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最后岁月的新考证

源济

李鸿章最后岁月的新考证

2018-09-06  姜鸣  大家

导读

李鸿章有多个祠堂，按照以往“立功”的省份，分别设在上海、天津、保定、南京等地。北京则显得特别，大官们都在这里上班，谁有特别的功劳呢？然而李鸿章可以，他凭着庚子议和，成为清代唯一在京师建立专祠的汉人官吏。

李鸿章在总布胡同宅第去世

我曾经有个误解，认为李鸿章去世的地点是在北京贤良寺。这个说法，最初是读大学时从梁启超所著传记《李鸿章》一书中看来的。贤良寺位于东城的核心地段，北面是金鱼胡同，西面是校尉胡同，与王府井大街仅隔着东安市场。清末，贤良寺西跨院对外出租，类似高级招待所，进京觐见的大员清晨从东华门入宫，这里是个便捷的居停之处。李鸿章到京出差办事都借寓此处。

李鸿章(从贤良寺)出发去议和谈判

三十年前，1988年，我到贤良寺去踏访，当时住在西跨院的八旬老人王懋章先生，也说李鸿章死在这个院子。他说他父亲1916年就搬进西跨院住了，对院子的前后变迁和掌故极为熟悉。1990年，我写了《踏访贤良寺》，发表在《解放日报》的“朝花”副刊上。后来扩充、修订成《半生名节：贤良寺·李鸿章》，都介绍了这个观点。

李鸿章在贤良寺西院内与随从及俄军军官合影

加深我对于李鸿章住在贤良寺印象的，是曾国藩孙女婿吴永的晚年回忆《庚子西狩丛谈》。吴永用了很多生动笔墨，描绘李鸿章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之后，被免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职务，挂着大学士和总理衙门大臣的头衔，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久居散地，终岁僦居贤良寺。”他描述说：

公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至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瞑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一侍者为之扑捏两腿；良久，始徐徐启目曰：“请君自便，予将就息矣，然且勿去。”时幕中尚有于公式枚等数人，予乃就往坐谈。约一二钟，侍者报中堂已起，予等乃复入室；稍谈数语，晚餐已具。晚间进食已少。饭罢后，予即乘间退出，公亦不复相留，稍稍看书作信，随即就寝。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更变。

吴永虽然没说李鸿章死于贤良寺，但他对李鸿章在贤良寺居住时栩栩如生的细节描绘，给我带来联想上的误导，一些李鸿章传记的作者恐怕也是如此。一直记得拜访王懋章先生的那个夜晚，我站在西跨院，想象着李鸿章背负双手，在屋檐下从东厢房到西厢房之间往复散步的情景。西跨院一年之后拆除了，空地上盖起了校尉小学，我多次拍过照，收录在《天公不语对枯棋》一书中。

此外，李鸿章的老部下，四川总督刘秉璋之子刘体信在《苌楚斋三笔》中也记录：

光绪庚辛之间，合肥李文忠公鸿章以议和居京，气体已衰，而饮啖甚豪。其家中虑其食多，恒量为裁制，文忠转不悦，常因食多致疾。西医属其不必多食，不听，属其不必食某物，亦不听。又属其万不可食糯米物，本日即饱食，次日仍自告西医。时合肥郑魁士总戎国俊亦在京，时至贤良寺行馆，文忠尝属其私购食物，藏于袖管带来。每总戎来见，文忠必尽逐诸客，幕客多戏谓之袖筒相会。……病故之前十日，因食多，致疾甚厉。西医因屡进忠言不听，直告之曰：“中堂再如是乱吃，必须死矣。”文忠不听而去，语人曰：“西医之言何戆也。”又逾七日，西医已谓万不能治。文忠之如夫人莫氏，即季皋侍郎经迈之生母，犹日求单方服之，未二日即病故。

最近，我阅读张佩纶家藏信札，却发现这些颇有背景的作者多年之后的回忆，远不如李鸿章去世前后当事人所写的信件来得准切。最近首次披露的张佩纶致侄子张人骏（时任山东巡抚）函，十分明确地地指出：李鸿章“殁于总部第中，盖七月病后销假，亦眠食需人，不能回贤良寺矣”。所谓“总部第”，即现在西总布胡同的宅第。

张佩纶致张人骏亲笔信

这带来了新结论。

总部胡同，因明朝的总捕衙门设在此地而称作总捕胡同。乾隆年间改作总部胡同，至清末改称总布胡同，且以朝阳门内南小街为界，分称东、西总布胡同。

再查史料，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二日（1898年10月16日）李鸿章致李经方函，落款处即写“仪翁书于总布胡同寓”。说明早在戊戌年间李鸿章即已入住，并非一直住在贤良寺的。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致李经方函，又作“仪翁书于总布胡同寓斋”。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约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二十八日上午“惠临贤良寺敝寓面谈一切。”接着，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离京南下广州。北京爆发义和团事变和八国联军的进攻。

闰八月十八日（1900年10月11日），李鸿章以议和全权大臣的身份，在俄国军队护送下，从天津重返满目疮痍的北京，住在贤良寺，也在这里接待访客。联军宣布，在北京城被占领的情况下，另一位议和大臣庆亲王奕劻的住地和贤良寺，为联军仅承认的“清国政府管辖的两个小院”。九月初六日，女儿鞠耦给他写信，信封地址是“速寄都城贤良寺”。以后家信，也都寄往贤良寺。

我所见到写有贤良寺的最后一个信封，是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三日。九月十八日张佩纶致李鸿章家信，出现了“都城总部胡同”地址。这个实寄封，与他致张人骏信件的内容，可以相互印证，说明两处居所，李鸿章都在使用。从某种程度上是否可以说，贤良寺更像是李的行辕，既具有办公见客的功能，又可以住宿，而为世人熟悉。总布胡同则是私宅，李鸿章生命的最后岁月，按照传统习惯，应当在家中寿终正寝，所以病重之后，他转回到总布胡同了。

张佩纶寄李鸿章，分别写有贤良寺和总部胡同地址的实寄封

谈判《辛丑条约》

我们知道，《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空前屈辱、赔款最大的一个不平等条约，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代表清政府在条约上签字，李鸿章为此背负卖国贼的恶名。其实，《辛丑条约》源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光绪两宫逃亡，中国面临被占领和瓜分的民族危机。八国联军入京，源于义和团攻打使馆，各地滥杀教民，清政府还向西方各国宣战。义和团源于山东教案引起的瓜分危机，和戊戌变法失败后洋人同情光绪皇帝，引起慈禧太后的怨恨。而戊戌变法，源于甲午战争失败后社会各阶层力图改革振兴改革的努力。这是一场绵延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中国第一次现代化进程失败后所面临的深刻危机，以一种扭曲和愚昧排外的形式表现出来。

对于现代化进程失败，李鸿章当然有不可逃避的历史责任。李鸿章很早认识到中西方的实力差距，主张学习西方先进军事装备和技术，但在每一场对外危机来临之时，他又认为既然打不过列强，就要避免决战，主张妥协。第一次现代化失败的转折点，是中国军队在甲午战争中的全军覆没，其中重要原因，是与贪腐、军事技能低劣和望风而逃、毫无必胜的信念直接相连。李鸿章后来在贤良寺里对吴永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乃必欲爽手扯破，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有何术能负其责？这是自我开脱，作为洋务运动的最高负责人，花费了巨大的国帑资源后，怎么能用一句轻飘飘的“裱糊匠”，就把自己的历史责任开脱掉呢？

但就事论事地说，李鸿章庚子年奉诏入京，是为了解决当时最严重的国家困境，通过谈判和妥协，让两宫平安回京，恢复主权和秩序。此时，清政府极度虚弱、首都被敌占领，从高级官员到普通百姓毫无颜面，军队也不具备抵抗的斗志。从下图李鸿章衣衫褴褛的轿夫随从，即可透射出大清帝国奄奄一息的惨状。

李鸿章从贤良寺乘轿出发，去进行议和谈判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曾经设想：

当是时，为李鸿章计者曰，拥两广自立，为亚细亚洲开一新政体，上也；督兵北上，勤王剿拳，以谢万国，中也；受命入京，投身虎口，行将为顽固党所甘心，下也。虽然第一义者，惟有非常之学识，非常之气魄，乃能行之，李鸿章非其人也。彼当四十年前方壮之时，尚不敢有破格之举，况八十老翁安能语此？故为此言者，非能知李鸿章之为人也。第二义近似矣，然其时广东实无一兵可用，且此举亦涉嫌疑，万一廷臣与李不相能者，加以称兵犯厥之名，是骑虎而不能下也，李之衰甚矣！方日思苟且迁就，以保全身名，斯亦非其所能及也。虽然，彼固曾熟审于第三义，而有以自择。

从后来披露的史料看，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曾经谋划过“两广独立”，拥李鸿章为王或总统，联络流亡日本的孙中山来施行新政。孙中山在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陪同下已经乘船到达香港外海，但李鸿章最终选择第三策，北上与各国谈判和约。这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使命。

但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却得到朝野的普遍赞扬，与后来史书中千夫所指的气氛完全不同。时人说他“晚年因中日一役，未免为舆论所集矢，然自此番再起，全国人士皆知扶危定倾，拯此大难，毕竟非公莫属，渐觉誉多而毁少，黄花晚节，重见芬香，此亦公之返照也。” 梁启超也说，“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他对李鸿章，总体上说佩服的，而非简单地斥之“卖国”。

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在签署《辛丑条约》时与各国公使合影

前些年有部流行的电视剧，说在《辛丑条约》签字时，庆亲王奕劻踌躇不定，手一直发抖，几次拿笔又放下。李鸿章对庆王说的“人最难写的就是自己的名字，签在这卖国条约上，就是千古骂名，王爷还年轻，路还长着呢，还是由我来吧”。这显然是令人惊讶的胡编乱造。若无流亡西安的清政府批准，若无首席全权王大臣签字，列强能够承认条约的合法性吗？

在京期间，李鸿章承担巨大压力与列强周旋谈判，筋疲力尽、身心憔悴，最后抑郁而亡。若说他私下还有什么个人快感，恐怕是借洋人之口，迫使朝廷诛杀和放逐了官场中几个最顽固保守、盲目排外的政治对手，同时保全慈禧太后本人不被追究。他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岂会主动代庆王背锅，去独自签订什么“卖国条约”？

李鸿章临终情景

关于李鸿章临终的情形，在前述张佩纶致张人骏的信中透露了重要信息：

傅相八月初赏假，老怀甚喜。至廿日假满，仍是委顿。闺人（即张佩纶夫人李经璹）电请续假而傅相不许，然久坐即腰酸，动即遗矢满袴，心以为危。销假后，尚是季皋（李经迈）之生母（即李鸿章妾莫氏）与长孙国杰分班守下半夜。庆邸赴豫，行留部分，未免过劳。兼之俄约棘手，心中更多郁闷。十九夜陡然吐血，洋医以为胃血，吾谓直是肝郁所致耳，痛哉痛哉！

此前，七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已患感冒，鼻塞声重，精神困倦。但由于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为签订和约的日子，他还是抱病前往西班牙公使馆画押，回来后病情加重，寒热间作，痰咳不止，饮食不进，心中满是悲愤和无奈。八月一日，慈禧太后懿旨赏假二十天。在此期间，八国联军开始从北京撤退，太后、光绪两宫从西安准备回京，李鸿章和庆王继续就相关事项与外国公使洽谈。二十一日，李鸿章电奏：“静养两旬，诸病痊愈，惟身体软弱，腰腿酸痛，尚可力疾从公，应请销假。” 二十九日，庆亲王奉旨前往河南迎銮，北京的局面和剩下的交涉就交李鸿章一人承担。

这一时期，李与俄国谈判俄军从东北撤退极不顺利，俄国人还增加了要求中方向华俄道胜银行转让路矿权益的内容。他的健康继续恶化。用张佩纶的话，久坐腰酸，稍动则大便失禁。这样的衰弱状态下，九月十九日仍去俄国使馆谈判和争吵，回来后呕血一碗，医生说是胃血管破裂，必须静养，只能服食鸡汤、牛奶、参汤等流汁。李的病症加剧，绝非刘体信所述“贪食”引起。

此后还有随员记录，说他语多舌强，所论皆公事时事，心神似觉恍惚。但在对俄交涉上，始终没有退让。吴汝纶说：“傅相遍体皆老，独脑气不老。此公关国休戚，祝其长生者。殆遍天下也。”二十五日，李鸿章之子经述、经迈致电盛宣怀，说父亲以庆王不在，恐怕事情延搁，总是不尊医嘱，起床办事，而身体难以支撑。请他密电枢府，将病情如实报告以争取假期休息。“中外以此老为孤注，亦宜加以护惜，留以有待。”

也在这个时候，盛宣怀忙不迭地为太后回銮的专车采购各色器物和食品。本来下令向洋人宣战，又被洋人打得逃往太原、西安的太后，现在乘坐的御用火车车厢里，要配置镀金钢丝外国铜床，御床用洋绸枕头，红外国缎黑缎镶褥。黄、红绒背垫外国单靠椅，大餐陈设用五色玻璃插花大花瓶，镀银西式刀叉，高脚玻璃酒杯，细洋瓷咖啡具，甚至还有进口葡萄酒、咖啡、外国辣子、外国酱油，香水、牙刷和肥皂盒。

李鸿章于九月二十七日（1901年11月7日）上午11时去世。西医说他违背医嘱坐起来工作，所以身体迅速恶化。“出血已经基本得到控制。”美国医生满乐道说，“慢性胃炎和持续恶心造成的情况，病人只能服用最温和的流质食物。昨天李鸿章很愉快且不再疼痛，但今天早上2点他失去意识，并且不再能够吐痰。”留京办事大臣那桐则记录，他在二十六日已经觉得李鸿章危在旦夕，遂致电行在军机处，请朝廷预备重臣接替李鸿章；给庆王发电，向他通报情况；又给布政使周馥发电，要他迅速来京照料。

老部下周馥赶到时，李鸿章已身着殓衣，处于呼之能应口不能语的状态。延至次日中午，目犹瞠视不瞑。周馥哭号着说：

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

李鸿章忽然目张口动，欲语泪流。周馥一面哭号，一面用手抚其眼睑，李鸿章的双眼方才合上，须臾气绝。（见《周馥自定年谱》）他的遗诗吟到：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死后的报道和哀荣

李鸿章死了，次日，上海《申报》在第二版上发出一条简讯：

昨日午后四下钟越三十分时，京师飞传专电到来，译悉：本日午刻，李傅相开缺。因患呕血。电文甚简，余未及详。（见《译电传合肥傅相开缺事》，《申报》，1901年11月8日）

万里之外，《纽约时报》的消息则详细得多：

北京11月7日消息。李鸿章今天上午11时去世。他的身体状况从昨天（周三）上午开始恶化。

美国记者的报道还写道：

前一天晚上9时，李鸿章已经穿上了寿衣。衙门的院子里放满了实物大小的纸马纸椅、纸扎的苦力挑夫，这些是李的朋友赠送的。根据中国风俗，纸人纸马将被焚烧，以随他的灵魂去天堂。

李鸿章去世时，他的夫人和两个儿子以及女儿和他在一起。

衙门挤满了中国官员。召唤庆亲王的电报已经发出，他现在正在觐见朝廷的路上。庆亲王被认为将总体负责政府事务。电报还自保定府召唤布政使周馥前来，他将在李的继任者被任命之前护理直隶总督，继任者可能是袁世凯。

中国官员有些难以料想李鸿章去世对大众的影响。为防止潜在的反对外国人的示威，中国将军们已在城里布置军队以控制局面。不过出现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小。

外国公使吊唁李鸿章

还有外国画报配上插图，并对驻京外国公使的吊唁做了介绍：

外交团在李鸿章去世后第三天拜访李鸿章的家人并表示哀悼。他们受到了北京高级官员的接待。外交团首席，奥地利公使齐干作为发言人向死者的儿子作了简短致辞。李的两个儿子穿着白色的丧服，戴着模样古怪、似乎是用玉米杆编成的皇冠式帽子。在死者遗体供人瞻仰期间，房屋前搭了一座亭阁，亭阁中央有个祭坛，上面有个香炉用来盛放香灰。祭坛脚下堆着供品，背后有一块碑，记载着死者的荣誉和美德。吊唁结束时，公使们来到祭坛前逐一鞠躬。

二十七日这天，慈禧、光绪两宫从河南汜水启銮，下午到达开封府荥阳县。这时接到电报，获悉李鸿章于午刻逝世。随行的吴永写道：“闻两宫并震悼失次；随扈人员，乃至宫监卫士，无不相顾错愕，如梁倾栋折、骤失倚侍者。”随即公布上谕，赐谥号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后来还追加了多项恩赐，其中有一项，是在他立功省份，建立专祠，进行纪念。可见在当时，享受到极高规格的哀荣。

北京宅第改建为祠堂

关于李鸿章临终前的两个住地的细微之别，目前除张佩纶、李鸿章的信件提到之外，我们所知甚少。外国公使吊唁的灵堂，《纽约时报》称作“李鸿章最后的衙门”（the late Li-Hung-Chang's yamen），估计是在贤良寺。其实这两处地方距离甚近，沿贤良寺正门所在的煤渣胡同东行至西单北大街，路对面就是东堂子胡同，总理衙门设在这里。向南折拐，是石大人胡同（今外交部街），再往南，就是西总布胡同。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重要导火线，德国公使克林德（Baron Clemens Ketteler）是在胡同口被神机营章京恩海击毙的。《辛丑条约》第一款，就是在此建一座纪念牌坊。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牌坊被拆迁到中山公园。

贤良寺和总布胡同示意图

由于后来李鸿章祠堂设在西总布胡同27号，我们由此确定这座宅第的确切地址。至于产权是租赁还是自购，目前还见到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李鸿章致盛宣怀电报中提及：“总布胡同住宅既有成说，务勿为浮言所惑。”这个新课题的诸多细节，尚待继续考证。

据记载 李鸿章祠堂旧时门牌15号，在西总布胡同中段北侧，坐北朝南，后墙至外交部街南侧。祠堂名“表忠祠”，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李鸿章寓所改建而成。祠堂长144米，宽58米，占地面积八千多平方米。主体建筑为大门、仪门、前殿、享堂及东西配殿、碑亭等建筑构成的二进四合院，主要建筑顶部均覆黑琉璃瓦。享堂三楹，为歇山顶斗拱式样，前有月台三出陛。院墙砖砌，外抹红垩土，顶部覆灰色筒瓦，显然是在民居基础上做了改造，以符合祠堂的规范。

刘秉璋的另一位儿子刘体智说，慈禧太后本来想让李鸿章配享太庙，被军机大臣鹿传霖的一句话搅黄了。当时鹿传麟65岁，拙于言论，耳已重听，但在关键场合、关键岗位，“为福不足，为害有余。”当时枢臣代拟懿旨，鹿传麟突然问道：“祀于何处？”即跟在哪位先帝的排位之后？各位同僚便掐指盘算：若配享文宗，则咸丰朝时李鸿章刚刚入仕，未立功勋；配享穆宗，则同治朝中兴勋业，不乏其人，未可显分厚薄；至于当下，光绪帝活得好好的，更不可行。这样便觉得懿旨难于措词。事情就搁置下来。

配享未成，便建祠堂。李鸿章有多个祠堂，按照以往“立功”的省份，分别设在上海、天津、保定、南京等地。北京则显得特别，大官们都在这里上班，谁有特别的功劳呢？然而李鸿章可以，他凭着庚子议和，成为清代唯一在京师建立专祠的汉人官吏。

李鸿章祠堂落成后迎神牌进入

1949年以后，李鸿章祠堂被改为北京市第一人民文化馆分馆、东单区文化馆、东城区文化馆。1978年拆除前院建筑及大门，建成两层的东城区文化办公室的办公楼。1991年拆除后院享堂、配殿，建成四层楼房，东城区档案局和档案馆迁入，大门改向北开，门牌为外交部街甲28号。整个李鸿章祠堂，目前仅剩余一段红色的院墙。

目前李鸿章祠堂仅剩的一段红色围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