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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史艺丛] “千里江山”如何在六百年故宫中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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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29 09:1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千里江山”如何在六百年故宫中永生

2018-10-23  宋石男  大家


导读

如果博物馆中的文物不再只是属于过去的呆板死物或精英禁脔,而能融入现代、融入大众的生活,那么过去就不再只是一去不复返的过去,而在过去活着的人,也就永远活着。



“我画已成”,少年恭敬地向师傅呈上自己的习作。

这是一幅纵逾半米,横近十二米的巨幅山水横卷,青绿设色绢本。

师傅展卷一看,千里江山扑面而来,将他一拳打倒,刹那间竟不能动,亦不能言。

《千里江山图》(局部),为王希孟18岁时作品,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千里江山图》(局部),为王希孟18岁时作品,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纵观全卷,河山壮丽,设色鲜明,尺幅千里,布置宏远,上留天空,下布水口,高远、深远、平远交相呼应。复细察之,山川树木、幽岩深谷、坡岗汀渚、流溪飞泉、亭台楼榭、寺宇庭院、水村野市、桥梁舟车、游赏行旅、捕鱼呼渡……一气呵成,形象毕肖。跌宕起伏的千里江山与栩栩如生的众生百态,在画家笔下凝固为永恒之美。

“汝画甚佳“,师傅终于从震撼中返回现实,佯作漫不经心地给出赞语。

少年默默退下。师傅虽然嘉赏他的画作,但并未超擢提拔他,他只能回到禁中文书库,继续做个小吏。没多久,少年便在落寞中死去。

一百多年后,近百次览观此画的元代高僧溥光,以顶礼佛宝般的心情写下题跋:“……(其)在古今丹青小景中,自可独步千载,殆众星之孤月耳。”

溥光之后四百余年,一位酷爱在名画法书上盖章、题字的“弹幕狂人”为此画写了一首七律,赞曰:“江山千里望无垠,元气淋漓运以神”。这位弹幕狂人,正是乾隆皇帝。

乾隆题诗之后两百多年,画作在故宫展出,观者如堵。如斯盛况,惟有昔日《清明上河图》展出时差堪匹敌。

此画正是《千里江山图》,少年作画时,只有十八岁。他名叫希孟,曾是画学生徒,也做过天子门生。他的师傅是宋徽宗,后者亲自指导其画艺,并命他作此巨幅青绿山水。而这幅少年习作,却成了传世青绿山水画中最具代表性的里程碑作品,书画鉴定名家傅熹年称其“气势雄壮开阔,笔墨工致,傅色艳丽,反映了宋代青绿工笔山水画的最高水平。”

可是,那位十八岁即画出旷世巨作的少年,纵然才华盖世一度惊动中央,终于还是落寞而死,死时可能不到二十岁。关于他的生平,较可靠的记载仅有蔡京在《千里江山图》上的题跋,不过寥寥七十余字:

政和三年闰四月一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

除此之外,历经宋元明清,几乎没有什么可靠的史料记述,足以求证希孟的平生。千百年来,希孟似乎消失在时间的河流里,无人为他写下碑传,勒石纪念。

直到清代,才又有零星记载问世。宋荦《论画绝句》说:“ 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亲传笔法精。进得一图身便死,空教肠断太师京。 ”这是首次提到希孟姓王,且于进图不久后便去世了。宋荦是在梁清标家里看到《千里江山图》的,但他何以知道希孟的姓氏,又何以知道其归宿,他并未交代,故而只能作为较为虚弱的孤证。

关于希孟的死因,清代佚名《北宋名画臻录》又说:“王希孟,北宋徽宗人,少时有异相……徽宗政和三年,呈《千里江山图》,上大悦,此时年仅十八。后恶时风,多谏言,无果。奋而成画,曰《千里饿殍图》。上怒,遂赐死。死时年不足二十”。指出这位天才少年是死于妄议时政,以画讽谏。此说虽然动人,但只是游根之谈,不足采信。

希孟极可能在画成《千里江山图》之后不久便去世了,否则我们很难解释为何他再无画作传世,也罕有文献记录其生平。他是如何去世的,文献阙如,我倒有个大胆猜测,那就是“天鹅之死”。天鹅绝唱之后,不眠而死。希孟完成旷世巨作之后,元气耗尽而死。要知道,这幅纵约半米,横约十二米的青绿山水巨制,是他用了不到半年时间画成的,而他作此画时,只有十八岁。这难免让我们想起另一位早夭天才、唐代诗人李长吉,他母亲的哀叹是那么痛彻心扉,至今绕耳不绝:“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耳”!

不过,希孟的死亡,可能与周兴嗣、韦诞的故事更加接近。

梁代史学家周兴嗣应梁武帝之命,一夜为《千字文》,“兴嗣以宿即上,鬓须皆白”。这《千字文》便是如今传颂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蒙学韵文。魏晋书法家韦诞应魏明帝之命,为凌云台题写榜书,台高二十五丈,“以笼盛诞,使就榜书之”,写完榜书后,韦诞吓得要死,“头须皆白”,回去就令自家子孙生生世世莫再擅写楷书。

与周兴嗣、韦诞二人相似,希孟也是接受皇帝的命令创作,而其作画之难度,所费之心力,填膺之焦虑,当远超写作《千字文》与榜书凌云台,希孟因此油尽灯枯、衰竭而死,是颇有可能的。

然而,无论我们如何猜测,希孟已无言!他留下的不朽巨作《千里江山图》,也无法告诉我们真相究竟若何。

这时候,我们忍不住期盼,若是古画会说话,该多好!那么天才早逝、寂寞无名的千古之谜,不就可以解开了?

古画当然不会说话,我们的期盼注定落空。不过,古画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古画会唱歌。在画作的千古绝唱之外,还有当代的吟诵与致敬。这种吟诵与致敬,虽然不能让古人复活,说出他们最后的故事,但却可以增加我们对古人,对历史的理解。

在我看来,历史的最大意义即在于理解,在时间中完成对自己和古人的理解。这理解包含着表达与向往。人不可能生活着却不去努力表达他的生活,历史正是致力于表达人类已逝的生活。柏拉图将爱情定义为不朽的向往,历史正是对人类已逝生活的不朽向往。

近日,故宫博物院、腾讯、QQ音乐为此联手打造《古画会唱歌》Next Idea青年音乐创新大赛,正是表达对国族历史向往的一个全新尝试。

故宫博物院甄选了《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洛神赋图》《墨梅图》等十一幅院藏传世名画作为创作主题,近600件青年音乐作品经由大赛产出,方文山、张亚东等音乐人遴选后,形成《古画会唱歌》同名音乐专辑,已于10月22日在故宫举行的作品分享会上首发。

而根据《千里江山图》创作的大赛主题曲《丹青千里》,由18岁的歌手易烊千玺演唱,与18岁的落寞画师千年相和,让《千里江山图》在数字时代重生,也如同让希孟诉出胸臆。

博物馆可能是理解历史最重要的场所之一。历史理解意味着体验人类千变万化的差异,洞察昔日人们之间不断进行的交往,在宪章和法案、社会组织和政治机构、科学与科技、文化艺术与商业贸易、生活习俗和宗教仪式中寻找旧时代的细节与全貌。而博物馆,乃是对过往人类活动精华的规模化保存。若没有博物馆,我们要理解历史,就难免隔膜,难免隔靴搔痒。

在世界范围内,博物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德尔斐神庙中著名的雅典人宝库,再后则是公元前四世纪托勒密在亚历山大城中建立的亚历山大博物馆,还有古罗马皇帝在宫中收藏各类奇珍异宝、炫耀战功的陈列室,以及中世纪欧洲教堂、修道院收藏各类圣物、法器的展览室。

阿什莫林博物馆阿什莫林博物馆

不过,上述博物馆都只是政治或宗教精英阶层的禁脔,世界上第一座具有现代意义的博物馆,乃是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于1683年向公众开放。在它之后,另一座具有开创意义的博物馆则是大英博物馆,其宣称“由国会所购置的收藏,既不属于国王、也不属于国家,而是属于在这块土地上的每个人”。至此,博物馆不再是国王、贵族或教会的私产,而是属于全体国民,向所有人开放。

故宫景致故宫景致

进入二十世纪,博物馆在中西方都得到蓬勃发展。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宣告中国也拥有了世界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然而,博物馆的服务与社会发展脱节、与大众脱节却是普遍现象。

美国博物馆联盟《博物馆》杂志2017年曾刊文反思说:“博物馆变成了毫无生气的陵墓,业务活动因循守旧,缺乏新意,不管公众是否感兴趣,也无论是否有人前来参观,我们固步自封,照搬历史……博物馆已经与世隔绝,整个行业日渐萧条,我们却不知所措……没错,为了保障展品安全,我们需要安保人员,但更为重要的是保证公众的安全和参与。我们需要……利用同理心和社交情商帮助现代博物馆观众获得更加良好的体验;提高设施和在线资源的利用率,满足公众对博物馆日益增长的需求;博物馆从‘学术’型转为‘社区’型,从曲高和寡变得通俗流行,从精挑细选变得包罗万象。

这些话虽是反思美国的博物馆,对中国的博物馆也同样适用。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的博物馆界也日益认识到了传统文博的困境与不合时宜,已经开始着手创新。如何把大众尤其是年轻人重新吸引到博物馆来,就成了当务之急。而故宫博物院,正是创新与转型的引领者之一。

其实,故宫在历史上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般死板与封闭,只是充斥着权斗与宫斗。清代诸帝,康熙以开放著称,其对历学、算学的知识,可谓当时一流。即便是名声不太好的乾隆,也没常人想象的那么土,他喜欢西洋音乐,知道同时代的大科学家牛顿,还鼓捣过望远镜与验气筒。而到末代皇帝溥仪,就更是全盘西化的样子了。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描述自己:“穿着最讲究的英国料子西服,领带上插着钻石别针,袖上是钻石袖扣,手上是钻石戒指,手提文明棍,戴着德国蔡司眼镜,浑身散发着蜜丝佛陀、古龙香水和樟脑精的混合气味,身边跟着两条德国猎犬。”这哪是我们想象的紫禁城主人龙袍加身、正襟危坐的样子?

这里顺便再讲个溥仪的故事。晚清时,紫禁城里东西六宫和御花园的一些门槛被锯掉了,为什么呢?因为溥仪在宫里骑自行车时嫌门槛碍事,就下令给锯了。那溥仪怎么会骑上车呢?因为他的堂弟溥佳在他大婚时送了他一辆自行车。可溥佳为啥能接触到自行车呢?因为溥佳的老爹载涛是当年京城里著名的自行车玩家。载涛咋就喜欢上自行车了呢?因为他曾经在宫里看过艺人表演骑自行车。那艺人骑的自行车哪来的呢?洋人那来的。可洋人为啥就想起发明自行车这玩意呢?因为19世纪初,一个名叫德莱斯的林务员奉命巡视巨大的林场,但是又买不起马,所以不得已发明了一种两轮车骑,而这两轮车成了后来自行车的原型。那为啥这个林务员买不起马呢?因为19世纪初,坦博拉火山爆发,火山灰的遮蔽效应使得全球迎来了无夏之年,粮食大规模减产,好多马都饿死了,马的售价自然就高了,林务员自然也就买不起了。好了,二十世纪初紫禁城里部分门槛被锯掉的原因,竟是一个世纪前坦博拉火山的爆发。

这故事很神奇,来自网友,很像段子,但并非向壁虚构,其基本史料取自徐涛的著作《自行车与近代中国》。当然,故事最后的因果关系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因果链条太长,而且每个链条的因果推理都不严密,大部分所谓的原因,都不是结果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

好了,故事讲完了,请允许我回到主题。

溥仪骑自行车的故事告诉我们,世间万物,莫不有联系,而中西文明就在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中碰撞、交融。只要人类存在一日,交流就永无止境。

事实上,博物馆所赖以支撑的学问——博物学,正是人类交流的结果。博物学在其古典缔造时期,就与知识流动密切相关。譬如,近代的海上贸易网络不仅改变了世界财富与生产地图,更塑造了世界知识的新生产方式。正如美国学者范发迪在《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中写的:

博物学构成了世界海上贸易中的美学、信息、财富、商品及其他物质和文化产品流通的一部分。广州的商埠环境为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理想的背景。这个熙熙攘攘的海港竟是科学研究的沃土:商店、花园和市场;工匠、园丁、赤足的街边摊贩以及身穿绫罗绸缎的富豪;国际海上贸易中社会交往与商务活动的运转机制;越过广州向内陆深处延伸开去的商业路线——所有这些商埠的构成要素——对英国人研究中国的博物学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了这些条件,英国博物学研究者不需要花太大工夫,就能有效地把广州这个货物集散地转换成知识交换与知识生产之场所,商业城市的日常活动也因而变成了强有力的研究路径和工具。

从清代穿越回到当代,博物学、博物馆与商业集团的合作,更加春花怒放。与清代不同的是,我们不再只是文明与知识的输入一方,也是文化与审美的输出一方。我们与溥仪的不同在于,让现代文明走进来的同时,也让传统走出去。

腾讯与故宫三年合作的探索,即是近年让传统走出博物馆,连接公众,尤其是年轻人的生动实践。腾讯有广泛的青年基础,有互联网前沿科技和丰富的数字文化产品,故宫有深厚广远的文化题材和研究成果,他们的结合,不断创造着惊喜。

三年来,故宫QQ表情、“故宫回声”动漫、“故宫国宝唇彩” 换妆、《故宫:小小宫匠》功能游戏等一系列有识、有趣、有料的项目,让故宫的文化故事获得全新演绎,推动“文化破壁”。与此同时,还探索先进数字技术如何应用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展示,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永续留存,探索智能化解决方案。

其内涵可以归结为三个“新”,新思维——数字技术下的未来博物馆;新路径——数字时代与传统文化的新生;新融合——走入日常的科技与人文。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说:“在御花园里我看到那些在阳光下嬉戏的孩子,在茶座上品茗的老人。我嗅到了古柏喷放出来的青春的香气,感到了这里的阳光也比从前明亮了。我相信故宫也获得了新生。

这段话虽然有溥仪被特赦之后对国家感恩致谢的成分,但应该也夹杂着他对自己的童年故乡——故宫获得新生的祝福与祈盼。

在今天,故宫的确是可能获得新生,甚至“永生“的。

维特根斯坦有句很让人费解的格言:如果我们不把永恒理解为时间的无限延续,而是理解为无时间性,那么此刻活着的人,也就永恒地活着。

我们不妨将这句格言演绎一番:如果博物馆中的文物不再只是属于过去的呆板死物或精英禁脔,而能融入现代、融入大众的生活,那么过去就不再只是一去不复返的过去,而在过去活着的人,也就永远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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