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利群：作为懦夫的肖斯塔科维奇

源济

曹利群：作为懦夫的肖斯塔科维奇 

原创 2018-03-06 曹利群 大家

在那本《十又二分之一历史》（10 1/2章世界史）中，朱利安·巴恩斯插科打诨，极尽后现代的黑色幽默。按道理，这个风格用来写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再合适不过。然而盘桓了30年之后，他却一反常态，选择贴近或忠实于作曲家面目的本来样貌。然而巴恩斯描绘出他眼中和心里的肖斯塔科维奇并非英雄，而是懦夫。这一结论，对很多中国的读者几近颠覆。

1981年伏尔科夫的《见证》风行中国以后，肖斯塔科维奇遂成了知识分子的代言。人们宁可相信这样的影像：作曲家“一生都在等待枪决”，抱定慨然赴死的气节，其壮怀激烈的悲愤让人肃然起敬。“如果有一天我的双手被砍断，我还可以用牙齿咬着笔继续作曲”。人们一厢情愿地用这种眼光来看待和读解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不过是以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

《时间的噪音》，译林出版社，2018-1

这部《时间的噪音》本来是为了纪念作曲家诞辰110周年的，无奈中译本迟到了一年还多。书里巴恩斯重着力写的两个事件并不新鲜，故事依然散发出铁幕下个体的惴惴不安和冰刺骨髓的恐惧。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曾向肖斯塔科维奇讲述自己的故事，那些人如何“一夜一夜跑到他的公寓大楼带走某人，从来不是群捕；只抓走一个牺牲品，然后下一晚再带走一个。这种做法让那些留下的人，那些暂时幸存的人，越来越恐惧。最后，所有房客都被带走了，只剩下他家和对门那家。”老奥说，从那一刻起，他一直在害怕，他知道，这恐惧将延续余生。类似的事情也披露在索尔仁尼琴的笔下。在《古拉格群岛》中，开篇就展示了毛骨悚然的“搜查学”“逮捕学”。因为是欲加之罪，无论你有没有所谓证件也会逮捕你。在剧场内，火车车厢，工厂门口，甚至大庭广众之下，有假熟人上来跟你套近乎，在你用通行证确认了身份之后再把你抓走。哪怕你发烧，或是在医院的手术台上也照抓不误。索尔仁尼琴感慨道，有时逮捕就像游戏，抓你的人有抄表工、出租汽车司机、列车乘务员、储蓄所职员、电影院管理员，甚至是在街上故意撞你的骑自行车的人。直到抓了你之后，他们才会出示藏得很严密的深红色证件。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故事也是耳熟能详。曾几何时，“红色拿破仑还只有四十多岁，是个坚强而英俊的男人，额头上有显眼的美人尖。”他听完老肖叙述了《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挨批过程后，中肯地分析了他的处境，并答应亲自给斯大林写一封求情信。这个穿军装的男人抓起笔刚要写字，一种变化忽然袭来。巴恩斯的想象让读者如芒在背：“汗水从他的头发里冒出来，从他的美人尖一直流到前额，又从脑后渗进了衣领。一只手拿着手帕不安地抖动，另一只手拿着钢笔停住了。这样没有军人气概的恐惧令人沮丧。”老奥的恐惧在情理之中，而图哈切夫斯基冤死后被人像拖冻猪肉一样拖出审讯室的惨状，让读者心惊胆寒。

剧作家迈耶霍尔德的名字也从人们的谈话中消逝了，在《麦克白夫人》写作过程中帮助过作曲家的加丽娜·谢列布里雅柯娃，第二年被送往古拉格群岛，一关就是20年。作家A·列支涅夫将老肖的事件比作纳粹德国邪恶的开端，于1938年执行枪决。作曲家的亲人也未能幸免。马克西姆（作曲家的儿子）回忆说，我的姨夫被杀害，外婆被投入监狱。女儿加琳娜说，孩子们心里清楚，家里说的话永远都不能说出去，街上、学校还是电影院，什么场合都不能说。这样的灭顶之灾，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一个文弱的作曲家何来对抗之骨气？在巴恩斯看来，传统意义上的好汉有时候并不一定是真英雄。强权之下，如果你选择当英雄，你将被处决，你的家人、朋友、和你有关联的人都将受到牵连，被关进监狱或被处决。你的“英雄行为”无疑会伤害到很多你所爱的人。侥幸不被下狱，也休想继续创作，就连五线谱纸，乐队和指挥的排练，这些必不可少的条件想都不要想。因此，当懦夫才是唯一理性的选择。“咬着笔写作”是为了支撑自己的灵魂不至于塌垮。女儿刚刚一岁，还有母亲、妻子和家人。老肖“把所有的勇气都给了音乐，在现实生活中，他就只剩下怯懦。”巴恩斯如是说。怯懦和软弱比勇气和力量要更有意思、更让人深思、更有故事。也让读者慢慢拿掉加给作曲家头上的光环，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老肖。

妥协才是万全之策，艺术家只能如履薄冰地活着。而懦夫从来都遭人诟病，在俄罗斯，作曲家去世之后，竟然有人给他塑了一个半黑半红的头像。其中的寓意不言自明。“There is no escaping one‘s destiny。”无人可以逃脱命运的摆布，这句话在这本薄薄的小书里出现了不下六次。

命运意味着你无能为力，因为命运操纵在他人手里，彼得堡郊区的森林里有无数无名者埋在树下，连墓碑都没有，也不多一个小小的作曲家。

在《时间的噪音》中，巴恩斯有意选择了三个“本命年”（中译本使用的“润年”显然是错误的）来呈现命运的捉弄。1936年的批判，有第五交响曲化险为夷。1948年的第二次批判，有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一吐心曲。1960年，春风化雨，解冻多年，为什么作曲家选择这个时候加入了组织？他的学生互相询问而无果，甚至有些埋怨导师。老肖没有解释，就像他从来不解释自己的作品。每当在剧院里演出完毕，有人疑惑地问他，这作品怎么没有听懂？作曲家只是彬彬有礼地回答说，您再听听，会懂的。这年，第八弦乐四重奏问世。其中不但引入了自己的字母签名，还引用了过去多个作品的片段。究竟是什么用意？埋藏了什么样的秘密？一切都在音符里。

1950年代的肖斯塔科维奇

必须承认，在命运的蹂躏之下，那个初出茅庐、以第一交响曲让世界惊诧的少年不见了，那个诙谐幽默、甚至带点儿恶作剧的年轻人木讷了，那个桀骜不驯、胆大妄为，在音乐创作中花样翻新的革新者无影无踪了。20世纪也许就此失去了一个天才的歌剧作曲家。然而肖斯塔科维奇多舛的命运为后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生存样本：如何在杀机四伏的日日夜夜里保全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如何在“给凯撒交租”的同时写下自己私密的“音乐日记”，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让后来者探问究竟的的音乐通道。

在总谱中，在每一个标记里，保存了一个生命中不知如何是好的生存样本，一条艺术家的残破不堪的心路历程，以及被挤压变形的全新的音乐风格。第五、第七、第八交响曲的慢板乐章所弥漫的苦难感，伴随而来的沉重、撕裂、哀嚎、践踏、恸哭将每一个无辜者淹没。还有第一小提琴协奏曲那个让整个民族恸哭的帕萨卡利亚舞曲。当然也有第五交响曲末乐章结尾的空洞的嘲笑，第八和第十交响曲虐心和尖刺的讥诮，第九交响曲开篇的插科打诨。那些关乎生命存续的挤压让他的反讽来得更为顿挫和尖利。自嘲是表面的示弱，而反讽却是绵里藏针的防御。真话的伪装是讽刺，因为暴君的耳朵很少在这个频道上。不仅如此，“反讽可以让你机械地模仿权力的行话，念出那些以你的名义所写的毫无意义的报告……而在半掩着的门后，你和妻子竭力不让自己发出被禁的笑声。”

巴恩斯给出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结构，开始于结尾都在一个小车站。肖斯塔科维奇一生去过无数个车站，当年那篇《混乱代替了音乐》的文章犹如五雷轰顶，他就是在一个小车站上偶然读到的。那张报纸，那篇文章，那个车站，就此改变了作曲家生命的轨迹。按俄罗斯的人喝伏特加的规矩，必须要有三个人以上才能一起喝。恰巧，车站上的作曲家、乘客，还有过路唱歌的乞丐刚好够数。不同的人，不同的际遇，不同的去向皆是未知，但三个酒杯碰到一起时却发出了“叮”的一声和谐的脆响。

作曲家把头转到一边，这样太阳光就不会反射到他的眼镜上，他喃喃道：“一个三和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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