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百年前的中国城市

源济

王笛：百年前的中国城市 

原创 2017-07-06 王笛 大家

文 | 王笛

在20世纪初，整个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文化变迁，城市便是展示这种变迁的窗口。中国现代城市管理的概念，也是中国城市“现代文明”，是20世纪初开始的。这个“现代文明”，在许多中国城市，就是以设立商业中心（当时一般称“劝业会”，或者“商业劝工会”）和公园为起点的。

从清政府发动的“新政”开始，地方精英主持了一场轰轰烈烈地社会改良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改良者试图改造公共空间，改变城市面貌。

城市变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精英人士对民众公共行为的不满，西方文明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及其由新的物质文明所产生的新文化。

改良者试图以日本和西方城市为模式对中国城市进行改造。20世纪初的新政在经济、政治、教育等领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

要进入“文明社会”，必须打开人们的眼界。社会改良者深信，博览会是推动社会文化发展、促进技术和工商业进步的动力，同时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也极力提倡举办庙会，并赋予其新的内容。

1904年，成都劝工局“仿日本劝工场办法”，设立产品陈列所。

1905年，成都总商会举办劝工会，商品可在该处进行展销。

另外，劝工局和总商会搜集了数百件传统和西式商品在商会总部展览。此后，新型的公共商品陈列场所迅速发展起来。

到1909年成都劝业场建成，容纳了一百五十多家销售高质量产品的店铺，并且以展览国外和地方产品为特色。改良者将其看作成都迈向商业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这个商业中心充分展示了清末民初成都新兴的商业空间和文化。1910年它更名为商业场。在经历一场大火之后，1918年它扩充到三百多家铺面。

▲1909年《通俗画报》上画的劝业场

劝业场建于晚清，从上面照片和绘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建筑为看是典型欧式风格。屋顶还有一座钟，是成都第一个钟楼。劝业场后改名“商业场”。

商业场在整个成都乃至四川地区都是首屈一指，它集众多商店于一体。此外，其把西洋和传统商品共同陈列，也堪称前所未有，从而也改变了城市的景观和公共设施的面貌。

这一新兴商业中心不仅吸引了众多的消费者，也启发了人们新经济观念的产生。社会改良者利用这个中心向民众鼓吹“新亦优”、“旧亦劣”的观念，希望人们通过商业场了解了世界，并学会新的经商之道。

事实上，商业场的确反映了成都新兴商业文化的萌芽。在这里，所有的商品都要求明码标价，以减少价格欺诈，这在成都是前所未有的。

因此，中心吸引了全省各地来的买卖人和消费者，商业日趋繁荣。商业场的成功对其他主要商业街区的店铺产生了一定影响，如走马街、东大街和总府街等以及大多数商业区也逐渐采取了同样的标价方式。

商业场不仅是一个购物中心，同时也成了公众娱乐的场所。比如，孩子们往往把它当作游乐场。据当地报纸反映，孩子们在那里惹事讨嫌，吵吵闹闹，跳跃爬栅，使商铺和游人都烦恼不已，以至警察出面予以控制。

例如，当两个小孩对警察的警告置之不理时，警察便强行让他们跪在地上，以“以肃场规”。

商业中心的游览者越来越多，当局担心男女混杂会惹是生非，于是禁止妇女夜间入内；为安全起见，二楼也禁止大量的人流。

据《通俗日报》的统计，仅1910年的大年初一，白天有33756名男性和11340名女性游览商业场，当天晚上，有超过五千人到此游逛。

文学家郭沫若，当时还是一个读书孩童，就曾在他的作业中写了若干关于商业场的竹枝词。其中一首是：

蝉鬓疏松刻意修，
商业场中结队游。
无怪蜂狂蝶更浪，
牡丹开到美人头。

十分生动地描绘了许多精心打扮、惹人注目的妇女游商业场的景况。也透露了郭沫若这个风流才子，小小年纪便对妇女就有那么细致的观察。

劝业场也成为建立新商业文化的先驱。改良者指出商人们养成了很多“恶习”，如对顾客态度的不端。当一名顾客走进一家商店时，店主并不总是起身相迎。

对于农民，他们往往都很歧视或怠慢。他们经常拒绝回答顾客的问题，也不想查验是否存有顾客询问的货物。

如果顾客想讨价还价，店主便会大怒并口出恶言，似乎这些店主并不想跟人做生意，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要把顾客赶快打发走。

▲1990年作者到商业场考察时，就发现和周边更现代高端的商场相比，已经显示了衰败的景象

1909年，由改良官员周善培主持的四川劝业道发布了若干公告，以促进新商业文化，提高当地商业发展水平。其中包括若干项改善顾客服务的规定，如热诚待客，清验存货，引导顾客货比三家等。

训令要求店主不能回绝顾客开价，而要礼貌地同顾客磋商，同时也要求他们更有耐心地对待顾客，甚至端茶上烟。

劝业道希望店主们懂得，如果他们优待顾客，顾客可能会因不买东西就走而备感愧疚，至少会改日再访。如果店主漫骂顾客，或者违背职业道德，劝业道将给予警告，甚至令其店铺关门。

劝业道还要求所有商店将这一告示张贴在各家铺门上，严格照章执行：

东家教导管事，管事教导先生，先生教导徒弟，彼此自劝自惩。一面真正教道导，一面稽查留心。先生如果不听，换去另用好人；学徒如果不听，尽可店主告之铺主，铺主告之师傅，师傅告之学徒。所有商店都要严格执行规定。如果师傅没有照章办事，将被他人取代；如果学徒没有履行，戒责手心。总要从前恶习，从此斩草除根。

对店铺学徒的身体责罚已约定成俗，看来“西化”精英们并不打算改变这个“落后”的做法，他们的措施也有新旧兼具之特点。

改良者还顺利地将传统花会改为为劝业会。每年春天花会曾是成都最大的公共聚会，对改良者来说，这是可利用的极好资源。

1905年，商务局“仿外洋赛会之意”，提出将省城青羊宫花会改为商业劝工会。

此年候补道周善培主管四川商务总局，遂将每年春在成都青羊宫举行的花会改为劝业会，“征求各属所出之天然物品及制造物品，于此时运省赴会，陈列出售，籍资观摩砥砺。”

劝业道把青羊宫的传统花会变为商业劝工会后，那里可以销售来自整个四川地区的货物。

1906年春，第一次盛会展出了三千四百多种源于各店铺、工厂及作坊的货物，并提供了住宿、休闲和娱乐的场所。

之后，一家动物园在劝工会开业，展出珍奇动物，如独脚鸽子和有鸦片瘾的猴子等。

在1911年前，此类盛会在成都举行过六次。这的确推动了城市的改良的进程，参观者无不留下深刻印象。官方在每届盛会期间还举行评奖活动，以此鼓励各业积极参与新产品的制造和销售。

▲长卷风情画《老成都》局部

花会，每年春天在青羊宫和二仙庵之间举行，为成都传统的最大规模的公共聚会。

▲1911年第四次劝业会，当时任教于四川高等学堂的美国人那爱德所摄。

1911年第四次劝业会，会场在青羊宫和二仙庵之间，可以看到临时搭的展览棚。

▲1911年四川第四次劝业会的颁奖仪式。当时任教于四川高等学堂的美国人那爱德所摄

每年春季，商业劝工会就成为成都一大游览胜地。当春天到来，人们热衷于户外活动，商业劝工会便成为首选之地。

由于这个活动有相当大的人流，因此城市的第一条大马路也借机修建，并提供马车以方便市民。在花会期间，农村中常见的运输工具“鸡公车”以其价廉很受青睐，有一竹枝词半嘲讽似地写道：

水程陆路免周旋，
花市游人惯省钱。
一二十文廉价雇，
独轮车子半头船。

清王朝解体后，花会恢复了旧名，每年春天它仍是成都最大的公众聚集活动。

许多的记录里都描述了那里盛装的游客、为商贩兴建的棚子、美貌而引人注目的姑娘和女人、以及人们在这里获得的无尽的欢乐。

按惯例，花会应在农历二月底结束，但不断上涨的人气使其时间延长，甚至到农历三月中旬才闭幕。

过于拥挤的人群也引发了许多问题，如秩序混乱、丢失小孩等等，当地报纸甚至呼吁家长们不要带小孩来此。

从1919年开始，花会还办起了一年一度的武术比赛，吸引了更多的人群。

1920年代，当劝工会在停办多年后重新开放时，在举行展览的同时又增设了赛马活动。

公园的建立是晚清改良活动的又一里程碑。

少城公园开放于20世纪初，旧址是早年供少城里的旗人训练骑射的场地，随着八旗制度的衰落，其训练场逐渐转化为稻田和菜园。新政时期，在该旧场地上修筑了亭子、茶馆、店铺、戏园，花圃，设立少城公园，这里成为成都市民的最佳休闲场所。

▲清末成都八旗练兵的校场

▲1940年代的成都少城公园

▲今天称人民公园，仍然是成都的一个重要休闲场所

▲人民公园内的鹤鸣茶馆，是少数仍然有着老茶馆风味的茶馆之一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少城公园继续发展。1913年教育、实业、内务三司合作兴建了一座展览厅和图书馆。尽管女性不允许夜间在那里逗留，但因为装备了电灯，公园傍晚后也能对外开放。

1914年还新增了一个展厅、一个动物园、一条小人工河和一个池塘，风景也大有改观。

1920年代，军阀杨森邀请醉心于“教育救国”的卢作孚推动四川教育，卢在少城公园设立成都通俗教育馆，一个动物园；一个游艺场，对公园重作规划，包括竹林、草坪、花圃、亭台等，面貌一新。

通俗教育馆包括一个博物馆（分自然、历史、农业、工业、教育、卫生、武器、金石8个陈列室）、一个图书馆、一个讲演厅、一个公共体育场等。体育场内有足球、篮球、排球、网球、田径等设施，成为市民开展体育活动的场所。

我们看到，城市改良者把改造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作为他们的重要使命，在城市改良中所取得的成功使他们的影响力日益提高。为实现城市改良的目标他们采取了两项策略，即一是根据他们的构想来重新塑造城市空间，二是巩固他们对普通民众的领导地位。从20世纪初开始，这些改良精英便在政府的支持下谱写了一首意义深远的改革变奏曲。

题图为成都劝业场

【作者简介】 

王笛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