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曹东勃
▍“老不看三国”：三国的独特魅力
中国历史上的割据，大致可归为这几类：吕字型、品字型、倒品字型、田字型。
以长安为中心的关陇，以洛阳、开封为中心的关东，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盆地，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一带，都很容易形成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所以会有后面三种诸侯并立的状态存在。荆州则大体处于四大象限的原点，历来是必争之地。
统一的步骤也有一些规律。比较常见的是“得陇望蜀”，当年曹操佯攻汉中，间接促成了刘备入川，后来不得不假戏真做，双方在汉中展开激烈而鸡肋的拉锯战。北国得了汉中，再进而灭蜀，便是势所必至理所当然，司马氏灭蜀、西魏灭成汉都遵循了同样的逻辑。另一个常见的沿江而下，这是从长江上游向下游去打，也是势如破竹，孙吴政权的覆灭是如此，后来东晋时期桓温、桓玄父子因据有荆州后沿江而下行篡权之事，梁武帝时地方将领平定侯景之乱的路径，也大致相同。
从三国到隋的几百年间，中国的疆域上呈现为一个“品—倒品—吕—田—吕—口”的分合过程。这当中，最有意思的阶段当然是三国。
▲《三国志》游戏画面
光荣公司的《三国志》系列游戏，在30余年的光景里，发布了13个版本。我接触三国类型的策略类游戏大约在1994年前后，那是在表弟家玩的台湾智冠公司版《三国演义》，之后几年又陆续领略了光荣版三国志系列的风采。
日本人对三国的研究兴趣是如此浓郁，以至于游戏也做得如此叹为观止。光荣公司对三国时期人物的全面数据化体系的建构，当是居功至伟，否则我们可能还停留在“一吕二赵三典韦”这样粗糙的评书表述阶段，这也可以算是某种程度的“量化历史”吧。
所谓“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的老话，大约是这两部书诞生以来的几百年间饱经沧桑之人概括的。刘再复先生前些年出了本《双典批判》，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两部文学作品是中国传统文化伪型化的代表作，也是沿着“少不看、老不看”的思路下来的。
前者容易理解，打打杀杀该出手就出手的水浒对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而言，固是“少儿不宜”（电视剧已删去了原著中李逵等人随处可见的滥杀无辜行为）。后者也不难理解，古人的“老”与今人当然不同，四十不惑、五十就知天命了，今天四十岁的人还活蹦乱跳忙着跳槽换工作，流动性大得很，人生才刚开始，甚至还是孩子心态，岂敢称“不惑”？
所以古人“老不看三国”的意思是，人成熟后本就身经百战，见得多了，再看三国里的老谋深算、权谋手段，更是如虎添翼，坏上加坏——蔫吧坏。这两句合起来考虑，其实也有另一重用意蕴含其间：年轻人不要搞阳谋，老年人不要搞阴谋。
▍“从周边看中国”：三国时期的边缘势力
现代语境下的三国，是老少咸宜的作品，《三国志》游戏，可以一玩再玩，不时重温。我基本上每年都会在春节前后玩一次三国，这两年的玩法和侧重有所不同。
大概是受了“从周边看中国”的影响，观察游戏版图的时候，常会跳出来琢磨。《三国志》系列游戏中，“从周边看中国”的思路首先萌发于几大“蛮族”的引入，在第六版中，南蛮、山越、氐、羌、匈奴、鲜卑、乌丸等族首次聚齐。此后的版本中，少数民族对中原政局的影响权重更是有增无减。
罗贯中为神化诸葛亮，在小说中子虚乌有地设计了“安居平五路”的一盘大棋，把鲜卑部落首领柯比能误作“羌王柯比能”，张冠李戴，谬以千里。历史的真实是，诸葛亮在第四次北伐时联络“蛮夷”柯比能，约定南北夹击，共分曹魏。这与诸葛亮在刘备死后恢复吴蜀联盟时，煞有介事地与吴国约定东西并立、平分魏地的表态别无二致。汉贼不两立，不妨碍汉与“蛮族”、汉与吴国互相承认、和睦相处乃至约期举事。
比七大“蛮族”的开化程度更高一些、名义上也设置郡所的内附性地区有两个：一个是位于今天两广地带的交趾，当时为士燮、士壹兄弟长期把持（在游戏中，这两人的内政禀赋都较高）；另一个是位于今天辽东半岛大部和朝鲜半岛东北部的辽东郡，先后为公孙度、公孙康、公孙恭、公孙渊祖孙三代长期把持。这两个地方的行政长官，表面上也是中央王朝的封疆大吏，实际则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半独立王国元首。
《三国志6》的大地图上还是首次出现了台湾岛和海南岛，突破了“霸王的大陆”那种完全内卷化的认知定势，也符合真实的三国历史中孙吴政权的活动范围。美中不足的是，这两个岛屿在地图上也基本是摆设。除了在它们上面双击右键会有一些无足轻重的“小惊喜”，别无它用。对于台湾地位的强调，哪个版本都没有台湾本土的智冠公司做的《三国演义》更为突出，游戏中的台湾是作为一个郡设置的。我就经常喜欢采用天上掉下个新君主模式，缺钱粮的时候就带点兵跨海西征，跑到会稽郡搜刮一下。
▲智冠版《三国演义》画面
《三国志9》的加强版增加了一个隐藏势力“倭国”，其发现方法是在胶州湾一带探索，就会在其西南方发现“倭国”，大概就是今天日本的九州地区。
这说的是《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所记载的公元238年，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遣使朝贡的情况。卑弥呼被认为是具有某种神秘能力的女主，她在《三国志9》加强版中的能力数值也位居各“蛮族”首领之上。“邪马台”被语言学家认为就是日语大和（Yamato）的发音。
其实，早在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曾经赐过一个“汉委奴国王”金印给当时的倭国首领。238年的那次外交会见中，魏明帝曹睿则赐予卑弥呼“亲魏倭王”紫绶金印一枚。时隔近两百年，表述有了一定变化，一个冠以“汉”的字样，一个则只用“亲魏”而非“魏”，很难说这中间不体现了某种国际认知上的变化。
《汉书》中对古代日本的表述是“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
乐浪是什么地方？这就说来话长了。按照《史记》、《汉书》的说法，周武王灭商后，商朝遗老、太师、纣王的叔父箕子被勒令搬迁到今辽宁到朝鲜东北部一带，并联合当地土著建立了箕氏侯国，这就是传说中的箕子朝鲜。
▲1990版《封神榜》中的箕子
西汉初年，燕王卢绾叛国逃亡匈奴，其部将卫满率千余人进入朝鲜半岛，推翻箕子朝鲜自立。汉武帝对此深为忌惮，公元前108年派兵远征朝鲜，灭卫氏朝鲜。作为此役的善后措施，西汉在卫满朝鲜旧地设立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及临屯郡，中原王朝的政治影响力大大扩张。
在汉四郡中，乐浪的地位最高，并多次“扩容”。而“乐浪海中有倭人”的说法，至少说明当时的朝鲜半岛西南或东南一带，已经出现了经由对马海峡而来的日本人。
朝鲜半岛南部有三个小部落：马韩，辰韩、弁韩，合称三韩。相对于半岛北部的郡县制度而言，三韩还处于更为原始的部落社会阶段。因地理位置与日本九州接近，三韩受倭国影响更大，而受中原王朝影响较小。
▲汉武帝天汉年间（前100年—前97年）东北亚局势
又过了一百多年，到了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中原一片混乱，辽东却成了避风港。董卓任命的辽东太守公孙度趁乱在襄平（今辽阳）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大举招揽中原流亡士人，向南占据整个辽东半岛，向东讨伐崛起于吉林一带的高句丽，向西击退乌桓（即乌丸），并一度跨海袭取胶东半岛北部的东莱县。
公孙氏在完成疆土扩张后，又分大辽东地区为辽东郡、辽西郡、乐浪郡、带方郡四郡。行政层级析出的意图，显然在于政治地位的升级。
▲公孙氏割据辽东图，注意他还占了胶东半岛一块地方
至此，我们提到了三国志游戏和三国时期一直被人们忽视的几个边缘性势力，七大“蛮族”、辽东公孙氏、倭国、高句丽、三韩。这些政治势力同时出现在公元三世纪的东亚，共同参与到这一地区政治秩序的建构过程中。
无怪乎日韩两国史家对三国至隋唐间的中国历史兴趣浓厚。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京都学派提出的上古、中古、近世的中国历史断代三分法中，所谓中古指的是东汉中叶到唐朝末年，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是贵族制：从士族到世族。其实，如果跳出中国来看，这一时期对应的则是古代朝鲜半岛和古代日本列岛从原始部落到国家形态的塑造。这其中，尤以公元三世纪即中国的三国时期最为关键。在中国大陆，上演的是魏蜀吴三国演义。在朝鲜半岛，上演的是三韩、高句丽、辽东公孙氏之间的三国演义。而放眼东亚，又何尝不是刚开始上演中日韩千余年来剪不断理还乱的三国演义？
中国在“三国杀”，朝鲜半岛是“南北朝”，日本列岛则是“百团大战”，这样千载难逢的场面就定格在公元三世纪。
▍“乐浪海中有倭人”：东北亚地区的板块碰撞
远交近攻，是东亚古典外交的黄金法则。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包后路，出奇兵，大家都懂得这个道理。所以魏要煽动吴国南方的交趾、长江中游地区的蛮人，蜀要联络魏国北部的鲜卑和西北的羌。
相比魏蜀两国，吴的灵活性最大，而孙权很可能是三国时期最具外交视野的一流政治家。吴的外交思路比蜀要积极得多，在强大的制海权和相对更为明确的海洋战略下，选择面也更大，致力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围魏救吴”。
吴国不单四处出海掠夺人口，还开辟了南京与辽阳之间的航线，与辽东公孙氏相约为盟。这样的外交大手笔，简直把魏明帝曹睿惊呆了！东吴与辽东的这种新型外交关系，在政治上无异于在魏国的后花园安下一颗定时炸弹，在经贸往来上则以丝绸换马匹，打破了魏国对吴国的武器禁运。要知道，战马对于吴国是极度稀缺的战略资源。孙权在位时几次越过长江试图向北发展，都立足不稳退了回来——军事装备跟不上，水军登陆后的表现确实差劲。
▲吴帝孙权开辟了江南与辽东的战略交往
孙权虽然雄心勃勃，但他这一系列纵横捭阖的外交布局背后，也难免有好大喜功的庸俗政绩观和近悦远来的传统天下观作祟，干了一些颇为时人诟病、后人议论的荒唐事。比如孙权刚刚称帝，对于公孙渊所发贺电里的“漂亮话”还信以为真，一门心思要把吴辽两国的关系升级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要把辽东发展成自己制约魏国的一块“飞地”。
可惜天不遂人愿，公孙渊这厮首鼠两端，两头下注，斩杀吴国使臣并通知魏将于胶州湾截杀（当时的海上远航不能远离海岸线，所以山东半岛是一个危险地带），可惜吴国派来的万人船队所剩无几。
对于这样的结果，大帝孙权面子上是挂不住的，但你得承认他在当时的经济技术条件下能有这种“国际视野”是很不容易的。后来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后，曹睿终于腾出手来对付东北方向的这个公孙渊，派司马懿长途奔袭四千里去剿灭辽东政权。
这个时候，公孙渊才想起来派人往吴国求援。孙权倒是识大体顾大局，不计较公孙的反复无常。可惜天公不作美，怎么说呢？那时造船技术差，航行主要靠（季）风，算准时间很重要。所以公孙渊总是下半年借着北风遣使访吴，孙权则在上半年乘着南风派员访辽。司马懿伐辽，就是趁下半年打的，孙权的船逆风开得慢，鞭长莫及，最后也只是大老远到东北抢了些劳动力回来。
辽东一战是司马仲达一生中最重大的军事胜利，可惜此时诸葛亮已死，《三国演义》电视剧的任何一个版本都甚至比小说本身还要吝啬，全部把这段掐了没播。
曹魏灭公孙氏的另一个理由，是公孙氏政权的坐大，已经使中央王朝与朝鲜半岛的高丽、三韩以及日本列岛上的倭国之间的关系出现梗阻。当时的乐浪郡，是东北亚地区外交使节朝觐中央王朝的登陆点、中转站，在彼时的东亚朝贡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政治意义。
有人会问，难道日本不能直接经山东半岛登陆吗？只能说，这条线路在当时还不常见，更多的还是从乐浪经辽东再进入到中原。而公孙氏把持着乐浪，多次僭越礼制，阻挠外国使节的正常朝贡。这让曹魏非常不爽。
回头再说前面提到的“亲魏倭王”事件。这件事发生的是如此之巧，正好是司马懿灭公孙氏的那一年。有日本学者就考证说，很可能卑弥呼派出的那一批使者原本就不是去朝觐魏国的，人家其实是去给辽东公孙渊送礼的，正赶上司马懿打上门来，兵败如山倒，眼看他楼塌了。
怎么办？只好编个瞎话说我们是要来觐见魏国皇帝的。否则实在是解释不通，只带那么一点礼品，比之前的和之后的都要少得多，这是给一个中央王朝送礼的节奏？
远交近攻的预设是距离产生美，也不需要付出很多的甄别与防范成本。可是，当一个大国由远及近时，小国多半又会惶恐观望，急着派使臣表忠心，更重要的是划清势力范围，声明核心利益，要求国际承认。
辽东问题当然属于内政，而乐浪作为辽东的自然地理延伸并有着汉四郡的历史法理延伸，中央王朝的力量就再次直接进入朝鲜半岛。倭女王卑弥呼就是正好在中央政权瓦解了辽东公孙氏三代四主的统治，实际上打破了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几十年的政治稳态后，紧急遣使而来。
类似的举动，在时隔近两百年后再度上演，当取代东晋建立南朝宋的刘裕发动北伐、攻克胶东后，倭国随即恢复了中断七八十年的向南京政权遣使，意图两头下注，摸清大陆局势，强调自身在朝鲜半岛南部的特殊利益。
仅就三国来看，倭与三韩、倭与高丽、倭与吴、倭与魏，魏与高丽、魏与辽东公孙氏、魏与三韩，吴与辽东公孙氏、吴与高丽、吴与倭，这些发生在东北亚主要通过海路发生的外交关系，远比魏蜀吴三国关系更复杂。从孙吴到南朝陈，江南六朝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相近的外交战略，并关注海权，力争在大陆弱势的情况下通过弱国外交对北国在海上施加某种压力。
这是一个大三国的时代。东亚三国的这种复杂关系延续到两晋南北朝和隋唐，中国大陆南北割据期间分别与日韩当时存在的几个政权互为利用，东亚政治秩序最核心的三角关系建构正在发轫。
魏晋和后来的北朝利用倭国对抗朝鲜半岛以高句丽为主的“分离主义”势力。而辽东公孙氏垮台后，高句丽也直接与中原王朝发生摩擦和冲突。高句丽在朝鲜半岛北部的一股独大对南部深受日本影响的三韩造成高压态势，迫使倭国深度卷入。再往后，高句丽对乐浪郡的蚕食，使得中原王朝在朝鲜半岛的唯一据点带方郡也变成了一块“飞地”，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立，并在公元四世纪后成为北方的高句丽与南方继三韩之后形成的百济、新罗争霸的场所。
▲公元三世纪的朝鲜半岛形势
▲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朝鲜半岛形势
“乐浪海中的倭人”登陆南韩，以百济为附属国，征服新罗，并仿照中原王朝的朝贡体系建立了一套由日本辐射朝鲜半岛的新朝贡制度，实行以日（倭）为宗主国的宗藩体系。所以倭人在隋文帝当政期间入长安朝觐时，已然底气十足地在国书中用“日出之处天子致日落之处天子无恙”的平等姿态叫板中央，而中央也从汉委奴国王、亲魏倭王的姿态再次下降，实质上承认了中倭关系与中朝关系存在本质上的不同。然而中央王朝的大文明圈与倭国的小文明圈，终究还是在朝鲜半岛发生了碰撞。隋唐两朝在半岛问题上的几次征战杀伐，都与东亚政治结构的这种嬗变有关。
直到今天，东亚政治中的三国志还在现实中续写着新篇，半岛的南北朝状态依旧，北方彪悍依旧，南方纠结依旧。韩国在诸多问题上进退维谷。各怀心腹事，不足外人道。这早已超出了三国志的游戏世界所能模拟的程度。这究竟是一种历史的顽皮，抑或历史的残酷？
（原标题：《游戏内外话三国》）
【作者简介】
曹东勃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
狗仔卡
发表于 2017-7-12 08:4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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