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怎么抵达那儿的？

源济

你是怎么抵达那儿的？

2018-11-22  杨潇  大家


导读

是不是我们的注意力本身有某种出厂设置，倾向于关注出发与抵达，起点和终点，倾向于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而非在路上的“临时”？

徐蓓导演的系列纪录片《西南联大》

过去两个月，我正埋头写作一本关于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的书。看完徐蓓的纪录片新作《西南联大》后，最先吸引我的是里面的音乐。我把未央歌（黄舒骏版本的，他更有名的歌曲大概是恋爱症候群）、The more we get together（英国童谣，西南联大外语系学生许渊冲和他的同学们唱着这首歌上了滇缅战场）、桑塔露西亚（那不勒斯民谣，在贵州西部深不见底的火牛洞里，闻一多和旅行团的同学们举着火把歌唱光明）统统下载到手机里，没事反复播放，就好像听了这些音乐，能离笔下那些80年前的人物更近似的。

我最喜欢的一首是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填词改编的《迢迢长路联合大学》，“It’s a long way to 联合大学, it’s a long way to go; It’s a long way to 联合大学, to the finest school I know. Goodbye 圣经学院, farewell 韭菜园; it’s a long long way to 昆明城, but my heart is right there……”纪录片为这首歌重新编了曲并且请人演唱，如果今年春天徒步湘黔滇旅行团之路时有这个版本，我就不必反复听着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这首原版英国军歌了。

湘黔滇旅行团团员的统一着装：土黄色军服，绑腿，干粮袋，水壶，黑色棉大衣，油纸雨伞。

圣经学院和韭菜园是西南联大前身长沙临时大学所在地。我上一次听到有人唱这句“It’s a long way to 联合大学”是在4月初的长沙。当时我在岳麓山下的中南大学拜访赵元任的二女儿赵新那。赵新那1923年出生于麻省剑桥，当时赵元任任教哈佛大学哲学系，住的房子位于沃克街27号——离我2013年访美期间租住的公寓相隔只有数十米，在阳台上就能望见——房子自然早已换了主人，可惜我当时并不知道，胡适、蒋梦麟、金岳霖都曾是那里的常客。

长沙是我旅行的起点，能在这里见到赵新那有某种象征意义：1938年4月28日，经过68天的跋涉，由5位教授，6位教师，近300位男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抵达昆明，15岁的赵新那就是手持花篮迎接的四位少女之一。如今那张照片上的许多人都已作古，赵新那也已经95岁了，但她仍然记得那首迢迢长路。有时候声音是最难以消磨的记忆。1939年赵元任一家离开昆明赴美，先在夏威夷停留了一段时间，16岁的赵新那在当地入学，她还记得历史老师给他们讲希特勒，模仿他说话的粗嗓子。那年9月，他们一家抵达纽约，同一天，德国入侵波兰，赵新那在新闻里听到了希特勒的广播发言，“根本不是粗嗓子，是尖嗓子”。

身着旗袍的献花小姐。左起：赵元任次女赵新那、章元善女儿章延和章斐

西南联大的一位研究者告诉我，对联大的研究，素来着重在昆明的八年，但对长沙临大的半年和由湘入滇的过程关注不够。自然，在昆明的八年本就是最重要最核心的时间段，可我也在想，是不是我们的注意力本身有某种出厂设置，倾向于关注出发与抵达，起点和终点，倾向于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而非在路上的“临时”？1938年2月19日是湘黔滇旅行团出发的日子，在长沙圣经学院的草坪上，团长黄师岳带领大家呼口号，在喊长沙临时大学万岁时，有人就注意到，从周围同学的表情看，大家对“临时”和“万岁”如何结合起来感到不能理解。喊完口号后，旅行团整队离开韭菜园，沿中山路前往湘江码头。

长沙临大湘黔滇旅行团辅导团成员合影。右起毛应斗、吴征镒、曾昭抡、袁复礼、闻一多、黄钰生、许维遹、李继侗、郭海峰、李嘉言（缺王钟山）

美国作家保罗·索鲁曾经抱怨，为什么那么多旅行书，从一开头就把读者放到异国他乡，却不负责带领他前往。How did you get there？没错，你是怎么抵达那儿的？当我面对“西南联大”这四个字时，问自己的正是这个问题，How did they get there？迢迢长路，他们是如何抵达（昆明）的？在赵元任改编的歌曲声中，我看到纪录片第二集中的几位主角闻一多、华罗庚、陈寅恪和郑天挺，在1938年以各自的方式穿越高山和大海（这并不是一句修辞）前往昆明，虽然对相关史实再熟悉不过，依然非常感动。

纪录片第二集《刚毅坚卓》中陈寅恪携妻带女奔赴昆明路线图

和之前的《大后方》一样，徐蓓的纪录片影像质地很好，还有一种精致的共时结构，每一集中的几个人物各自发展，偶尔交织，贯穿始终，每一集也几乎从1937讲到1945，彼此又能构成某种互文。我猜想，这是她进入历史的一种方式。看纪录片时，几个月前的徒步旅行历历在目。湘西的五里乡，旅行团当年遭遇匪情的地方，我在他们披衣起身坐以待旦的小溪边晒着走坏的脚趾。黔东南镇远到施秉之间，我离开国道，找到了抗战时期交通命脉之一的鹅翅膀桥，和盘旋于山间的老湘黔公路，如今那里只听得到鸟叫虫鸣，和泉水从岩壁滴下的声音。云南东大门胜镜关，我一边研究准静止锋在牌楼东西两侧造成的不同影响（朝向贵州一侧相对湿润，长有青苔），一边体会当年旅行团来到万里无云的云南，感叹“云南如华北”的心情。也许，重走一条80年前的老路这件事本身就是互文吧。

湘黔滇旅行团行军路线图（杨启元绘）

而当我一步一步把这条路走了下来，准备从长沙一路往西开写时，我发现不可能不往前延伸，继续问一个问题：他们又是如何抵达长沙的？

想象一下，在81年前的那个深秋，你想要离开已经被日本人占领，飘扬着太阳旗的故都北平，而南下的平汉津浦铁路都已无法全程通车，你得先前往天津，100多公里的路程火车要走十来个小时，因为每站都有日本兵上车检查，在天津你上了海轮，挤得水泄不通，厕所和垃圾桶上面都是人。船接近还未沦陷的青岛，你终于感到心头一阵畅快，但马上面临一个难题：是在青岛上岸，还是继续南行到上海上岸？在青岛上岸的好处是，从这里可以转乘铁路南下，但风险是鲁南苏北一带轰炸较多，一旦铁路中断，被困山东，人生地不熟。在上海上岸的好处是，前往长沙的路线较多，不必困死一线，实在不行租界还可以避难，但风险是长三角已是战区，没有什么是说得准的。你最后决定在青岛登陆，经胶济铁路到济南，转津浦铁路南下徐州，这一段路你遇到了四次空袭警报，每次警报一响就得停车，旅客自行下车，步行到铁路线二里之外躲避，同时火车头抛下车厢，寻找掩护（日机专寻车头轰炸）。到徐州后，转陇海线西行到郑州，在郑州车站，你看到了人山人海的难民，许多是女性，车站墙壁密密麻麻贴着上千条纸条，都是留言给失散亲人的。在郑州你又转平汉线，火车到深夜才发出，人太多了，许多人不得不从窗口爬入，到汉口再换粤汉线——这已经是你经过的第六条铁路线。为防空袭，车身涂满黄绿青灰泥土枝叶色的油漆，在一个东方微白的清晨，你终于抵达了长沙，此时，离你从北平出发已经过去了13天。这是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浦薛凤的故事，在战乱年代几乎可以称得上一路顺利了。

纪录片第二集中郑天挺（左二）与罗常培等教授在天津车站

倘若你因为维持学校工作，动身得晚了一点，初冬才离开北平。你在青岛登陆，发现胶济线也中断了，只能乘海轮继续南下，此时的上海已过于危险，你继续南下直到香港上岸，又因粤汉铁路被轰炸，无法从广州北上，只能乘船溯西江至广西梧州，取道柳州转桂林，由公路入湘，经衡阳到达长沙，此时距你离开北平已经过去了一个月，而你抵达长沙后才知道，首都南京已于前一日沦陷了。这是北京大学秘书长、历史系教授郑天挺的故事。

《西南联大》纪录片采访了郑天挺的次女，94岁的郑晏。1938年的那个初冬，她去火车站送别父亲时，都还不知道父亲要去哪儿，因为父亲觉得她们还是小孩，不必告诉她们。她就记得父亲跟她说：你每个月去沙老师那儿取100块钱（作生活费），让她当家来照顾另外四个兄弟姐妹。郑天挺重回北平是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1月，见到女儿的第一句话是：劳苦功高。73年过去了，郑晏面对镜头转述这句话时，说了两次，她的嘴唇好像在发抖，令人动容。

纪录片中，郑天挺和孩子们在车站告别的插画

纪录片中，郑晏忆及八年之后与父亲见面，郑天挺说的四个字：劳苦功高。

美国学者易社强在其著作《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的导言中解释了，为何虽然“传奇故事”（romantic history）在学界早已过时，他仍然把联大人的言行和性情置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一部缺乏人物、只有数量化的非人性力量交互作用的史书，必然是一部干瘪苍白的历史，不仅缺乏可读性；而且，根本上会更不准确，因为它忽略了鲜活的经历”。

在中文世界里，西南联大成为热门字眼已经很久了，好像人人都能说上一两嘴教授们的八卦，或者师生躲警报时的段子。年初的电影《无问西东》（虽然不无尴尬地试图再造传统）更把它的传奇推向了最广泛意义的大众，但其实，在中国大陆，关于联大的叙事不过是最近三十多年才开始复苏的。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或许仍然是，How did it get there？传奇，或者说神话是如何被讲述出来的？我仍然相信联大传奇故事的价值，尤其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之中，但我也很希望能观看或者读到一部“联大叙事史”，讲述19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演变，联大的校友以及周围记录者如何打捞、复活乃至重构这所已不复存在的大学的历史。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慰劳湘黔滇旅行团

而当我从长沙往平津，一路追溯到“那里”（there），我发现我还绕不开一个问题：国难之时知识分子的选择。郑天挺离平赴津当天，清华外文系与历史系合聘教授钱稻孙也赶到天津，劝他不要走，要为北大着想，一走北平就垮了。郑与之辩论很久。辩论的内容已不可知，后来钱稻孙出任伪北京大学秘书长，1940年又任校长，抗战胜利后，他的后三分之一人生都在为这个选择买单。如果我们继续往前走，会发现“那里”还应该包括整个1930年代北平知识界的风起云涌，譬如左翼思潮对学生和师生关系的影响。又譬如，在与军阀和政府的一系列博弈中，清华教授治校传统的确立——后来教授评议会机制大致不差地被移植到西南联大，才在制度上确保了后来人们津津乐道的“大学之大”与“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

易社强说，传奇故事之外，之所有必要从历史角度去研究西南联大，“是因为它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知识史、文化史和政治史上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所有西南联大故事（尤其是宏大故事）的讲述者都面临这样一个尴尬的处境：如何处理传统在20世纪后半叶的断裂与失落？相对诚实的办法是把叙事截止于1946年三校复员，徐蓓正是这么做的。而如果要往后延伸，那就把重点放在联大与云南本地文教资源的互动，以及联大带给云南的遗产，这正是最后一集的主要内容。

旅行团印章印模及辅导委员会主席黄钰生私人签章（清华档案馆）

这部纪录片还有一种旋律我也没法忘记。那是第二集的结尾，终于走到了闻一多被暗杀这一“结局”，演唱《迢迢长路联合大学》的张蜀之，又为闻一多写给夭折女儿的诗歌《也许》谱了曲，并且饱含感情地唱了出来，“也许你真是哭得太累，也许，也许你要睡一睡”。又一次，我被打动了。可我也忍不住要想，相比殉道的闻一多，当年同在湘黔滇旅行团一起步行三千里的其他一些人，比如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曾昭抡（他是旅行团五位教授我最喜欢的一个），也没有更幸运。

这种时候，你没法不问一句：how did it get there? 但有时候，特别是意兴阑珊的片刻，你又会觉得，不如就不要去那个“there”，不要那个终点罢了，就好像1938年2月20日旅行团终于离开湘江码头的那个夜里，下弦月在满天繁星中升了起来，寒风飕飕地从江上吹来，带着汽船烟囱冒出来的煤灰，江上飘浮着冷雾，高高的土岸上，柳林里有乌鸦飞出。前面是迢迢长路，所有的人都年轻而满怀希望。

旅行团团员的途中小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