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牛的韩滉

源济

画牛的韩滉

2018-09-20  叶兆言  大家


导读

南京这个城市，向来有个特点，越是乱世，越会获得机会，东吴是这样，东晋是这样，南唐包括后来的元朝末年，都毫无例外，也许这就是所谓的金陵王气。

隋唐时期，打压南京这个城市，是北方朝廷的基本国策。打压有时候也未必完全有效，六朝之后，沉睡了两百多年，气尽山空的江宁小邑，不可阻挡地又繁荣发展起来。回顾中国南北朝的这段历史，如果说南朝东晋和宋齐梁陈，主要矛盾是解决境内南方吴人和南渡北人的对立情绪，逐渐消除了豪门和寒门之间的差异，北朝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则是一直在处理民族冲突。北方汉人与少数民族逐渐融合，华夷纠纷趋于缓和，隋唐之所以能够伟大，因为在此基础上，国家进一步地完成了统一，王朝不再偏安。

然而旧的矛盾解决，新的矛盾又会来。况且旧有矛盾也未必真解决了，许多问题仍然存在，有时候甚至更严重。安史之乱是个重要转折点，民族矛盾阶级差异，又突然变得激烈起来。盛唐从此不再，开始无可挽回地走起下坡路。盛世说到头就到头，乱世即将再次来临，而南京这个城市，向来有个特点，越是乱世，越会获得机会，东吴是这样，东晋是这样，南唐包括后来的元朝末年，都毫无例外，也许这就是所谓的金陵王气。

安史之乱，唐明皇幸蜀图，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南京在隋唐后期，经济上有了十分明显的好转，就大趋势而言，它一方面在沉睡，一方面又在苏醒和崛起。自中晚唐开始，朝廷对于南京的变化，心情很复杂很矛盾，既十分需要江南的财政支持，又不得不时刻提防金陵王气的再次崛起。打压南京是持续的既定方针，事实上，隋唐期间，南京不仅惨遭城市降级，由于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三国时开凿的古运河，连接秦淮河和太湖水网的破冈渎被废除，太湖流域通往南京的运输干线也被掐断了。

无论是城市降级，还是古运河改道，整个江南地区对南京的认同，仍然没有改变。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力，总是让人无法想象。六朝时的梁元帝在荆州称帝，曾有朝议还都建康，当时有过一番针锋相对的争论，一些原来已在江陵定居的官员，因为家眷一直在荆州，“皆不欲迁”。

唯弘正与仆射王裒言于元帝曰：“若束脩以上诸士大夫微见古今者，知帝王所都本无定处，无所与疑。至如黔首万姓，若未见舆驾入建邺，谓是列国诸王，未名天子。今宜赴百姓之心，从四海之望。”时荆陕人士咸云王、周皆是东人，志愿东下，恐非良计。弘正面折之曰：“若东人劝东，谓为非计，君等西人欲西，岂成良策？”元帝乃大笑之，竟不还都。

事实上，梁元帝没来得及还都南京，很快被杀。弘正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这就是说你若不在南京称王，不在这里好好显摆一下，大家就会觉得你只是“列国诸王，末名天子”。对南京的这种认同，贯串了整个隋唐，甚至还可以包括后来的宋元明清。金陵帝王州，不止是南朝遗民有这样的共识，事实上整个北方，包括唐王朝的宗室，都会持同样观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永王李璘谋反，想以金陵为据点，而李白竟然不顾杀头危险，力劝处于危机的王室迁都南京。

《职贡图》，南朝梁梁元帝萧绎绘

必须要说明一下，在隋唐时期，以及后来的宋朝元朝，南京以及江苏这些常见地名，与金陵没有一点关系。有关系的只是江南东道和两浙，其中江南东道，又是从江南道划分出来。北方人看南方领土难免大大咧咧，在他们眼里，长江南面统统都叫江南道，觉得太大了，就再分为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唐开元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733年，江南东西道分置，江南东道其地辖为今江苏省的苏南，上海，浙江全境，包括福建全境以及安徽徽州，治所在苏州，共计19州。

二十五年后的乾元元年，也就是758年，感觉江南东道似乎还是大了一些，又继续拆为浙江东道、浙江西道和福建道。浙江西道领长江以南，至新安江以北的原江南东道地，包括今天的苏南，上海，浙北和徽州，即润州，常州，苏州，湖州，杭州，歙州六州。因此，当时南京的地位，就是两浙之浙江西道之润州之江宁。浙江西道的治所，它的政府所在地，并非始终不动，事实就是，随着形势变化，行政辖区的变动，它也不断地在变动，治所先后为苏州，昇州，宣州，润州，杭州。

从颜真卿在南京当父母官一事，就可以看出唐王朝对这个城市的反复无常。一会降级，一会升格，全看朝廷的需要。唐大历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79年的12月23日，晋州刺史韩滉调任苏州刺史，同时兼浙江东西都团练观察使，原浙西观察使李道昌，因为无能被免职。过了一年多，这个韩滉又升官了，改任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同时担任润州刺史和镇海军节度使。有许多头衔，今天也弄不太明白，反正此时的形势不太好，有点混乱，朝廷便把维护东南这一大片区域的安危，托付给了韩滉。

韩滉画像，宋程怀立绘

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以南京为中心的东南地位越来越重要，越来越不能忽视。隋唐以前，在南北朝时期，中国有两个政治中心，南京是当仁不让的南方中央政府所在地。隋唐以后，政治中心的痕迹给彻夜抹干净，随着时间发展，经济中心的地位正在确立。江淮地区的社会稳定，经济不断发展，已成为唐朝的主要财赋来源地。唐朝最著名的理财专家第五琦，向唐玄宗奏事时就说过：

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

也就是说，今天要打仗，经济上全靠东南在支撑。当时的名士萧颖士，在给宰相崔圆的书信中，十分明确地提到了这一点，“今兵食所资在东南”。北方的经济正在迅速崩溃，藩镇一会叛一会降，朝廷与藩镇之间的斗争始终不断，“东南财源”成为维持唐王朝统治的支柱。在中国大版图上，真正的北方人心目中，过了黄河都是南方，不是河南就是江南，过了崤山或者华山，秦地以外，统称山东，杜诗有“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在荆杞”，这个山东大得离谱。东南的中心城市，不管朝廷怎么抹杀，怎么降格，大家还是只认南京。

以南京为代表的东南则具有另外一种目光，在他们心目中，过了长江是江北，过了淮河是山东或者河南。山东和河南都属于中原，中原代表着北方，再往北去，对南京人来说，已遥远得没有什么意义。可以这么说，南京的经济地位，正是由北方的混乱造成，现在，要想维持北方稳定，江南的财源变得非常重要。早在颜真卿做南京父母官时，朝廷已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二十年后，又将东南这一大片区域的安危，托付给了能臣韩滉。

南京的特殊地位，正在不可阻挡地迅速上升。韩滉出生在京城长安，他的父亲韩休当过唐玄宗的宰相。关于这个韩休，曾有一个“君瘦国肥”的段子，形容韩休的生性耿直。他当宰相，常常谏言时政得失，重色思倾国的唐玄宗每次稍有过失，便心虚地问左右侍从：“这件事韩休是不是知道？”常常话音刚落，韩休规劝的谏疏，就已经送到，唐玄宗因此闷闷不乐，人都为之消瘦。

左右曰：“自韩休入朝，陛下无一日欢，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虽瘠，天下肥矣。且萧嵩每启事，必顺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寝。韩休敷陈治道，多讦直，我退而思天下，寝必安。吾用休，社稷计耳。”

左右侍从劝玄宗贬谪韩休，玄宗倒很开明，完全是一个明君的样子，可惜还是没有躲过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以后，京城长安起码又破了三次，大唐的皇帝一次又一次狼狈地逃离京城。安史之乱是唐朝的转折点。叛乱被平息了，众多在平叛中立有战功的将领需要奖赏，归顺朝廷的安史旧将需要安置，帝王的强势不再，很无奈地任命了大批节度使，以至于“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朝廷采取的姑息政策，造成唐朝中后期藩镇割据的局面，其中河北和山东的藩镇，最骄横跋扈。

公元783年，受诏平叛的泾原兵五千余人途经长安，因为钱粮奖赏等借口发生哗变，一举攻陷了帝都长安，吓得德宗仓皇出逃。在唐德宗出逃期间，韩滉所在的东南地区，为平定叛乱提供了大量物资支援。当时的李希烈叛军，派兵五万人围攻河南宁陵，韩滉派部将王栖曜带兵渡过汴河，击败李希烈部，大大缓解了危机，使得叛军暂时不敢窥伺江东。

唐德宗

唐德宗逃离长安，由于叛军割据，水陆交通断绝，直到第二年春天才抵达梁州，可怜身上还穿着冬天的衣服，军队将士也是如此。坐镇南京的韩滉得知消息，马上派人往梁州献上四十担绫罗，除了运送绫罗，还给与叛军作战的李晟，送去百余船的粮食。《旧唐书·韩滉传》上有这样的记录：

时滉以国家多难，恐有永嘉渡江之事，以为备预，以迎銮驾，亦申儆自守也。城中穿深井十丈近百所，下与江平。俾偏将丘涔督其役，涔酷虐士卒，日役千人，朝令夕办，去城数十里内，先贤丘墓，多令毁废。

韩滉还在自己的辖区内，封锁了交通要道，关口桥梁都派兵驻扎。为了防止有人趁乱反叛，长江沿岸严防死守，禁止重要战略物资运出浙西境内。需要说明，这个浙西，是指当时的浙江西道，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部。同时训练了一支五千多人的水军，建造楼船战舰三十多艘，在长江下游巡航，展示军威。如果说当年李白劝唐王室南迁，还只是随口说说，装腔作势，韩滉却已经完全是玩真格。为了准备唐德宗渡江南来，韩滉下令拆毁了南京郊区的名人墓，拆毁了四十多所佛寺道观，用拆下来的石材木料，在战略要地修筑堡垒，将铜铁佛像和钟磬重新熔铸，制成兵器铠甲，从金陵到镇江的丹徒，楼城相连，严阵以待。

韩滉还下令用佛殿拆下的建筑材料，在石头城修建馆舍数十座，准备迎接唐王室。眼看着四百年年前永嘉南渡的一幕又要重演，好在叛乱终于被平定，出逃的唐王朝没有迁都南京，又重新回到了长安。韩滉为唐朝国祚的延续，做出了巨大贡献。论功行赏，公元 784年，他加封为检校吏部尚书，数月后又再次加封检校尚书右仆射。

与此同时，朝中对韩滉的非议也接踵而至。唐德宗回到长安，有人称“韩滉闻銮舆在外，聚兵修石头城，阴蓄异志”。意思是说，韩滉想趁乱割据东南，刚刚经历过战乱打击的唐德宗，对此也颇多疑虑。好在有四朝元老李泌进言，这个李泌当时是宰相，拍着胸脯，以全家百余口人的性命，为韩滉担保，说：

滉公忠清俭，自车驾在外，滉贡献不绝。且镇抚江东十五州，盗贼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修石头城者，滉见中原板荡，谓陛下将有永嘉之行，为迎扈之备耳。此乃人臣忠笃之虑，奈何更以为罪乎！滉性刚严，不附权贵，故多谤毁，愿陛下察之，臣敢保其无他。

功高盖主从来都不是好事，所幸韩滉还是得到了善终，官职一升再升，很快又调回长安当起京官，入朝拜相，不久便病故，死得其所。在他身后，大唐虽然不再强盛，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仍然又延续了一百年。

关于这个韩滉，史书上对他在南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大书特书，对他的政迹谈得也不多。他更响亮的身份是艺术家，就像王羲之最后只是被当作了书法家一样。韩滉可以说是唐朝最著名的画家，他的艺术创作，仿佛著名的南京六朝石刻，在创作时，并没有想到未来会成为稀世珍品。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苑图》，是流传有序的国宝之一，上有南唐官印“集贤院御书印”朱文墨印，有宋徽宗皇帝题 “韩滉文苑图”五字，并钤有“宣和”与“政和”朱文印，有宋高宗赵构钤“睿思东阁”朱文印，有元代大画家王蒙钤“王叔明氏”白文收藏印，还有明代大收藏家顾正谊和郭衢阶的印章。

韩滉的文苑图

《文苑图》有一说是韩滉的自画像，画了他与文友雅集的情景，这些栩栩如生的文友，也并非等闲之辈，除了画家自己，还有唐朝著名的诗人钱起和刘长卿。另外又有一说，画了王昌龄与诗友在江宁任所琉璃堂厅前聚会吟唱的雅集，共画十一人，僧一人，文士七人，侍者三人。与僧人对坐穿黑衣者为王昌龄，僧人为法慎，后段倚松者为诗人李白。现在见到的只是残卷，并不完整。世人熟悉的王昌龄，好像只是一位边塞诗人，不知道他曾经在南京当过八年江宁丞，这是一个很小的官，相当于常务副县长。

不管画了什么人，反正行家对《文苑图》的评语很高，“如流水行云，功力深厚”。尽管有不同解释，有争论，南京人更愿意相信，这张图的场景就在江宁，就是南京，因为它与南京相对的安宁气息很般配，显然是当时南方文人生活的现实写照。事实上，与人物画相比，韩滉更擅长的还是画动物，他的代表作《五牛图》，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诗人陆游曾盛赞其画：

每见村童牧牛于风林烟草之间，便觉身在图画，起辞官归里之望。

韩滉的五牛图

画人也好，画牛也好，与颜真卿留下的《天下放生池碑铭》一样，隋唐时代南京人，看重的并不是书法和绘画艺术。颜鲁公书法艺术有多高，韩滉《文苑图》是否价值连城，这些都不太重要。画中的场景究竟是不是在南京，可以是，也可以不是。重要的是他们在南京当政时的政迹，对这个城市振兴起到的作用，对城市地位提升的贡献。正是从韩滉开始，南京在中国政治上的历史地位，经过相当长的一段冷遇，又一次变得显赫，变得不能忽视，传说中的金陵王气，终于又一次开始暴露出它的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