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文化:“五月风暴”爆发的时候,你在哪里,有亲身参与吗?
塔达科夫斯基:这取决于你怎么定义“参与”了(笑)。我当时是大学预科班里的历史系学生,在预科班里准备巴黎高师的入学考试。当五月风暴开始的时候,预科班停课了,学生们来到教育部,教育部同意将入学考试推迟到当年的9月,于是我们就自由了,有很多时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当时所有巴黎预科学校——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学科——的学生都去了朱西厄大学区(在巴黎市中心紧挨着拉丁区的一片校区,后来的巴黎六大校址),那是一片刚刚建成不久的大学区,坐落在巴黎市中心,标志性建筑是一座高塔。学生们占领了部分校区,接下来的六周,我们都待在大学里,大家不停地交谈,谈论历史、哲学和文学。我个人是不同意街垒的,但参与了很多街头示威,试图通过讨论和行动想象一种未来。六月,法国进行了大选,一切就告一段落了。
界面文化:一些学者认为,五月风暴是一场自发的、去中心化的群众运动,有很大的偶然性,你怎么看?
塔达科夫斯基:实际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在1966年、1967年的时候,法国国内已经存在很多斗争,这些斗争涵盖了各种各样的议题,包括反战、年轻人争取上大学的权利,也包括工人的薪酬。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年的斗争产生了什么实质性的成果。1968年延续了这种情况,并且把斗争推向了高潮。在1968年5月10日“街垒之夜”后,许多学生被逮捕了,学生组织在设法营救他们;5月13日,巴黎爆发大规模示威,许多学生和工会成员都参与了,这些行动都不可能是自发的。在这次示威之后,一些学生决定占领索邦大学。对于索邦大学的占领,可以说是自发的,但是工厂长达几个月的罢工,肯定是工会组织的。我的观点是,由于巴黎大规模的罢工,整个巴黎停滞了,没有火车、公共交通,所有人都只能走路,只能通过电话相互联系。这给了学生和所有人一个“时空”(space-time)去做点别的,这是一种介于自发的和有组织的之间的状态。
被学生占领的索邦大学
界面文化:五月风暴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席卷全球的一系列社会运动浪潮中的一部分,与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同时期爆发的社会运动相比,法国有什么特殊之处?
塔达科夫斯基:这是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在当时的绝大部分运动中,“代际问题”和“反战”都是很重要的主题,也许东欧的情况不同,但西欧和北美都是如此。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当时席卷世界的社会运动是一种代际反叛,但是每个国家又有其独特的政治议题。事实上,在1967年的时候,法国西部就已经开始筑起街垒,已经有大学被占领的情况,在法国西部,“六八”发生在1967年,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但没有人在意。但巴黎不同,巴黎是一个革命的地标,当巴黎街头筑起街垒,对于法国和全世界来说,意义就很不同了。
巴黎街垒
界面文化:五月风暴是由学生发起的,很快得到了工人、艺术家、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的响应,这种团结何以可能?
塔达科夫斯基:称其为一种“团结”可能有点夸大了。在1968年之前,工会、学生,包括一些农民就已经分别开始行动,但同时,运动本身也的确促进了团结。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在1968年之前,法国的大学经历了民主化,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够上大学,但是工人阶级的孩子中有大约5%可以上大学,像我这样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也有很多可以上大学。5月10日晚至5月11日的“街垒之夜”导致了一些暴力冲突,虽然没有人死亡,但有一百多名学生受伤和被捕,当人们(中年人)在报纸上看到新闻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这是我们的孩子”。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有超过100名阿尔及利亚人在巴黎的街头被杀,但没人在乎,因为这些人“不是他们的孩子”。第二,还是与阿尔及利亚战争有关,从1940年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的时候),法国一直处于战争之中。对于法国人来说,1962是二十多年来他们第一次感到,战争彻底结束了。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叫做“战争文化”,即在战争时期,社会文化要比平时暴力得多,战争结束后,人们对暴力的容忍度就低了很多,在这种情况下,目睹了街头暴力的法国人觉得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受伤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