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堆里一座小城的沉睡历史

源济 · 发表于 2018-9-18 11:41 AM

故纸堆里一座小城的沉睡历史

2018-09-13 徐家宁大家

导读

照片上热闹的集市是1944年1月中下旬，农历春节之前的某一个赶场天，人们已经开始为过年做准备。前一天还下了一点雨，湿漉漉的石板路和滴水的青瓦屋檐，是旧时光在记忆中最真切的映像了。

（一）

7月途经重庆，顺路去了一趟璧山。

璧山现在是重庆的一个区，与市中心隔着两道山梁。从重庆北站南/北广场汽车站坐直达的班车，或是乘坐轨道交通一号线到大学城换璧山901，差不多都是一个半小时。一路上风景很好，七月的骄阳给这个城市的道路桥梁都铺上了明亮的色彩，天也很蓝，山也很绿，当然从空调车厢里出来后就是另一番体验了。

我并没有特别的目标，只是想在老城的区域内随便看看。由于一组七十多年前的老照片，我大概知道这个小城在1940年代的样子，在考证那组照片的过程中我翻阅了许多有关它的资料，对照民国时期的地图研究过它每一条街道的走向，那组照片也带出了很多它在抗战时期的故事，总之这是一个我在纸面上已经尽力了解过的城市，现在既然到了附近，就去现实中与之接触一下。

1940年代的璧山县地图（左）和现在地图上的璧山区

班车到达一天门车站的时候已接近中午十二点，在这个时间，这个温度下，大概任何一座小城都可以被描述为“一座安静的小城”。跟着手机地图步行约一公里，就到了大东门桥，根据国民十九年的旧地图，过桥就是大东街，正对大东街是一处占地很大的建筑，名叫天上宫。回到1944年，桥的另一边应该是下图中的样子。

街道尽头的建筑就是天上宫

现在这里是一条普通的街道，远处渐高的房屋显示出天上宫背倚的小山原本的地势。

现在的大东门桥

我没有从这里“进城”，而是沿河往北走到小东门桥，因为如果我是在这组照片拍摄的时间从重庆坐汽车来璧山，我就应该在小东门外下车。当时小东门外是一个广场，1933年通车的成渝马路和1934年通车的铜璧马路都连接到这里，开往重庆的公共汽车在这里发车；广场上还有一座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由于人流量大，这里也是政府张贴重要告示的地方。

曾经的小东门外广场

正在小东门外广场上看告示的居民

纪念碑在1960年左右被拆除，现在小东门桥外是普通的街区，不过看地图上显示，璧山汽车总站还是在离原来广场所在的三角地不远的地方。

远处就是现在的小东门桥

从小东门桥进城后，左手边是过去县府的所在，现在这一大片是一个广场。此时正值中午，只有几位老人在树荫下聊天。

曾经的璧山县县政府

现在的大成广场

广场的北边，旧地图上的二牌坊街，现在叫民主路。沿着这条街往北走一点，在现在称为保健街和中山北路这两条街的交叉处，就是下图中这个地点。

曾经的十字街口

横向的街道是现在的保健街，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左边是一个上坡，往上走就是璧山老县城的西门，现在站在这个路口的东南角，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街道的坡度。

现在的保健街口

回到广场，经过保存完好的文庙，沿着中山南路往下走，前面就是老县城南门的所在。贯穿南门内外的这条大街是城内最主要的街道，尤其在赶场天，相当热闹。

曾经的南门内

曾经的南门外

下图为现在的中山南路。远处蓝色路牌标示的路口，差不多就是原来城门的位置。从那个路口往前再走150米，就到了一个丁字路口，对比老地图，似乎是原南门外街（也叫外南街）的大部分都消失在正则中学的校园里了。

现在的中山南路

我的璧山老城区九十分钟游就到此结束。

（二）

璧山这组照片背后有一段很有趣的整理过程，可以算是老照片考证中从无到有的典型。最初它只是一组包含数千张照片、以美国参与的太平洋战争为关联的内容庞杂的图像资料中的一小部分，照片背面有打印的标签或手写的注释，其中的英文“Pishan”以及县政府的照片，使得我们可以确定它们拍摄于重庆附近的璧山县；再花一点时间查到璧山旧县城的布局，也与注释中一些街道的名称对应上了。拍摄的时间则来自上面那张看告示的照片，其中一张公报上写着“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元月九日”。所以至此我们已经知道这组照片的拍摄时间和地点，内容则是对璧山这座县城的一个综览，包含它的社会、经济、文教、军政等各个方面。我们还可以确定这是一组由专业人士拍摄的新闻照片，因为一些照片的背面盖有“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简称OWI）或“CNS”的印章。OWI指战争新闻署，是美国政府在1942年6月整合成立的一个战时新闻宣传机构；CNS即Chinese News Service，正式名称是“中国新闻社”，是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下属的国际宣传处在纽约设立的一个小型通讯社；此外包括当时的县长在内的多位政府公职人员都有出镜，足以说明这是一次有官方接待的采访活动。

在1943年底、1944年初，有一位美国摄影师来到重庆附近的县城拍摄了一组反应社会生活的照片，倒也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事。

但是出于一种尽可能完善的态度，我们希望能挖出这个摄影师。从当时驻华新闻机构的方向出发搜寻了一番，并没有什么结果，不过幸运的是，这次拍摄采访确实有国内的媒体记了一笔。

1989年出版的《璧山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中有这样一篇小短文：

美国《展望》杂志盛赞璧山建设（摘介）

中华民国33年（1944年）5月14日《中央日报》刊载：中央社纽约航讯美国销量二百万之《展望》杂志，顷于5月2日出刊之一期中，曾以七页之篇幅，刊登我国璧山县人民生活情形照片十五幅，以描写该县士农工商老幼男妇战时之生活。并于说明中，极力赞誉该县交通便利、文化发达、学校、医药、卫生、法庭及其他一切新设施，均在加速建立之情形。

……

《展望》即LOOK，当时是美国发行量仅次于《生活》（LIFE）的图片杂志。从刊出的时间和内容上看，《展望》刊登的璧山照片应该就是我们见到的这组照片无疑。怎么能确定呢？当然是去找一本1944年5月2日刊的LOOK。

1944年5月2日号的《展望》杂志

《中央日报》的那篇通讯并没有夸张，《展望》对璧山的这篇报道积极、赞许、充满温情。这是一个系列报道的一部分，在当年四月到十一月的七期杂志里，在名为Hometown的专题下，用细腻的照片和文字讲述了纽约州的格伦斯福尔斯（Glens Falls）和中国的璧山，这两个同样身处大后方、同样以制造业支援反法西斯战争的典型的美国/中国小城在战争时期的生活日常。不出意外地，在这期杂志的供稿名录里就有摄影师的名字——George H. Alexanderson，他的中文名字就写在他参观过的一间教室的黑板上：“欢迎Mr. 安烈生”。只不过这三个汉字的组合没有在可搜索的中文资料里留下任何记录，而有了George H. Alexanderson这个名字，这组照片的来龙去脉就慢慢浮现出来了。

在这张成人夜校教室的照片中，后面的黑板上写着“欢迎Mr. 安烈生”

（三）

1937年10月，知名报人、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办事处外电检查员的董显光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第五部副部长，负责组织一个新机构，目的是把中国的抗战介绍给全世界。1938年2月这个机构被重新编入中央党部所属的宣传部，正式定名为国际宣传处，由后来任中央通讯社社长的曾虚白主持，并集合了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一些在欧美接受过新闻和公共关系训练的专业人才。在随后的几年里这个机构除了发布和审核新闻，编撰外文刊物进行抗战宣传，组织安顿赴渝的外国记者，还在欧洲、北美、东南亚各主要城市先后设立了十二个办事处，前文提到的中国新闻社就是由国际宣传处在纽约的办事处改组而来。

从战争一开始日本就在宣传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财力，相比之下，“因为政府财政困难，我们所能用于这方面的经费简直微不足道”（《董显光自传》）。不过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对外尤其是对美宣传还是取得了很显著的成绩。当时由国际宣传处统筹的对美宣传，大体在两个方向上进行，一是通过在报刊媒体上大量刊发报道以及电影展映、新闻广播等方式，将日本的侵略行为和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展现给美国民众；二是与全美各地的援华团体合作，组织演讲、编印刊物，发起请愿、游行募捐等活动，推动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在这些宣传活动中有很多美国新闻从业人员直接或间接受雇于国际宣传处，在美国国内编发中国积极抗战的新闻，或是前往中国进行采访报道。

1943年初，董显光随同宋美龄访美期间，借助自己与美国新闻界人士的私人关系继续争取新闻人才上的支援。在昔日同窗、时任普利策新闻学院院长的卡尔·艾克曼（Carl W. Ackerman）的协助下，董显光为他在重庆创办的一所专门培养英语新闻人才的新闻学院聘得院长及三名教授，同时通过好友、合众社创建人之一罗伊·霍华德（Roy W. Howard）的活动，经由美国国务院运作的文化关系计划，征得四名资深新闻从业人员赴渝协助国际宣传处英语方面的工作。1943年10到11月间，这四名专业人士先后到达中国，他们分别是纽约《世界电讯报》助理编辑弗洛伊德·泰勒（Floyd Taylor）；广播导演乔治·格里姆（George H. Grim）；公共关系专家、专栏作家弗兰克·毕希纳（Frank E. T. Buchner）；以及璧山这组照片的拍摄者，《纽约时报》摄影师乔治·安烈生（George H. Alexanderson，1904-1954）。

乔治·安烈生1929年开始为《纽约时报》工作，此前在空军服役，是一名航拍摄影师。他为国际宣传处工作了差不多两年时间，其间行至西南各地及缅甸，并多次加入当时驻成都的B-29轰炸机队轰炸日本本土的行动，其中一张B-29s机群飞掠台湾岛的照片被用作1944年12月4日号《生活》杂志的封面。1945年1月滇缅公路重新开通时，也是他跟随第一支通过的运输队前往拍摄。抗日战争结束后他仍以《纽约时报》摄影记者的身份留在中国，拍摄有关中国社会和民生的照片。1948年5月他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胜利勋章，以表彰他在战争期间的杰出贡献，随后他返回美国，继续为《纽约时报》工作直到1954年因心脏病去世。

（四）

回到璧山这组照片，当它被刊载于《展望》杂志时，为之撰文的正是曾任国际宣传处纽约办事处主管的黎甫（Earl Leaf）。黎甫也是一名摄影记者，1936年起被派驻中国，曾任合众社华北站站长，一直专注于报道中日战争。

《展望》的报道刊出后不久，这组照片再次被用于一组意在加强中美关系的宣传。在战争新闻署（OWI）制作的一组幻灯片里他们借用了《展望》杂志使用的类比手法，将璧山与康涅狄格州小城丹布里（Danbury）一起展示，“……他们的人民，尽管生活于世界的两端，却有着许多的共同点。”

除了《展望》杂志和战争新闻署的引用，在中国新闻社于纽约出版发行的英文月刊《战时中国》（China at War）以及一九四四年国际宣传处汇编出版的《抗战七年之中国》（China After Seven Years of War）中也包含了此次璧山采访拍摄的一些内容。时任国际宣传处英文写作专员的朱抚松是陪同乔治·安烈生前往璧山的随行翻译，他撰写的文章《璧山：小城印象》（Pishan: Portrait of A Small Town）被收录于上述两份刊物，虽然发行量不过数千，却是当时对外宣传极为重要的窗口。

所以，至此可以确定，与这组照片相关的，是抗战时期由官方主持的对外宣传的一个完整案例。这正是它们看起来基调如此不同的原因，它们虽然是由外国摄影师拍摄，却是一组有意识的自我展示的形象片。当然这里并不深入讨论这些照片是否带有积极渲染的色彩，毕竟在1944年初这个时候，以我们现在知道的，在璧山这样的大后方，虽然暂时没有战火蔓延而至的焦虑，但经济民生都在下行。这些照片其实可以提供一个更有趣的视角，即在一台自己可以掌控的照相机镜头前，中国人希望呈现给外界一种什么样的形象，以及在世道相对平稳的时候，一个普通小县城里的居民是怎样在生活的。

从1944往前追溯一百年，真正从近处拍摄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照片并不算多。早期来华的外国摄影师都热衷于采集中国在地理和文化上的与众不同之处，随着接触的增多，一些人开始关注中国的社会民生，于是会将镜头对准那些以现代文明的标准来看亟待改良的部分。二三十年代以后，外国人主要活动的大城市已经足够现代化，普通中国人身上的一些特质现在是逐渐交融的文化中一种很平常的存在。这些都使得老照片里的中国缺少地理标签和刻板印象以外的内容。所以在四十年代，终于又有外国摄影师走进中国人的社区，没有猎奇，没有居高临下的评述，并且其目的就是捕捉那些在东西方普通民众生活中共通的东西——这样来看，璧山的这组照片还真是有些特别之处。

我个人很喜欢这组照片里的人像和街景。相隔几十年，到八九十年代，在川渝地区的很多乡镇甚至小县城里，都还留有差不多的店面和街道。照片上热闹的集市是1944年1月中下旬，农历春节之前的某一个赶场天，人们已经开始为过年做准备。前一天还下了一点雨，湿漉漉的石板路和滴水的青瓦屋檐，是旧时光在记忆中最真切的映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