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国民党巨头的“联日反蒋”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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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国民党巨头的“联日反蒋”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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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22 10:12

局部抗战期间，胡汉民公开高举“抗日反蒋”旗帜，私下却曾秘密运作“联日反蒋”

在民国史上，胡汉民与蒋介石、汪精卫，曾是并驾齐驱的“国民党三巨头”。但因胡汉民自1931年以来长期“在野”，又于1936年去世，其在局部抗战时期的历史重要性，常被忽略。一般论述，往往仅以其公开讲话为依据，称他在这一时期，组织西南政权（主要包括两个机构：国民党西南党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支持西南实力派，以“抗日反蒋”为旗帜，对抗南京中央政府及其“对日妥协”政策。

不过，近年出版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则披露，胡汉民与西南实力派虽然在局部抗战期间高举“抗日反蒋”的旗帜，实际上却另有“联日反蒋”的秘密运作。如1934年6、7月间，胡汉民曾欲获取日本的经济援助，以日方借款设立“华侨银行”。当时负责秘密落实此事的萧佛成，对胡汉民这一决定非常担忧。1934年8月3日，萧氏致函胡汉民：

“弟个人愚见，则怀疑虑，诚以矮子（指日本）久蓄志侵吞整个中国，何独爱于西南？纵谓吾人在此环境之无从发展，不妨暂假其力量以倒门（指蒋介石，胡汉民惯以“蒋门神”代指蒋介石）。但倒门之后又将如何？吾人将与矮亲善而放弃华北主权、东北失地及承认伪国乎？如其不然，则孟赵所贵，赵孟能贱。矮子又何难勾结其他方面而与吾人为难，使我国永无宁日？不宁唯是，在此不久之将来，太平洋之大战决不能免。战事发生，中国决无中立之可能。但如我与世仇之矮子合作，与欧美为敌，不但为义所不许，亦且必归于失败。此就其大者言之。至其小者，如对彼借款以组银行，彼必设一监视用途之机关，及推扩其在华南之商务，皆为其题中必有之文章。苟若是，则门未倒，而吾人已为天下集矢矣。总之，此事关系极巨，想先生必已筹之熟矣。”①

因胡汉民之意已决，萧氏四天后再次致函胡，表示服从胡的决定，并继续解析个中利害：

“弟对于先生之银行政策，自当绝对服（从），惟对于日○方面则仍怀疑未已。因彼已深恨门（指蒋介石）之反复，且失民心，亦何所惮而不敢以重力加压，而必需于我之倒门，且彼方某派已利用东亚有事，造成非常时期，得以操纵其朝野，则何以肯助我之得人心者以握中央政权，使东亚得无事？故弟疑其欲分我国之南、北、中为三，而彼居高在上，操纵其间。然果如此，于我不生不死之西南局面，计亦良得，但视吾人能否善为应付耳。尤望先生深加以注意也。”②

为求保密，当日奉胡汉民之命，与日方秘密接触者，止有萧佛成、陈融等少数几人。萧佛成虽然担忧“联日反蒋”可能让己方成为国人的众矢之的，却也认为己方缺乏实力，要反蒋则必须联日——“在今日之西南，以区区两省之力，抵抗全国之兵，于外交内毫无凭藉，而对于屐儿（代指日本）自不能不表示接受其善意，冀得眼前急需，即不然亦可缓和一时，不致自多树敌。”胡汉民则强调联日之事，不可重蹈当年陈铭枢的覆辙（陈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号，却未能保密己方与日本的联络，以致在舆论上陷入被动），不可“未食羊肉先惹一身臊也”。 ③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

在西南实力派中，桂系之李宗仁对寻求日本援助非常积极主动，极愿尽早促成此事；粤系之陈济棠，则态度忽冷忽热捉摸不定，以致于萧佛成自己虽然仍对“联日反蒋”的前途满腹狐疑，却不得不一再劝说陈济棠早做决定：“彼方倒门派望我甚殷，我若迟疑，使彼失望，彼必走扶门派一路，且将转而图我矣，请以速为妙。”在萧佛成看来，陈济棠之所以迟疑，乃是因为其自身也正与日方接触，希望“谋由己出”，以获取最大利益。基于这种揣测，萧佛成建议胡汉民，“（如陈济棠）迟疑不决，则莫如由先生与和○（“和○”系对日方使者和知鹰二的代称）等密商，先交三四百万树立银行基础，使绅（绅、爵绅，系对陈济棠的代称）深信吾人确有办法，则彼自当就范。”为防患万一，萧佛成还特别提醒胡汉民两点：1、设立银行，日方必然要求派人参加，如此“面上不好看，事亦不好办”，等于对外泄露了己方与日本的合作，恐将“使各方发生反感”，故“银行宜在借款外另为一事，我人自办之，不必牵涉对方”。略言之，即须对外抹除“联日”的蛛丝马迹。2、借款之事，“兄宜独作”，“如借款、签约等事，正不必有不（李宗仁的代称）、绅（陈济棠的代称）等参加”。略言之，即须将地方实力派排除在借款事宜之外，由胡汉民全权掌握日本援助，进而使李宗仁、陈济棠等不得不听命于胡。④

相对于胡汉民的空壳政权，日本方面更乐意援助李宗仁、陈济棠等西南实力派

目前还没有资料能够说明胡汉民和他主持下的西南政权究竟有无从日本手中获取援助；若有，也无法考究具体数目。事实上，相对于胡汉民和他的西南政权，日本人更乐衷于与西南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人直接接触。毕竟前者只是空壳——陈济棠等人对胡汉民及西南政务委员会里的党国元老“尊之如神仙，防之如盗贼”，绝对不允许其染指地方实权。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至晚在1933年夏，李宗仁等人已经与日本军方建立了联系。该年7月17日，伪“满洲国”前驻日代表鲍观澄奉日本军部之命，赴香港活动，与胡汉民联系未成，却与李宗仁进行了秘密会谈。一同参与的和知鹰二评价此次会谈“对于实现日满华三国提携，极有意义”，鲍观澄此行为日本军方摸透了西南实力派表面抗日实则与日本提携的内部计划。同年12月6日，李宗仁、白崇禧派代表王季文前往广州，与日方代表和知鹰二密谈。王希望日方提供精神与物质上的援助，和知建议军部对此加以利用。同月14日，白崇禧又让王季文向日本军部首脑转达与日本提携的愿望，要求日方提供金钱援助。1934年1月8日，王季文再次来到广州，向日方提出经济借款的请求。稍后，广西方面又向日本提出了提供武器弹药、派遣军事教官、建设空军等要求。⑤

据桂系将领、第四集团军总部少校参谋王御之回忆，“桂系（向日本）购买的武器，于一九三四年秋陆续由香港运到梧州转运南宁。随着武器的到来，日本军事教官也先后来到南宁。……跟着各色的日商也跟踪进来推销日货。……在这期间，在南宁的日本军事教官虽常变动，但一般都保持在二十至三十人之间。”此外，桂系还“向日本订购飞机，扩充军事力量。……从柳州航空学校中选拔飞行员和地勤人员送到日本学习。……飞行组被分派到明野空军基地练习，我率领的机械组被派到东京附近的所泽陆军飞行学校学习。”1936年“六一事变”前夕，因桂粤计划以“北上抗日”为幌子出兵推翻南京国民政府，南宁的日本教官集体回国，“在临走时，李白在第四集团军总部设宴为这些日本教官饯行，在宴会上，白崇禧作简单的解释说：‘我们国内即将发生战争，这完全是我们国内的问题，与你们无关，不过你们留在这里诸多不便，所以请你们暂时回国去。’”⑥王御之此说并非孤证，其他桂、粤系将领如阚宗骅、谢天培、李洁之、肖抱愚、刘斐、冯璜等，均有相似回忆。⑦

北伐时期，蒋介石（左一）与胡汉民（左三）合影，此一时期，蒋、胡关系密切。

胡汉民是个很复杂的人：既希望在反蒋问题上得到日本的援助，又要求日本停止侵华阴谋

李宗仁、陈济棠等西南实力派虽然奉胡汉民为领袖，以蒋介石为共同之敌，但彼此间是存在矛盾的。胡的首要目标是问鼎中央，希望驱使两广出兵推翻南京政府；李、陈的首要目标却只是维持割据，更愿把胡汉民高高供起，作为抵御南京政府武力统一西南的“法理”层面的盾牌。故此，1935年6月，失望已久的胡汉民一度“出国养病”。该年底，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明确表达了抗日意愿，且释出善意愿在中央政府给予胡汉民很高的地位（推举其为国民党中常会主席），胡汉民即顺势启程回国。挟蒋之善意，向西南实力派施压。白崇禧为陈济棠画策“政治上尊重、经济上支持、生活上照顾”，终于将胡汉民再次留在了西南。⑧

或许是觉察到了日方已经给予西南实力派切实的物质援助，胡汉民此番回归，与日方交涉时的口径已有所变化。1936年2月底，松井石根游历西南，与胡汉民作了三次会谈。据松井的记录，胡汉民的对日具体要求是：第一步要争取华北与西南的紧密合作，日本要像指导华北一样给予西南以指导，此外关于日本对于西南的直接、具体的援助以及日本的态度，不希望武力与物质的援助，而希望在精神上援助其反蒋运动。⑨拒绝“武力与物质的援助”，这一态度，显然与1934年谋求日本经济援助时已截然不同。这是胡汉民最后一次与日本高官会谈。该年5月份，胡汉民突发脑溢血，于广州去世。

值得一提的是，胡汉民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一方面，他确实希望在反蒋一事上得到日本的援助，甚至不惜向日方泄漏南京政府的底牌——据和知鹰二1934年11月27日的一份绝密电报，胡汉民曾告知日方：贵国朝野对“满洲事变”三年来的中国认识不足，蒋现在通过同国联合作及同英美苏等国握手，其基础之巩固已超过一般想象。1935年1月，胡汉民又告诫日方“南京对日仅是假意亲善”。胡汉民这一言论被上海的日本报纸公布，引起舆论哗然，南京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后决定，要求胡汉民更正其言论，但被胡拒绝。⑩另一方面，1936年与松井石根会谈时，据松井回忆，胡也曾“对于日本，要求停止其（侵华）阴谋”。（11）

1936年5月12日夜半，蒋介石得知胡汉民的死讯，“叹息久之”；随后考虑对西南实力派的统一方针“仍以政治方法解决之”。（12）而失去了胡汉民的西南实力派，无力抵御南京的“政治统一”（蒋的计划是“粤汉通车，则统一成矣”），只得在取得日军的支持与谅解后，仓促举起“北上抗日”旗帜，发动“六一事变”，意欲“假道长江北上抗日，蒋无名阻止我方前进，师次武汉，转向东进以取南京，假途灭虢”，却仅月余即告失败。（13）胡汉民在世之日，屡屡敦促西南实力派起兵反蒋而不可得；甫一去世，西南实力派却迫不及待发动了反蒋战争。历史如此吊诡，也可算是一种讽刺罢。

1929年1月25日国军编遣委员会议闭幕合影。前排左三为胡汉民，前排左四为蒋介石。

注释

①《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3日，《函电稿》第11册第34卷，第26件。转引自：罗敏，《“矛盾政策”中找寻出路：四届五中全会前后的胡汉民与西南时局》，《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05期。②《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7日，《函电稿》第11册第34卷，第27件。转引同上。③陈红民，《“抗日反蒋”与“联日制蒋”——胡汉民与两广的“抗日”口号与实践(1932-1936)》，《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03期。④罗敏，《“矛盾政策”中找寻出路：四届五中全会前后的胡汉民与西南时局》，《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05期。⑤臧运祜，《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华南政策》，《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03期。⑥王御之，《新桂系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事实》，《广州文史资料 第10辑》。⑦参见：阚宗骅，《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两广“六一”事变经过》，《陈济棠史料专辑》第2辑。谢天培，《陈济棠的割据与垮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4 十年内战》。《李洁之文存 上册》，广东省兴宁县政协文史委员会，P405。肖抱愚，《我所知道的“六一”事变概况》，《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4 十年内战》。刘斐，《两广反蒋“六一”事变》，《文史资料选辑 第1卷 第3辑》。冯璜，《〈新桂系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事实〉一文的订正》，《广州文史资料 第11辑》。⑧陈红民，《胡汉民·西南政权与广东实力派（1932-1936）》，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1月第37卷第1期。⑨田中正明编，《松井大将の阵中日记》，P235-236。转引自：臧运祜，《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华南政策》，《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03期。⑩鹿锡俊，《蒋介石与1935年中日苏关系的转折》，《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03期。（11）田中正明编，《松井大将の阵中日记》，P237。转引自：臧运祜，《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华南政策》，《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03期。（12）《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36 民国二十五年三月至五月》，P602-603。（13）谌旭彬，《北上抗日：桂粤军阀的一场荒唐闹剧》，《坚忍》第三集文字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