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本旅游杂志面对战争

源济

当一本旅游杂志面对战争

2019-01-25  杨潇  大家

导读

“我想，国家是不会破碎的。在今日而谈旅行，并非是不急之务，确是很急切而且很需要的。”

1937年7月的《旅行杂志》里尚闻不到战争的气味，你可以读到庐山半日游记、厦门写生纪行和张恨水的小说，在一篇《掀起了夏季欧洲旅行的序幕》的文章里，作者提醒读者，1937年是“欧洲观光年”，成千上万的游客都涌向欧洲，去观看英王乔治六世加冕礼和巴黎世界博览会，这一年还是苏俄建国20周年，将于9月间举行的戏剧节也值得关注。

这家中国第一本旅游类杂志已经来到它的第11个年头，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创办杂志之初，以“阐扬中国名胜，发展旅行事业”为宗旨，主编赵君豪在《编辑室十年记》里说，陈光甫认为，要提倡旅行事业，必先使一般人认清旅行是一件乐事，于是决定办一种刊物。但与此同时，编辑部一开始就明确了，虽然陈光甫同样创立了中国旅行社，但杂志不是旅行社的宣传品，而是大众的读物，所以编辑是客观独立的。

“我们的步骤，是先引起人家的‘注意’attention，”赵君豪写道，“引起了注意后，时期一长，不知不觉的便生出‘兴趣’interest来。有了兴趣，常然连带就是‘欲望’desire；既生了欲望，就不难‘决定’decision和‘实行’action了。”

七月刊的重头是“全国铁路沿线名胜专号”，编者解释说，杂志创刊超过十年，国内名胜几乎都介绍过了，但若有人希望找某一条铁路线路，了解沿途景点有何特殊之处，却没有这样系统的记载。沿铁路旅行在1937年已非难事，如编者所言，“铁道的运价廉，量大，凡由它带去的旅客，必然不是寥寥几个人，至少总是几十，几百或者一大批”——1927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开始了经济建设的“黄金十年”，铁路尤其受到重视，苏州-嘉兴，株洲-韶关，西安-宝鸡等线路均在这段时间建成，截至1936年双十节，全国铁路完成者1.3万公里，同时还有1.6万公里在建。

资料图：《旅行杂志》封面

这期杂志另一篇引人注意的文章是《京滇公路周览团随征记》，1937年年初，滇黔公路通车，这意味着从首都南京到昆明的京滇公路——当时连接西南地区的唯一公路干线——全线贯通，1937年4 月5 日，国民政府组织政府官员、工商业者、大学教授、新闻记者等180人构成“京滇公路周览团”，乘坐近20 辆汽车，从南京出发，途经江苏、安徽、江西、湖南、贵州、云南、广西、四川、湖北9 省，沿途考察，历时约50 天，行程11000 多公里，藉由媒体报道，在东部地区掀起一股西南边疆热。

当年秋天，上海作家施蛰存接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邀请，赴滇任教，搭乘沪杭、浙赣铁路抵达南昌后，即开始沿京滇公路一路往西行进，到了长沙，朋友在潇湘酒家请客，大盘大碗，大鱼大肉，“湘中款客，丰厚至此”，他大吃大喝一顿，“陶然而醉”，当晚回住店就闹了肚子，连续两天无法进食，到第三天才能喝一点稀粥和咸菜，朋友前来探望，给他带了六、七月刊的《旅行杂志》消遣，他重点读了《京滇公路周览团随征记》，希望了解湘西以及贵州的交通状况，为接下来的行程做参考，可惜沅陵以西的情形要留待八月刊才会刊出。

八月，战火烧到了上海。8月14日，黄浦江上空空战激烈，枪炮声震动了《旅行杂志》位于仁记路110号四楼编辑部的窗棂，此时九月刊尚未关书，“编者在这一刹那间，很能镇定，自忖此时宛然如在火线上工作。”

等到九月刊付印、出街，读者发现这一期的封面由以往的全彩变成了黑白，选用的照片是北平青龙桥附近的长城——中国抵御外侮的不二象征，内文还有一篇文章介绍了吴淞炮台的历史，“……在遭受欺凌的时节，我们对它更是有说不尽的期望。”

1937年9月的《旅行杂志》

在“敬告读者”一文中，编辑部报告，因为战事，工作停顿了两周，但决不停刊，要在紧缩条件下继续出版：

“把本志过去的内容检讨一过，我们的杂志，除了切实提倡旅行的文字之外，又极力注意到印刷和纸张的精美……在这非常时期，如果再讲究这些，我们便是浪费，便是不爱惜物力，更是太无心肝。……因此之故，我们决定将彩色封面取消，篇幅酌量减少，美术图景，保存最前的两面……”

一道取消的还有连载的长篇小说、旅行漫画以及舟车时刻——中国令人痛心地被战争中断了现代化进程，脚注之一就是所有的火车汽车都不可能再按照时刻表正常行驶了。末了，编者特意说明，在这非常时期，一般人也许会有山河破碎，旅行何处之感，但“中国所以至今日之地步，也就应该觉悟到从前太不注意旅行了。假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四处去旅行，则国内各地山川之形势，人物之分布，与夫国防之重要，一一有正确之了解，把爱一乡的观念，扩大到爱整个的国家，我想，国家是不会破碎的。在今日而谈旅行，并非是不急之务，确是很急切而且很需要的。”

从10月刊到12月刊，《旅行杂志》一连三期的封面照片都是晋北的崇山峻岭，显然是为了呼应当时的山西战事，11月刊还刊载了一篇恒山游记，旅行是4月份所作，更多的是忆旧，作者乘坐笨重的大车在山间吃灰，一边怀念南方的乌篷船，一边感同身受孔夫子当年风尘仆仆周游列国的滋味。国土沦丧，忆旧的文章不少，一篇连载长文干脆就叫《忆旧游》，作者琅玕回忆了他1929年造访东三省和北平的经历。从沈阳到长春，琅玕感慨南满铁路的规划有序，又叹息：在1927年以前，中国是军阀割据的局面，谁会打算这种事情呢？他尤其注意到，到东三省旅行的日本人很多，政客、记者、教授，往来如织，往往火车一开出，看到广阔的平原就嚷道：“好一片肥美的土地呀！”

从长春到哈尔滨，琅玕走的是俄国人修建的中东铁路，晚上登车时，昏暗灯光中俄式车厢感觉宽大豪华，早晨起来才发现车厢其实相当破旧了——布尔什维克革命20年后，莫斯科已无暇顾及这远东铁路的修缮。同期杂志有一篇译稿恰是一位英国议员所写的《苏联印象记》，作者对这个新生国家的实验提供了非常混杂的信息，称赞它的工人福利很好，不管是生病还是休假工资都要照发，而且有许多休憩娱乐场所，又批评这个国家的检查和监视太多，短缺尤其令人不快。在一些更大的问题上，作者不带感情地说，俄国人已经取消了阶级、种族甚至性别的观念，他们也不需要宗教，因为斯大林和列宁（但主要是斯大林）取代了上帝。还有一个细节颇耐人寻味，这位作者在苏联的街头只看到青年人，看不到老人，“那不外是老年的人，因为在过去二十年中，他们对于现行政治的不满，尤其是都变成了奉养无人的老人。于是便在贫困的摧残下，渐渐地泯灭了。”

随着淞沪会战的展开，身处江浙的人们开始感受到战争的直接影响。11月刊登载了胡行之发自杭州的文章《警报声中一日游》。他说，抗战以来，杭州笕桥一带几乎天天被轰炸，近来轰炸区域又扩大到闸口和湖滨，“天堂般的苏杭，也不似从前的幸福了”。10月初，他和友人相约去前一日被轰炸的闸口看一看，同时游览从未去过的九溪十八涧。两人刚走到苏堤，警报就响了，只能停下来坐在柳树下小憩。等游了九溪，不免有点失望，想起故乡奉化随处都是这样的溪涧，觉得九溪“享什么盛名”，又算什么世外桃源呢？准备离开时，茶场接到电话，说外面在响警报，只好抄一把藤椅坐着，等警报解除。在这儿什么也听不到，倒真有点世外的感觉。不久，警报解除的电话来了，往外走，不到半里，被警察拦住，说还在警报中呢，游人也都众说纷纭，半信半疑，于是，在这山间又尝到了点儿“不知汉无论魏晋”的滋味。返城时经过之江，看到一周前刚刚建成、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钢铁大桥钱塘江大桥，红色钢铁如一道长虹，胡行之颇感自豪，可惜非常时期，无法登桥参观，那时他肯定不会知道，两个多月后的12月23日，杭州沦陷前一日，为阻日军前进，大桥的设计者茅以升又亲手炸毁了它。回到湖滨天色已晚，胡行之和朋友进了一家小吃店，还没吃，警报又响了，“呜呜似泣的悲声”，电灯随即熄灭，全市灯火管制，“天堂”落入一片黑暗中，他感叹，“何处是天堂？也只有起来打退敌人，再取得世外的桃源！”

在岁末的12月刊，琅玕的忆旧游从哈尔滨来到了北平，他前后去过三次北平，非常喜欢，感觉到了北平，一颗心便自然舒散下来，“在东交民巷或者东长安街一个明媚的早晨，或者斜晖将远的薄暮，携着手杖散步，无论外国人或中国人，都是缓缓地行走，假如我们用很急遽的步武，就是没有样子，非但咱中国人向你注意，就连英国老绅士也有些皱眉。”他事无巨细地回忆了北平的吃穿住行种种“生活美”（譬如，到正阳楼吃烤羊肉在当时蔚然成风），又仿佛带着自责说自己也许有神经质——最后一次到北平是1937年4月，表面安宁的北平暗涌不断，他望着东郊民巷美国兵营里无线电台的红灯，心中对这故都有无限感慨，不知是悲是喜——数月后卢沟桥事变爆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小康的局面”并不能真的持久。

1938年新年到来之际，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大城市已纷纷沦陷，中国丢掉了华东和华南的大片国土，1月刊的《旅行杂志》发起了一次“我的故乡”的征文，一位祖籍蓝田，出生于长安的作者宣布“我没有故乡”，在一片感时伤怀的氛围中显得颇为不同：“战争能改变地界，也能改变血族。战争把原有的秩序打破了，让人们之间产生一种新的联系。人不要抱着死守故乡的观念，人能充实自己，即使离开故乡也能保住故乡，人没有进步，即使死守着故乡，故乡也保不住了！我希望故乡的人去游览他乡，我希望他乡的人来把故乡领赏。”

也是在新年第一期，这本旅游类杂志上出现了“流亡写作”，大背景正是沿海城市的文化机关向内地的大迁徙。为杂志撰文的是上海大夏大学社会学教授张少微，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四所私立大学大夏、复旦、光华、大同组成联合大学，后因意见不合，光华、大同两校退出，大夏与复旦两校联合迁往庐山牯岭，张少微记述的正是这一旅程。

牯岭是民国著名避暑胜地，从上海前往原本公路铁路水路都非常方便，但战争爆发后道路皆成畏途，师生们搭乘汽车、轮船，又转步行，终于抵达，一路上张少微用社会学家的眼睛记录了不少有趣的细节：前往九江的轮船上有胖子瘦子在船舱表演辩论，讨论的题目是旧式婚姻到底好不好；一路许多新生活运动标语，但山路上师生们遇到的一副花轿和一副棺材却标识了“一般妇女生活的始末”，当然，这些城里人在围观别人时也被别人围观，前往镇江途中，汽车抛锚，“一般乡民皆来围观，如看西洋镜般，兴味盎然。”

浙江大学大一学生华小剑的记述更富个人色彩，1937年9月，浙大决定大一新生全体迁往西天目山，两个月后杭州告急，全校遂开始漫漫西迁路，最终落脚贵州。在迁校未定，人心惶惶的11月，包括华小剑在内的若干位无锡同乡决定不再苦等，步行回家。他们在浙西北的山间徒步了五天，因为找不到挑夫（居民害怕被拉去充军，均深居简出），只好负重前行，曾一日之内涉溪19次，走得一腿烂泥，过城门时又差点引来守军射击，全靠归家信念才得以支撑——因为每走一步就离家乡近了一步，“想着家里人嘴角露出微笑”。这中间一位同学还度过了他的20岁生日，大家在山野里，“苦酒一盅，青菜一碗，作苦笑，一呷而尽之”。

经过五天跋涉，他们抵达浙江长兴县，旅途近半，渐入险境，已可以听到前方战场隆隆炮响。在长兴，他们才知道国府迁都重庆，无锡江阴已成火线，再往前进犹如自入火坑，“闻之如晴天霹雳，不知所措”，最后11人的队伍，6人决定继续前进，华小剑和另外4人原路返校，返校路上大家默默不语，而想到每走一步，就离家更远一步，年纪最小的朱君放声大哭，其他人都不敢相劝，“心中悲痛正同，甫出一言，亦必泪水夺眶而出。”又走了五天，回到西天目山，见到门口迎接的同学和山寺中坦腹大笑的弥勒佛，悲欣交集，“今日又投入大团体中，不致孤零漂泊也。”

战争爆发近一年来，《旅行杂志》收稿困难，从1938年的几期杂志能感觉到“稿荒”，主要原因是邮路阻塞和交通危险——一篇发自沦陷前广州的游记，说那里只有几家最大的酒店受欢迎，因为建筑坚固，且在屋顶和窗外都安装了应对空袭的防炸沙包和避弹网，最惨的是那些中档酒店，一律六折，门口贴着“保证安全”，仍然无人问津，因他们的屋顶太脆弱，炸弹碎片就能穿透。另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对选题的自我限制，他们“既不忍登载过去悠闲的文字，更不愿刊录沦陷山河的图景。”话虽如此，1938年6月刊还是登出了一篇《苏州纪行》，寄居上海租界孤岛的作者孟才，和朋友在仲春季节探访了苏州，勾勒出沦陷区的图景。

在沦陷区旅行的麻烦事之一是要准备照片，再向当地“市民协会”或“自治会”领取通行证，还要缴费。孟才一行人搭乘汽车经过太仓，远望城墙完好，但是上面写的抗战标语都给涂抹掉了。苏州街道上最刺目的是“自治会”警察的制服，软式帽子，有一道耀目的黄边。观前街还不得进入，只有零星摊子做点零星生意，景德路成了城中最繁华的通衢，开满了日本料理店，飘扬的旗子上都写有日语。从前的苏州大戏院成了咖啡馆，大光明大戏院劫后做过一阵“慰劳皇军”的营业，现在关门了。重新开业的只有开明大戏院，演出曲目是乾隆下江南。苏州公共体育场，以前是民众集会活动地点，“记得以前在这里有许多集会演说，高呼激烈口号，现在都暂归沉寂，这里做了日军的跑马场了。”

战争带来影响远不止这些。战前，苏州执行了六年禁毒计划，已很见成效，现在鸦片又开始公然出售了。留下的住户也重新编号，有许多“空户”，许多人家门上都贴着字条，有的写着：“屋内无人，东西已经抢完”，有的写着：“欢迎皇军”，还有的用日文写着，“当家确系良民，请日本官兵幸勿留难”，或者，“此系某亲日学者的住宅，请予保护”，等等。

从1938年2月刊开始，《旅行杂志》陆续刊出《滇行速写》《赴滇行程》《西南各省公路联运里程表/票价》等文章，为越来越多前往西南大后方的民众提供服务。回想起赵君豪在《编辑室十年记》对游记作者的期望，除了要“能文能画能摄影”，尤其要“能导游”，也就是说要为读者提供“游程的支配，舟车的上下，食宿的的情形，费用的多寡等等”。好像没有比现在好的“导游”时机了，于是我们能看到这本杂志事无巨细地教你如何领护照（乘坐滇越铁路要经过法属越南），告诉你各舱票价、换乘方法、住宿条件，还特别叮嘱，从香港到海防要乘坐法国轮船不要乘坐英国轮船（更舒适且能行通关方便）。“中国的旅行杂志……特别要帮助最大多数的逃难人民的旅行。”《旅行杂志》的主笔孙福熙在一篇文章宣布。

1938年11月，《旅行杂志》时隔一年多再次推出专号，这一次是“西南专号”，在这期的书后，编者检视了过去十二年的内容，说关注的名胜还是交通便利、路途不艰险的地方，“春天游西湖，夏天到海边避暑，秋天上天平山看枫叶，冬天在家里围炉清话，走远路是一件大事，江浙一带，尽多佳处，所以东南人士是做梦也不会想到西南山水的雄奇”——有数据为证：已经发表的1500多篇游记中，写湖南的只有9篇，写广西的10篇，云南也不过9篇，贵州甚至只有4篇，编辑部没有统计写四川的游记篇数，但粗略看一遍，也很有限；再读一读内容，“湖南只说了一个衡山，广西则状述桂林阳朔之胜，云南描摹了大观楼与滇池，贵州的记述，尤带一点神秘的意味”，“这实在太贫薄可怜了。”

“我常说人类是最下贱的动物，不鞭策是不前进的……”杂志的编者——很可能就是赵君豪本人写道，“如果我们不受到外族的压迫，谁还去开发西南？就是去开发，又不知道要若干几月？……现在我们是知道西南了，地方是这样大，蕴藏是这样富，风景又是永久妍丽的，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视西南为畏途了，更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西南对于整个国家军事上政治上的重要意义了。不要小觑了这几篇关于西南行程的文字，每一个作者都有他的血泪，他的期望，和他的伟大前程！”

这期西南专号刊登了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年轻学者李长之的文章《西南纪行》，李长之回顾了自己从北平到南京再到昆明，在昆明住了近一年后又辗转贵州前往重庆和成都的经历。李长之赴昆明，也是受云大校长熊庆来邀请，他和施蛰存一样是抗战爆发后第一批到达昆明的外省人，而李长之离开昆明，却很有点无奈。1938年5月，他在林语堂主编的《宇宙风》杂志发表了一篇小品文《昆明杂记》，文章总体称赞云南人淳朴，但也调侃他们淳朴到行动缓慢、没有时间观念，乃至“可爱”的地步——他举的例子是，昆明马市口世界书局的门前，总是有成堆的热心民众在瞧那橱窗里的自来水笔广告和抗战漫画，广告和漫画半年内没有换过，但民众永远不失热情，永远成堆围观。今天看这篇文章，实在只是一个文人印象式的评头论足，但在当时的时代氛围里——流亡到云南的文化人对昆明总是恭维有加，本地媒体也愿意撷取他们对天气、人民、社会秩序的各种赞美（很大程度也的确是事实）加以刊登，而李的文章发表前一个月，滇军在台儿庄战役中大展神威，正赶上昆明人正为之扬眉吐气的当儿——结果是《昆明杂记》被认为是地图炮，舆论口诛笔伐，最后李长之不得不离开云南大学。

“安富尊荣的公子小姐，大肚皮老班们，一世里不想离开他们舒适的公馆的，现在……城市乡村接触了……”《旅行杂志》主笔孙福熙半年前就这么写道，“这两种生活的接触，除非绝对麻木不仁的人，必定先在思想上发生疑问，继之以实际上很大的影响，这影响，也许是很坏的，但我们可以设法使他成为安全良好。现在的旅行杂志就是负担这个使命的了。”现在，他更号召大家打破地域观念，因为“中国是整个的，不可分的”，西南的同胞不要埋怨难民，同时难民也不要以自己的成见，蔑视当地风俗。

不知道这桩公案对李长之的内心有何触动，在《西南纪行》里，他又调侃了昆明人的口音，“袁严杨这三个姓是永远闹不清的”，当然，或许是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他又写道，“倘若让我概况一句的话，我要说这地方天然环境很好，地方的青年很好，将来会有很富生命力的发展。”

“中日战事，我锦绣河山，竟被摧毁半壁。幸有西南各省，是我国的上房，是我国的内室，是宝藏的仓库，是生产丰富的田园，”在西南专号一篇名为《西南是建国的田园》的评论里，孙福熙如此开头。

等到这期杂志穿越战区炮火抵达读者手中时，武汉三镇也已失守，东部的海岸线被日军完全封锁，中国与国外的联系只剩下了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抗战进入了最艰苦、最难熬、“苦撑待变”的第二阶段。属于大后方的时代真正开始了。

1941年的《旅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