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注：本文原文发表在2017年7月份出版的美国《空军》杂志（AIR FORCE Magazine）上，原作者是《空军》杂志的特约编辑约翰•科雷尔（John T. Correll）。科雷尔曾担任过18年的《空军》杂志主编。译文所配图片有改动。
“这是一场由中央情报局实施的，由白宫‘微管理’的半生不熟的军事行动。”
一架在猪湾入侵期间被古巴战斗机击落的中央情报局B-26“入侵者”轰炸机的残骸
背景概述
在1961年4月份的那几天里，美国政府始终坚持这样一种假设，即在猪湾发动的那场失败的入侵是那群“古巴爱国者”们所做的唯一一件试图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举动。对整场事件的掩饰也没有比具体行动的实施好到哪里去：没多久一切就表明，整个事件不可否认地是由中央情报局一手策划和实施的，而且是一场完完全全的灾难。
1961年4月17日，一个由古巴流亡者组成的旅在古巴南部沿海发动的突袭性质的两栖登陆几乎没有哪个环节是进行得顺利的。在上岸的1400人中，有100多人被打死，另有约1200人当了俘虏，运载他们的弹药和通信设备的船只也沉没了。在用于支援登陆人员的那些过时的飞机中也有一半被击落。
猪湾入侵是一场勉强而为的军事行动，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其也可能会失败。一名与该计划没有任何关系的中央情报局官员——中情局的秘密行动总管以及未来的中央情报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M. Helms）——也声称这项任务是“轻率的”。
猪湾登陆的想法是建立一个滩头阵地并守住这个阵地，抵抗人数达32000人的古巴革命军队，直到民众被发动起来并参与到这场对他们的“解放”之中。倘若说这次行动有什么渺茫的成功机会的话，那么将取决于古巴流亡者发动的先发制人的空袭，旨在提前敲掉卡斯特罗麾下那支小小的空军。
在发动入侵前三天，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把针对卡斯特罗的空军基地而预先发起的空袭数量取消了一半——因为肯尼迪过于关注政治上的风险以及某些“貌似合理”的推诿。在入侵的前夜，肯尼迪又悉数取消了剩下的空袭。其结果就是，足够多的卡斯特罗的飞机幸存了下来，并粉碎了这次入侵。
描绘猪湾战斗的古巴绘画作品
所有的人都把精力投入到了入侵失败的善后工作上了：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指责肯尼迪及其顾问；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反过来也在指责中央情报局。肯尼迪还指责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警告他去反对这一计划。
猪湾入侵的大部分内幕不久就被泄漏到了外界，但中央情报局还是在相关的秘密文件上都打上了封印。差不多四十多年后，美国方面才开始公开承认有些空袭是由美国人驾驶飞机执行的，包括来自阿拉巴马州空中国民警卫队的空勤人员，其中四人在战斗中丧生。
“古巴旅”
当其在1959年推翻了古巴腐败的巴蒂斯塔（Batista）政权之后，此时的卡斯特罗在美国还是颇受欢迎的。不过，当卡斯特罗作为对苏联提供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回报而与苏联方面结成了“贸易联盟”的时候，这种美国方面对其的欣赏就迅速地褪色了。卡斯特罗的行刑队处决了数以百计的政治敌人，他在发表的长达数小时的演讲中抨击美国。古巴还得到了一些共产主义国家在外交上的承认。
古巴革命时期的菲德尔•卡斯特罗
美国民众和国会两党都要求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做点什么。1960年3月，即古巴与苏联结盟后的一个月，艾森豪威尔批准了中央情报局提出的关于“对卡斯特罗政权采取秘密行动”的建议——包括在古巴以外训练一支“准军事部队”，以便将来进行游击战活动。
在中央情报局，推翻卡斯特罗的行动由小理查德•比塞尔（Richard M. Bissell Jr.）领导，比塞尔是中央情报局中负责计划的副总管，而且很明显他也是老迈的中央情报局头头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的继任者——杜勒斯几乎是把秘密行动都留给了比塞尔并让其作决定。
中央情报局中负责计划的副总管小理查德•比塞尔
同样是在这个月内，一批反卡斯特罗的流亡者开始被招募起来并接受了训练，他们将以“古巴旅”的名字而被历史所记住。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的雷塔卢莱乌（Retalhuleu）建立了一个机场和一处训练场，该地位于靠近太平洋海岸的马德雷山脉（Sierra Madre mountains）地区，另外在距离古巴约600英里（约960千米）的尼加拉瓜加勒比海岸上的卡贝萨斯港（Puerto Cabezas）也设立了一处名为“欢乐谷”（Happy Valley）的前进基地。
计划中对猪湾的空中入侵路线
这支“古巴旅”的空中力量被称为“古巴解放空军”（Cuban Liberation Air Force），中央情报局挑选了40名具有商业或军事飞行经验的古巴飞行员前往危地马拉接受了进一步的训练。该旅主要装备的飞机是由“山间航空”（Intermountain Aviation）从美国空军的剩余储备物资中购买的中型轰炸机——“山间航空”是一家隶属于中央情报局的掩护机构。中央情报局选择了道格拉斯公司的B-26“入侵者”轰炸机——不要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丁公司的B-26“掠夺者”轰炸机相混淆——这主要是因为卡斯特罗的空军也装备有B-26轰炸机。
“古巴旅”装备的B-26轰炸机画上了古巴革命武装空军的涂装和标记，此举意在希望它们被误认为是卡斯特罗的飞机。中央情报局的计划人员们不太了解，或者说不太注意“古巴旅”装备的B-26B有一个坚实的机鼻，其看起来完全不像卡斯特罗的空军装备的B-26C所拥有的透明的机鼻。
上两幅图：上面的是B-26B，下面的是B-26C，可见二者的机首鼻锥有明显的区别
“古巴旅”的花名册最终囊括了1390名志愿者，他们的装备包括5辆M-41坦克，外加中央情报局所拥有的2艘登陆艇和7艘租赁的商业货轮。
中央情报局能够安排美国陆军的特种部队人员训练“古巴旅”的地面战斗人员。但是，有关这次行动的官方历史中却指出，五角大楼方面和美国空军“关于利用军事人员，特别是空勤人员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困难”。
根据中央情报局的历史记载，比塞尔和他的助手“随时准备在国防部高层中就关于获得空中力量支援的问题而展开争执”，直到另一个选择出现为止——空中国民警卫队愿意提供帮助。1960年12月的一份中央情报局的有线电报中称，空中国民警卫队是“最可靠和能够开展合作的人力来源”。
与阿拉巴马州空中国民警卫队的接洽
一位中央情报局的代表动身来到了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他和阿拉巴马州空中国民警卫队第117战术侦察联队的雷德•德斯特准将（Brig. Gen. G. Reid Doster）进行了交谈。在其于1957年从美国空军中“退役”之前，第117战术侦察联队是飞B-26的最后一支美国空军部队。
德斯特准将同意招募一些志愿人员担任古巴人的顾问，并执行一些飞行运输任务，以及维修保障飞机。这些“志愿者”将会身穿平民的服装，并携带伪造姓名的身份证件。同时还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参与计划者甚至不能告诉家人他们在做什么。
约有80名空中国民警卫队的人员签字参与了这次行动，其中一些来自德斯特准将麾下的第117战术侦察联队，还有一些人来自其他州。其他一些志愿人员则来自空中国民警卫队的附属机构。总的来看，中央情报局跟约130名志愿人员签订了“合同”。
两位来自阿拉巴马州空中国民警卫队的志愿人员——第106轰炸中队的指挥官约瑟夫•香农中校（Lt. Col. Joseph L. Shannon）和他的朋友及作战军官雷利•桑伯格少校（Maj. Riley Shamburger）——加入了中央情报局并成了中情局的正式成员。其他人则是被中央情报局下属的“掩护机构”所雇用。
1961年1月，当第一批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国民警卫队员抵达危地马拉时，他们发现有16架翻新的B-26外加各种运输机正在等着他们。这些飞机都配备了副油箱，这为其往返古巴提供了足够的航程。
卡斯特罗的空中力量由36架飞机组成，其中18架在“猪湾入侵”开始时就已经作好了战斗准备：6架洛克希德T-33喷气式战机、6架从英国人那里获得的螺旋桨推动的“海怒”式战斗机，还有6架B-26轰炸机。当时卡斯特罗麾下最优秀的飞行员还在捷克斯洛伐克，他们正在一批准备交付给古巴的米格-21战斗机上接受训练。
英国霍克“海怒”式战斗机
卡斯特罗麾下的一款重要机型是T-33飞机，这是一款老式的教练机，配备了机枪和翼下挂载的火箭弹。把它们称为“战斗机”有些勉强，但是它们比“古巴旅”所能投入使用的任何飞机都要好。
洛克希德T-33“T鸟”教练机
任务在慢腾腾地进行着
早在1960年10月的大选期间，肯尼迪就抨击艾森豪威尔政府称其“允许共产主义威胁出现在仅仅距离美国海岸线90英里（约145千米）的地方”。不过不久之后，肯尼迪就会有自己来干的机会了。
就任总统后，肯尼迪发现中央情报局是一个获得建议的好地方。“如果我需要快速得到一些材料，或是快速得到一个主意，那么中央情报局就是我必须去的地方”，肯尼迪这样说道。他还认为比塞尔是“整个政府当中四五个最有才的家伙之一”。
中央情报局给肯尼迪的建议与艾森豪威尔一年前批准的计划有很大的区别。原先的计划是招募、训练游击队兵力并让其渗透到古巴境内。到了肯尼迪上台后，整个计划演变成了一场由近1500名战斗人员公开进行的进攻性质的两栖登陆作战。
肯尼迪曾问过前任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问他对中央情报局提出的最新的计划有何想法。“稍微想想就能知道，1500个古巴流亡者怎么可能抵得上25000名卡斯特罗的士兵呢！”艾奇逊说道。不过公平地说，中央情报局从来没有打算让“古巴旅”独自对抗卡斯特罗的军队。
古巴革命武装在猪湾的吉隆滩（Playa Giron）上架起了一座四联装12.7毫米高射机枪
比塞尔和其他人认为“古巴旅”的登陆将引发古巴民众反对卡斯特罗的起义。实际上，正如中央情报局总检察长在后来的一份报告中所表示的那样，“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一旦登陆）就会有大量的古巴人加入到入侵的‘古巴旅’的行列。”
参谋长联席会议倾向于认为在这次任务中由中央情报局唱主角，五角大楼所起的作用仅仅是协助和支援。相关情报受到了严格的控制。有一次，参谋长联席会议准备召开的一次会议被拖延了，直到代替托马斯•怀特将军（Gen. Thomas D. White）的空军副总参谋长柯蒂斯•李梅将军（Gen. Curtis E. LeMay）能够明确地听取简报为止。李梅将军问了一个问题，但却被告知“那不关你的事”。
作为对肯尼迪要求予以评述的回复，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一份报告中说，这次行动有“相当好的机会”能取得成功。实际分析则将成功的概率调整为30%。“相当好的机会”这一措辞的意思实际上是“不太好”，但其却被解释为是一种对行动的认可。
这份报告中还说，伴随着具有完全突然性的和全面的空中优势，“古巴旅”可能会在地面上坚持四天之久——而且报告中也认为卡斯特罗一架飞机也没有。
身在佛罗里达州的古巴流亡者是不可能对这次行动保持沉默的。1961年1月出版的一期《纽约时报》的标题这样写道：“美国正在一个秘密的危地马拉空军基地帮助训练反卡斯特罗的力量。”肯尼迪对此抱怨说：“卡斯特罗连间谍都不需要安插在这里。他所要做的只不过是看看报纸而已。”
关键问题是要摧毁卡斯特罗停放在地面上的飞机。在猪湾入侵之前，“古巴旅”的轰炸机将空袭三个主要的机场，其中两个机场靠近哈瓦那，另一个位于岛东部的圣地亚哥（Santiago de Cuba）。
肯尼迪对计划的干涉
尽管中央情报局对计划充满了乐观和憧憬，但肯尼迪却颇有疑虑，不过，他所做的不是叫停了这次行动，而是对计划中的“冗余部分”进行了缩减。这次入侵原本应该在古巴中部的特立尼达（Trinidad）上岸，这里是反卡斯特罗势力的温床，但肯尼迪却认为这个地点太“吵闹”了。在经过了短暂的察看后，登陆地点被移动到了往西100英里（约160千米）处的猪湾。计划制订者们不知道的是，那里是卡斯特罗最喜欢的钓鱼场所，而且那里还是卡斯特罗在古巴颇受爱戴的地方之一。
肯尼迪麾下的一些幕僚也充满了烦躁，国务卿迪安•鲁斯克（Dean Rusk）也是如此。他们希望把出动的空中力量最小化，同时让美国在此事中掺和的程度降到最低。1961年4月14日，即在入侵三天前，肯尼迪告诉比塞尔说要减少对空军基地的空袭，并使其“最小化”，只出动6架飞机，而不是原定的18架飞机。
比塞尔对此感到震惊，但还是庆幸空袭行动并没有被完全取消。他决定出动6架B-26外加2架作为备份的飞机，以便使行动符合肯尼迪的意图，并将该命令下达到了卡巴塞斯港（Puerto Cabezas），因为“古巴旅”的飞机当时就部署在那里，并正在等待命令。于是，当时在场的负责这次行动的军官便随机地派出了8架B-26轰炸机。
另一架在猪湾入侵期间被古巴战斗机击落的中央情报局B-26“入侵者”轰炸机的残骸。这些B-26轰炸机是中央情报局从美国空军的剩余储备物资中购买的，它们在外观上与古巴革命武装的B-26很相似
肯尼迪方面的知情人士后来会声称，当时并不“完全清楚”整个行动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摧毁了卡斯特罗的飞机。“古巴旅”没有被提供任何防空手段——这原本将会对任何在空袭过后幸存下来的敌机造成极大的伤害。
1961年4日15日，即发动入侵的前两天，“古巴旅”发起的空袭在前述三个基地敲掉了卡斯特罗一半的作战飞机。倘若运气好的话，在4月17日发起登陆的当天如果能同时再次发起空袭的话是完全有可能敲掉卡斯特罗剩下的飞机的——要知道，此时卡斯特罗仍然有2架B-26，2架“海怒”，还有3架T-33教练机。
在另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中，一名古巴的“叛逃者”驾驶着他的B-26降落在了迈阿密，这是美国方面人为制造的“封面新闻”的一部分，美国方面制造这些“新闻”的目的是让人们误以为空袭是卡斯特罗麾下对其感到不满的空军飞行员干的。然而，记者们迅速注意到这架B-26的型号是错误的：这架B-26安装的是用胶带密封的机枪，且安装在金属鼻锥上；而卡斯特罗的B-26采用的是透明鼻锥，且其航空机枪安装在机翼下方。
在联合国，几乎还蒙在鼓里的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大使作出了颇为冲动的反应，并挥舞着新闻照片以支持那个“封面新闻”。然而，当苏联大使指出他的错误之后，史蒂文森顿时感到尴尬和愤怒。他还向鲁斯克抱怨了此事。
1961年4月16日下午晚些时候，在猪湾入侵前的几个小时，或者说空袭即将开始的时候，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查尔斯•卡贝尔将军（Gen. Charles P. Cabell）在其打完高尔夫球后回家的路上被设在华盛顿的“战地指挥所”截住了。像史蒂文森一样，卡贝尔也没有被告知太多的信息，但由于杜勒斯当时不在岗，故卡贝尔便正式接手了这场行动。
卡贝尔质疑实施空袭的权限，并打电话请鲁斯克核查。鲁斯克由于刚刚听完史蒂文森的抱怨不久，便打电话给肯尼迪汇报了有关卡贝尔的问题，并增加了一些警告性的建议。肯尼迪最终决定，空袭根本不是一个好主意，并取消了空袭。
在滩头阵地上
猪湾入侵的第一次登陆发生在夜半时分，先由一名中央情报局负责这次行动的军官和蛙人标记出登陆的航道。他们惊讶地发现，通往海滩的路被珊瑚礁阻挡住了。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人员此前只是看了看航空照片，并将这些珊瑚礁识别为海藻或反射的光。
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人员还预测，猪湾的海滩将是荒芜而寂静的。一位负责这次行动的军官却说，海滩“像科尼岛一样明亮”（译者注：科尼岛是位于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一个半岛，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晚上灯火通明），而且沙滩上还正在举行派对。由于珊瑚礁的阻拦，登陆艇被迫在距离岸边75码（约70米）的地方就停了下来，登陆的士兵们必须趟过齐腰深的海水，携带着重型装备来到岸边。
猪湾大约4英里（约6.4千米）宽、18英里（约29千米）长，整个海湾被一片厚厚的沼泽地所环绕，上面只有三条石路能通行。主要的登陆地点在“蓝滩”（Blue Beach），就在海湾入口的东边；第二登陆地点在海湾“底部”的“红滩”（Red Beach）和海岸线20英里（约32千米）开外的“绿滩”（Green Beach）。C-46运输机还将空投伞兵，以封闭沼泽地上的道路。
猪湾地理态势简图
然而，卡斯特罗的飞机在黎明时分飞来了，它们攻击了登陆部队，击沉了3艘“古巴旅”的船只，摧毁了通信设备、弹药和补给品。“绿滩”被放弃了。中午时分，卡斯特罗麾下的民兵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反击。
美国的“休斯顿”（USS Houston）号是一艘运兵及供应船，这艘船在猪湾入侵时被古巴的空中力量击伤，其船长便在猪湾的西侧有意将其冲滩搁浅
白宫方面在晚些时候批准了用B-26轰炸机为海滩上的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可惜一半的B-26被T-33教练机和“海怒”战斗机击落了。“红滩”上的军队于4月18日撤退到了“蓝滩”，他们的弹药开始告罄了。
随着情况变得越来越令人感到绝望，比塞尔终止了美国志愿人员的飞行任务——估计他是在没有告知肯尼迪的情况下就下的命令。其在通过有线电报发送的命令中说：“未能充分认识到‘美国机组人员绝不能落入敌手’这一事实的重要性。”
8名来自阿拉巴马州空中国民警卫队的人员（4名飞行员和4名机组人员）自愿参加了这次行动。6架B-26（其中4架是由空中国民警卫队的飞行员驾驶的）于4月19日黎明前起飞了。其中2架领队的飞机被击中，但它们还是投下了弹药并返回了基地。
香农中校通过机动摆脱了一架T-33，但飞行在香农翼侧的雷利•桑伯格少校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桑伯格和他的观察员韦德•格雷（Wade Gray）在接近目标区域时被一架T-33的火力击中，并坠入了大海。托马斯•雷上尉（Capt. Thomas W. Ray）当时正在与他机上的观察员利奥•贝克尔（Leo Baker）一起飞行，他们被一架T-33和海滩西北部的一个古巴指挥中心附近的地面火力击中了。他们在飞机坠毁后幸存了下来，但却在地面上的枪战中丧生。
当时，“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就在该地区，并被授权可以提供“非常有限”的空中掩护。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仍然是不确定的，但由于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海军在时间上的混乱，导致当B-26进入战场时“埃塞克斯”号的舰载机仍然停在甲板上。
1961年4月20日下午，在只剩下一小块滩头阵地的情况下，登陆的“古巴旅”部队向卡斯特罗的队伍投降了。
三名被俘的来自“古巴旅”的入侵者——或者说“古巴流亡者”，正在被卡斯特罗的部队看守着。在猪湾入侵行动期间，中央情报局共派出1400人登陆上岸，结果有1200人当了俘虏
陷入黑暗的家庭
返回阿拉巴马州的空中国民警卫队员们被勒令不准谈论这次任务。1961年5月份，一名来自迈阿密的律师出现在了伯明翰，并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他说，他代表一个支持猪湾入侵的私人团体，该团体正在为4名雇佣军的遗孀安排救济金，这4名雇佣军在搭乘着一架C-46运输机在古巴外海执行任务时被击落。
《芝加哥论坛报》引用这位律师的话说：“这些男人知道他们正在干什么。这是一场精心算计的冒险。如果他们能回来的话，那么他们将获得一笔丰厚的报酬。”那些遗孀们则被告知，除非她们再婚，否则她们在余生中都会收到救济金。
桑伯格的母亲写信给肯尼迪，并得到了肯尼迪的空军事务助理戈弗雷•麦克休准将（Brig. Gen. Godfrey T. McHugh）的回复。麦克休说，中央情报局和其他任何政府机构都没有关于她儿子失踪的消息。麦克休后来还说，他对此也不知道更多的情况。
关于猪湾入侵的只言片语却逐渐地泄漏了出来。阿拉巴马州的一位新闻从业人员阿尔伯特•泊森斯（Albert C. Persons），一位曾在行动中飞过C-54的民用飞行员，此时已不在空中国民警卫队中服役，故并没有受到噤口令的限制。他的故事由国家报纸和有线电视机构进行了报导，报导说美国飞行员参加了最后的空袭，其中四人失去了性命。
中央情报局直到1978年才告诉家属们真实的情况，此时雷利•桑伯格、韦德•格雷、托马斯•雷和利奥•贝克尔被追授了“卓越情报工作十字勋章”（Distinguished Intelligence Cross），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用于表彰那些特工人员的英勇行为的最高奖章。即使这样，那些家属们还是被要求这些信息仅限于他们自己知道。直到又过了二十年之后，中央情报局才公开承认在猪湾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猪湾入侵中丧生的那四名美国人，从左至右分别是利奥•贝克尔、韦德•格雷、托马斯•雷和雷利•桑伯格
保险柜中的秘密
猪湾事件之后，杜勒斯和比塞尔被迫退休。在其于1969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比塞尔称肯尼迪取消了第二次空袭是“毫无疑问的导致行动失败的最重要因素”。
肯尼迪总统正在向中央情报局已退休的局长艾伦•杜勒斯表示祝贺，照片表现的是肯尼迪于1964年在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兰利市的中央情报局总部向杜勒斯颁发“国家安全奖章”（National Security Medal）时的情景。（译者注：原文如此，但似有误，因为肯尼迪早在1963年11月22日即遇刺身亡）
猪湾入侵6个月之后，中央情报局总检察长莱曼•柯克帕特里克（Lyman Kirkpatrick）进行了内部调查。他在报告中说，中央情报局“将计划大幅度地改造成了一场公开的军事行动”，以至于“超出了特工人员的职责及能力范围”。他在报告中还称中央情报局“倾向于承担超出其能力的责任，同时不去充分考虑其他政府部门进行或参与这些行动的能力”。
接替杜勒斯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约翰•麦科恩（John McCone）收集了总检察长报告的副本，并将其中的大部分销毁，剩下的报告副本也被其锁在了办公室的保险箱中。1974至1978年间，中央情报局的首席历史学家杰克•普法伊夫（Jack Pfeiffer）撰写了五卷本的关于这次行动的历史著作。这份著作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同样也被禁止发表。
彼得•维登（Peter Wyden）在其于1979年出版的《猪湾：不为人知的故事》（The Bay of Pigs：The Untold Story）一书中讲述了大部分——但不是全部——的故事。位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馆基于《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而在1998年被迫公布了柯克帕特里克的“总检察长报告”，并在2011年解密了普法伊夫五卷本历史著作中的三卷。
这些文件，再加上沃伦•特斯特（Warren Trest）和唐纳德•多德（Donald Dodd）在2001年出版的著作《被拒之翼：阿拉巴马州空中国民警卫队在猪湾中的隐蔽角色》（Wings of Denial: The Alabama Air National Guard’s Covert Role in the Bay of Pigs）中的报道，人们最终才得以让空中国民警卫队参与了猪湾入侵一事大白于天下。
菲德尔•卡斯特罗给出了关于这次行动的最终观点。当被问及为什么猪湾入侵会失败时，卡斯特罗说：“因为他们没有空中支援。”
狗仔卡
发表于 2017-10-4 10:1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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