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分享的第43本书：《折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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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江永县，有一个名叫上江圩的小镇。这个镇子多石，建筑多以青灰色为主色调。在以上江圩镇为中心的几十个自然村落里，流传着一种仅属于女人的文化，那就是濒临失传的“女书”——这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女性文字。
2004年4月30日，季羡林先生为女书文化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写推荐信，他在信中写道：目前只有一个半自然传人（阳焕宜1909年出生、何艳新1940年出生），濒临灭绝，这是人类宝贵的遗产。
同年，阳焕宜老人去世。目前，女书的自然传人，只有何艳新老人还在世。
湖南作家唐朝晖也被女书文化所深深吸引着，在经过各种调查了解，并多次探访江永后，他决定用东方的方式，用文学的方式来写出真实的，不为大众所了解的女书。《折扇——最后一位女书自然传人》用非虚构的方式，以最后一位女书自然传人何艳新老人为视角，带我们走进女书文化，触摸与女书相关的每一个物件。在何艳新老人的回忆中，女书中蕴含的种种女性之爱与泪，都无比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过去的女性是没有上学的资格的，自然也没有机会学习认字，当地人因此也把汉字称为“男字”。在交通和通讯工具都十分匮乏的年代，书写似乎是最具性价比的沟通方式。女性虽然不能书写汉字，却也同样有着表达倾诉的欲望，女书就是在这种高压环境下被坚韧的江永女性创造出来的。
在江永，女字和男字一样，都是只为特定性别人群所掌握的文字。男性知道女书的存在，却从不探究，男女之间有着清晰文化的“界限”，也似鸿沟。
女书字有一套完整的文字使用体系。女性在结拜姐妹、交友、结婚、过节、祭祀的时候，都要用到她。女书常常被书写在布面、纸帕、扇面上，绣在手帕上的，就被称作“绣字”。
如果你问江永女性：女书是什么，为什么喜欢女书？她们只会回答，诉可怜。而这“诉可怜”的对象，大多是她们的结拜姊妹——老庚。
江永的女性在出生不久后，她们父母会为她们寻找与其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孩子，让她们结为姊妹，叫“同庚”；如果只是同年出生的孩子，就叫“老同”。一旦结为姊妹，便终生互为情感的依靠，当地人还认为，认了姊妹的孩子好养活。
女书传播范围窄，几乎藏匿在了文明的隐秘之处——她主要分布在江永与道县相邻的处的几十个村子，对于幅员辽阔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微乎及微的数字。加之，建国后，妇女识字率的提高，愿意学习这种不通用于外界的女书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女书的传承也就逐渐凋零。至今，女书的自然传人只有何艳新老人还健在。
这位生于1939年的老人从十岁开始跟随外婆学习女书，建国后她也曾到学校上过几年学（初中肄业）。然而，在女书被大范围关注后，何艳新老人却一直拒绝承认自己女书传人的身份，生活已经压得她喘不过气了。
十九岁那年，何艳新由母亲做主许给了一户人家。盲婚哑嫁，两个年轻人都不想接受这样的婚姻。两人分居三年，只做名义上的夫妻，然而迫于无法离婚以及环境不断施加的压力，二人无奈只得生活在一起。婚后的生活让人感到何艳新先前的反抗不无道理，接连到来的孩子，微薄的收入，生病后性情暴虐的丈夫……何艳新没日没夜地为家庭操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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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不住的时候，何艳新就跑到山里的古树旁，轻轻地唱起外婆最喜欢的女书歌谣《花山庙》。这是只属于何艳新的时光。这一刻，她终于能暂时忘掉家中的窘境，放下压在肩上的重担，想象自己像歌声一样恣意地飘在树林里。她孤独地唱着，眼泪哗哗地流。儿子的喊叫，把何艳新从幻想世界中抽离，她要回家了。
为了生计，何艳新像村里的男人们一样去挑矿赚钱。贫困忙碌的生活，使得她多年没有动笔写女书。
“女书，太伤心，我不想写，一写就很伤心，就想把她忘掉，没想到，还是忘不掉。”
女书承载了何艳新内心的“苦”。生活艰难，她只能把所有“苦感”封闭在一处，自己才能坚强地走下去。一旦回忆女书，何艳新就想起那些苦，这于她而言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身体上的苦忍耐一下或可销退，若加上精神之苦，那便再无力扛起全家人的生活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何艳新老人的孩子们陆续长大独立了，她也在寻访学者们的不断拜访后，终于承认自己的女书传人身份，她帮助赵丽明教授完成了《中国女书合集》，甚至亲赴日本交流。
2002年，上江圩修建了“女书园”，希望能够借此抢救性保护女书的传承。2006年，湖南永江女书习俗进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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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艳新老人的孩子们现在大都生活在外地，只有孙女何莲梅在她的坚持下留在了家乡，平日同老人学习女书。莲梅此前曾在女书园上班，讲解女书。
“我会传下去的，让家里的文字不失传，不扬名，只想传下去。”
狗仔卡
发表于 2018-3-17 05:5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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