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陆波
▍山中古寺,闻香而来
我与京西门头沟马鞍山戒台寺的缘分也算结的早,20岁左右故作成熟地烫了一头卷发,为的是仲春时节与友人郊野游玩。不过那不是一次专程,80年代中,门头沟一带山区交通并不发达,一天能有一趟进山的班车就算不错,而翻山越岭更多的是前往山西的运煤车。
运煤车往山里走的都是回程的空车,招手搭上一程也寻常。司机们走南闯北,看着弱弱而面善的年轻人一般不会拒绝。而往往搭这一程的就是去两个寺院——马鞍山的戒台寺和更为西北的潭柘山中的潭柘寺。
我们那一行年轻人是游历完潭柘寺,回程在戒台寺下车,已是黄昏时分,丁香花馥郁浓烈香得化不开,疲劳的我们被这花香熏醉,留下一张站在山门前的照片。照片上,迷茫的青春与古老的寺院相映成趣。丁香花因香气嵌入记忆,至于寺院建筑、古木、佛像、僧人,恍惚如浮云。
过客的谈笑风生为鸿爪之痕,似有似无湮灭给时间。再后来的生命里,我多次拜访过戒台寺,益发喜悦而印象清晰。我偏爱丁香花盛开的春天前往,冬天的大地刚睡过一场好觉,饱满充盈着新鲜的气息,芬芳肆意。如果不是对佛教有特别兴趣,京城人往往把戒台寺当做以丁香、牡丹、古松闻名的春游之地。一想到高山上那些飘香过300年的古丁香,欢乐相携,到戒台古寺去“闻香”变成了盛事。
自明清至民国,此寺香火颇盛,环绕戒台寺的几个村庄——苛罗坨村、石佛村、秋坡村都是人们上山进香的香道。苛罗坨村村西有一座明朝时期修建的石桥,俗称“娼妓桥”,就是为进香人便利通行而建,此桥今天犹在。说是妓女们进香一是为赎罪,二是为积累功德,三是因为她们自觉身份低贱,只从寺院后面进去,而这条路上要涉水便修建此桥。
这个典故来自万历年宛平知县沈榜撰《宛署杂记》“民风一(土俗)”记:“戒坛是先年僧人奏建说法之处,自四月初八至十五止,天下游僧毕会,商贾辐辏,其旁有地名秋坡,倾国妓女竞往逐焉,俗云赶秋坡。”
按照沈知县的记述,“耍戒坛”,是当年与“赏西湖景(今日颐和园所在)”、登玉泉山游寺同等重要的民俗活动。四月十二日,是戒坛上香的大日子,“冠盖相望,绮丽夺目……从远望之,盖宛然图画云。”
我不愿意把这种场景想象的如集市般纷扰凌乱。寺院上香总是令人肃穆恭敬之事,燃香礼佛,而那些散落于院落边际的古丁香树,风摇绰约,阵阵芬芳,香香呼应,四月晴空,美好人间。这不禁令人怀想,千余年来,多少美好生命来过此地,流连草木山峦,迷执娑婆世界或者勘破红尘。
▍一恭亲王在戒台寺十年
光绪十年三月十三(即1884年4月8日),恭亲王奕訢因与慈禧太后嫌隙加深,被懿旨令“养疾”。慈禧开去恭王一切差使,令其居家,保留“世袭罔替 ”,撤去双俸,给以全俸。同时宣布全体军机大臣一律撤换,代之以礼王世铎为首的新军机,史称“甲申易枢”。
这也正是丁香花开的时节,落寞失意的道光帝皇第六子恭亲王奕訢上了马鞍山,跨进戒台寺的山门,自此一住就是十年。其实,自1852年起,咸丰帝将奕訢“分府出宫”,赐给位于什刹海南岸的原乾隆期大臣和珅府邸,为 “恭亲王府”,是京城最高端豪华的王府。但被排挤出政治核心圈子的恭亲王住在那里便通体不适,不安稳,不符合“养疾”的懿旨精神。
▲爱新觉罗·奕訢(1833年1月11日—1898年5月29日)
进入50岁之后,奕訢开始新一轮的流年不利,政治命运与子女因缘都开始起落不定。他子女中命根比较结实的,还就是最早出生的那三个孩子:大女儿,即大名鼎鼎的荣寿固伦公主,长子载澄、次子载滢,至少活到成年,且固伦公主7旬辞世算是高寿。
后面的子女命数如同中了无法破解的可怕魔咒,来一个,走一个,再来一个,未几,又走一个,循环往复。譬如,他最钟爱的的次女长到5岁死了,虽然这个次女出生时“亲党来贺,多谓汝丰颐广颡(意为:下巴丰满脑门宽大) ,可以享福泽而登耆艾”。可这个福相女儿只活了5年,但她死后4个月恭王的三儿子载濬出生了。
笃信佛教的恭亲王坚信这是次女对他疼爱的不舍,以转世的方式再次来到他家,恭王写给次女的墓志铭曰:“汝卒之四月,而汝弟濬生。阅二年,而濬又死。其殆汝之灵不昧,而故托伊以来耶?然无端而来,又无端而去,抑何必为此一见再见,以重伤吾之心耶?其当皆归于命耶?”他以为与二女儿的缘分由三儿子续上,但没过两年,三儿子又夭折了,令他们父女深情不再延续,伤透了心。在铭文最后他写道:“汝生五载,汝死千秋,我铭此石,天地长留。”
从这段文字可知恭王是何等的用情,他以生之有限而死之无限展现父爱可以抵达的生死维度,并相信附着于物(铭石)可以与天地长存。这个墓祉在昌平区东三十里翠华山前麻峪村,俗称“六爷坟地”,著名的“秦城监狱”便建于此。
恭王50岁前后时,魔咒再次发威,先是三女儿生,未及2岁死,恰恰五个月整(一天都不差),四儿子载潢出生,但他只长到6岁又夭折了。而这期间,恭王的四女儿出生长到2岁夭折,两年后,五女儿出生,但9个月后,长子载澄竟然病故了。
恭王看着这些小人儿来来去去,想着自己空有天下抱负也是起落不定,被慈禧招来挥去,如今弃之如敝履,自感缘起缘灭之无常,即使有幸托生帝王家的六王爷,也不能脱逃注定的因缘果报。
仕途不顺与儿女劫难倒是推动了奕訢对佛教的信仰,他选择戒台寺偏安修佛,位置恰好。此地于京城西南70里,不算很远,如果策马报信也就是小半天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戒台寺不但有千年古寺佛缘厚重的历史,也是有清以来皇室相当重视的寺院,建有行宫——北宫院。分布于院落四处的白丁香正是乾隆皇帝谕旨从京西海淀畅春园移植过来。北方寺院以丁香树作为菩提树的替代树,乾隆皇帝只选定白色,象征圣洁庄严,如《佛说阿弥陀经》“白色白光,微妙香洁”,如散曼陀罗华,圣境庄严。
1884年丁香花开时节,奕訢来到戒台寺心情疏朗了许多,他和住寺僧人结交,并将北宫院再次修缮一番。奕訢提额“慧聚堂”,从府邸运来不少家具,在花园种植了大片牡丹,于是也称“牡丹院”。
直到今天,他的家具还在寺院的大悲殿保存,都是明清制式的红木家具,经过百多年岁月,黑黢黢的,如果打蜡擦拭后定会泛着沉稳贵气的光泽。而他种植牡丹的传统今天寺院也沿承下来,丁香和牡丹不会同时开放,丁香时节,牡丹只是花苞累累,偶尔会看到个别着急而绽开的花朵。
他已被皇室彻底冷落,其中他庆60大寿只有区区6个人到访。这是他生命最后14年的倒计时开始,他出资对寺院其他破败建筑也进行了一次修缮,为表善举他铭刻一块石碑,如今立在重建的千佛堂院落里。
“予偶游览至此,何胜钦悚。因其罗汉堂、千佛阁等处,或患剥落,或将倾圮,捐资修建之。其地有俗称北宫者,亦复其崇隆之旧,额以慧聚堂,取存李唐遗意也。惟是地大物博,中怀歉所期善信人等,于金经所谓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如是。如是则禅宗丕振于无穷。我佛亦拈花微笑也已,住持僧妙性其拜手合南矣乎。是为记。”文字可见他以《金刚经》指引,为自己的布施而情不自禁地表白,“我佛亦拈花微笑”,住持“拜手合南”。
奕訢是个喜欢表白的人,因出身高贵,资质不凡,难免骄矜。做点好事好沾沾自喜与丧女之痛真情流露在这个人身上并不矛盾。此外他还救助了一棵即将倾倒的松树,把它扶起并支撑住,还很庸俗地狗尾续貂了题字“卧龙松”,有人附会,认为这是奕訢自诩“卧龙”,有伺机东山再起的意思。如果这真是奕訢的心思,那真是白过了五旬华年,更需要领悟佛法。
这10年的奕訢应该在好好研习佛法,与僧人交流修法心得,他资质聪明但不一定转换成智慧,他的一生过于外露的才干及满腹诗华,总是情不自禁要展示给人看。
譬如15岁时与哥哥奕詝伴随道光帝去热河狩猎,他便是人前人后生龙活虎,箭不虚发,猎物满满,而四哥奕詝却空着手对道光帝说,儿臣看生灵正是怀春之际,不忍杀之,道光帝怎不怒赞奕詝更有仁君之心——“此真帝者之言”!
再有,道光帝考察二子的功课,奕訢便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滔滔不绝,而奕詝看道光帝病痛缠身便不管功课,而是伏地痛彻状。从道光帝的角度来说,选择一个更为仁孝且纳言慎行的人继位更合朕意。怎么说奕訢都是吃亏在过于才思敏捷而并不擅长揣度人心。
奕訢下山便是10年之后,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巨变的前夜。但他是一个旧时代的人物,空有聪慧的大脑干练的作风,也不过是西风渐进卷起的大时代风暴来临前一个无用之人。甲午海战之后,清廷的没落之势无人可挡,以守势亦守的很难看的慈禧太后虽然在极力启用栋梁之才支撑摇摇欲坠的王朝大厦,包括她曾经是得力同盟的小叔子恭亲王,但大厦的基础已朽坏空洞,再好的大梁除了炫耀自身的材质优良而并无他用。
恭亲王奕訢在1894年秋天下山,9月29日慈禧懿旨令恭王重新在内廷行走,管理总理衙门,恢复原职。并添派总理海军事务,会同办理军务。这一天,正是中日黄海海战清朝海军惨败后的第12天,奕訢被再次委任善后甲午战争失败的烂摊子。
已在山中清闲10年,完全被这个即将完结的祖业之残破现状震惊了。他其实完全可以以老病推脱,但他没有,人过60的他还是没有修炼出深厚城府与缜密的心机,又为朝廷服务了三年半,于1898年的初夏归西。
在山上清修10年倒是闲云野鹤,一俟下山愁云压顶善缘不再。倒是躲过了几个月之后“戊戌变法”的尘世风暴。有人评他:“六十七年固如落花一梦,然实已不愧为爱新觉罗之好子孙矣。”算是个定论。
▍传说与真实交织的寺院
奕訢入住的是明朝格局,清朝翻建的寺院。总的布局、殿堂设计正是承天门(即天安门)的天才设计师,工部侍郎蒯祥。寺院座西朝东,入寺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千佛殿、三仙殿,九仙殿在一条轴线上依次分布,两侧均有庑廊,西北部有戒坛殿、牡丹院。整个建筑依山势而建,层层递升,布置精致,景色与建筑浑然融合。这也是苏州人蒯祥将南人独有的细腻幽美结合北方山峦的阔丽风貌,完成的一组优秀的汉地佛教建筑群落。
关于戒台寺的建寺时间, 一般流行的说法说是唐朝武德五年(1622年),戒台寺官方介绍也是如此。但这实则是个无稽的传说,传说的根据是“寺内碑文和史料记载”。碑文即指明清两朝在寺内的石碑所铭,它们本身就是二手资料,以讹传讹者多,如明高拱重修万寿禅寺碑略:“马鞍山有万寿禅寺者,旧名慧聚,唐武德五年建也。时有智周禅师,隐迹于此,以戒行称。”
高拱这个资料很可能出自《续高僧传·释智周》。
唐朝有两个智周法师,有一个名气大的不得了,是法相宗三世祖,师承玄奘一脉,还亲授了不少东洋弟子,东洋弟子将法相宗带回日本开创当地宗法。但这位智周禅师与戒台寺一点关系没有,他住持在濮阳报城寺,号称濮阳大师。这位禅师比记载的戒台寺开山于“唐武德五年”要晚出生四十几年。
另一位智周和尚,名气不那么大,但的确是前言所提《续高僧传》里的那位,也确实是戒律严格深居修行之人,但他武德五年就圆寂了,不可能刚开山当年就离世的。按照他“遂超然高举,晦迹于马鞍山慧聚寺。仁智斯合,终焉不渝,而止水致鉴,问道弥结。旧齿晚秀,咸请出山”的说法,他是隐山林多年而被请出山的,也不符合“武德五年建寺”的事实。而最重要的一点,在唐武德六年,整个华北地区才被秦王李世民最终平定。武德五年,今天京城戒台寺这个地方还不是大唐的疆土,怎么可能跑来一个远方的唐僧隐匿修行?
而《续高僧传》里另有一句话破灭了戒台寺始于唐或东晋说,“又晋司空何充,所造七龛泥像,年代绵远,圣仪毁落”,说明这个马鞍山慧聚寺有东晋遗物,常识可知,华北燕地当年根本不是东晋的疆域,属于前秦、后赵、前燕或者更多的北方民族轮番坐庄的地盘,何充作为东晋名臣,怎么可能跑到燕地造佛像?而我华夏幅员辽阔,马鞍山、慧聚寺之名,并非京城独有,江苏昆山城内著名景观玉峰山,因其形似马鞍,也称“马鞍山”。山上恰有名刹慧聚寺,此地才是东晋的国土范围,而慧聚寺建于南梁(很有可能收集了何充所造佛像),寺名为虔诚的佛弟子梁武帝萧衍所提。
这后一位智周法师,俗姓赵,“其先徐州下邳人,有晋,过江居于娄县之曲阜也……武德五年七月五日,遘疾,终于大莱城南武州刺史薛仕通舍”,智周和尚与江苏马鞍山的聚慧寺的关系更为接近。这些记录与我们今天提及的京城戒台寺,甚至当时的燕地,没有丝毫关系。
总之,我讲述完上面两位智周法师的故事后,我不相信还会有确凿记载的第三位智周法师可以冒出来与本寺结缘。
且翻遍整个戒台寺,找不出与唐朝有丝毫关系的文物痕迹。而以求实求真的态度追寻一个寺院的历史是不能单纯凭借所谓后世碑文记载与传闻的。戒台寺留下的大量文物古迹都是辽代所遗,文物之多可谓北方寺院之首。
如果说所谓隋唐建寺找不到更为直接的证据的话,到了辽代咸雍时期(1065—1074 年),戒台寺的历史豁然开朗。本寺留存最早的碑石及石幢,均为辽代之物。两座辽碑,一为乾文阁直学土王鼎撰,大安七年(1091年)立;一为辽金两朝宰相虞仲文撰,建福元年(1122年)立。
虞仲文当时是辽国宰相,立碑之时辽国江山已亡,天祚帝已出逃京城,他的叔叔耶律淳建立了一个史称北辽的朝廷,祈求依附于金国,他的年号“建福”只存在了4个月随着其死亡也就结束了。已降金的才子虞仲文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日子里跑到马鞍山戒坛到底祈求些什么呢?因为碑文不详,无从考证虞仲文所书内容。
另一通辽碑为乾文阁直学士王鼎撰,大安七年(1091年)立。我以为,这通辽碑记载的法均法师是戒台寺真正的开山始祖,也是本寺院始建的实据考证。
“咸雍五年冬,上以金台繁剧,须人诏委师佐其事。虑志可夺,其命难寝,因顺山上下众心之愿,始于此地(碑石所在地,王鼎在石幢上称“马鞍山”)肇辟戒坛。来者如云,官莫可御,凡瘖聋、跛伛、贪愎、骄顽,苟或求哀无不蒙利,至有邻邦父老绝域羌浑并越境冒刑,捐躯归命。自春至秋凡半载,日度数千辈,半天之下,老幼奔走,疑家至户,到有神物,告语而然。”
这段历史记录便是法均和尚建立戒坛的缘起及授戒的盛况。法均于辽咸雍五年(1069年)冬奉诏佐录僧务,他上马鞍山创建了一座菩萨戒坛,广度四众,日度数千。碑文里,概述了法均法师的生平活动以及作为王室僧官,进山开寺,弘化世间,授戒弟子的事迹。
其中提到当时辽国皇帝耶律洪基非常赏识他,赐予官职,但和尚推脱不受,后来实在盛情难却便接受做过三学寺住持,被赐号“严慧”,并特授“崇禄大夫守司空”。民间推崇他为“普贤大士”化身来度化人间,“钟普贤之灵,孕凡夫之体”。形容法师的高德“行髙峰顶松千尺,戒净天心月一轮”,“前后受忏称弟子者五百万馀”。数字有些夸张,因为当时辽国的人口大概700万,难道全国都是他的弟子信众?
法均和尚大康元年(1075年)三月四日圆寂,世寿55岁,僧腊39年。他过世后,当时道宗耶律洪基“衋然者久”,悲痛异常,并派使臣吊慰其徒众。三月二十八日和尚法体具礼荼毗于北峪,火灭后竟收灵骨,以当季五月十二日起坟塔于方丈之右。
通篇观来,碑文没有提及寺院的名称,荼毗地点北峪应该就是离寺院不远的山沟里,“起坟塔于方丈之右”,说明其埋骨即在寺中,并称“又创影堂,左右以石建尊胜陀罗尼幢各一”。今天,石幢还在,王鼎在上刻字称其“马鞍山故崇禄大夫守司空传菩萨戒坛主大师其人也”。可以推想,当时这个地方就是以“戒坛”著称,而王鼎称法均为“传菩萨戒坛主”。非但没有“慧聚寺”之说,连当时皇帝耶律洪基赐额、敕建这些事都不存在。
▲移花接木的石幢
有传说金、元时期均有僧人在此传法,金朝有僧人波罗在此传法,寺内有金碑。但根据乾隆时期《日下旧闻考》的考证,彼时的确有金碑二通,但字迹已漶漫,只分别看出为天德四年、贞元三年立。“此二碑今寺僧犹传其文,而讹脱颇多。”
而传元代高僧月泉长老曾在此地弘法则实属另一个大误会。这缘起今天戒台寺双石幢中的一幢发生的移花接木之事。位于明王殿前,抱塔松南侧,有两幢辽代石经幢。《日下旧闻考》调查的情况是,两幢分别造于辽代大康元年(1075年)和大康三年(1077年),是法均和尚圆寂后当年并过了两年连续建造,上刻尊胜陀罗经咒并序,是由前述写碑文的王鼎和法均弟子分别奉立。
但今天我们看到的其中一通石幢只是幢座还是辽代的,上面却安了一个元代的幢身。幢身即是元朝月泉新公禅师灵塔的塔身,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建。塔身正面刻“大都鞍山慧聚寺月泉新公长老塔铭并序 ”,其余七面刻有记述元代至正年间月泉新公长老的生平。幢身与幢座,两个朝代的文物嫁接在一起,是近代某次修建进行的一次错误组合。
《日下旧闻考》里也记载了月泉和尚的灵塔及塔铭资料,但这个塔当时并不是在戒台寺,而是在另外一个寺院——西峰寺里面。今天西峰寺里仅存的三座古碑,已无此塔,原来是被后人搬去了戒台寺,安装在了辽代的石幢之上。西峰寺现有明碑三通,提到在明朝时发现这里已是荒寺,有“两浮屠巍然独存”,一塔为唐塔,为“浚公塔”塔铭不详,而另一塔为“大都鞍山慧聚禅寺月泉新公长老塔并序”,根据明碑文中对月泉重新修葺该寺的情况有这样记载“因兹云山改色,钟鼓楼新音,内外雍容,遐迩善末,三五载增修产业,开拓山林,破垣颓屋,无非济楚”。这个记载与《日下旧闻考》完全吻合。
我在细读明碑发现,明碑里说此寺“在唐时名为会聚寺,至元改为玉泉寺”,明正统年间请赐额为“西峰寺”。这个证据说明,元代有关戒台寺的记录并不清晰,今天人们所说的月泉和尚并没有在戒台寺讲法,而是与西峰寺有关。人们再一次将慧聚寺(或会聚寺)与法均的戒坛联系起来的错误看法,是和这位元代的月泉和尚碑被好事者搬到戒台寺辽石幢上产生的。
到了明朝宣德年间,马鞍山上寺院重新被重视起来,当时司礼太监阮简等以皇帝所赐金币“僦工购材,做正殿奉三世佛,左右列十六大阿罗汉,外做四天王殿,左做迦蓝殿,右做祖师殿,东西有庑,外庑做演论之堂,居僧之斋、庖、库廪,糜不具备,外建三门,环以垣”。
这次修建就是前文提到蒯祥设计,太监出资,而有一位全程出力和监督的人就是当时高僧道孚法师。工程历时六年,完工于正统五年(1440年),司礼太监王振奏请英宗皇帝赐额“万寿禅寺”(《敇赐万寿禅寺碑》,此碑在寺内)。请注意,这是戒台寺唯一的正式寺名,至今未改,我们称之为“戒台寺”是俗称而已。英宗并敕谕道孚法师在此说法授戒。
关于道孚法师的生平事迹,有明四朝元老大臣胡濙写的碑铭为记。话说道孚乃江浦望族出身,刚生下来便有异象,昼夜啼哭不止,满月便抱到寺院里便再也不哭泣了,7岁成为沙弥,长相“高额深目,大颐方口,仪表端严,眉宇森秀”,利根发于童心,对于佛教的仪轨举止仿佛生来具足,人们便传他为罗汉转世。在京城拜名师具足戒,很快便出师独立门户并名震天下。
宣宗在潜邸的时候就经常召见他请教佛门经典,非常敬服,“改容坐听,击节欢赏”,但这位和尚对宫廷的赏赐坚持不受,宣德年间召进宫内,他也只是在文华殿写字抄经,宣宗看他写的字称比中书大臣的字写的还好。
到了英宗继位,听闻这位法师的大名也招来一见,“天颜大悦,呼为凤头和尚”,让他在僧录司讲经,这时 “京西马鞍山寺修建”,“知此寺乃辽普贤大师(即法均和尚)所建四众受戒之所”,就义无反顾请求帮助建寺并在寺院住持讲经授戒。说为了建寺他也是耗尽心力,“日而不笠雨而不屐于是廊庑龙象焕然一新”。
▲法均和尚双塔
景泰丙子年(1456年)夏六月十日,道孚法师饮食毕,沐浴更衣趺坐升堂,最后给众弟子留下偈语告别:“昔本不生,今亦不灭,云散长空,碧天皓月。”随后端然而逝。
有关胡濙这幅碑文的内容,我从《日下旧闻考》得来,其中有两处与后世相传有出入,道孚别号应为“知幻”,来自《圆觉经》:“善男子,知幻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觉,亦无渐次。”这通碑石现仍在寺院,碑额尚且清楚,的确是“知幻大师”。另一处,英宗唤其“凤头和尚”也似乎存疑,不知为何意?而后世称其“鹅头和尚”寓意痴迷佛法倒是比较接近本意。
到明嘉靖年间,寺院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修缮,几乎是进行了重建,根据高拱立碑的碑文记载“乃御马监马公等发资重建坛内五殿暨大雄殿、天王殿、千佛阁、金刚伽蓝祖师堂、钟鼓二楼,皆撤而新之”,今天我们看到的戒坛便是这次重建而成。
戒坛设于西北院,为高3.5米的汉白玉方台,雕刻精美。环坛雕刻113尊一尺多高的戒神,坛上供奉释迦牟尼坐像。像前有十把雕花木椅,即和尚受戒时“三师七证”的座位。该戒坛与杭州昭庆寺、泉州开元寺戒坛并称中国三大戒坛,而历代高僧授戒都要得到历朝皇帝的敕谕,这是从法均和尚开创的先河,明清循之。
▲戒坛
戒坛大殿正门上方高悬漆金大匾,上书“选佛场”三个大字,据说为袁世凯手书,但不见落款。根据孙国敉《燕都游览志》的记载,当时的殿额就是“选佛场”。殿内的天花板为金漆彩绘,殿顶正中部分是一个“斗八藻井”。藻井内纵深分为上圆下方两个部分。井口内壁雕有许多小天阁,每阁内都雕有佛龛,龛内供金装小佛,宝相庄严。门内横舫上挂有乾隆手书——“树精进幢”金字横匾,内侧挂有康熙亲笔——“清戒”匾额。这座大殿有如上三位人物的题字可以一睹其书法功力。
▲大殿提额“莲界香林”,乾隆题
清康熙、乾隆两朝对戒台寺贡献最大。对于明英宗敕额“万寿禅寺”,清朝的皇帝没有更改,只是因为其区别于天下其他寺院的高僧授戒特色,从官方到民间就逐渐称此寺为“戒坛寺”或“戒台寺”。康乾时期对殿宇进行过重建,但格局未改,戒台大殿为明朝嘉靖遗物。
▍肉身与建筑不敌千年古树
康熙和乾隆为戒台寺留下不少笔墨,除了戒坛大殿里的横额与匾额,乾隆还御制两首诗,最有趣的是为一棵叫“活动松”的老松树还写了一首诗,这棵松树据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拉动一枝整个树就会摇动,乾隆每次来必作为一玩乐项目。
▲乾隆每次必来娱乐的活动松
康熙留下御制石碑一通,但细读内容,则为一警民安僧的告示,说的是“都城之西有胜刹曰万寿禅寺,实古迹道场,天下僧俗受戒之处。正统年间鼎新修建,仍旧开立戒坛,导诱愚蒙,使皆去恶为善”,可是“近被无籍军民人等牧放牛马,砍伐树株,作践山场,又有恃强势要私开煤窑,挖通坛下”,“今后官员军民诸色人等,不许侮慢欺棱,一应山田园果林木,不许诸人骚扰作践,煤窑不许似前挖捱,敢有不遵朕命,故意扰害沮坏其教者,悉如法罪之不宥。故谕”。也就是康熙十五年(1676年)前后已经发生了滋扰寺院的事件,康熙下令保护此寺,不许骚扰,更不许在附近挖煤。
无独有偶,200多年后进入民国,北京政府徐世昌大总统也在戒台寺放下一通石碑。也是因为有人开矿挖坑,挖到了戒台寺,僧人们非常不安,便有人帮助诉至官府,案子判定不许继续侵害寺院范围。徐世昌据此写下弘文一篇,洋洋洒洒,文采飞扬,讲述寺院之殊胜历史缘来,告诫人们应该保护。立碑时间为“中华民国十年十二月”。此时,徐世昌还在“中华民国大总统”大位上,他却以“天津徐世昌”的名号,不知那些挖煤凿灰的家伙是否会有忌惮?
从康熙到徐世昌这近300年时间,从两通石碑内容看马鞍山这一带居住者增加很多,毁坏山林私挖矿藏的现象时有发生,已经威胁到戒台寺,戒台寺已不再独享深山丛林的宁静。它的地理位置不如潭柘寺更为深远,在今天,沿京昆公路在苛罗坨桥向南转弯迅速盘上马鞍山,未几,轻易即可抵达寺院所在地,从寺院的平台望下去,高楼如森林的城市如大地的铆钉,密密层层,那属于门头沟镇的连片城区,多数时候空气有污浊,人类活动空间膨胀,已令寺院的清净气氛感受逼仄。明清时期可以看到的浑河(永定河)壮丽流淌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城市,只有城市在一步步地逼近山林。
寺院还是那个寺院,土木砖瓦换了一拨又一拨,大殿頽祀了盖,盖完了再拆,拆完了再盖,平均一两百年翻建一次。1957年,戒台寺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政府拨款对戒台寺进行了为期两年多的大规模整修,并请僧团入住。
我今年再上戒台寺,赶上千佛阁竣工,工作人员告知殿堂是建好了,佛像正在制作。一俟千佛阁完美出世,则整个寺院便是非常完整及完好的了。而千佛寺前两通石碑,一通是刻着奕訢文辞乏味干瘪的碑文,另一通则是洋溢着徐世昌大总统风流文采的石碑,什么人,什么心境,放在一处甚是成趣。
千佛阁这次重建也顺便把其隔壁的原奕訢牡丹院翻新了,进门处便堵着一尊奕訢坐立像,像个影背墙,好是突兀。我怎么看这六王爷的雕像怎么别扭。其实按照他留下的照片直接塑来,有股子执拗的硬气,我称之为“聪明傻”。而这幅尊像,一看纠结着落魄的凄苦,似笑非笑。
虽说叫牡丹院,但今天这里已成了一间喝茶聊天发呆的消费场所,点缀这一小排牡丹花不枉一个念想,而百多年前他种植的牡丹后代已移至东侧塔院,繁花似锦,与丁香、古银杏、古松柏为邻,由西向东望过去,法均大师的灵塔与衣钵塔,便在牡丹盛开的尽头,花香阵阵,古塔悠悠,蓝天白云下令观者今夕恍惚时空迷离。
现在寺院还开发了一个娱乐项目,就是在大平台上悬起一口大钟,游客可以交钱去打钟听响,说是敲钟祈福。早先,这个位置就是地藏殿的钟亭,的确有一幢“幽瞑钟”,专属地藏法会,而且应该是半夜三经打钟的,那时,钟声自黑暗而来,是为超度那些在幽冥地狱受苦的众生,当年钟声雄浑宏阔,可以传遍半个北京城,据说在四十里之遥的阜城门外八里庄都能听得见。这是震荡阴阳两界众生灵魂的声音,闻者无不心生畏惧。而现在这口钟是从戒台殿前搬来的,是法师用于授戒之时所敲钟,但准确说来,百余多年,所谓戒台寺之授戒戒台已疏于使用,这口授戒钟就被搬来供游客娱乐了。
曹寅曾写诗名曰《马上望戒坛》:“白云满山谁打钟?马首西来路不逢。据此相看如一梦,因缘还欠戒台松。”曹寅诗里提到打钟,更提及戒台寺的松柏因缘。
在畅春园丁香移步戒台寺之前的千余年里,这里没有丁香花,只有古树遒劲。而最早的古槐树据说是一进山门即见(也叫祈福树),为法均大师亲手种下。另有环抱法均灵塔的抱塔松也有千年树龄,是法均师父弘法之时所植。
▲抱塔松
虽说土木建筑变来变去,但戒台寺但这些辽金以来种植的古松见证千年变迁,不惊不怖,远离了颠倒梦想。后人给它们起名自在松、卧龙松、抱塔松、九龙松,龙松、凤松,活动松(乾隆的娱乐树)饱含崇拜之意,这些松树从法均大师到道孚法师再有各朝各代帝王将相、商贾名流,来来往往走出流动的时间线条,人的肉身和建筑都可以坏灭,而它们却凭着内力顽强地活在这世间,用春来暑往见证生命的无常真谛。
好吧,每间寺院都是一本史书,而戒台寺的千年古树便是见证因缘的页码。
【作者简介】
陆波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