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德罗｜气候变化导致的瘟疫，左右了人类历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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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德罗｜气候变化导致的瘟疫，左右了人类历史的发展

原创： 尼德罗 大家-腾讯新闻 2019-12-04

1776年，北美13个英属殖民地共同发布了《独立宣言》。同年，在大西洋的另一端，在其宗主国英国出版了两本煌煌巨著。一本是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写的《国富论》，另一本则是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写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18世纪的欧洲，正处于近代化的开端，启蒙运动方兴未艾。吉本对罗马帝国的研究，与其说是对欧洲历史的探索，不如说是对启蒙运动的助力。他对自由平等的推崇，对基督教的批评，宛如一把刺向宗教专制观念的尖刀，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而具体到吉本对罗马衰亡原因的探究本身，则可以归结为四点：时间和自然的侵蚀、蛮族和基督教充满敌意的攻击、对建材的使用和滥用和罗马人内部的纷争。其中，吉本主要侧重对帝王将相，即罗马皇帝个人统治策略的探究，以及基督教对罗马帝国影响的评判。

在《罗马帝国衰亡史》（六卷）陆续出版后的两个半世纪里，跟随吉本考察、探究罗马帝国兴衰的学者不在少数。进入20世纪后半叶，很多研究者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开始增加社会、经济、军事等领域的研究视角。来自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古典文学和文学教授凯尔·哈珀，正是试图提供新解释的学者之一。

2017年，哈珀出版了《罗马的命运》一书，从气候、疾病等环境史的角度切入，重新梳理帝国兴旺与衰败的原因。尽管哈珀并不是首位从气候、疾病等原因探寻罗马衰亡的历史，但是他在书中所呈现出来的大量详实气候、水文、卫生材料，也足以让人钦佩。此外，作者将这些环境史的数据和罗马政权的迭代、帝国的命运变化进行逻辑上的严密整合，其过程也十分精彩。

可以说，阅读哈珀的著作，令人掌握了打开了理解罗马帝国之门的新钥匙。甚至，在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时，哈珀也在更新我们的理解框架。

从“罗马气候最优期”到“晚古小冰期”

“大部分讲述罗马衰落的历史都建立在一个巨大的默认假设之上，即环境是一个稳定、惰性的故事背景......由于获取古气候和基因历史数据的能力取得极大进步，我们得知这个假设是错误的。不仅仅是错误，而且是大错特错。”

尽管哈珀是一个古典文学教授，但是他对罗马时期详细气候资料的掌握，使他可以看到罗马兴衰与气候变化之间的惊人重叠。约公元前200—公元150年，这是罗马气候最优期。之后，约公元150—450年则是罗马过渡期；到了约公元450—700年，则到了晚古小冰期。

在罗马气候最优期，罗马帝国达到了国力巅峰时期，而在气候过渡期，罗马城被哥特人洗劫一空，帝国的象征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到了晚古小冰期，西罗马分崩离析，东罗马领土日益缩小，虽延续千年，但荣光早已不在。

当然，如果只是简单将气候状况和罗马帝国国力进行对应，那么这样的解释也称不上有太强的说服力。但事实上，哈珀展示的是一个包含气象水文、火山喷发、森林面积、粮食供给、疾病状况等等方面的综合性解释框架。

在罗马气候最优时期，整个帝国境内的气候更为温暖湿润，树木的年轮、洞穴的矿产堆积物，以及生活在该年代的哲学家、《自然史》的作者老普林尼都证明这一点。而在气候最优期，风调雨顺确保耕地扩大、粮食增收，并以此供养极度奢华的罗马和更为强大的军队。

到了过渡时期，发生于165年的安东尼瘟疫率先给了罗马沉重一击。虽然说从公元前43年到公元77年，都有过爆发瘟疫的文字记载。但165年爆发的天花，则显示出了完全不一样的杀伤力。当时，罗马帝国统治了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其规模达到7500万人。大部分历史学家都认为死亡人数应该在10%—20%之间，也就是说，这场瘟疫造成了700万—1500万之间的死亡人数。

之后的249年，罗马再度爆发“西普里安瘟疫”。这场瘟疫其实是一个“疾病包”，包含了众多传染性疾病，瘟疫一直持续到262年，才算是减少了传染规模。到了晚古小冰期，541—543年期间爆发了查士丁尼大瘟疫，黑死病在帝国疆域内横冲直撞，这场瘟疫很可能导致了一半左右人口的消失。值得一提的是，这场瘟疫一直持续了200年之久。

最强帝国兴衰：一种非线性的视角

早在公元前4世纪，罗马城的居民就达到了70万人。在罗马城内，共有28个图书馆、19座引水渠、2座竞技场、46602座公寓楼、856个浴场、256家面包房、46家妓院和144座公共厕所。在人口最多的时候，罗马居住了超过100万的人口。作为横跨三大洲的庞大帝国，还有几十座人口在10万—50万之间的城市。

颇为令人惊讶的是，直到15世纪，罗马商船的规模才被后来者超越，而如果单单看谷物货船，则要迟至19世纪。毕竟，100万罗马居民，每天的粮食都需要专门的运粮舰队从帝国的各个粮仓运输而来。

除了粮食运输体系，罗马人还创造了贸易上的黄金时代。罗马城每年消耗的葡萄酒高达1.5亿升。罗马人建立的信用体系，直到17—18世纪，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才能赶上。和平、法律和交通基础设施，让每一个城镇都成为地方性的贸易枢纽。贸易市场就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现代化往往呈现出一种“线性进步”的状态，这也使得身处在现代社会的人会不自觉地认为，罗马帝国虽然强大，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技术的发展、经济的增长，之后的帝国会比罗马更为强大，尽管这样的增长极其缓慢。

对此，哈珀明确指出，我们不应该把前现代的经济发展想象成一条位于生存边缘的直线，直到工业革命之后才开始加速发展。相反，哈珀认为“（农耕）文明的历程是一波又一波的起起伏伏，巩固和瓦解……在现代性造就的不断上升的波峰之前，罗马帝国可能是这些发展浪潮中最宽阔、最强劲的一个”。

作为古代世界里最强的帝国，罗马的命运与气候、疾病息息相关，但又不直接相关。在罗马气候最优期，罗马的版图疆域达到了历史最大，罗马的粮食产量、贸易规模也处于巅峰。从表面来看，罗马人控制了更大的经济、贸易网络，但是，庞大的人流网络也为细菌和病毒的传播提供了完美的渠道。

一旦气候发生变化，例如从5世纪中叶开始的晚古小冰期为鼠疫的肆虐提供了温床，帝国的命运就开始走向黑暗。气候变化一方面加剧了瘟疫的流传，另一方面改变了罗马及其周边地区的环境，这带来了连个后果：粮食开始减产和蛮族部落为了生存开始进攻罗马。

如果说165年安东尼瘟疫爆发之后，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还能够调集帝国的资源，成功地进行了应对；那么在3世纪西普里安瘟疫到来之后，帝国的储备能量已经接近枯竭。到了6世纪的查士丁尼时代，“瘟疫和气候变化结合在一起，耗尽了帝国的气力” 。

作为历史隐形玩家的气候与疾病

对于不少中国读者来说，在以色列青年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畅销全球之前，最熟悉的人类历史解读著作可能是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后者从地理环境、技术发展、疾病传播等角度展开对人类社会的解释，所引发的议论之声至今犹存。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戴蒙德在写作《枪炮、病菌和钢铁》之前受到了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的深度影响。麦克尼尔在1976年出版了《瘟疫与人》一书，首次从传染病的角度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如何受到病毒、细菌的塑造。这些我们肉眼看不见，古代人也完全意识不到的东西，他们在不经意间与气候、地理、贸易网络产生关联，并且在历次重要历史事件中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公元前5世纪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到欧洲人迅速征服美洲大陆，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爆发的西班牙大流感，小得不能再小的微生物，他们作为历史的隐形玩家，起到的却是一锤定音的效果。这些病毒、细菌有自身的作用逻辑，人类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供它们寄生的宿主。

在《罗马的命运》中，哈珀提到了6世纪的黑死病让帝国损失了1000万左右的人口。而这也为基督教势力的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许多人试图以皈依基督教的方式来保持生存希望。而在700年之后的14世纪中叶，蒙古人因为中亚气候干燥、草原面积缩小而向西发动进攻，他们带来的黑死病最终导致欧洲三分之一的人死亡。这场灾难又令许多信徒开始怀疑基督教本身，尤其是教皇克雷芒六世在法国的家乡阿维尼翁，也确定不能在这场灾难中幸免之后，更多人产生了对基督教的重新思考。而这，也构成了文艺复兴最早的社会思潮准备。

从太阳黑子运动，到太阳辐射地球的总量，再到局部地区的气候变化，宏观环境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变量。在此基础上，人类与环境的交互促使瘟疫开始爆发和流程，正如猪牛鸡等家畜家禽的驯化带来了大部分疾病，而人类贸易网络的扩散则给疾病的传播提供了最好的温床。以罗马帝国为切口，哈珀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大历史观，即历史的操盘者并不仅仅有王侯将相，更有他们背后的气候、疾病因素，正是这些宏观与微观因素的糅合，才形成了今天的人类社会。

《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

[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