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专栏《游荡集》｜腾讯 · 大家

源济

许知远：两种逃离 

原创 2018-04-07 许知远 大家

一

“你怎么看这部片子？”我指着手中《昆西四季：约翰·伯格的四幅肖像》，封面上是白发伯格线条清晰的侧脸与扭过头来的蒂尔达·斯文顿，那个消瘦、冷傲的模特与演员，也是这部片子的导演。

“实在太难看了”，杰夫·戴尔脱口而出，“这很做作……让人觉得难堪、尴尬”。我没追问原因，因为我尚未看过全片，但几分钟的片花，让我觉得相当迷人。他的回答一定有英式恶作剧的成分，但也透露了部分的真实。约翰·伯格是杰夫·戴尔智识上的英雄，鼓励他踏上写作之路。他人的诠释总会有隔膜，虽然这诠释来自一位与众不同的女模特。做一个并不恰当的类比，这多少像是刘雯拍了一部关于木心的纪录片，你问陈丹青的观感如何。当然，丹青的回应必更开放、富有礼貌。

这个小插曲并没缓解初见面的尴尬，在最初的五分钟，我一直在擦汗。这与头顶的摄影灯有关，也源自紧张，我渴慕他的写作与生活。

杰夫·戴尔(Geoff Dyer)

四年前的一个夜晚，我读到杰夫·戴尔。我刚拿到一笔数目可观的投资， 它给我带来一种意外的快感，除去阅读与写作，我还可以成为一个创业家，没能拥有海明威式的生活，但有机会开一家中国的莎士比亚书店。

可惜，这快感过于短暂。它随即转化成无穷无尽的焦虑，一个商业组织的所有细节问题都令我焦头烂额，我终于意识到，就像有人天然对词语或颜色敏感，还有人能敏锐地看到金钱的流动，我显然看不到，还发现之前对词语的敏感也正在丢失。很多时刻，心中乱作一团，伴随着灼热。

我偶然翻到《懒人瑜伽》。如今，我几乎忘记了其内容，语调与气氛却萦绕脑中。那股懒散、不经意、性的气息，还有贯穿一切的敏锐。我很是幻想了一下那位穿红色比基尼的瑜伽教练，还有巴黎那没头没脑的一幕。有那么一刻，杰夫·戴尔将我从创业焦躁中拯救出来，但很快，一种新的焦躁涌来。我觉得自己选错了人生方向，我本该过他这样的闲荡生活，却被困在花家地。

从此，杰夫·戴尔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买来了他各种版本的作品，喜欢它们排列在书架上，散落在卧室、卫生间里。他不是反复要读的作家，甚至我从未认真读过，他最富盛名的爵士乐作品《然而，很美》，尽管只是薄薄的小册子，我也没读完。它们像是对另一种生活可能性的提醒，这位戴尔先生自牛津毕业以来就没做过一份正经工作，他有一种天然的“反职业”的倾向，甚至就写作而言，都无法建立起某种连续性，刚尝试了传记，就跳到了小说，又是旅行与摄影写作，然后就追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跳跃中，又有着显著的连续性，那迷人的混杂性文体——描述、评论、思辨、历史、游记、哲学，他想起什么，就把它拽进来。他执意于这种不可归类，我也着迷于此。连我们的精神谱系也颇为相似，本雅明、佩索阿、尼采，当然还有约翰·伯格，他们都是批评眼光与个人抒情之结合，有着永不停息的自我分析的冲动。

杰夫·戴尔将来北京的消息传来时，我的好奇心被激起，与他坐下喝一杯啤酒，谈谈拉丁区的巴黎姑娘，洛杉矶的落日，以及如何构思一本新书，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再次购买了他的作品，一套小开本精装，适合握在手中。但我根本没时间读它，偶尔翻开时，心中竟生起了一股厌倦，原本迷人的自我分析显得絮絮叨叨，它不能带我逃离，反而增加了烦躁。这些絮叨更适合出现在《卫报》、《伦敦书评》，被控制在一页纸上，不该被延展成一本书。

或许，这缘于新的焦灼。四年过去了，我仍没成为一个职业的闲荡者。我被困在一家公司里，为下一笔投资发愁。我愤愤不平，觉得自己本该像他一样周游世界，看着自己的书被翻译成不同文字，再随时淡淡地爱上一位陌生人。

我们没喝成啤酒。我们在一个下午见面，而且是一个看似正经的访问。这位文字中散漫异常的戴尔先生，坚持饮酒时间要从傍晚开始。又瘦又高的杰夫·戴尔就坐在面前，还夸赞了我的鞋子。我却不知该说些什么，他所有的内心活动、思想方式都在他的书中展现无遗，我还要再问他如何去写作D·H·劳伦斯、对塔尔科斯基的视觉语言的评论，或是写作传统的追溯吗？我最想和他谈论女人与酒精，问问他的妻子怎样忍受他脑子里那些想入非非，倘若实践这些想入非非，他会有某种道德顾忌吗？但这不是个好时机，丢掉摄像机与旁观者的嘈杂酒吧才是理想去所。

我也下意识地感觉，所有过分明确的问题都不该用在他身上。他代表的是一种感觉，一种气氛，一种不能明确划分的思维与审美状态。我还有一种浅浅的自卑，我觉得缺乏他的纤细感受力，没有他的文化理解力。我的那套对时代情绪、转折点的提问方式，在这种纤细与模糊面前，显得笨拙、乏味。

最终，一切还是从约翰·伯格开始，这最安全。我记得那个著名的场景，从牛津毕业不久、一心想成为作家的杰夫·戴尔，受命去采访伯格，一位著名、独特，他深深仰慕的作家。采访的部分没有太多的记忆，采访结束后，伯格带这个瘦长、紧张的年轻人去酒吧喝一杯，并询问他诸多问题，一场真正的谈话才算开始。伯格两年前去世时，杰夫在《卫报》上写下了这则短短的回忆，它击中了我的心。在潜意识里，我总是渴望这样一位Mentor的出现。它是我对一个更辽阔、丰富世界的期待，或许也是我过分脆弱的自信的象征，总等待更强有力灵魂的认可。

杰夫·戴尔与约翰·伯格，摄影：Jean Mohr

接下来的交谈顺理成章，我们都像努力配合对方的感受，分享了对Bruce Chatwin与Jan Morris的看法。但说到卡普钦斯基的名字时，我们都兴奋起来。

二

我很晚才听说卡普钦斯基。或许是在2007年他逝世后，《经济学人》在讣告上称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记者之一，把新闻作品带入文学高度，为此获得六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他波兰人的身份与文学才能都让我产生好奇。我习惯了伟大的记者来自于英语世界，一个波兰人如何获得这样的影响？我也对于记者被低估的创造力耿耿于怀，人们总把赞誉给予小说、戏剧、诗歌，习惯性地忽略报道、散文、评论。我买过他主要作品的英译版，《皇帝》、《足球战争》、《帝国》、《与希罗多德去旅行》，被他的广阔性、传奇色彩、还有那致命的孤独所吸引。

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

从1956年第一次前往印度以来，他游遍一百多个国家，其中拉美、非洲、中东等地尤为特殊，他夸耀自己身经了27次革命和政变，40多次被关押，4次从死刑宣判中逃生……在充满暴力的陌生世界，他常孤身一人，也常陷于饥饿与恐惧。孤独不仅是身体与精神上，还是一种身份上的——一个波兰人该怎样理解这动荡的世界？他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他是社会主义理想的信仰者，又对权力的腐化高度敏感。这些异域戏剧——很多是关于独裁与专制的残酷与倒台——都像是对他的祖国困境的映射。对于波兰读者来说，这些报道既充满异域风情，帮助他们逃离现实的烦闷，又是对他们生活的映射。

“他很清楚，悲哀可以转化成思想，也可以转化为失望和沮丧、漠然和麻木。他命令在全国开展各种娱乐游戏活动、盛大喜庆活动和化妆舞会”、“智者就要干脆忘掉如何思维，而在麻木中苟且偷生”。当1976年的波兰人读到这种语句时，他们不会觉得这仅仅是埃塞尔比亚的故事，它也发生在波兰。

卡普钦斯基处于一个暧昧的地带中。他是官方派驻的海外记者，他需要与官方维持恰当的关系来保住这个职位。当他在这些陷于冷战格局的地区时，他发现苏联支持的左派力量，常是这个地区的解放力量。他的看法常与他的波兰朋友不同，后者感到的是无尽压抑与停滞。

卡普钦斯基在非洲

“人克服了恐惧，感到自由。没有这一点，是不会产生革命的。” 在《Shah of Shahs》中，卡普钦斯基写道。他描绘的是1979年巴列维政权倒台。当团结工会运动在1980年兴起时，他作为一名著名的文化人物到场，发现了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气氛。这个社会像是突然获得了一种自尊。这再次印证了卡普钦斯基的长期来的观察，突然爆发的反抗运动，从来不是关于面包与工资，它是源于受伤的自尊。你被当权者一次次的羞辱，终有一刻这愤怒会转化成巨大力量。

卡普钦斯基在海外的勇敢无畏，在自己的祖国却消失了。他寄望于波兰政府自身改革，也担心倘若公然与当局决裂，就会失去海外采访的机会。他在道德选择上暧昧不清。

似乎是2011年的深秋，我在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买到《雷沙德·卡普钦斯基：一生》。封面上，卡普钦斯基正在抽烟、表情严肃、眼光锐利，像是老电影中的间谍——性感、神秘。

我把这本书摆在书架上，每当心情烦闷，就翻上几页。一般是躺在四楼办公室的黑皮沙发上，我感到被日常活动所消耗，害怕丢失自己，恐惧精神上的封闭性。只有在陌生的环境中，我才感人生没有虚度，也害怕那种无所附着之感，无限的自由反而变成新的桎梏。先是在剑桥、然后是伯克利，我一再地确认，我成不了那种四海为家的作家，仅仅把归属感建立于文字与思想中。我需要那种紧密的小团体，它提供家庭式的亲密感、行动时的力量感，当这一切具备时，我才能享受疏离、旁观。

我还记得一个的细节。卡普钦斯基有很多情人，按照他的一位传记作家描述，这些关系都是三个月模式。在这期间，卡普钦斯基浪漫、热情、带着迷人的神秘气息，接着他就消失。他也必须消失，他要回到他正在写的书，要回到他的报道的现场——可能是埃塞俄比亚、伊朗，也可能是智利、墨西哥……

除去这即兴的情感，他还有位忠诚的、稳固的妻子，她照料他生活的一切。当他在华沙外的公路上爆胎时，他的电话会打给她，而不是道路管理中心。他必须在变化与稳固间找到某种平衡。

“他是个复杂的人，生活在一个纠缠的时代，同时处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世界。”卡普钦斯基去世后，他的一位情人评价说。

三

杰夫·戴尔遗憾于卡普钦斯基没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这或许是非虚构作家的某种愤愤不平，只因为他书写的是真实事件，就不如虚构出的故事吗？“他的很多报道细节被证明是失真的，是想象出来的”，杰夫·戴尔戏谑说，“那他就更该得奖了。”

与卡普钦斯基相比，杰夫·戴尔太过轻盈。他躲避危险，“如果可以选择另一种人生，我也愿意成为驻外记者。我感兴趣的可能是和其他记者的聚会，当外面在闹革命时，我们在喝酒”。

卡普钦斯基寻找历史现场，杰夫·戴尔则抱有一种反事件姿态，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或许更能展露人生的本质。他可以自辩说，这是文学的冒险，乔伊斯仅仅坐在书桌前，就可以过上充满冒险的一生。

在这漫无目的的交谈后，我获得了某种释然，似乎一场虚拟的关于冒险的谈话，就令人满足。我那么渴望逃离，不过是一种孱弱的渴望。

本文为许知远专栏《游荡集》第一篇。

源济

许知远：北平的味道 

原创 2018-04-22 许知远 大家

一

海棠花落了一地。经过阴雨、飘雪、冰雹的一周后，春天还是回来了。在花家地社科院的大门口，我在等叫的车。有了电子导航的司机们丧失了基本的方向感，时常要吼上两次，他们才能找到一个再明确不过的地点。

我有些恍惚，既因昨夜糟糕的睡眠，也与正在读的这本书有关。封面模糊看出一个着马褂的男子，“侠隐”二字大咧咧地印在他的胸前。连续三天，我沉浸在张北海描述的北平之中：英俊敏感的李天然，如何寻仇，如何卷入中日危机，又如何与几个迷人女子卷入或深或浅的情感。这是1936年的北平，一切皆有可能。

这是一次迟来的阅读。三年前一个深秋之夜，我见到张北海。在后海旁的一个院落，他回忆起塑造了人生的三个城市：四十年代的北平、五十年代的台北，还有六十年代的洛杉矶。

他消瘦、修长，颈上绕一条窄巾，带棒球帽，穿白色运动鞋。他鹰爪般的手指钻进冰桶，颤抖却有力地将冰块扔进酒杯，单一麦芽威士忌他尤其钟爱。他身上有少见的酷，那是北平的公子哥儿与纽约的波希米亚混合出来的质地。他喜欢白光与詹姆斯·迪恩, 他自己的牛仔裤后袋里常揣着小酒壶。

1936年到1940年代末，他出生、成长在北平，一个不断被攻占与解放的城市，一种要消失的文明；然后是台北，它处于冷战前沿，一切风雨飘摇又压抑不堪； 1962年，他匆忙地逃离，赶上美国的六十年代，对一个年轻人（倘若你不需要去越南打仗）那是再好不过的时代，你可以在摇滚乐、大麻、性解放中探索个人自由，同时加入反战、平权运动追寻社会公正。

他那晚略显羞涩，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演讲，为此手里还攥了几张卡片，以防过分信马由缰。可他让人着迷的不正是这信马由缰吗？从炸酱面、牛仔裤到好莱坞、东非景象，他的文章散漫不羁，他的读者也是。多年来，他为一群隐形的读者写作，他们散布在香港、台湾、新加坡、纽约、洛杉矶、伦敦，归属于那个确定存在，但无法确定描述的海外华人社区。我很少看到一个中国作家像他这样四处飘荡，且又安于这飘荡。我尤喜欢他对醉酒的描述：“因为酒在体内消失的过程反而使你更烦、更闷，于是你就再来一杯，希望能再回到慢慢进入高潮过程中的那种舒畅感觉。但问题是，这个高潮一去不返。你永远无法再回到从前。除非你再真的完全清醒之后从头来过。那多麻烦！于是你就又来一杯……是高潮过后这一杯又一杯，最终送你进入醉乡。长远下去，还使你肝硬化。”

他还对我讲了李小龙的故事。六十年代，他在洛杉矶一家花店打工，曾卖花给这位尚未成名的巨星，后者在付钱后，对一脸懵懂的他说：catch me on TV。几年后，在内罗毕工作的张北海，发现非洲乡下孩子都向他这个华人面孔叫喊Bruce Lee。这个插曲反映了他的特性，他是个旁观者，喜欢不经意的欣喜。

他的弱点似乎也在于此。五花八门的经验常只是欢快的流水账，没转化成对个人与时代的思考。他的文章总是滋味清淡，缺乏一种充分满足感。

很可惜，那时我尚未读到他的《侠隐》。在多年散文写作后，他写了这样一部侠义小说，背景是中日战争前的北平。但我记得他讲过的一个细节：那几年，他如此沉浸于对北平细节的构建，以至于在彻夜写作后的清晨，他出去买咖啡，在皇后区的街头，心生恍惚，竟会感慨“为什么今天的北平有了这么多外国人”。

张北海

二

在这个傍晚，我似乎看了书中的关巧红。看手机时，一个身穿蓝色紧身裙的姑娘从我身边晃过。她留着齐耳短发，低着头、夹着一个红色笔记本。她经过一家文具店，一家复印店，然后是一个福州老板娘的牛杂店……这些小店都有着红蓝相间的丑陋招牌，北京、上海到每个县城与小镇皆随处可见，倒是与黄色、橙色、蓝色的共享单车相配。而这线条柔和的紧身蓝裙，像是意外的闯入者。

是她低头的姿态，摇摆的腰身，还是缺觉带来的恍惚，让我想起了烟袋斜街那个动人的寡妇？关巧红会剪裁长衫，陪你散步，故意塞错一方手帕，融化你所有的紧张与狂乱，倘若你落难，她定挺身而出。她穿白色单褂，是“清清爽爽的瓜子脸，没擦脂粉，亮亮的眼珠……浅红的唇，满满的胸”。

然而最终开到眼前的是一辆黑色大众，不是黄包车。我倒希望穿着白衬衣的司机是祥子的模样，能逆行截住在京密路等红灯的蓝裙姑娘，问问她，是否也姓关。

出于一个过分功利的目的，我开始阅读《侠隐》。我要去采访姜文，他的新电影基于这本小说，并改成了一个豪不诗意的名字，《邪不压正》。我曾着迷于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但军队大院视角能捕捉到北平的气味吗？姜文已描述过他心目中的民国，它是黄四郎的鹅城、马走日的上海，它们却更像《动物凶猛》的延伸，富有诱惑，却不那么恰当。

《侠隐》的语调与行文，让我很快忘掉了姜文。“东单、西单、灯市口、王府井，到处都摆着月饼、兔儿爷、菊花、供果。还有卖风筝的，卖蛐蛐儿的”，“饿了就找个小馆，叫上几十个羊肉饺子，要不就猪肉包子，韭菜盒子。馋了就再找个地儿来碗豆汁儿，牛骨髓油茶”，北平风味顺着纸面自然溢出，溢出的还有那些迷人的北平女人——把李天然的手按上自己胸脯的关巧红，在南下火车上抛出银色打火机的唐凤仪。这本小说唤醒了我一种生理感受，它强烈又淡然，喧闹又静谧，紧张又闲散，古老又年轻，直截了当又暧昧不清。城中男男女女的仇恨与怀疑最终都被柔情所包裹。

小说主角既是侠客、投机者、抗日英雄，也是北平。这城市有颓废之美，“那象牙小壶，那黑黑褐褐的烟膏，那细细长长的针，那青白色的鸦片灯，那个老古董烟床，那个伺候烟的小丫头”，与此同时，北平也拥抱全球文化，客串编辑的侠客要编译有关卓别林《摩登时代》、放弃王位的爱德华八世、胡佛水坝的文章，编辑助理小苏则投奔延安，这是她眼中的未来。

这也是动荡中的北平，老奶奶感慨“庚子那年，八国联军进来，我都没怕……如今还怕个小日本儿”，马凯大夫则说没赶上甲午与义和团，“可是赶上了辛亥革命，成立民国，赶上了袁世凯称帝，完后的军阀割据混战，赶上了孙中山去世，就在我们‘协和’，赶上了北伐，跟打到去年的内战，赶上了沈阳事变……现在又赶上了一次中日战争”。这些动荡却也激活了这座城市，让它从帝国权力中心的桎梏解放出来。南京是南方权力中心，延安代表新兴权力，北平反而变成了前沿，充斥着种种冲突与不确定。琐碎的日常生活，都因这动荡而散发出独特魅力。

三

这个北平离我太过遥远。在王朔小说与姜文的影像中，我感受到的是一个看似自由，实则充满权力气息的北京。从北平到北京，就像从Rangoon到Yangon、圣彼得堡到列宁格勒，或是西贡到胡志明市，简单名字变化背后是城市味道、颜色、节奏以及一整套生活方式的变化。如今，就连王朔与姜文的北京都离我远去了，一个崭新的北京正在兴起。这个北京的味道是什么？一位住在望京的朋友说，那是泡菜的味道，他的社区都是韩国人。

这城市正在发生新蜕变，五颜六色的外卖摩托车取代了黄包车，烟袋斜街已变成丽江的拙劣翻版，尽管广福观犹在，或许关巧红与唐风仪早已投身于视频直播，一种无处不在的权力感四处弥漫。

或许，这也正是我们回忆北平的最佳时机。所有最美好的一刻，都是在想象与误读中到来的。

本文为许知远专栏《游荡集》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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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济

许知远：一个意外的预言家 

 大家  2018-05-12

作者 许知远

最初，我带着一丝轻视。

它是习惯性的，对于所有过分流行的人与物，我总抱着某种怀疑；它也是智识性的，我很难相信一个毫不费力地从石器时代跳到人工智能的学术体系中没有轻佻；它或许还是自卫性的，这个人和我同龄，也以谈论理念为生，却取得如此欢呼。

人人都在谈论尤瓦尔·赫拉利。这位希伯莱大学的年轻教授，曾是一名边缘的中世纪军事史专家。2011年出版的《人类简史》，戏剧性地改写了他的命运。这本以希伯莱文写作的通俗历史书，在以色列的畅销榜上盘桓了三年之久，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行销世界各地，几乎登上每一个销售排行榜。

尤瓦尔·赫拉利

这种流行出乎意料又可以理解。他用现代极简主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认知革命”、“科学革命”这样的标签，将七千年人类历史，浓缩到几百页的书中。比起归纳历史，预测未来更有吸引力，他接着写作了《未来简史》，并作出了大胆预言：人工智能将发展成一个无比复杂的系统，最终取代人类，“智人”将面临消亡，他可以选择成为智神（Homo Deus），或是一个被淘汰的无用阶层， “这一群人没有任何经济、政治或艺术价值，对社会的繁荣、力量和荣耀也没有任何贡献”。

书的行文与论调，符合时代情绪。时代的巨变被深刻感知，新技术革命正在摧毁既有的秩序，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也因此，人们都想抓住一些更确定的东西，渴望用一种简明的方式来了解所处时代。它还有一种显著的紧迫感，一切都在加速，倘若不抓住新潮流，就会被迅速抛弃。这些情绪催生出一种速成的，TED式的知识潮流，你要在18分钟内对一个重大问题作出诠释，给出解决方案，要夹带适当的俏皮话，还要让听众与读者误以为他们抓住了问题本质。

这也是令人不满的知识潮流，让我想起伏尔泰将近三百年前的抱怨：“每个人都假装是几何学家与物理学家，情感、想象力与美惠三女神倍受冷淡。”那是1735年的巴黎，整个欧洲正沉浸于科学革命的风潮中，牛顿是最受崇敬的英雄。如今，每个人都假装是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专家，推崇算法的程序员与创业家是新英雄，不仅美惠三女神无容身之地，人类也多余了。

这潮流似乎不可逆转。启蒙思想家们虽然愤愤不平于科学的拥趸远比诗歌、哲学的要多，却也主动将科学原理纳入对社会、情感的研究。他们把科学视作一种新力量，将人类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在贵妇的沙龙中，才华横溢的他们喋喋不休于对世界的崭新看法，贵妇的沙龙就是那时的TED讲台。他们也试图简化知识，期待用一套大百科全书容纳整个世界，用一个个词条来划分人类思想与经验。

启蒙运动自带双重视角。一重是工程技术视角，人类社会的一切都可重组、优化、改进，进步不可阻挡；另一重则是宗教、道德、伦理视角，关切人内在的、无法被分析的冲动与需求。启蒙思想家们如能复生，也必定是今日论坛上的常客，活跃于YouTube与twitter上，一边拥抱新浪潮，写作人类进步史纲，一边哀叹时代之堕落，科学与教育都导致人类丧失天真。

赫拉利遵循前一种逻辑。他不相信灵魂之存在，人弱化为基因、荷尔蒙的混合物，倘若计算能力足够强大，定能复制出人类的大脑，自我进化成更强大的系统。翻阅他的书时，那些亢奋却冰冷的语调和全知全能的视角，让我不适，它由一连串肯定句构成，不容置疑。这也是那股熟悉的“未来学”腔调，是多年前我就领教过的“预言家”托夫勒和奈斯比特的风格。

这种风格在中国尤受欢迎。当托夫勒、奈斯比特在八十年代初被引入中国时，他们与萨特、尼采、马尔克斯这样的名字混杂在一起，象征了一个突然开放的社会，对一切知识、思想的饥渴。未来学家们更提供了另一种慰藉，倘若现实令人沮丧，你仍可能抓住下一股浪潮，一跃摆脱窘境。这也是支配近代中国的情绪，一连串的屈辱后，人们将世界当作一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角逐场。强烈的现实焦灼，激发起一种速成的幻觉：一种理念、一个主义、一种技术或某种组织形态，突然将整个国家带入一个新阶段。

对于赫拉利的狂热是这股情绪的最近一次表现。“哇，只有在中国，思想者才会像摇滚明星一样”，在北京东三环一家酒店的宴会大厅中，音乐响起，讲台上刻意设计的滑动门被拉开，这个以色列年轻人走到台中央，他消瘦拘谨，以自嘲开始。

我站在宴会厅的最后一排，不无烦躁地看着他。会场气氛浮躁、粗糙、成功的欲望迫不及待。这是几年来北京常见的景象，各式创业论坛蜂拥而至，一整套语汇也就此诞生。与十多年前流行的经济学、管理学词语不同，这一套新语汇是混杂了宇宙学、生物学、物理学、互联网、人类学、金融、科幻小说、励志学以及流行的网络用语的一锅乱炖，放了大量拙劣的抒情作为调料。此外，我也不是很懂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喜欢用“星辰大海”来形容自己的志向。

演讲者与听众沉浸于这种概念的轰炸中，来不及（或许也没有能力和兴趣）建立真正的逻辑关系。TED的形式感显然已经深入人心，走动式的演讲，充满警句的PPT，宽大、锃亮的LED。但演讲者少有知识探索，更多是传达一种焦虑——你可能就要被新变化、新技术抛弃。社会达尔文主义原本就弥漫于中国社会，这场数字革命又为它增加了新强度。它形成了一种有趣的矛盾：一方面，人们遵从高度的实用主义，只想寻求有用的知识，另一方面则陷入高度幻想，认定自己可以迅速理解人类历史的进化，能沉浸于浩瀚的星空之美，能进入另一种思考维度，陡然获得一种认知提升，然后降维打击竞争对手。

赫拉利的著作为这类狂欢增加了新燃料。在餐桌上、在分享会上、在投资人与创业者的口中，他的名字是一种硬通货，一个从未读过任何一本人类学、历史学著作，不知道列维-斯特劳斯和汤因比是谁的演讲者，如今也可以大谈人类文明的转折时刻，它令原本一个简单创业项目，突然有了宏大意义。

我忘记了他当天讲了什么，多少为自己的在场尴尬。我最终未能抵御潮流的诱惑，为了可能的收视率来制作一期关于他的节目。我很想知道，在这套决绝、冷峻的话语风格背后，他到底怎样看待世界，也想了解，他所带来的迷狂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心理。

采访却令人不悦。他的时间被媒体切分成很多片段，他还有一种geek式的神经质，谈话不能超过一个小时。我看着在人群与媒体重围中的他，主办方显然用的是对待坏脾气大明星的策略。

最终，我们上海一家宾馆中坐下来。这家宾馆有一种怀旧味道，视线里有一只悠闲的丹顶鹤。他已经接受了好几个专访，几乎都是关于未来如何发生，智人是否会取代人类，哪些工作不会消失，以及对中国未来的判断……我的这个同龄人，被当作一个智者与预言家，对于过去与未来无所不知。他神情冷淡，似乎早习惯于这种角色。

“不不，我只是个历史学家，不是预言家”，他为自己辩解。他不是认为进步不可避免，而是觉得总要有人思考技术变革导致的政治、文化后果。我倒是对他中世纪研究的过往更感兴趣，想知道中世纪的学术训练，怎样塑造他观察未来的眼光。我也想了解他的个人经验，比如同性恋的身份，是否会影响他的思考。“（这一经验）从小就教给我，不能相信大众的智慧”，他几乎一下子兴奋起来，“我被告知，男孩应该被女孩吸引，这就是事实。但我却发现，这不是我的事实”。也因此，他觉得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虚构出的故事。

我们的谈话从达芬奇到赫胥黎，他的言谈比他的行文开放得多，也更富个人色彩。就在我们都感到兴奋的时候，时间到了，他必须奔赴另一场演讲。我们约定，或许可以在耶路撒冷一见。我还记得心目中的以色列，特拉维夫海边美味的腌辣椒，以及作家奥兹的迷人谈话。我很想知道，在他成长的时空中，他又是何种模样？在一个过度被历史意识萦绕的空间，浓缩历史，逃逸到未来，或许是自我解放的必备手段。

本文为许知远专栏《游荡集》第三篇。

源济

许知远：灿烂的 “野蛮人”

原创： 许知远 大家  昨天

一

等候电梯时，突然想起一则旧广告。四幅照片并列，依次是一瓶伏特加、一辆劳斯莱斯、一张海明威头像，照片下分别写着酒、车、作家。我忘记了第四张，应该是广告主，它标榜自己就像前三者一样，在各自领域有着不言自明的号召力，符号价值甚至超越行业本身。

这个广告刊登在某一期Life杂志上，这份早已停刊的杂志是我视觉意识的开启者。尽管愤愤不平，我却不得不承认，一张照片有时的确抵得上一千个单词。这也是我们时代的特征，形象即实质，可能比实质还重要。

姜文的肖像也同时跳入脑海。倘若设计一副类似的中文广告，或许可以用茅台替代伏特加，红旗换下劳斯莱斯，姜文取代海明威，他的肖像下同样可以写下演员或导演，不必做多余解释。

他们也的确不无相似。姜文咧开嘴的笑容、寸头、那对扇风耳，像胡子拉碴的海明威一样令人难忘。他们都英俊、才华横溢，具有高度个人化的风格；他们还乐于展现自己的雄性特征，是各自时代的男子气概的象征，有一种“野蛮人”的魅力。他们因此获得一种显著的无龄感，即使到了晚年，海明威还在竭力展现自己的活力，四处吹嘘可以让第四任妻子彻夜兴奋；当你说起姜文，很难意识到他已在舞台中央活跃了三十余年，当同代人都被陷于某个具体时代情境时，他却总能激起新的社会情绪。

姜文的工作室就在亮马河旁的一座公寓中，它朴素、线条生硬，保留着晚期集体主义的夕照。他约我12点见面，吃一顿简单的午餐，再开始正式采访。他那迷人的妻子之前对我说，姜文是个害羞之人，需要一番心理预热，像所有姜文身边的伙伴一样，她称他为“姜老”，尽管私下也同样抱怨他难以控制的孩子气。

我不无忐忑，更需要这种预热。这与姜文在我青春期扮演的角色有关，也源于他的种种传闻，他桀骜不驯、一言不合就让对方下不了台，尤其是面对媒体时。

记得1995年夏天，高考结束不久，我与同学骑车穿过北洼路，去看刚上映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马小军在屋顶上的流窜，背着军挎打架，镇完东单镇王府井的口气，还有米兰的丰满身形，牢牢刻在脑中。这感觉熟悉又陌生。我们都成长于长安街沿线的军队大院中，对那些苏式建筑、领袖雕像、呼啸而来的少年以及他们无处释放的荷尔蒙，再熟悉不过。它也是陌生的，北京已一头扎入新时代，动物们不再凶猛，暴力、闲散、狂妄都消退了，少年们着迷港台的流行文化，消费主义暗涌。

我们都处于青春的躁动与困惑中，经常牛仔裤配褪色绿军装，斜背着父亲留下的旧军挎，里面塞一本王朔的小说。这也是十足的虚张声势，我们压根不敢和隔壁班的性感女生搭讪，倘若碰到街头的小痞子，只会心砰砰乱跳，赶快骑车绕过。因为这部电影，姜文就像王朔、崔健一样，成为我们心中的文化英雄，他们大胆、个性鲜明，玩世不恭又充满真诚。

夏天结束了，我进入大学读书。波普尔、哈耶克、李普曼、加缪、胡适、陈寅恪，这一连串知识分子突然进入视野。我对他们的博学、道德坚持，大为叹服，认定它比那种懵懂的青春冲动更值得追逐。我甚至开始反感王朔式语言，认同一位上海学者的分析——王朔在摧毁伪崇高时，也破坏了真崇高，他的反叛姿态背后，是对特权的迷恋。这也影响了我对《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看法，成长起来的少年坐着凯迪拉克穿过长安街时，它像是对特权的另一次炫耀，他们昔日是北京的中心，如今仍然是。我开始着迷一种知识分子姿态，要批判社会、严肃、深刻、抽象化，而非玩世不恭。我不喜欢他们展露出的反智倾向。

姜文仍偶尔进入我的视野。1998年初夏，他在排演一幕名字很长的话剧时，一位记者朋友带我去探班。舞台上的他，气场依然慑人，他庞大而傲慢，令人同时心生羡慕和排斥。接下来，我买过盗版的《鬼子来了》，在电影院看过《天地英雄》，带着期待买了《太阳照常升起》的票。

我对这部电影感受复杂。我没看懂一些段落，对另一些段落无比着迷。陈冲扭动的臀部，黄秋生所唱的梭罗河，都让我再难忘却。久石让的配乐在我脑中盘旋多日，也让我想起《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乡村骑士》，姜文在无意中塑造了我的音乐趣味，我喜欢古典音乐多半缘于他，且是这种抒情、甜美型的曲风。后来才知道在19世纪末的意大利，《乡村骑士》像流行歌曲一样流行。

“他写了一首诗”，我的一个朋友走出影院后说。这是2007年秋天的北京，我对诗没太多兴趣，一心要捕捉时代精神。北京正沉浸于一种亢奋中，90年代的少许闲散让位于技术、商业驱动的忙碌。对外部世界的谨慎试探，变成对全球化的拥抱，即将到来的奥运会是这股潮流的顶峰图腾。让我兴奋不已的是对这历史性变迁的描述，分析一个大国崛起时的规模与力量，崛起背后的牺牲与阴影。姜文表现出的一切，显得过分私人化。它既没如《鬼子来了》一样获得国际奖项，也未在中国观众中激起广泛共鸣。我还记得一则报道，姜文怒斥了那些说看不懂的观众，他还不厌其详地罗列影片动用了多少飞禽走兽，空运了多少鲜花，铺设了怎样的轨道，连剧中的婴儿都是他刚出生的儿子等种种细节。他对于电影有一种罕见的狂热，对每个细节都有偏执狂式的要求。他似乎做了一桌大菜，客人却不太动筷子，吃相不够尽兴。

三年后上映的《让子弹飞》，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了激起公众的情绪浪潮，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新的票房记录。我却感到不安，比起《太阳照常升起》，这部电影中的一切都显得过分恰当，它的戏谑与嘲讽，与兴起的互联网话语系统不谋而合，它对人性与历史之解释，吻合了人们的普遍思维——中国社会、中国人一直如此。它如此聪明、如此消解、如此流畅，让人感受不到人与历史的质感。

它把姜文推到一个奇特位置。自1985年出演第一部电影以来，他似乎能通过影像俘获每一代中国人的心。在一个情感复苏、重新理解伤痕的八十年代，他是屏幕上的末代皇帝、饱受屈辱的右派知识分子、情欲炽热的西北汉子……在那个电影是主要的娱乐与教育来源的时代，这些形象进入每一个家庭记忆，20岁出头的他就成为全民偶像。在急剧转变的90年代，他又成为倒卖衣服的小贩、鲁莽的书商、漂泊在纽约的音乐家，尽管此时电影院线衰落了，被录像机、VCD取代，但姜文仍进入千家万户。更重要的是，他还蜕变成横空出世的年轻导演，穿梭于威尼斯与戛纳。与八、九十年代的国际视野中的中国叙事不同，姜文逃离了那些熟悉的意象——黄土地、历史创伤、被遗忘的边缘人……他在庆祝青春与力比多，尽管隐去了幕布背后的残酷与荒诞，在处理历史创痛时，用的是一种戏谑、超现实的视角。他已被称作“中国的马龙.白兰度”，也有潜质成为中国的赛尔乔.莱翁内或科波拉。

21世纪到来时，他遭遇了短暂挫折，如今却又回到舞台中央。电影再度为大众文化的中心，与八十年代不同，涌入影院的观众不再来自一个匮乏世界，他们都饱受过剩信息之苦，培养出老练消费者的挑剔。这挑剔并不意味着直线进步，它可能是新的盲从，甚至失去了匮乏时代的朴素，他们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把陈词滥调误作聪明。

一个沉浸在自己世界的姜文，却把握住了这股新潮流。这是令人惊异的成就，年轻一代的观众很少知晓《芙蓉镇》与《红高粱》，那是父辈记忆，按照时髦的说法，几乎算是古代了，与清朝、明朝没太多区别。姜文说“要站着把钱挣了”，他不容分说地把手摁在刘嘉玲胸脯上，他与周润发的斗智斗勇，他高速的、无厘头式的对白，快意恩仇后翩然离去的潇洒，都让年轻一代亢奋不已，这就是他们想过的人生，武断又自由。时年47岁的姜文不仅回到中心，还毫不费力再度成为男性荷尔蒙的象征，这象征与22年前的西北汉子不同，后者是莽撞、血性、不顾后果，如今则精明过人、全身而退。

也因此，《一步之遥》尚在拍摄时，就引发高浓度期待，一家新闻杂志连片花也没看过，就评它为年度电影。姜文是始终蕴涵高度矛盾又始终闪耀的存在，在一个迷恋大众与数量的时代，他表现出某种个人英雄主义；在被高度工业化的电影业中，他以彰显个性闻名；在娱乐人士都不同程度取悦媒体时，却总传来他激怒记者的消息；当崔健早已唱过“新的时代到了，再也没人闹了”时，他总是能以一种突兀的方式，引发议论与误解，引来无穷的仰慕。

与众人期待的不同，《一步之遥》引起的困惑要多于赞叹。它是一个充斥各种戏仿、隐喻、诠释、夸张、戏谑的后现代叙事，你必须了解足够多的电影史、导演的个人感受与思考，才能更好地进入，否则就像是精美却凌乱的拼贴，你要费力地与自己的分神纠缠。姜文以忠于自我著称，但这一次，这个自我很难让人区分，是华丽，还是混乱。

二

人未出现，声已传来，浑厚、富有穿透力，还带着姜文式的不容置疑。我正在看那幅老北平地图，密密麻麻的线条与胡同名，通往另一个时空。这是《邪不压正》的发生地，经由《让子弹飞》中的鹅城、《一步之遥》的上海，姜文将民国三部曲的最后一站置于1936到1937年的北平，一个侠客在暴风到来前夜的复仇与爱情。

研究地图也是为了去除不安。这个一推再推的采访，令我心生不满，姜文任性，他总是在一个时间确定之后，又推翻了它，不羁的心情，似乎连他自己都无能为力。而他身边的人，也乐于纵容这种任性。

作为一个媒体人、一个知识分子，或许还有男性，对他有一种下意识的抵触，一方面想反抗他的优越感与骄傲和那种溢出的权力感，另一方面又对他充满钦佩。在重看他的一些影片时，我为他的才华惊叹，他如此年轻时就可以处理如此复杂多样的感受。你当然可以批评他的某些切片，却不能不惊叹他多年来创造力垒砌的高地。不过年长13岁，他好像比我多经历了好几个人生，在一个又一个经典形象和动人画面中自如穿越。

随着声音的传来，屋内气氛陡然变化。工作室和宣发公司的人顿时陷入慌乱，他们不清楚姜导将从屏风的左侧还是右侧穿过，场面失序，仿佛一场龙卷风将至。我突然想起曾看到过的一个描述：姜文在片场时像个“暴君”。

眼前的姜文不如印象中那么高，仍强壮有力，深蓝色的短袖T恤被撑满，少许的胡茬儿和鼻梁上架着的圆框眼睛又有一种别样的气息。我们握手，寒暄，我的紧张突然消失了，刻意保持的镇定变成了真实的镇定，不知为何，觉得这会是一次必定不糟糕的采访。

姜文表现出某种老派的周到，听闻我与张北海一起喝过威士忌，特意准备了一瓶Lagvulin 8年，它的泥煤味让我着迷。他还邀来我们共同的好友以使见面更为自然。不过，他主导性的风格与传闻中的一样，从寿司的吃法、伊顿公学、夏威夷的酒店管理到癌症治疗，他无一没有看法。所有人也习惯性地附和，他庞杂（未必准确）的知识、确信无疑的口气，让人不知如何应对，况且，人人也都知道与他争辩的结果。

访谈设置在客厅的窗前，我们并排坐在高脚凳上，前臂正好搭在长条案上，眼前是三里屯那些沉闷的高楼，午后的阳光正灿烂。这也是姜文的安排，他希望镜头对着他的后侧面。他把残存的威士忌倒入我的咖啡杯里，说镜头中有酒不好，访问就开始了。

我们的谈话从对时间的感觉开始。“你看，那是尼泊尔使馆，有各种塑料盆，养花、种菜。那边是沙特，他们连树也没有一棵”，姜文指着窗外说。这座涉外公寓与这些使馆一样，带着另一个时空的气息。

如何处理另一个时空，则是姜文创作中的永恒主题，不管是演戏还是导演，他都在展现一种历史意识。他却说，自己的时空是混乱的。“我没觉得时间重要”，他说，“我有时候在想，是不是拍电影把自己的脑子、把时间给拍乱了”。对姜文来说，主观的感受比客观的存在重要。《阳光灿烂的日子》拍摄于冬天，他让人用喷火器融化掉地上的冰，然后让演员脱下大衣，穿上夏装，尽管耿乐与夏雨背后的树甚至没有叶子，“你还是觉得很热，这已经扰乱你对时间的认知了”。真实很容易摆布，主观感受反而更为真实。对于姜文来说，他的人生是按照参与的电影来编排的，所谓的现实生活倒退隐了。

他还说起新电影的创作源起，对老北平的看法，对民国的理解，他的历史意识的形成……总之，历史是一种不真实，是一个借口，你借用它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我熟悉他的语气，它满不在乎，又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自己智识与经验上的优越感。它是皇城人的自得与新贵们中心感的双重混合，一种下意识的俯视感，一种“这都不叫事儿”的劲头。少年时，我和同学们都曾刻意模仿。

我发现自己立刻被这语气所裹挟。就像马小军被那些更年长、果断的小混混吸引一样，我也希望自己和姜文来一番对答，充满北京大院子弟式的机锋。这令人愉快却也危险，彼此哈哈一笑后，往往什么也没说。比如说，我问他是否做自我分析，他说做，但比较难，就像揪着自己的头发向上拽，我又问他拽得怎样，他指着自己的光头说，这不是特意把头发剃了嘛。

这种机智把问题轻松划过，也回避了真实自我。这也是姜文令人好奇之处，在银幕上表现出的一以贯之的才华、荷尔蒙与傲慢背后，真实的他到底是何样？他是用骄傲来掩饰不自信，用冲突来消除羞涩，用不断展现男子气概来压抑住自己的男孩气吗？

当说起母亲时，姜文突然温柔起来，他对无法处理好母子关系，感到无奈与遗憾。《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斯琴高娃，《太阳照常升起》中的疯妈，她们都强悍有力，令儿子不知所措。这或许也是姜文对现实困境的另一种表达。当他兴冲冲地拿着中戏录取通知书到家时，妈妈只是提醒，他还有一盆衣服没洗；当他想买一套新房给她住时，她拒绝搬出平房。他的所有努力与成就，似乎都赢得不了她的心。有那么一瞬间，我都想拍拍他肩膀，说一声，兄弟没事，都过去了。

这个柔软瞬间转瞬即逝，他立刻又变成了满不在乎、一切皆知的姜文。他不关心电影票房、不关心观众的反应，不关心媒体的批评，不关心传统的影响，一切皆是误读，艺术家只能表达自己。

我们在“传统”的问题上产生了争执。姜文以一种充沛的自信著称。他29岁前往美国，见到马丁.斯科塞斯、罗伯特.德尼罗时，没表现出任何不安，在与正当红的麦克.道格拉斯的合影上，身穿白色T恤的姜文挺着胸脯，带着自信的微笑。这是1992年，中国仍处于开放的初期，几乎所有中国艺术家与知识分子都处于严重的“西方焦虑“中。

这自信令人钦佩，或许也会导致某种封闭。姜文很少承认他人给自己的影响，除去赞扬过于是之的表演，他几乎从未提及传统——不管是中国的电影、戏剧传统，还是欧洲、美国的电影传统——对自己的影响。他的角色被谢晋、谢飞、张艺谋所塑造，他深受《美国往事》与《教父》的影响，《一步之遥》片头更是对它的戏仿，但他总致力于传达这样一种印象，他就是他，他孤立于时间之外。只是偶尔，他承认奥逊·威尔斯是天才，因为他25岁就拍出了《公民凯恩》，而他自己29岁才开拍《阳光灿烂的日子》。

当我追问传统对他的影响时。他反问说，什么是传统，是裹脚、不洗澡、卖孩子吗？当我说于是之、英若诚就是传统，他又反驳说，这在他心目中是“传奇”，是打破传统的“传奇”。我理解他的观点，又觉得他陷入了某种蒙昧。这与一代人的成长经验有关，他们的青春是在破坏，一种对传统的藐视中成长的，这给予他们一种特别的生命力，不为固有观念所困，敢于各种拿来主义，尊重自我经验。可是谁也无法回避问题的另一端：他们往往误以为自己的经验就是全部经验，对更大的、可能迷失的世界，心怀抵触。再与众不同的自我，最终都将进入一个传统的河流，所有人，不管你多么富有天才，都是在共同写一本世界之书。一个艺术家最成熟的阶段，不是在彰显自我，而是消除自我，融入人类文化的河流。

三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去了内务部街11号院。那是姜文少年时代的家，他也将新电影的主角李天然置于此地，而非原著中的干面胡同。

“干面胡同没有这么好的宅子”，他说，他成长的院子曾是道光皇帝的六公主府邸。空间上的亲近感，或许是《侠隐》吸引姜文的最初原因。这个北平与他熟悉的北京并不相同，他可以闻到《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味道，却不能立刻接近北平，它的皇城遗绪，是另一种品味与节奏，它也是历史纷争的前线，像卡萨布兰卡一样，充斥着阴谋与焦灼。

我在胡同间穿梭，像寻觅一点北平。比如屋檐上槐树的晃动、残存的照墙。跟随我的摄像机镜头与收音杆，引来了路人的注意。其中两位对我的行为相当不屑，他们指着那些密密麻麻的电线，路边停着的汽车说，北平安静、人影稀疏，到夜间必须打着灯笼，这是满人统治的遗产，汉人只能住在南城，内城只有满人与汉人权贵才能居住，是特权的象征。

这两位五十上下，是出版社编辑，带着老北京特有的傲慢。他们不仅斥责我，在听说姜文要拍摄一部关于北平的电影时，不屑明显增加了。他们觉得姜文没什么文化，怎么可能处理这样的题材，他们已多年没进电影院，记得的姜文似乎拍过一个关于文革的电影，“对，就是《芙蓉镇》”。

从干面胡同穿过史家胡同，就是内务部街。据说它在明代仍是花街柳巷，清代统治者将他们驱逐走后，才有了八大胡同的诞生，北洋时代因内务部设于此地而获名。11号院是其中最显赫所在，在六公主嫁入之前，这里是平定伊犁叛乱的明瑞将军府。

一位在门口打盹儿的老人，自告奋勇带我一游。自1950年代初，他就住在此。他当然记得姜文，记得他相当淘气，在院子里窜来窜去，学习成绩真是不咋样。院内的空间令我大吃一惊，在拥挤、连排、典型违章搭建的平房的空隙里，还能看到精美的长廊，空旷的院落，以及精雕细琢的一角房檐，足以让人想象它当年的盛况。院中还有砖砌烟囱，穿过后花园的假山，有苏式的灰色楼房，墙上挂着密密麻麻的电表，煤气灶与日用杂物都堆积在楼道中。小山坡上甚至有一个派出所，紧挨着连排屋檐出现在眼前，我的意识里，一个调皮少年，正在这屋顶上跑过。

这是一个压缩的世界。整个20世纪的历史，错落无章，彼此重叠。突然间，姜文电影中的一切都得到了解释，不管是末代的皇帝与太监、受辱的知识分子、从烟囱跳下的少年，还是在屋檐上跳跃的侠客，都可以在此得到呼应。

我也看到了姜文家昔日的平房，一把锁封住了它，他的遗憾或许也锁在其中。母亲两个月前离世，她的强悍性格深深地塑造了姜文，他用各种方式来理解与消解这种影响。

姜文或许不会承认这种分析，这仅仅是另一种误读。谁说一个人的成长只是被环境所影响，人性中神秘、不可理解的部分，总在催促不断重新创造自我。人生另一个悖论是，每当你以为正在创造一种崭新时，你不过是被历史的回声所召唤。我突然想起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对马龙.白兰度的一段描述：他在东京看到了六十英尺高的电影海报，白兰度的头与最大的佛像一样大，“一尊神，没错，可除此之外，他其实不过是个坐在一堆糖果上面的年轻人”。

正像历史上很多杰出头脑一样，姜文只会突然变老，却不会真正长大。他的魅力与局限皆缘于此。

许知远对话姜文

本文为许知远专栏《游荡集》第四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