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场之外：张东荪与“张东荪叛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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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场之外：张东荪与“张东荪叛国案”

观察者网风闻社区 虎丘讲古
10小时前

张东荪是谁？当代国人已多不知晓，七八十岁的老人或许还有些印象。在历史的砥砺摩擦中，几多当时令人震惊的事件和名声显赫的人物，只不过留下几道蒙满灰尘的划痕。那么，拂去岁月的埃垢，张东荪又给我们留下什么记忆呢？

　

　应该是几个清晰可见字迹以及不免歧义的辨析——现代哲学家，而且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确实很活跃；对北平和平解放作出很大贡献；以及“尔曹身与名俱灭”的“张东荪叛国案”。

　　
　　一

　　张东荪原名万田，字东荪。1886年12月9日出生于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一个县官家庭。其父为官清廉勤政，为仕无望转治学，诗文造诣不凡，对两个儿子张尔田、张东荪产生了很大影响。张尔田文名早著，一度和王国维等并称“海上三子”。张东荪在传统儒家思想的熏染下，形成了旧式知识分子特有的人格气质。1952年，他在一份检讨中写道：“孔孟之道、中庸主义在我身上有深厚的根基，养成一种气质，总是以为清高最好，自命不凡，爱好名誉，有时自以为倔强就是有气节……”尽管张东荪包括这份检讨在内的多次检讨都被所在机关的领导和群众斥之为“避重就轻”“蒙混过关”，但这几句话倒是由衷之言。观其一生，可谓“成也萧何败萧何”。

　　张东荪于1904年获得官派留学资格，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学习。在日本，他面对国难日深的严重局面，兴起了强烈的入世救世之心。1907年，他在日本认识了前来讲学的梁启超，接受了立宪派的改良思想；同时还与同学蓝公武等人创办了一份《教育》杂志，鼓吹教育救国。此杂志虽然仅出版两号，但对于当时介绍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堪称后来以“政论家”著称的张东荪“指点江山”的啼声初试。

　　1911年，张东荪从日本回国。虽然科举制在1905年已经废除，但清政府为了表示“重用人才”，提升“海归”在士大夫和国民中的认同度，制定了授予一些归国后表现出色的留洋学生以科举功名的规定。于是张东荪等在太和殿面见了小皇帝宣统，进行殿试，并被清政府授予格致科进士功名。这批人可称是中国的“末代进士”了。

　　数月后武昌起义爆发，此时身居北京的张东荪正热心撰写政论性文章。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倾向革命的张东荪从北京南下，参加了临时政府并任内务部秘书。随后南北议和，张东荪退出新政府，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办报议政。

　　这一决定与他对当时社会、国情的认识尤其是对现实政治的体察有关。3个月的从政经历使他看到了眼前中国政局的困境，认为国家此时急需有人在政治理论方面加以指导，同时他也感到自己的兴趣和才能并不在做具体行政工作，即“干政治”，而是监督政府启发民智，即“评政治”。他认为，“殊不知民主国家所需要的不尽是干政治的人才，即坐而论道的批评家亦未尝不是国家一种需要。”这就是在民国时盛行的“文人论政”“文章报国”吧。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夕，张东荪是极为活跃的政论家，其政论主要是评议时局、研究政体、介绍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他对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如国会性质、宪法性质、总统制与内阁制、总统权限、行政裁判制度、预算制度、联邦制度、地方自治制度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成为民国初期著名的政论家。对西方宪政精神有精深造诣的张东荪，站在社会改良的立场上反对革命和专制统治，在近代中国风雷激荡的语境下，总是力图坚持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如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人的对峙中，他一方面对袁世凯违反法制破坏共和的行为严词抨击，另一方面指责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是“乱党之罪”；并为此写出大量文章对两边进行笔伐，好像故意要两边不讨好一样。

　　张东荪作为研究系的大将，自1917年起接替张君劢主编研究系在上海的喉舌《时事新报》。1918年3月，他创办《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在他的主持下，《学灯》副刊成为与北京《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齐名的介绍新思潮的三大副刊之一。1920年，他曾参加过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但是拒绝参加共产党。不久，以介绍新思想新文化为名，与梁启超等人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大量撰写文章，宣传社会改良。但当时南北军阀一味为了各自的政治野心，各路政客们对这位“进士政论家”的呼声充耳不闻。

　　1924年，张东荪不再担任《时事新报》主编，专任中国公学教授。1927年，他有感于“报纸完全变为他人的喉舌不能说自己的话了”，彻底脱离报界而转入哲学领域。1928年至1930年间，他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教授，兼任中国公学大学部学长兼教授，并兼任张君劢的国立政治大学哲学教授。1930年，他任北平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虽然张东荪一度下决心要舍弃政治而致力文化运动，但跟近现代史上那些富有“救世激情”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始终无法和政治绝缘，始终徘徊在政治与文化之间。为抵制蒋介石政府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也为了反对共产主义，张东荪、张君劢、罗隆基等于1931年10月在北平发起成立“再生社”，寓“再造中华民国”之意，发行《再生》周刊。1934年10月张东荪、张君劢在天津召集再生社临时代表大会，即中国国家社会党成立大会。国社党标榜国家社会主义，其理论基础为“绝对的爱国主义与渐进的社会主义”。在张东荪起草的国社党的政治宣言《我们所要说的话》中，提出“修正民主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结束训政，还政于民。

　　张东荪还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著名的“科玄论战”与“哲学论战”的健将。

　　“科玄论战”即“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人生观论战”，起源于1923年，历时两年。“哲学论战”又称“唯物辩证法论战”，发端于1931年，也持续了两年，还有余音袅袅。这里我们不评论“科玄论战”和“哲学论战”的是非对错、功过得失，那实在是非常专业而且非常枯燥的，只能使读者产生麻烦的感觉和丢掉这本杂志的行动。只需指出，“哲学论战”为张东荪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最终接受与其合作准备了思想条件。

　　还需指出，张东荪在其大作《西洋哲学》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辩证唯物法采取了轻蔑、排斥的态度，这在近些年对张东荪的发掘和研究中，得到了一些人的肯定，“反映了他作为纯粹哲学家的气质——本能地厌烦那些过于物质主义化的关于权力斗争的‘哲学’”；他“认为流行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或者说它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距离太远”；“以张东荪的敏锐，当然不会介绍此名为哲学而实则非哲学的东西”；云云。对此，笔者深不以为然。对马克思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介绍，我们并不要求都是推崇赞扬，质疑甚至反对都是可以的。但前提是要认可这是一门哲学，一门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可以而且能够通过讨论甚至争吵达到加深理解、辨清意义的学问之本的。张东荪的态度则正好与肯定者说他“不戴有色眼镜”“贵族气质”相悖，令人难以接受。由此联想到他在新中国建立后的遭遇，似乎能够寻觅出其中影响根本的“立场”与“世界观”上的端倪。

　　二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开始全面抗战。身为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张东荪分析了国内外时局，正式形成了调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共产党与国民党，借以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所谓“中间性的政治路线”。1938年初，他与他燕京大学的学生叶笃义等人从北平秘密至汉口、桂林。6月，他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借会议之机准备将意见直接进献给国民政府。但他有见于“国共合作并不是建立于诚意真心，政府未必采纳”，便扫兴地返回北平。在燕京大学，他一面教书著述，一面关注和研究国内外时局的发展，与中共地下党接触，介绍学生离开北平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或西南大后方。他预料日美必然开战，主张提前先行解散燕大，把教员与学生转移到解放区或西南大后方，但张东荪自己并没有撤离北平。

　　张东荪留在日本占领的北平（当时已经被傀儡政府改称北京），一直在燕京大学任教授。1941年，中国国家社会党和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张东荪任中央常务委员，后兼任秘书长。同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国宣战，日本宪兵包围并强占了燕京大学，张东荪与其他10名燕大教授被捕。他被押送到沙滩旧北京大学的红楼（北平日本宪兵总部所在地），关进牢房。张东荪是当时中国知名的哲学家和学者，又在日本留过学，日本宪兵企图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请他做“教育部长”“北京市长”。然而，张东荪利用各种借口挫败了日本人的阴谋。他回忆说：日本人“希望我答应与汪政府合作，我便以狡猾的态度对付之。我说：我一向是个国民党的反对者，汪精卫是国民党，其政府亦是国民党，决不能与之合作。”接着日本人“要求我向在拘留中的中国共产党员加以劝诱，使其感化，可以招供”。张东荪回答说：“共产党不是捉、打、杀所能扑灭的。”关押两个月后，1942年2月，他被移送铁狮子胡同日本军部，然后押解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张东荪先后自杀4次而未遂，并与看守厮打，不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淫威。

　　1942年6月18日，张东荪被日军判处1年半徒刑，缓刑3年。在写了一纸“出狱以后不离开北平”的保证书后，他被保释出狱。在此后3年间，他的行动时时为日本宪兵监视，处于被软禁的状态，“每日宪兵安达必来我家一次。每次都劝我出山”，实际上是监视张东荪。尽管张东荪一度产生“出狱后立即逃上西山”的想法，但因病终未成行，遂一心写作，构成了其独立的知识论体系，形成了较完整的文化思想和“渐进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

　　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民盟），张东荪继续当选中央常务委员。

　　抗战胜利后，国共之间展开了复杂而激烈的斗争。中共提出的通过民主联合政府的途径，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在全国得到了广泛的响应。经过抗战，国统区的民主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具有政党性质的社团——中国民主同盟，就是其中的一支主要力量。

　　张东荪和张君劢以国社党领袖的身份，代表民盟出席1946年1月10日召开的政协会议，针对时局提出中国急需的是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1月16日，他与梁漱溟、张君劢、张澜等9人代表中国民主同盟提出《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当晚，在沧白堂政协会议讲演会场，张东荪与郭沫若作为报告人介绍政协会议情况时，国民党特务进行捣乱，他拍案而起，怒斥特务们的无耻行径。政协会议结束后，张东荪重回北平燕京大学。

　　政协会议中达成的5项协定并没有起到束缚当政者手脚的作用，国民党极力破坏协定的实施，大举进攻解放区。在内战已经打响、政协决议根本无从实施的情况下，国民党并没有完全放弃舆论攻势，仍然决定按期于1946年11月召开“国民大会”，这理所当然遭到了中共的抵制，而另外一些中间党派是否参加便成为一大焦点。如果仅中共不参加，而其他党派都如期参会，国民党一方显然就获得了道义优势，因此国民党对各党派负责人极尽拉拢之能事，以图孤立中共。作为民盟和民社党（国社党此时已更名为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的张东荪经历了严峻的考验。而和张东荪相交多年的民社党党魁张君劢顶不住党内的压力，决定率民社党参加“国大”，并派员向张东荪游说。张东荪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没有退让。当民社党正式宣布脱离民盟参加“国大”的消息传来时，张东荪气愤地说：“简直是胡闹，想做官，想做官罢了！”民盟中央决定将民社党开除出盟，张东荪、张君劢这两个政治观点相同、兴趣爱好相投的多年老友从此绝交，再未相见。

　　和谈破裂，张东荪等人仍然幻想以不偏不倚的第三方立场，调和国共冲突，使中国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蒋介石、宋子文曾专门宴请张东荪，劝其参加政府，张说，“最好还是保留一个参加和谈的身份”，蒋非常生气。据张本人回忆，“蒋脸色铁青，气得踢桌子下的狼狗”。然而和谈的最后一线希望终于破灭了。内战的全面爆发让张东荪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中国究竟应该走怎样的道路？

　　1946年5月，他在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讲演中将自己的主张公之于众，并随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其要点有三：一是调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制度，建立“中间性的政制”；二是改变国共两大党性质，建立联合政府，走民主之路；三是在国际上调和美苏关系，谋求世界的安定与中国的和平。张东荪的讲演与文章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反响和共鸣，在当时舆论界掀起了一股鼓吹“中间路线”的政治思潮，张氏本人成为当时国际国内舆论关注的焦点人物。

　　1947年3月，施复亮发表《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一文，引起张东荪的同感和共鸣，他一口气写了3篇文章，进一步阐发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当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由美赴欧，鼓吹和平；而张东荪在国内也鼓吹和平，一时引起较大震动。张东荪被时人称为“东方的华莱士”。

　　随着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挑起国共内战，张东荪提倡的脱离实际的“第三条道路”在中国注定是走不通的。1947年10月，国民党下令解散民盟，抗战后逐步形成的第三方面势力瓦解，张东荪的“中间路线”彻底破产。他开始重新调整自己的政治思路，放弃和修改了部分政治主张，倾向于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此后，张东荪开始逐步秘密和中共高层接触，并建立了联系。这种思想和行动的调整，为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起重要的牵线人作用准备了条件。

　　三

　　1947年11月，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共总司令”。到1948年6月，人民解放军已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平津局势一时十分紧张。傅作义是个有民族良心的军人，不愿北平这座文化古城遭到毁坏，成为国家的罪人。随着淮海战役的结束，早已进行的平津战役开始收尾。傅作义与解放军就北平的和平解放问题进行谈判，由于双方开出的条件相差太远，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为打破僵局，党组织找到张东荪，希望他这样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参与谈判，能够发挥缓冲、调停的作用。傅作义也早就向中共联系人表示过他希望请第三方面的党派和知名人士在他和中共之间斡旋的意愿。1948年12月24日，面对尴尬的战局，傅作义的同乡老友、辛亥老人侯少白向傅推荐张东荪、彭泽湘（中国农工民主党重要领导）作为代表出城与中共谈判。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提出了与傅作义谈判的6点方针，并指示说：“唯我们希望傅方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崔载之，傅作义老部下及亲信，傅作义军事集团在北平的机关报《平明日报》社社长——编者注）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据傅作义的主要和谈代表周北峰回忆，1月5日晚，傅曾对他说：“民盟曾派张东荪来劝我与中共接洽，我认为意见适当，想派你作为正式代表，同张东荪一道秘密出城与中共进行商谈。”可见，张东荪此时已获得了双方的信任。

　　中共中央军委致林彪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早在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就是张东荪办的《时事新报》的读者，也是撰稿者。1921年毛泽东写道：“……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抗战期间，张东荪被日本人逮捕，英勇不屈，大义凛然，是闻名全国的“抗日教授”，赢得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各党派和社会各阶层的敬重。毛泽东认为张东荪说的话，比共产党人的言论更令知识分子信服；而且，张所代表的“中间色彩”别具意义。毛泽东明确提出请张东荪联系并参加解放军与傅作义的和谈，充任“见证人”这样一个重要角色。

　　1949年1月5日下午，傅作义派车将张东荪接到中南海居仁堂，开门见山地问：“张教授，我想与共党言和，你意如何？”张回答：“言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傅总司令当机立断，不受他人甚至南京方面的干扰，实在令人敬佩。言和乃光明前途，不走和谈之路，古都危矣，傅总司令也危矣！”张东荪一番直言，使傅作义坚定了决心。他请张东荪作为自己的代表出城。但张表示：“我乃民主同盟成员，怎能代表得了您？我可以把您的意见转达给共方，但需要您再派一名正式代表，与我同往。”

　　1月7日张东荪与傅作义的代表周北峰冒着严寒越过封锁线，抵达平津前线司令部所在地——蓟县八里庄村。聂荣臻司令员接见了他们。聂问出城前傅作义交了哪些底？周北峰回答，傅先生表示了几点想法：平、津、塘、绥一齐解决；平津解决以后能否允许其他报纸发行；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械方式，采取分批调出城外整编方式。张东荪接着说，我看傅作义已打不下去了，但傅要面子，得让他体面投降。傅先生派我们来是希望尽快达成和平协议，以免北京毁于战火，百姓遭受涂炭。聂司令把谈话内容电告中央。

　　9日双方开始会谈。解放军方面参加会谈的有林彪和聂荣臻，傅作义方面是周北峰，张东荪也参加了。周提出6个条件。林彪根据中央军委来电，谈了中共方面的意见。聂荣臻分析了当前形势和平津战局：“傅先生除放下武器，把文化古都北平和工业城市天津保全下来，为人民做些好事，别无出路，希望傅先生早下决心，当机立断。”10日下午双方就军队出城改编、城市管理、人员安排进行最后磋商。解放军苏静处长整理出一份《会谈纪要》，并强调傅作义必须在14日以前答复。林、聂在《纪要》上签字，周北峰随后也签了字。《纪要》放在张东荪面前，请他签字，但张拒绝了：“我是民盟成员，代表不了傅作义将军，只能在你们双方之间充当调解人和见证人。我这次不回城里了，打算返回燕京大学，而后启程去石家庄拜见毛泽东主席。”

　　张东荪参加并见证了北平和平解放《会谈纪要》草签的过程，认为自己做了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也确实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当天晚上，张东荪在燕京大学礼堂作了著名的《老鼠与花瓶》的演讲：“北平是个花瓶，傅作义是瓶子里的老鼠。老鼠是可恶的，人人都想消灭它，但它却躲在一个精美的花瓶中；既要消灭老鼠，又要不打碎花瓶，就不得不采用和平方式，用和谈的办法解决。”朋友们纷纷写诗赞扬张东荪的功绩，他把这些诗以《围城题记》为标题，亲手抄录下来，并写了后记，准备留给子孙——“戊子冬，北平围城。余与刘厚同、赵少伯、彭岳渔、张丛碧倡议罢兵，以保全人民古物。以余为双方信任，使出城接洽。当时虑或不成，栗栗为惧，乃幸而一言得解。事后友人义之，有此题咏颂。余亦自谓生平著书十余种，实不抵此一行也。因装成幅，留示子孙。东荪自识。”“一言得解”，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张东荪不仅在知识分子眼中增加了威望，在民盟中的地位也跃升到第三位，仅次于张澜和沈钧儒。

　　后来，毛泽东在颐和园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竖起大拇指说：“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

　　四

　　以张东荪的学识、资历、名声以及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在新中国成立后，应该有个很好的位置和前程。事实上，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很看重并肩作战的民主党派的老朋友。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张东荪以民盟中央常委身份参加；9月21日，新政协第一届会议开幕，张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9月30日，张东荪与周恩来等56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0月19日，张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但，这只是张东荪在政坛上的昙花一现。“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至理名言，彰显了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涵。一方面，性格表现了人们对现实和周围世界的态度，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另一方面，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强烈地反作用于人的性格，决定了其做人做事的方法，也就决定了自己的道路和命运。这“另一方面”在张东荪身上特别明显，成为当时世人匪夷所思的“另类”。1949年9月30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夕。集合中共党内党外人士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576名代表，在这天选举新政府主席。毛泽东以575票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次不记名投票中，只有一票没有投予毛泽东。投票结果公布后，众人认为毛泽东谦虚，所以少了一票，但毛泽东是投了自己赞成票的。对此，毛泽东从容地说：“缺一票就缺一票，不管什么人，都有选不选毛泽东的权利，要尊重事实。”但会后，这件事还是被追查了，民盟秘书长张东荪被查出。

　　这显然是不正常的。这个“不正常”是不能指向时代氛围和民心所向的。

　　在此之前，1949年元月下旬，张东荪与费孝通、雷洁琼等人到石家庄西部的西柏坡拜会了毛泽东。会谈中，毛泽东对张东荪的“中间路线”主张和反对外交“一边倒”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包括张氏在内的很多知识分子存在严重的“亲美”“恐苏”思想。这次谈话让张东荪的情绪一度低沉，但并未使他改弦更张，特别是他坚持认为中国要想发展就不能和美国交恶，中国不能充当美苏两大国冲突的牺牲品。正是这一“顽固立场”，成为他在政协会议投票时“反常”的原因之一，并为后来发生的“叛国案”埋下了伏笔。

　　今看“张东荪叛国案”，可用“不可思议”一词——既对其案，亦对其人。

　　自从与毛泽东因“一边倒”问题发生争论以来，张东荪感到说服中共改变外交方针是不可能的，便本着其一贯坚持的“中间路线”思路，企图借助个人的声望，利用民间渠道向美国方面表示，中国并无与美国对抗的意图，希望美国不要把战火烧到中国来。正是在这种心理支持下，当张东荪碰到了自称与美国方面有联系而实为美国特务的王志奇（又名王正伯）时，便寄予了很大的期望。1950年初，王从天津来告诉张东荪，美国决心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正在进行计划，张东荪认为世界局势果然按他的预想发展了，充满了焦虑，他对王志奇说：“能不能把一个意见传达给美国，就是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且看将来。”在与王志奇接触的过程中，为了表示自己的分量，张东荪拿出了一份政协名单，并将其中认为可与他自己合作的人用笔勾出。

　　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却幻想依靠个人的力量和声望打通中美关系，真不知道张东荪为何有如此之念想！他难道就没有意识到，当时他提供给王志奇的一些资料将有可能被人利用，这种私底下的运筹国事绝对是不允许的？后来王志奇被公安机关逮捕并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供述中咬定张东荪向自己提供了国家机密。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接受重点批判的张东荪一跃成为叛国罪人。虽然张拒不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更不承认是卖国和叛国分子，认为自己的主观动机还是为了国家免受战难，但他还是在“世人皆曰杀”的氛围中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屡想自杀谢罪。1952年10月，民盟将张东荪开除，有人并提议将他逮捕法办，但毛泽东指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就这样，张东荪在辞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后，其数十年丰富多彩的政治生命宣告结束。虽然名义上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但一个“美国特务”怎会有上课的资格？于是只能赋闲家居，从此以作旧体诗词自遣。

　　据《北京公安史志》记载，1950年初，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破获美国间谍王正伯案，王交代了张东荪向美国原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卖情报”的情况。侦讯处又经过一年多的侦察，进一步证实了张确实把抗美援朝中国出兵的具体日期和国家财经预算等国家核心机密，编成情报，经人送到香港，然后转交到司徒雷登手中。本来，张东荪罪行严重，完全可以依法逮捕，受到惩处，但是，党中央毛主席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办法，即对他进行教育，也教育知识界其他一些崇美思想严重的人。1952年2月至9月，张东荪在燕京大学作了5次检查，最后一次检查交代了通过王正伯向美国提供国家机密情报的“叛国罪行”。

　　关于“张东荪叛国案”，还有另外一些版本。

　　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在即，张东荪认为中共“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不符合中国利益，他想利用自己以前曾作为“国共调人”的资格以及与司徒雷登的关系，私下调解中美关系，贸然和一个名叫王志奇、自称有美国背景的人建立关系。……后来王志奇被捕，交代了与张的关系。张东荪辩解说，他是出于让中国避遭第三次世界大战之灾，才进行他的所谓“个人外交”，他拒不承认“叛国”和“美国特务”的罪名，只是就无意泄露国家机密，自请处分。王志奇到底是美国特务，还是骗子，目前尚未澄清。（散木《从“张东荪案”到“X社案”》）

　　王志奇是个神秘的人物……旧政协闭幕后，国内形势不仅没缓和，反而紧张了。王志奇又出现了。他对张东荪说，先前只与苏联有关系，现在通过妻妹，与美国也搭上关系。接着王又消失了，再次出现已经是北平解放之后了。以后不断被捕又不断被释放，总之，行踪十分诡秘。但张东荪仍与他保持联系。1949年秋冬的一天，……王志奇在张东荪的桌子上看见中央政府会议印发的材料《国家预算收入和商农所占的比例》，可见张对王信任到何等程度。……1950年秋中国政府决定向朝鲜派志愿军。张东荪从会上得知，各民主党派将于11月3日发表宣言，支持志愿军入朝作战。2日晚上，张约见王，劝他尽快离开北京，因为中美即将成为交战国，无法再传递消息。……1951年春天，王志奇又出现在北京。他说刚从香港来，得到政府特许，做进出口生意。但几句话后，他又探询张东荪对朝鲜战争的看法，并暗示仍有渠道把民主人士的意见转达给美方。张东荪终于觉察此人是骗子，请他赶快离开。这是张与王的最后一次见面，此后王志奇便永远消失。这大概就是“张东荪出卖情报案”的案情了。从此张东荪成了坏人。（蓝英年《话说张东荪》）

　　关于张东荪叛国案，人们说法不一。目前，有关回忆都没有引述原始文件，这给这桩历史事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据一个看过张案审讯材料的人回忆说：“据美国间谍王志奇招供，当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时，张东荪送了一份名单给美国国务院，凡他认为将来可以与美国合作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他都做了记号。有的是双圈，有的单圈。又当中国政府决定抗美援朝时，张把消息透露给王，并叫他赶快离开北京去香港。凡此种种，人证物证俱在，这是现行反革命的罪行，是通敌卖国的行为。”……而张东荪的亲友则称：“此案的关键人物是一个同时为美苏服务的双料间谍王志奇。王在解放以后常去张家，但张对他不欢迎，曾劝他马上离开中国。张在政治上缺乏经验，他当时在燕京大学工作，常到城里开会，就随便把文件置放在长子张宗炳家中，有一次刚好被王志奇看到。王后来被捕，事情就牵涉到张。张亦承认自己于此事有责任，自责不已。”虽然张东荪亲友的说法也未必绝对可信，但比起其他人的说法，似乎较为合理。由于这是一件秘密审理的案件，档案至今也没有解密，所以今人也无从得知案件的全貌。（华威《张东荪其人其事》）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但一个基本事实是肯定的，即张东荪确实想通过特务（或骗子）王志奇，与（或是想与）美国建立联系，发挥“作用”；并将一份经他画圈认定可与他“合作”的政协民主人士名单交给王；王确实从张手里（或家里或儿子家里）得到了当时属于国家机密的文件。这种行为是什么“罪名”、这样的“罪名”在当时是个什么后果，是不言而喻的。而毛泽东对此只是说了句“张东荪这种人以后不能和我们坐在一起开会了”，其处理意见也是非常宽大了。

　　五

　　作为犯有“叛国罪行”的人，张东荪的下半生可想而知。

　　张东荪案发后，全家从住了十几年的燕东园34号小楼搬到校内朗润园178号，1952年燕京大学撤销，文、理科并入北京大学，张东荪的“工资关系”也随之转去。这段时间张东荪的生活相对平静，与外人往来稀少，闭门读书。1960年马寅初离开北大后，张东荪也被清出北大，工资关系转到北京市文史馆，但一家仍住在朗润园。1965年，张东荪搬到北大东门外大城坊37号一座大杂院里，在这里迎来了自己的八十寿辰。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张家被抄是意料之中的事。据张东荪的孙子张饴慈回忆：“凶徒前来翻抄的时候，祖父站在一旁一动不动。骂他反共、反革命，他任凭他们骂去。唯当那些人骂他‘汉奸’，81岁的老人猛扑过去，用头撞他们，要和他们拼命。”

　　1968年1月，82岁的张东荪被“逮捕”。他是被几个军人带走了。军人发现张家有件美军“皮猴”，拿起来厉声质问是哪里来的，张东荪说是1949年和谈时林彪赠送的，军人赶紧恭恭敬敬放下皮猴。张东荪被抓走后，其家人5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直到1973年，家人被通知，张东荪死在秦城监狱中。

　　当张东荪被捕入狱时，其长子、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也被逮捕，也被关入秦城监狱。但他们父子互相并不知道被关在同一监狱中。张宗炳在监狱中精神错乱。被秘密关押7年以后，1975年被释放。出狱后，精神逐渐恢复正常。

　　张东荪的妻子刘拙如，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图书馆工作。张东荪被逮捕，刘拙如在单位也被“批判斗争”，并且被“革命群众”“扭送”到海淀公安局，在那里被监禁了近一年。

　　张东荪有3个儿子。老大张宗炳是著名的昆虫学家，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其子张饴慈回忆父亲被秘密关押7年于1975年被释放出狱后的情景“……他已整成神经病。发病的时候，同时装成两个人：一会儿是审判员，横眉怒目；一会儿是犯人，可怜又无奈。那时家里已经没有房子，他回来就和奶奶住大城坊——他在病中只相信自己母亲一人。”张宗炳在老母亲的精心看护下渐渐康复。1981年公安部给张宗炳做了结论，否定特务嫌疑，并补发了关押期间的工资。

　　老二张宗燧于1969年底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不堪凌辱，服安眠药自杀，终年54岁。张宗燧是著名物理学家，剑桥大学毕业生。曾在剑桥开课，大概是第一个在剑桥开课的中国人。他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文革时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卓越的科学家，但对中国政治一窍不通。比如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他说美国的科学非常厉害。遭同事批驳后，他辩解：“如果非要说美帝是纸老虎，那也是厚纸做的。”毛泽东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他说：“工人阶级不能领导科学研究。”总之，张宗燧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难以生存。

　　老三张宗熲学社会学，在天津市文化用品公司工作。他的问题是所谓电台问题。1966年文革开始后，天津“革命群众”逼他交出电台。这个问题公安部门早已作出结论，不是敌台。电台是他表姐夫的，用来收听新华社广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怕日本人查出，早已毁掉了。张宗熲交不出电台，与妻子吕乃朴遭到“斗争”后一起自杀，时年46岁。

　　张宗炳之子张鹤慈，1963年时是北京师范学院学生。他与几个中学同学结社写诗和议论政治，被公安部门发现，遭到逮捕。经过审讯关押后，张鹤慈被送往茶淀劳改农场“劳动教养”3年。期满后正逢文革，又被加重处理，“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在劳改农场一共待了16年。

　　张宗熲的之子张佑慈，文革时在天津当工人，其父母在1966年自杀后，他因“企图给父母报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15年。1978年获“平反”被释放时，已经在监狱中被关了10年多。

　　张家第二代健在的只有张东荪的小女儿张宗烨院士一人了，也已垂垂老矣。

　　文革浩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兴风作浪，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普通百姓，遭受迫害、家破人亡的比比皆是，张东荪一家的可怕遭遇虽说不过是林中一叶，但格外惊心悲惨，令人同情感伤。这其中，不能说没有张东荪个人命运的牵连。

　　张东荪晚年多有诗作，其中一句“书生谋国直堪笑”，抒发了对自己一生事业的感慨。笔者咏之思之，百味杂陈，却怎么也笑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