命”。首先在国家的预算里面，城市建设的账户永远地消失了，一直到70年代才开始恢复；另外在设计中更加地强调简朴、节约。这是华和杨来到大庆时所面临的国家层面的设计背景。当时同济的建筑系有两个专业，一个是建筑学，一个是城市规划，他们在高年级的时候被分到了城市规划，一直准备要去建一个美丽的城市。多年以后，华回顾那个时候浪漫的想象，她说我后来才发现，当我走出校门的那一天，其实“就离开了我们准备为之奋斗一生的专业”。因为大庆没有准备建大城市。全大庆只有这一个房型， 大庆在建的是什么呢？大庆的生产任务是非常重的，中央要求它当年探明储量、当年投入生产。大庆完成了这个任务，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批劳动大军在春天三四月份的时候来到大庆，他们只有短短的三四个月的建设时间。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黑龙江长大的，这个地方到十月份就开始下雪了，那时候大部分人还是住在帐篷、活动板房、地窨子里面，如果在冬天之前不能完成住房建设，这几十万人要么会被冻死在当场，要么就要重新撤回到周边的大城市里。你可以想象在当时的运输能力下，如何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完成这么大规模的物资和人员的迁徙。他们最后提出的方法是借用一种本地的建造技术，建“干打垒”。所谓的干打垒是用本地产的粘土和干草混在一起，放在木框里反复捶打，提高它的强度以及耐寒的性能。▲ 大庆油田青年突击队共同建造干打垒 / 《大庆》大庆的发明叫作“科学干打垒”。当时同济大学一共去了十几位建筑师/土木工程师，还有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等中国最好的大学培养的最优秀的建筑师，他们花了两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个科学干打垒的设计方案。大部分时间都是跟本地的农民同吃同住，向他们学习干打垒的建造技术。另一方面，他们也极大地改善了这种夯土建筑的结构性能。简单地举一个例子，干打垒的墙是比较厚的，这上面标的是600，也就是最宽的地方有60公分。但是本地的传统干打垒比这个更宽，墙特别厚，有很好的御寒能力，不过室内就会非常地狭窄、昏暗，所以新的科学干打垒相对来说更为宽敞。另一方面，他们也用了一些特殊的本地剩余物资，比如说炼油厂剩的油渣，传统的是抹粘土，他们抹的是油渣，用来防水、防塌陷等。▲ 科学干打垒设计方案 / 《建筑学报·1966年大庆专刊》全大庆只有这一个房型，只有这一种住宅建筑。它的理想是在大庆的每个人，既是工人也是农民，既是学生也是战士，干部、工人、家属，大家一律平等都居住在一模一样的房子里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共同劳动，你的房子你自己造，所有的工人、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生、年轻人和家属，他们都是在工余时间建造自己的房屋。这是1965年科学干打垒建成时的场景。它的屋顶呈弧线形，这是现代建筑的一个创作，更加轻盈，也提高了净空高度。因为室内要取暖，当地人是烧玉米秸秆，奢侈一点的烧木头，他们是烧原油、烧天然气，无限量供应，这就要求有很好的通风，不然很容易发生一氧化碳中毒，所以它们的净空高度还是得到了极大的突破。但除此之外它没有其他任何设施，村里没有沥青铺地，跟前面的长春第一汽车厂厂区有天壤之别。▲ 大庆新建成的干打垒工农村 /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档案室
我为什么找到华呢？是因为1966年，在“文革”爆发前夕，中国建筑学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华作为大庆的设计师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介绍大庆干打垒、介绍她设计思想转变的过程。你可以看到，她穿的是典型的东北棉袄、大肥裤子，站在陕北的窑洞前面还挺和谐的。旁边的这位男性，应该是一位建筑师。你可以想象，在中国建筑学会的大会堂里，下面一群黑压压的——不管是50年代还是现在建筑师永远都是黑压压的——穿着呢大衣、黑皮鞋，一般都是大老爷们儿们，她这样一个看上去乳臭未干的小女生站在台上，穿着棉袄，教育他们应该怎么样向工农学习。这可能是中国建筑师最为迷茫、最为失落的时期，原来梁思成是中国建筑学会的理事长，这时候已经退下来了，无论是从资本主义世界学习到的建筑和设计的理论，还是从苏联老大哥学的建筑理论，都被否定再否定，未来是怎么样，他们其实充满了迷惑。运动不断地发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当这种危机时刻很快度过了， 然而大庆在1964年，无论是作为一个工业的典范还是建设的典范，都已经在全国开展了运动。因为它不建大城市，没有集中的居民点，所有这些工农村、干打垒村，都是跟随着采油前线向前拓展而不断地往前拓展，是一个漫布在石油前线的“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布局模式。有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说当时的几个重点的国家项目，像第二汽车制造厂选址在十堰，十堰是在武当山里面，它没有土，怎么办呢？从外面运了土进来，在山里面建干打垒，就是为了向大庆学习。大庆所代表的，一方面是近乎于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理想，追求工农的平等、城乡的平等；另外是这种田园模式——你能看到打篮球这种现代运动方式和背后注水井、牛羊田园风光在同一个场景里，代表了一种混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当时华在参与这些干打垒村落设计的时候，她也希望能够发挥一些创意，比如说这个路能不能稍微弯一下，这个房子能不能稍微扭一下，形成一些特定的风格，但是这些都被否定了，因为标准化、兵营式的建造，是为了以最低成本、最快的速度完成这个建设，这里是不能够有任何的创意风格和个人表现的。
▲ 大庆红卫星工农村设计蓝图 / 大庆设计院
所有的干打垒村的选址，一是要靠近生产的场地，另外就是围绕着一定的耕作农田布局，这是一个理想的田园城市的模式。黑龙江本身都是肥沃的黑土地，而这是三年困难时期，所以大部分人，尤其是那些到大庆来追随丈夫的农村家属们，她们是没有口粮供应的，所以她们必须自己开垦土地，在周围种粮食，甚至是打猎。可以看到，在近的尺度里面，这种兵营式的干打垒提供了一个非常温暖的环境，大家抱团取暖、相互支持，家属们可以提供食物，也可以帮你照顾小孩。但尺度拉大，在整个荒原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孤独的场所，几乎是渺无人烟。当这种危机时刻很快度过了，进入到1964年、1965年、1966年，经济形势有所缓解的时候，就会慢慢发现大庆这种理想的、近似于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还是出现了很多裂缝和层级，这种真正平等的社会、绝对平等的社会是很难存在的。比如固定的工人和临时的工人，工人和家属，华和杨这样的大学生双职工和一个普通的工人之间，他们存在着很多不一样的待遇。为了理想设计的“城市”， 延安会议之后，很快1966年“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华带着一种对国家主人翁的心态，写了几张大字报，很快被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击倒了。到了1967年，因为“对运动的不解与失望和对未来生活的期待”，在离家五年后，他们决定回老家结婚。
▲ 华和杨的结婚申请 他们两个人都是南方人，一个是南京人，一个是温州人，在从大庆回家的路上，特意到了北京，选了建党节这一天，在天安门前拍摄了他们的结婚照。两个人，尤其是华的眼神发生了一些变化，这可能是她作为一个激进的革命小将的巅峰时刻吧。随后在1967年回温州的路上，他们遭遇了“文革”中最大的武斗。看到这些革命小将们为了所谓的革命横尸街头的场景，对于华的思想冲击是巨大的。回到大庆，1968年，他们在萨尔图、在总指挥部旁边分到了一幢科学干打垒，用他们家庭相册里面的话，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家”。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华脸上母性色彩的回归，他们已经准备迎接第一个女儿的到来。怀孕的时候，人会变得非常挑剔，他们俩都是南方人，是吃大米的，但是大庆能够提供什么呢，基本上就是高粱、玉米，还有窝窝头。当然他们在那个时代是“高级知识分子”，每个月还是有一两斤大米供应，但是这对于一个孕妇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华当时掉体重掉得很厉害，所以最后回到了温州待产——她的家庭在南京，那个时候刚好也遭遇了很多问题，没办法接收她。你可以想象在温州她语言不通，度过了非常孤独的几个月，生下了女儿。这个时候，杨写信给她，希望她能够把女儿留在温州，因为大庆的条件太艰苦了。杨并没有跟她说，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被下放到五七农场，第一个家已经没有了。她听从了杨的话，在当地找了一个奶妈，一个还在哺乳期的妈妈，把她的女儿留在了那个家里面。在她走的时候，她想去跟女儿告别，刚好遇到两个婴儿一起哭了起来，奶妈很自然地先抱起自己的孩子开始喂奶，她就看着自己的女儿在旁边嚎啕大哭。这时候她的母性荷尔蒙一下子爆发了，她想一个农妇都能够第一时间回应自己孩子的需求，我一个大学生怎么还能把她抛下，她就非常激动地把她的女儿一下子抱上船。从温州到上海、从上海到南京，坐了几十个小时的火车，不吃不喝的，回到了大庆，发现她的家已经变了。从图上看，两个家其实离着不远，但还是有巨大的差别，比如说它离医院是很远的。第一代大庆人都是年轻人，可以克服各种困难，适应艰苦的生活条件。但当你有了家庭、孩子，这种分散的石油生产与生活交替布局的模式给生活带来了难题。
▲ 大庆矿区居民点分布，红色为油田建设，白色为自然村落 1980 华当时回到大庆发现虽然他们搬了很远，但是杨做了很大的努力，把他们的第二个家布置得很温馨，所以她也很高兴，她觉得这是她最幸福的时刻，不管在外面怎么寒冷，风雨飘摇，政治不确定，她有一个温暖的家。但是，有一天晚上她突发阑尾炎，又舍不得把还在哺乳期的女儿留在家里，所以她匆匆地去了医院，还没有检查清楚就又回来了。他们一天只有两趟交通车，大概是要一两个小时的车程，你可以想象如果是住得更远的这些工农村的人，他们平常看病是多么地不方便。结果当晚她就穿孔了，最后在医院里待了几个月的时间。这是她从医院回来后的照片。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一年里面，两个人尤其是杨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一个人要带才几个月的婴儿，每天还要到萨尔图去照顾她，还要工作。所以每次聊起来，华都说：“我太好强了，我当时不知道，其实女性也不一定要做母亲；如果我不做母亲，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连累我家庭的事情了……”不过，尽管如此，我觉得最令人感动的还是他们俩的笑容，这种坚强地面对任何苦难的笑容。这是我作为建筑师， 如果回看大庆60年代的设计史，你就会意识到设计师在这当中是没有个性的，你不能发挥个性，只有集体，没有个人，这背后压抑了非常多的创意、多样性和个人的选择。追求平等，城乡的平等、人和人之间的平等，这是一个非常高尚的目标，但是最后平等却被演绎成了整整齐齐、一模一样，否定了个性和选择的可能。这种以追求社会更大的福祉的名义，要求每一个人为此不断地做出奉献、牺牲，是有它的压抑的一面的。二十几个设计师，从中国最好的大学毕业，两年的时间只完成了这一个方案，你是绘图机器，不是设计师。所以华有的时候会说，这需要一个中学生就行了，他们干吗还要我们到大庆来呢？不过很幸运地，杨在离开大庆之前还是做了第二个他在大庆时期重要的建筑设计方案——铁人纪念馆。铁人应该是大庆最有名的一个模范了，他的名言是“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为祖国拿下大油田”，他在四十多岁的时候、70年代中期就去世了。这是为他建立的第一代铁人纪念馆，当时是不允许有任何装饰的。不过杨还是很努力，以铁人帽的形式做了一个装饰，这可能是大庆唯一的一个“小屋顶”。其他地方都是清水砖墙，所有的柱式都不能抹灰。大庆的公共建筑里只有小便池，没有大便池，因为一定要拉在室外的公共厕所，要“为革命积肥”。我在采访杨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我在大庆，作为建筑师，我觉得最骄傲的是每次出差的时候，跟别的父亲相比，能够在包里带更多的鸡蛋。因为他学过结构力学，可以把报纸卷成一个很好的结构，装更多的鸡蛋，这些鸡蛋到家也不会破，可以给他的瘦弱的女儿补充更多的营养。他说这是我作为建筑师，我觉得在大庆唯一有用的地方。未竟的理想 在这种高积累、全民付出、全民投入的状态下，中国最终完成了基础的工业化，石油产业、石化产业的发展给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比如说化肥，70年代末，因为石油换来的资金，因为石油换来的生产线，化肥在全国普及，终于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中国的粮食前所未有地得到了丰收。还有石化产业产的涤纶，作为一种新材料改变了大家穿衣的状况等等。但是大庆人在这个时刻仍然被禁锢在干打垒里面，大庆精神在70年代被异化成了一个特定的建筑样式，那就是干打垒本身。当时有两种干打垒，一个叫里生外熟，一个叫里熟外生。里生外熟是里面是干打垒，外面是土坯的砖，砌在外边，能够增加它的强度和防水。里熟外生就是里面是砖，外面抹一层泥——为了保持干打垒的精神。它只有这两种改良过的干打垒，其实都是大量的自建和加建。60年代开发的时候，大庆人都是年轻人，这一批年轻人在70年代结婚生子，建立家庭，所以大庆，包括整个中国，都进入到了一个婴儿潮的时期，有巨大的居住需求，但是这种居住需求在大庆模式下被极大地压抑着。1973年，华和杨终于从五七农场回到了设计院，这是他们的第三个家，在大庆的让胡路。随着更多油田的发现，尤其是在华北、在南方的油田陆续发现，他们也希望能够回到南方，回到大城市。两年后，他们在1975年离开了大庆，带着一个未竟的为祖国建设美丽的大城市的理想。大庆开始建楼房是在1980年以后。可能大家不太知道，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大讨论之前，中国还发生了一场“生产生活大辩论”，石油系统 《石油报》《大庆战报》和《人民日报》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论争，最后的结果是说社会主义生产不是为了更多的生产，而是为了更好的人民生活。生产生活大辩论的结束，也是大庆建设楼房的开始。这是1980年开始建设的大庆的第一批多层楼房。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些楼房的感受，虽然这仍然是极简的超级经济的清水砖墙，没有任何装饰，全部靠基本结构和门窗形成这样一个线条，但它其实是美的，你能看到背后建筑师付出的努力。对大庆模式的质疑，对先生产后生活方式的质疑，也带来了80年代城市的改革开放。新一代的新城崛起，大庆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今天的大庆面临很多资源城市所有的“资源城市诅咒”，当时是集全国之力建设，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第一批大学生很多离开了大庆，这个衰落不仅仅是经济结构的转型、国家发展重心的转型，也有很多来源于人的流失。新城最终在全国各地都崛起了，我也在想，这是否还是华和杨他们希望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城？所有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 回顾我今天讲的话题，我想这是一个讲述在国家和社会关系发展中，一个工业城市建设的故事，也是一个人类通过不断地攫取资源和集体建造，希望能够努力实现更好的栖居的故事。大庆模式下的工业城市，本质上是在资源高度紧张的条件下实现工业生产和再生产的机器。干打垒这种特殊的居住样式的选择，是为了让生产机器可以以最低成本高速运转，但是发展到一定时期，每个人都被这种模式所束缚、绑架、剥削。这禁不住让人想到我们今天的居住，它是高度商品化的，很大程度上是另外一种工具，它是资本积累的工具。我们没有人再会去像华和杨一样精心地在家庭相册里面标这是“第一个家”、这是“第二个家”，我们一般会说我那个是一千万、这个是八百万。还是无数人的工作和生活因为居住的机器化、物化和异化被绑架，人的栖居再次被扭曲了。这张是今年2月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在上海快到人民广场的地方拍的照片，我们在这几个月看了无数这样的空城。上海的繁荣恰恰来自于大庆模式衰落之后80年代的改革开放，某种程度上，今天我们的城市已经成为一个资本的机器，就像当年的大庆是一个资源的生产机器一样。所以我也希望这段故事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去反思跟栖居环境的当下的关系。我在2007年回到大庆的时候，试图想找一个还留存在那里的科学干打垒，找了很久，最后在大庆的设计院里面找到了这幢仅存的。其实你能够看到它的结构比例，生土建筑屋顶这种难得轻盈的感受，它还是美的。当时的科学干打垒的设计是要求要五十年不倒，要工人住五十年。华到延安时，看到新中国成立了十几年以后，陕北的农民还是处于那种极度贫困的状态，她很受打动。她在延安的中国建筑学会大会上很冲动地说：“为了祖国和人民，我要一辈子住在干打垒里。”当时她的设计院的领导就拍了拍她说，“我们要一辈子保持干打垒的精神”。没有五十年，也没有一辈子。四十年后，我重访大庆，几乎所有的干打垒都不见了，就像马克思的这句话，“所有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这是华和杨的今天，我想大家会很有兴趣看。前两天在准备这个PPT的时候，我本来是以自我的角度说“我博士毕业以后的访谈”，她说你能不能把这个标签写成我们的“第十一个家”？我能够感受到他们是不变的。这个家是一个非常小的房子，他们在退休以后没有买大房子，用省下来的钱去环游世界，去穷游欧洲，去摄影，出了很多摄影集，包括这本小书。这是华在大学恋爱的时期写的日记，她在毕业的时候把这本日记送给了杨，作为一个纪念礼物，因为当时他们不知道两个人能不能分在一起，即使后来在大庆的时候很长时间也是分居两地。哪怕是在最危险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顶峰，把所有的“毒草”都烧了，杨也没有舍得把这个日记给销毁，一直好好地藏着。在2002年的时候，他们自费，用几乎是一年的工资把它出版了。一开始一席的编辑建议我用这个作为Ending，我还有点抗拒。她说扉页上的这句话好打动人，“愿初恋的幸福永远照耀着我们”。我说这样的话我已经说不出来了，这么浪漫，这么理想，但至少我们对浪漫、永远幸福的向往还是在的，只是我们可能说不出这么直白的话了。我现在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很棒的一个Ending，我也想通过这句话给大家一个不同的视角，重新去阅读我们所处的建成环境，也希望我们在未来看来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在面临困难的时候，能够像华和杨一样，有勇气去开拓新的边疆、建设新的环境，在危机时刻永远保持坚韧，还有那份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浪漫。 | 
狗仔卡
发表于 2020-5-20 09:14 AM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