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实的认知,就一定会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性,因此阿隆的思想常常是点到即止,并不宣称绝对正确,他懂得思想上的节制。如果说认识并说出基本事实是知识分子的责任,那么思想上的节制则可以被看作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美德。
萨特也不是不了解现实,他清楚地认识到集中营的存在,也公开发表文章承认集中营中关着几万囚徒,但是他不谴责苏联。对于一个人道主义者,这不是自我矛盾吗?其原因可能正在于萨特不懂得节制对思想的激情,他太相信自己的思想以至于到了要无视现实中的残酷的地步。
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对知识分子受到各种理想概念的诱惑而忽视现实做了精到的分析。此书深刻地影响了美国政治学者马克·里拉,他延续了阿隆的传统,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中对六位“亲暴政知识分子”做了批判性的阐释,试图理解这六位鼎鼎大名的思想家:海德格尔、施米特、本雅明、科耶夫、福柯和德里达。
他认为,他们的思想没有做到张弛有度,而被对一个理念的爱引致癫狂,他们没有意识到思想当中可能含有十分暴虐的成分。而只有在智识上达到自我控制时才能够达到最高的幸福,在节制上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做得很好,现代知识分子却忘记了其重要性。
雷蒙·阿隆在马克·里拉眼里则堪称思想节制的典范。在和刘擎的一次对谈中,他提到:“阿隆对人类的政治激情力量,特别是这种激情如何在宗教中获得表达,以及将这种激情导向健康目标的必要性有着深刻理解。伯林与阿隆实践了马克斯·韦伯所谓的‘责任政治’(politics of responsibility),也就是说,他们总是追问自己:如果处在权威的位置上他们将会做什么?这使他们免疫于歇斯底里、乌托邦主义、狂热主义和弥赛亚主义。他们敏感于政治的限度,懂得最终需要运用公共权力来防止人类更可怕的灾难,而不是致力于重新塑造人类或整个社会。”
正是对现实真相执着的追求,带来了阿隆思想上的节制和冷静,这正是阿隆总是能够对现实作出清醒判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