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问题，是如何面对死亡

源济

真正的问题，是如何面对死亡

2019-04-05  魏阳  大家

导读

事实上，死亡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石。传统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围绕死亡而组织的社会。

很多人感慨中国缺乏死亡教育。白岩松说：“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这是说，我们这个民族恐惧厌恶死亡，忌讳谈论死亡，我们从来没有为死亡做好准备。

可是细看历史，中国人以前并非如此。事实上，死亡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石。传统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围绕死亡而组织的社会。

马王堆汉墓帛画局部

自远古以来，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如何处理死亡。死亡对于中国古人来说，是一个熟悉的、可控、生命必然的过程。如何崇拜祖先，构成了商代人生活的日常。商人相信，只有勤勉地祭祀祖先，祖先才会保佑活着的子孙。所以，他们用最好的器物和食物祭祀; 时常会杀掉大量的战俘和奴隶，来告慰祖先之灵。现存的商代文物，无论是精美的青铜器还是玉器，大多是祭祖或者陪葬的用具。商人通过各种仪式，与死去的祖先交流。他们通过观察烘烤过的甲骨上的裂痕，来获得来自祖先的预言和教导。汉字的起源，来自于对人们与死者交流的需要。

祭祖，是中国人最重要的宗教仪式。商代的王族墓园，大多紧邻王城。人们相信，无人祭祀的祖先，将成为游魂野鬼，不仅会迁怒于后人，还会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没有继承人，则意味着无人能继承香火，意味着祖先和自己，将因为无人祭祀而成为孤魂野鬼。所以不能生育没有后代，便成了最大的不孝。安土重迁的文化传统，来自于祖坟无人照料的忧虑。古人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社会伦理，全都围绕着死亡。

从最初开始，中国文化就是一种关于死亡的文化。

商代陵墓人殉

征服了商人的周人，废除了残忍的人殉，却发扬了祖先崇拜的文化。周人相信，人死后魂魄还可以存在一段时间。《左传》中子产说：“人生始化曰魄，既能阳，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凭依于人，以为淫厉。”这是说，遭遇横死的普通人，魂魄也可以变成厉鬼作祟。而贵族生前养尊处优（用物精多），死后魂魄能存在得更长久些。特别牛逼的贵族魂魄，还可以成为神明。

所以，周代的天子要建立宗庙供奉七代以内的祖先，诸侯要供奉五代，一般贵族供奉三代。不过，即使是天子的魂魄，数代之后也会渐渐消失，太过于久远的祖先，就不用再祭祀了。

战国时期的楚国人相信，人死后，魂与魄会分离。人在弥留之际，家人要爬到屋顶上，用他穿过的衣服向远方召唤：魂儿啊，快回来吧。如果还不能醒来，那么就是真的死去了。这就是《楚辞》中屈原说的“魂兮归来”的原意。

战国《人物龙凤帛画》

在死亡文化之上，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宗法制”。春秋时期的华夏国家，最重大的活动就是如何组织战争和祭祀，如何“养生送死”，如何面对死亡。 宗法制看起来是用亲属关系来确立政治秩序，实际上是用死人与死人的关系，来确定活人与活人的联系。

频繁的祭祀，不仅在活人与死人之间纵向形成历史记忆，更在活人与活人中间横向组成社会关系。死去的先人，让活着的人们理解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应该干什么，谁是自己的亲人，谁是自己的仇敌。

在古代婚礼中，新娘要去新郎的祖庙里，向先祖报告，婚姻关系才算缔结。先秦古籍《公羊传》赞颂“复九世之仇”。就是说，最大的耻辱，不是自己被侮辱，而是死去的先人被侮辱。为过世的祖先报仇，就算过了几代人也不算晚。

孔子虽然不愿多谈论死后的世界，但是对于先人的祭祀，却异常认真。据说，孔子的父亲在他出生不久就去世了。孔子的母亲没有告诉他父亲的墓在哪里。母亲死后，孔子将她的棺木暂时存放，直到搞清楚父亲的墓在哪里之后，才把父母合葬在一起。《史记》上说，这是因为孔子对于葬礼非常慎重。在儒家看来，“慎终追远”的目标，不仅仅是告慰祖先之灵，更是锤炼个人品格的方法。死亡不是陌生而神秘的，而是熟悉的生活日常。

慎重对待死亡的观念，贯穿中国古代历史。汉代人认为，死亡并不是一个结束，而只是一个开始。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并不恐惧死亡。因为，死后人们将会见到列祖列宗和所有先逝的亲人。有时，和死去亲人团聚的欣慰，会远大过死亡的恐惧。汉末的孔融全家被曹操处死。他的一对年幼的儿女，在受刑之前，互相告慰说：死去便可以见到父母，难道还不快乐吗？所以能够从容赴死。

同样，死后面对先人质疑的压力，有时候也会超过对死亡本身的恐惧。司马迁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学者们猜测，他的顾虑可能是，如果没在生前完成《史记》的编写，会无颜在死后面对自己的父亲。毕竟，是他的父亲司马谈开创了《史记》的写作。对司马迁来说，焦虑并不来自死亡，焦虑来自于死后面对父亲的那个时刻。可以想象，这让司马迁如同明天将要死去一样度过生命中的每一天。

司马迁

古代的中国人，坦然接受死亡。他们的世界观里，无处不见关于死亡的思索。

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叔齐列传》中，提出了一个难解的问题。为什么好人大多在受难，坏人则大多在享福？他问道：如果这是现实，那么做个好人还有什么意义？

司马迁没有给出答案，但是他暗示：也许历史，可以给出一个裁判。对于作恶多端的恶棍，史书会给予谴责；而为理想受难的善人，史书也会给予赞扬。司马迁写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在死亡之前，没来得及建立自己的美名。历史学者，由此获得了与阎罗相似的审判权力。这让司马迁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使命感和自豪感。

公正的历史评价，既是对死亡的救赎，更需要用生命来捍卫。

历史，是古代中国人的死亡教育。历史让人们知道，死亡并非终结，而只是一个开始。所有现世的善良与恶行，都将在死后，被公正的记载、传颂、唾弃。所有的苦难与不公，都将在史书中，得到补偿。纯洁的死在历史记忆中，是很多中国人至高的人生理想。用文天祥广为传颂的诗句来说，就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采薇图

但是，司马迁也意识到，历史写作也充满了局限。那些在深山的隐士，他们的德行可能永远不为人所知——他们将被死亡所遗忘。能够被史书记载的，往往是碰巧被大人物提到、或是偶然出现在历史舞台中心的人物。司马迁写到：“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

就是说，能否“留取丹心照汗青”，主要靠运气。

这让司马迁非常沮丧。

问题的解决，还得等到佛教的传入。汉代末年，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国，带来了印度的轮回观念；这是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人们原来以为，死去的祖先会和自己没事常联系。现在佛教却告诉人们：你老爹死后可能会变成一条流浪狗，甚至一只猪——具体变啥要看他生前造了什么孽缘。先人死后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保佑后代？这种新的死亡观，对中国本土的祖先崇拜，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南北朝时期，有人攻击佛教如何与本土孝道不兼容。而更多的人，则在解释轮回的观念如何可以和祖先崇拜相协调。随后的近两千年中，轮回与祖先崇拜，这两种不同的死亡观，不断的融合与冲突，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的死亡教育。

轮回的死亡观，相比祖先崇拜的优势在于，确立了末日审判的观念。佛教告诉人们，死后不仅要面对自己的祖先和亲属，还要面对家族之外、更高的公共权力——阴间的审判。想干坏事的人们，得先想想死后十八层地狱的种种酷刑，以及来生为牲畜的痛苦。

大足石刻中的“地狱”

困扰司马迁的“好人没好报”的问题，就如此被解决了。如果历史写作只是对死亡微弱的补偿。那么地狱天堂与转世，就是对死亡终极的救赎。佛教的死亡观念，通过各种故事、经文、图画、雕塑和戏曲，熏陶了一代又一代识字或者不识字的中国人。佛教的死亡教育让人们明白，死亡并不陌生，它是生命熟悉的过程。它不是结束，而只是一个新的开始。

与祖先崇拜相比，因果报应的死亡观，显然更能强化整个社会的道德秩序。毕竟，帝国政府需要一种超越家族利益的死亡观念。传统中国的公共伦理，建立在死亡教育之上。

有人在主张中国缺乏死亡教育时说：“欧美墓园常常与住家比邻而居，而中国墓园则建在远离人烟之处，欧美人祭奠亲友时常送鲜花书籍，而中国人祭奠亲友常送钞票俗物，两者的巨大差异，彰显着我们“死亡教育”的重大缺失。”

这种看法，不能让人同意。

且不说祖坟和宗庙是中国人重要的活动场所，大多并不在“远离人烟”之处。“祭奠亲友常送钞票俗物”，其实来自于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供奉死去的先人要如同活着时一样，才算尽孝。用逝者生前器具陪葬，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古代横跨欧亚大陆到美洲的流行葬丧文化特征。烧纸钱，其实是明清以来商品经济发达之后，才出现的新传统。与欧洲的风俗相比，我倒不觉得纸钱有多俗气——毕竟反映了中国人对货币流动性的认识，适合国情，体贴实用。更重要的是，通过各种仪式，活人参与到死亡中来，让死亡成为了一个熟悉的、可控的、日常的、生命必经的自然过程。

现代中国人对死亡的陌生感与恐惧感，其实是现代化的结果；是传统文化逐渐凋零，人们在文化上无所适从的一个缩影。

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利埃斯在研究了欧洲的死亡观念后，出版了《我们死亡的时刻》一书。他发现：中世纪的欧洲人，并不觉得死亡是一种陌生的、突然、糟糕的事情。相反，死亡是一种熟悉的、“被驯服”的过程，是人生固有循环的一部分。中世纪的人们坦然接受死亡，并试图用仪式——比如为临终者全身涂圣油——来“控制”死亡。这与古代中国对死亡的态度，不谋而合。

阿利埃斯认为：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个人主义的信仰，冲击了中世纪的死亡观念，同时也带来了死亡的陌生感和恐惧感。死亡从一件“所有人都要经历的“的常态，变成了“我要经历”的陌生体验；从个人与社会群体的告别，变成了我与我拥有的财物的告别；从生命与救赎之间的桥梁，变成了个人意识消失的深渊。中世纪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宗教仪式，让位给了现代医院中从未见过的各种仪器。死亡不再是一件可以被“驯服”的熟悉事件。它成了一件陌生的，突然的、意外的、令人不寒而栗的灾难。

同时，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唯物论的影响，死后的世界，从此变得虚无缥缈。如果没有末日的审判，那是否意味着“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现代欧洲的死亡观念，颠覆了之前由宗教支持的传统道德和文化秩序。

这种现代死亡观念，在清末和民国初年，传入了中国。立刻对中国的精英，产生了重大影响。五四运动高举“科学”的旗帜，将祖先崇拜与轮回转世，统统当作迷信与糟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但是对于如何面对死亡，却没有给出个一个完整的答案。在各种现代思潮的影响下，死亡变成了一个负面、黑暗的存在，代表着崩溃、消失、失败、与终结。

五四诗人徐玉诺这样描述死亡：“风起了／花团儿随风飘摇 ／恐怖弥怖在林间”。在鲁迅笔下，死亡是残忍，灰暗、无奈的；是《孤独者》中向现实妥协的魏连殳的归宿，是《伤逝》中为爱情绝望的子君的结局。鲁迅在《死后》中写到：“我先前以为人在地上虽没有任意生存的权利，却总有任意死掉的权利的。现在才知道并不然。” 死亡是五四时期作家最常见的题材，其共同特征是，都与传统的死亡观差异巨大。死亡不再是熟悉、可控的生命必经过程，不再是一个新开始。它是一个神秘、陌生、阴暗而恐怖的黑洞，毁灭了所有的意义和希望。

这样的死亡观念，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通过教育的普及，似乎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主导观念。人们忌讳死亡，厌恶死亡，无法也不愿为死亡做好准备。对死亡的恐惧深入骨髓，让即使最坚定的无神论者，也必须要在玩笑中虚构一个死后的世界，才能谈论死亡——人们把死亡说成是“去见马克思”——尽管这听起来象是一个讽刺。

现代的死亡观念，在最近四十年中，与消费主义结合，演化成了最纯粹的享乐主义和物质追求。既然死后一切灰飞烟灭，还有什么能阻挡人们在生前满足一切欲望呢？如果死后我们一无所有，还有什么能提醒人们在不受现世惩罚的时候，坚持操守，不为所欲为呢？

现实世界道德的崩塌，来自于死后世界的瓦解。

我想，所谓中国死亡教育的难处，恐怕正在于此。延续数千年的传统死亡教育，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土崩瓦解。而新的死亡观念，却尚未建立。

如果生活的意义，不是为了对死去的祖先负责，不是为了轮回往生，甚至也不是为了在历史中留下值得歌颂的足迹，那么，人们除了吃喝玩乐、升官发财、享受刺激，还能干点什么呢？

今天的中国人，面对死亡，茫然失所。他回头望向传统，看到一片迷信与无知的荒野；当他眺望生命的尽头，只有一片虚无与恐惧的黑夜。悬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似乎只有当下的吃喝拉撒。

我们缺乏的，并不仅仅是死亡的教育，而是现代人生存意义的解答。

也许，关于死亡最重要的教育，是在生活的庸常中停下想一想：我活着，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