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是书的饥民 | 见书

源济

我们曾是书的饥民 | 见书

2019-02-22  张力奋  大家

导读

因为闭锁与无知，我们曾是书的饥民。但在有书可读的年代，如果不小心，我们仍可能沦为饥民的。

书的命运，也可以是国运的缩影。三年前，我从伦敦回老家上海，重返母校复旦新闻学院任教。正逢当年的复旦读书节，图书馆馆长、中国现代文学教授陈思和先生邀我做主旨演讲。我决定说一说有关自己与书的故事，题目叫“访书”。每一本书，无论优劣，都有一己命运，难以预测。每读一本书，都是我们对它隐秘的窥视与拜访。

多年前，我到北京出任FT驻华记者，从伦敦海运回近70箱书。记得中学时，文革刚结束，国家百废待兴，新流行的标语里，有一句是洋人培根的名言 “知识就是力量”。当书箱运抵复旦，卸下，堆在办公楼前，我脑中迸出一个念头：“知识就是重量”吧。两天后，所有顶天立地的书架爆满了，只有一半的书找到了归宿。不幸的一半，仍躺在纸箱里，不见天日，渐被遗忘。好几次，为了查阅一本书，明知它躲在某个纸箱的黑暗里，但遍寻不得。未能善待安顿这些书，找不到它，是对我的惩罚与报应。

去年夏，我从伦敦又运回上海十多箱书。某日，我接获海关通知，大意是因带回的书数量太多，已按新规扣在海关，并可能退回始发地伦敦。惊愕不解之余，我跟海关强调，这是我回国服务的教学研究必需。校长派员出面协调，海关通融，几经波折后，数百册书终于送抵复旦。

书荒与手抄本

我出生在1960年代，撞上“三年自然灾害”，是饥民的一代。等到四、五岁稍懂事，中国陷入无书可读的年代。文革爆发，书和古典音乐几乎都禁了。幼年的记忆中，与书有关的，印象最深的居然是焚书。那是在母亲教书的学校，是夏天。戴着袖章的红卫兵们，嘻笑着，把图书室的书刊抛到操场一角。学校停课了，学生们自由放风，进入狂欢季，随手往火堆里扔几本书，像是一场野外的烧烤游戏。我捡到几本小人书，一本是“白毛女”电影连环画，黑白的，色调偏蓝。阳光温和灿烂，并不像是革命的天气，耳畔也没声嘶力竭的口号声。不多时，在一片欢呼声中，书籍在火焰中化为白灰，飘上半空。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的《白毛女》连环画

1973年，十岁后，父母每月给几块零花钱。几乎每个周末，我都坐公交车，从东区赶去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毛主席手书的店招，当时上海最大的书店。1972年，尼克松访华，国门支开了一条缝，但国民仍无真正的书可读。书店都是闭架的，像当年的商店，都由服务员把持着。他们身后是书架。隔着玻璃柜台，你想看哪本书，指给服务员看，让他们从架上取下。印象中，服务员的态度，多半脸色漠然，不耐烦，把书啪地抛在柜台上。后来，有了浩然的《金光大道》，还有《艳阳天》，都是革命小说。明知道没有什么好书，仍每周六准时去新华书店报到，摸摸书皮，也好。

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艳阳天》

那年头，书店里没书。但地下有手抄本汹涌流行。小学五年级时，曾从同学处偷偷借过几册，有的是蓝印纸复制，多半是手抄。有的硬抄，有的是软皮练习本。一本中，常有多人字迹，都是手抄本的地下志愿者。读过的有《一双绣花鞋》、《玫瑰香奇案》、《第二次握手》。封闭枯萎的年代，惊悚的故事也是难得享受。按照当年的国家规矩，长江以南，冬天不供暖，三九严寒的上海，室內外一般呵气成雾。贴着体温捂热的被褥，穿着厚衫，就着手电筒，通宵读完，而后地下党似地转移到下一位同学。除了严格按时奉还外，有时还有抄录下一本的义务。这在世界出版史上是罕见的。当时流行的手抄本有16种之多，其中《第二次握手》读者据说有数千万之多，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囗。

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于197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

文革后，邓小平复出，第一批禁书于1978年开放。当时称之“重放的鲜花”。第二批书开禁，在1981年。国家共动用2400吨战备纸，重印了230种中外名著，有小说名作，有学术经典。南京东路新华书店门口，一有新书消息走漏，就有通宵等候的漫长人流，长达数百米，蔚为壮观。我买到过雨果的《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与葛朗台》、狄更斯的《双城记》。还有构成我们这代人集体记忆、至关重要的一套书——《自学考试丛书》。挤在队列里的每个人，无论男女老幼，都是营养枯竭的知识饥民，在一场大灾难后等待精神与灵性的雨露。

那是对知识饥不择食的年代。你若走访当年七人同居的大学寝室，很难判断主人是理科生还是文科生。物理系学生的床头书里，完全可能找到斯宾诺莎、罗素、休谟和康德。那时，革命的废墟上，学科和学科之间几乎没有壁垒。我们横冲直撞，只为求得知识。是书连接了我们与世界。当年的宿舍严格以系科划地为牢，但并不妨碍我交上数学系、物理系、生物系的朋友。

几年前，我在伦敦家中整理寄回上海的书，把要处理掉、捐给慈善机构的几大袋书放在门外。半夜，居然鬼使神差，舍不得，又悄悄捡回几本。我们曾是知识的饥民，对书、铅字的饥饿感已刻入骨髓。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大学时，我们很羡慕哲学系的男生，因为他们最会用书本与知识忽悠女生。哲学是那个时代的时尚与荷尔蒙。

淘书与旧书店

我最早的中文藏书，在出国留学后，多半散失了。万里之外，伦敦运回的数千册书，都是在英国慢慢积累的。英国书贵，穷学生消受不起。英国旧书店多，渐渐养成淘旧书的习惯，以至成为癖好。藏书中，约有80％是淘来的旧书，余下的20％才是新书，部分是传播学、社会学相关的专业书，部分是自己喜欢的作者，比如米兰·昆德拉、爱德华·萨义德。还曾用昆德拉的小说练过译笔。其它新书，多半是朋友、同仁的赠书。多年积攒，也很可观。我常在旧书店里淘到流出的作者签名本，惊喜之余，又为作者抱屈，有些难堪。从此立下规矩，不让礼赠我的签名书流落在外。

我的藏书，并无严格的系统，有些即兴或随意，但脉络和重点还是有的：英国新闻史、BBC、英国媒体管制、新闻机构史、记者史、媒体指南手册，这些领域我收藏了些好书；传记，特別是新闻、媒体、学术及文化界的领袖；最喜欢的还是收藏的笑话集、幽默和漫画。这么多年，它们对我的心智与精神健康颇为重要。

低落时、冬季阴郁时，一则幽默，如同一缕温润阳光，安抚心田。我淘得的幽默书，遍及诸多国家与民族。我曾迷上犹太族的幽默，从中发现了自嘲的残酷与庄严。有一阵子，我读英格兰人编选的爱尔兰笑话，再读爱尔兰人编的英格兰笑话，终于悟出偏见与敌意在幽默面前是如此无趣，不堪一击。最快活的一刻，是读幽默书时。不过，再好的幽默，并非全球通行，特别是黑色幽默。这方面，我有惨痛教训。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只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鬼话，听不得的。

公元前1600年之前的古埃及笑话

一个城市，若没有好的旧书店，就很难进入伟大之列。旧书店是文明的暗码，不起眼，隐在背景中。旧书店是两情相悦，卖书的与买书的。

依我看，一个地道的淘书人需要以下特质：

一、高度自律与死心眼。对邻近的旧书店、慈善店定期明查暗访，一周或半月一次；

二、体质优良，有耐力。淘书是体力活，特别是对腿力和颈椎的压力。每次淘书，短则一小时，长则半天。找书时，须目光炯炯，精神专注，上下左右四顾。书架上的书多为直立，书名得歪着头方能看清。时间久了，对脖子是一大考验。我一般用它来做健脖操，一举两得；

三、须有探宝与竞争意识。淘书就是探宝。淘得越好、越便宜，越有成就感。在莱斯特大学读书时，我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冯建三学长，台湾知名学者，现任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资深教授。我们时常趁对方不备，暗访当地旧书店，掳走新到的好书，而后借机向对方炫耀战利品，尤其是以白菜价觅得漏网的好书时，更是得意，以察看对方的嫉妒、失望表情为乐。建三比我早完成博士，回了台北。淘书时，对手退场，竞争不再。我虽身心放松很多，但也少了乐趣。

算上慈善机构，伦敦足有几百家旧书店，面目不一。有的满目书尘，有的必须踩着高高的木梯，顶着天花板，在书架上找书。在伦敦逛过的旧书店实在不少。读过海莲·汉芙（Helene Hanff）的《查令十字街84号》（84,Charing Cross Road），那就是伦敦旧书店的味道。汉芙住在纽约，想越洋找有关英国文学的绝版书，伦敦古书商法兰克·多尔（Frank Doel）成了她的救星。这本书是他们之间数十年的书信录。

海莲·汉芙的签名照

《查令十字街84号》中译本

多尔的书店Marks & Co 就座落在查令十字街84号。这本传世之作还被改编成了电影经典。安东尼·霍普金斯出演书商。我见过的英国旧书商，印象中，他们多半清瘦（别问为什么，只是小样本统计而已）。书店的门，吱呀一开，门铃就叮咚响了，书商或者伙计多半在忙活着整理书、标价、上架。老书店，多半偏暗，很少明晃晃的。老书得配上古旧的光线，才对味。他们神色客气，并不过度热情，礼貌中带矜持，问一句能帮你什么，不没话找话。如果你想清静地独自翻书，他就隐身，像英国大家族的管家，隐入背景，有需时他才现身。不同的是，一个伺人，一个伺书。

《查令十字街84号》电影版，安东尼·霍普金斯出演书商法兰克·多尔（站立者）

这三年，每年寒假我都到美国南部休斯敦小住。休城以航天、医学和能源业闻名。我有个习惯，每到一城，至少寻访一家当地旧书店。系友贺红扬在休城定居20多年，为我找到一家叫Kaboom的旧书店。

作为旧书店，Kaboom应算作是大号的，整整两大间，足有两、三百平米，店内共有八万多册书，排成队，长达5英里。书商叫约翰，60开外了，高大，嗓音厚重，是个美男子。他跟我说过书店的来历：自小是个书虫，结婚时个人藏书已可观，新婚太太抱怨家里小放不下这么多书，最终约翰舍身护书，决定自己开一家旧书店。书店的第一批生意就是他的几千册藏书。这一做，就是一辈子。

约翰和他的旧书店Kaboom（作者供图）

老板约翰总在。他是一人团队，加上邻居的一只老猫，每天中午准时报到午餐。这个寒假，我仍在休斯敦小住。去他店里看他、买书，已成一年一度的仪式。我问他生意如何。他说还行，每年书的周转率保持在15％左右。我算了算，八万多册书，一年要销掉一万两千册书。我问，书商里，他属于哪个物种？他说，旧书商有两类：一类，希望他的书尽快流转，快卖出去，再补充新的书源。他是这类，对书没有占有欲，把书店整理得妥贴，编目清晰，方便读书人找书。另一类书商，爱书如命，潜意识里怕他的书卖出去。这类旧书店一般杂乱，满地都堆着书，顾客几乎找不到想要的书。这类书商很享受顾客求助的眼神。对你遍寻不得的书，他可以变魔术般地从某个书堆里唰地抽出，送到惊喜的你跟前。这类书商，可能生活优渥，只是养着旧书店，享受这种指点江山的优越感，一种掌控知识的权力感。

约翰的书店，有不少规矩，善待读书人，但对进书店闲逛、嘈杂吵闹的就不待见。每次请他找书，他从不用电脑检索，全在脑子里藏着。若他记得有存货，他就直奔某书架、某几排，命中率极高。如果没有，他就直接告诉你。每次我去，都至少待上半天，买走一堆书。从这个书梯到那个书梯，我先初选，再精选，最后再终审。他让我把拣剩的书放在地上，他会自己上架，放回去。若书缺货，他会记下，帮你找。我明知他的书有点贵，eBay和亚马逊上常常更便宜，还是愿意去那里。都不光顾，旧书店很快就死了。听约翰说，美国各地的旧书店一直在萎缩，好像全美旧书店协会有统计。经济学常常解释不了情感需求与物理接触的价值与价格。在我的城市量表里，旧书店是个关键指数，几乎与剧场、博物馆、图书馆同等重要。灯火暗淡的旧书店，恰是一个城市的光亮、温情和遗存。

约翰和他的旧书店Kaboom（作者供图）

旧书店里，每打开一本旧书，上面多有签名。有的是礼物，甚至情物，写有送给谁，何时何地，加上留言，私密地透露有关书主人的点滴。那是以赠书为时尚的旧年代，不像现在的微信红包。每本书，都有自己的行迹。觅到好书时，即使自己已有收藏，常放不下，一概买下，送给可能喜欢或需要的朋友、同仁。英国文化研究大家雷蒙·威廉斯的一些名著，如《Communications》、《Long Revolution》至少买过五册。

上世纪末某年，在伦敦一家古玩书店，我看到1895年版的英文版《李鸿章传》，作者是英国驻华外交官Robert Douglas。这是西人所著的首部李中堂传，要价不菲，印象中，近100英镑。学弟吴晓波研究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民族企业，我把书转赠他。他珍惜此书。过了几年，告诉我，说书已译出，待出版。之后又没了音讯。后来得知，此书审稿过程中遇到些麻烦。原计划在李鸿章逝世110周年出版的，只能推迟。好在最后放行了。身后殊荣，李中堂地下应有知，也不枉我和晓波的一番努力。

Robert Douglas《李鸿章传：一位晚清在华外交官笔下的帝国“裱糊匠”》

阅读与书的饥民

我们这代人，幼时是书的弃民，被剥夺了正常的童年。读什么样的儿童读物，就有怎样的童年。我的童年，中国还锁在世界的大门外。记忆中，我在小学订阅过《红小兵报》、《红小兵刊》。唯一读过的童话，是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它之所以漏网，是当时用它批判资本主义的万恶。那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过一个音乐广播剧，名叫《小艾莉的星期天》，讲的是一个西方的贫穷家庭，父亲失业，为养家谋生，不得不去动物园假扮大猩猩的悲惨故事。后来读爱尔兰笑话集，意外发现这则广播剧居然由一则爱尔兰幽默改编而来。一则笑话，变成制度的声讨，或是文学史、艺术史上最奇妙的文体翻转。

1978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卖火柴的小女孩》

与很多同辈人一样，我是在做父亲之后，才慢慢捡回一半失落的童年。幼年时该读的很多小人书，最后是以父亲的身份读完的。给孩子讲睡前故事，才知道格林兄弟的童话是怎么回事。

我们这代人对知识的饥渴几乎是生理性的。对深重的知识的残缺，我们是自卑的。与我同期留英的一位复旦校友，去剑桥读经济。一次去他家玩，发现他在分期付款买一套百科全书。他说，在正式做研究、写论文前，先要补齐一个正常人应具备的基本知识，艺术、音乐、绘画、动物、植物、大自然。若没有基本的知识与学养享受人类的创造与文明，我们又谈何为人类与世界效力。他一直拖到很晚才确定他的博士论文选题。我理解他。

去年在牛津客座，淘得不少好书。我最珍惜的一本叫《牛津荣誉录》（Oxford Roll of Honour），牛津第一次世界大战服役者名录。我在Oxfam旧书店购得的，花了10英镑，精装，683页，1920年克拉伦登出版社。书中提到，一战爆发后，共有14,561名牛津学生和教职人员服役英国皇家陆军和海军，奔赴前线。名录按学院排列。每位服役者，都有专门的词条，包括姓名、所在学院、专业与学位、入伍时间、部队番号、军衔、开赴的战区/国家、受伤或阵亡时间。

这是一本青春矢折的生命记录，也记录着知识人的担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的就是这种心灵上的贵族精神。荣耀与特权，更多的是意味着责任。我时常在案头翻阅这册书，读几个词条，字里行间，体味生命之脆弱与短暂。这册蓝皮镶金的书，像一个灵魂的墓群。记录了，它才存在。

书中的词条（作者供图）

我们正在渐渐告别印刷，走入电子书、数字书时代。我也看电子书，知道印刷文明的大势已去，但我们这代人对书的执念刻骨铭心，无法全心拥抱人类正进入的“无手稿”时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我们得认。我们是印刷文明的产儿，无论被宠幸，还是曾被遗弃，已是生命体验的一部分，难以割舍。

近年来，不断听到有关中国人读书的统计，好像读书量一直在下滑。诱惑太多，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现在书丰富了，译著也多，书在争抢读者。因为闭锁与无知，我们曾是书的饥民。但在有书可读的年代，如果不小心，我们仍可能沦为饥民的。

一个国家对书的态度，或也映照它对世界大势的判断。历史上，对书和知识最饥渴的年代，中国最包容、进步也快。物质生活的优越与旅行便利，并不一定我们就能睁眼看世界。孔夫子主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想必他心中自有方向，有地图导引。我怀念八十年代读盗版书的年代、怀念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彻夜排队求书的年代，怀念为一篇报道、一本小说、一篇报告文学举国阅读的年代。已故的周有光先生说，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而要从世界看中国。他活了111岁零1天，历经五个朝代，读书一辈子，终身思考中国的命运。他的悟道，得信。

2019年2月写于美国休斯敦

（作者的新著《牛津笔记》将于近期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