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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碧血长空丨零式战机秘密来华,“魔鬼”肆虐中国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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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7 07:51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碧血长空丨零式战机秘密来华,“魔鬼”肆虐中国天空(上)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顾剑

2017-07-07 21:1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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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80年前的今天,濒临亡国危机的中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在华夏大地这场空前惨烈的战争中,由于在综合国力上完全处于下风,中国军民不仅在地面战场陷入以生命换取时间的困境,在天空也一度被日军逼入绝境。
一时间,中国的天空被涂着“太阳旗”的日机主宰。零式战机一度令中国空军毫无还手之力,日军轰炸机则在重庆、成都、武汉等地制造无数人间惨剧。
面对绝对优势的日军,弱小的中国空军进行过怎样的抗争?又如何扭转这场实力悬殊的较量,赢得民族的独立?澎湃防务推出“碧血长空”系列文章,以纪念为民族独立英勇捐躯的千万忠骨,并使读者观史明智。

零战问世
1937年5月,即在日本全面侵华前,日本海军就开始为其主力战斗机:九六式舰载战斗机(简称“九六舰战”)构想换代机型。在对需求和技术可行性反复论证的基础上,10月,日本海军向三菱和中岛两大飞机制造企业提交了性能要求说明书,提出研制一种比当时各国既有舰载战斗机航程更远、速度和机动性更高、作战性能更优异的战斗机。由于当年是昭和12年,故该机的代号是“十二试舰载战斗机”。三菱公司将这一重任交给了34岁的设计师堀越二郎。
堀越二郎(1903-1982),日本著名的飞机设计师,1924年在东京帝国大学工学航空学科以第一名毕业,入职三菱公司,主持过九六舰战、零战、雷电等战机的设计
实际上,堀越二郎也是九六舰战的主设计师。在他看来,九六舰战的技术水平已经接近日本航空工业所能达到的极限,海军的苛刻要求迫使他寻求新的突破。当时,住友公司研制出了ESD硬铝合金,这种铝合金的强度高、重量轻,合乎新机的设计需要,堀越二郎将其用作机身构架。此外,可收放起落架、大口径航炮、恒速螺旋桨、大视界全封闭座舱和可抛弃的大型副油箱等技术都是首次运用在日本战斗机上。
经过艰苦的努力,1939年4月,十二试舰战首飞成功。其不仅在各方面达到军方要求,更表现出远超九六舰战的性能。飞行速度超过500公里/小时,低速下极为灵活,爬升性能出色,2挺7.7毫米口径机枪加2门20毫米口径机炮的火力配置在上世纪40年代初属世界顶级水平。十二试舰战挂载副油箱时航程远达3500公里,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数据。这种新型战斗机1940年入役,由于当时是日本皇纪2600年,因此正式定名为“零式舰上战斗机”(简称零式或零战)。
但另一个方面,零式存在先天的缺陷。在设计过程中,日本海军内部就新机性能是侧重格斗性能,还是速度与航程发生过分歧。但日本军方并未做出选择,而是要求是面面俱到。实际上,由于发动机一直是日本国产飞机的短板(军方为零式选定的“荣”型发动机最大功率只有950马力,较之同时代的先进发动机小了15%以上),若要有限的动力还能兼顾全面优异的性能,堀越二郎就只能在减重上做文章——最终诞生的零式,是一架结构强度低、全无装甲保护的战斗机。而这也使得零式日后以“打火机”闻名,成为二战中最容易被击落的战斗机。这种投机取巧的做法,将令日本付出血淋淋的代价。
不过,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零式还是相当惊艳的。其综合性能只是稍逊于当时最先进的德制BF-109E和英制“喷火”I型战斗机,胜过中国空军使用的苏制的伊-15和伊-16。当接下来的实战中,零式将迎来堪称惊人的开局。
璧山:零战突袭
零式战斗机还没有正式投产,日本海军航空兵就提出申请:立即将该机投入侵华战争。
日军如此急不可耐是有原因的。当时日军设在湖北汉口和山西运城的两大航空基地与中国陪都重庆的直线距离约800公里,而日军的九六式舰载战斗机的航程只有1200公里,对中国西南腹地重庆、成都等地空袭时鞭长莫及,无法全程护航。如遇中国战斗机的拦截,日方轰炸机只能自祈多福。所以,侵华日军迫切需要能够一款能够全程护航的远程战斗机。
在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司令大西泷治郎少将和第二联合航空队司令山口多闻少将的强烈要求下,1940年7月15日,首批6架十二试舰战由横山保大尉带队,从日本本土飞至汉口。不久,第二批飞机在进藤三郎大尉的率领下抵达。部署在汉口机场的这批新机隶属于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第12航空队指挥。到达中国10天后,十二试舰战正式得名为零式舰上战斗机11型。
尚未完全定型的新飞机大都不可避免的存在许多小问题,零式也不例外:发动机全速运转时有过热倾向、负G机动时起落架会自动弹出、做剧烈转向时机炮会卡壳,日方技术人员不得不花时间解决缺陷。此外,飞行员、地勤熟悉装备也有个过程,导致零式迟迟没法形成战斗力,为此,大西少将还曾对横山大尉大发雷霆。
在中国战场的零战11型。总体而言,零战11型小瑕疵较多,不够成熟。
1940年8月19月,零式首次登上战争舞台。当天,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出动轰炸机空袭重庆,12架零式斗机担任护航任务,但当日中方未出动战斗机拦截。8月20日、9月12日,零战两次出击重庆,依旧没有遭遇中方战斗机。
13日晨,27架日本轰炸机在13架零式战斗机护航下飞向重庆。中方的对空监视网发现了敌机。中国空军在10点45分、11点03分分两批,出动第3、第4大队共34架战斗机进行拦截:伊-15战斗机25架,伊-16战斗机9架。具体编成为第4大队第21、22、23、24中队;第3大队第27、28、32中队。第4大队大队长郑少愚担任总领队,伊-16由第24中队(中队长杨梦青)的9名飞行员驾驶。伊-15飞行高度4500-5000米,伊-16则在6000米高度掩护。令中国飞行员无奈的是,当他们飞抵重庆上空时,日军轰炸机已扬长而去,于是中国空军决定返航。
下午2点01分,中国机群返航至白市驿以西10公里时,一种对中国空军来说型号不明的日军战斗机突然从高空俯冲下来,对中国战机发起了猛烈攻击。
参加璧山空战的伊-15是其子型号伊-152。最大速度364公里/小时,升限9000米,航程450公里,配备4挺7.62毫米机枪。这是一种非常灵活的飞机,但这种双翼机已经落后于那个时代了。
中国空军的伊-16。伊-16最大速度约450公里/小时,升限8400米,航程525公里,配备4挺7.62毫米机枪。伊-16是30年代中后期最优秀的战斗机之一,优于日军装备的九六舰战。但其缺点是操纵性差,不是老手很难发挥其最优性能。

根据日方记录,下午1时34分,日本轰炸机完成了轰炸,编队伪装成向东返航。16分钟后,滞留在重庆上空的日本侦察机发现了中国战机,日方战斗机遂转回,爬高准备战斗。下午2时,在6500米高度,日军第1中队的大木芳男二空曹发现了中国机群,距离3000米,高度差1000米,马上开炮示警。进藤三郎遂带领日机巧妙地占位,背向阳光,向下方毫无察觉的中方伊-16机群发动了突袭。
带队长机杨梦青首当其冲。按照进藤后来的回忆,因为俯冲速度过快且偏差角大,他的射击并未命中,看到弹道及时警觉的杨梦青向左急转弯规避,却正好落入大木芳男的射界内,当即被击落。几乎同时,杨梦青编队最右翼的伊-16也被击伤。
按中方的常规战术,灵活但低速的伊-15飞在下层,应先与敌机交战,伊-16则在高空提供掩护。但这次空战,中方从一开始就完全丧失了高度优势。伊-16编队遇袭时,伊-15机群也陷入了混乱。第23中队飞行员王广英看到了日机的掠袭,立刻爬升试图援助友机,但仍有飞行员还未意识到日机的存在。日军进藤大尉一击不中后迅速左转爬升,而后再次俯冲下来,对准爬高的王广英的伊-15开火。20毫米炮弹撕裂了王广英的座机,后者只能跳伞。
日军第2中队的6架飞机在1中队后加入战斗。按该中队三上一禧二空曹的说法,第一轮攻击就击坠了7架中方飞机。面对险恶的形势,中国飞机迅速结成防御圈阵,试图将日机拖到油尽返航。向左旋转的伊-15发挥出转弯半径小的优势,多次令日军飞机的掠袭射击落空,给日军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在日机的连续冲击下,防御圈阵最终被打散,中方纷纷以单机撤离。总指挥郑少愚大队长援救友机多架,座机亦伤痕累累。3架日机甚至穷追不舍,宣称一直追到中方机场,并将5架返航的中国飞机击毁。
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郑少愚(1911-1942)在璧山空战中援助友机多架。他的另一个身份是1935年入党的中共秘密党员,极受周恩来器重。如果不是因事故不幸早亡,他很可能会成为未来人民空军的高级将领。
璧山空战中,中国飞行员高又新(1916-1948)的伊-15中弹负伤,但他仍将座机飞回基地。高又新将在未来成长为抗日空战王牌,八星星序奖章获得者,被誉为“驱逐之王”。

战斗进行了约30分钟,天空中已看不到伊-15和伊-16的影子,日机才陆续返航。据统计,中方有13架飞机在交火中被击落,11架受伤迫降。杨梦青、黄栋权、刘英役、余拔峰、康保忠、雷廷枝、曹飞、张鸿藻、何觉民、司徒坚共10名飞行员牺牲,另有9人负伤。日本方面,13架飞机全部返航且飞行员都宣称获得了战果,4机中弹受伤。进藤大尉汇总部下的报告,加上自己从上空目击判断,认定总战绩为27架,这和中方的实际损失(24架)基本吻合。
当时零式飞行员中没有几个空战老手,有半数飞行员甚至在空战开始的时候忘记丢掉了副油箱。但他们毕竟受过十分系统的训练,在战斗中严格执行了一击脱离的掠袭战术,让中国飞行员几乎没有还手的机会。中方的战报承认,“(敌机)升高及脱离均能操纵自如,纵虽坠入我机射程之内,不一秒钟,亦即兔脱远去……故全战斗中,我机之取得发射之机会实属寥寥”。
0:24
璧山空战以中国空军0:24黯然收场。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次空前的惨败?
最根本的一条,在于情报。从战争史来看,新式武器在投入战场前都力求绝对保密,以便到关键时刻投入作战时发挥最大的震慑效果。但实际上,日本人在这方面其实破绽重重。零式战机早在7月就已经抵达了汉口机场,却因存在各种瑕疵,测试了足足一个月,到正式交战时,已距抵达中国时过去了2个月。在中国本土上进行试飞调整极易暴露,这也令日本第一联合航空队司令大西泷治郎大为光火。
但可惜的是,中方对此居然一无所知,自然更谈不上应对预案。现在的“抗日神剧”中,军统、中统等情报机构破译日军密码、获取日方情报如探囊取物,但在现实中,国民政府对日情报工作整体而言是相当暗淡的。此外,早在当年8月,已有苏联志愿队飞行员报告,在空中遭遇了一种“速度极快”的日军战斗机,但国军依旧未予重视,如此猝然遇袭时自然是方寸大乱。
交战时,中方两种机型毫无协同,没有利用数量优势一部牵制,一部反击;过早转入圈阵防御被动挨打,撤退

 楼主| 发表于 2017-7-8 01:1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碧血长空丨零式战机秘密来华,“魔鬼”肆虐中国天空(下)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顾剑

2017-07-08 11:0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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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流:中国空军被逼入绝境
上世纪30年代,航空工业的进步促使空战战术不断改进。随着飞机发动机动力加大、机体强度增强,高速掠袭战术已逐步被各国空军接受,它要求飞行员能在时速超过400公里时仍能有效的操纵飞机进行机动和射击。同时,编队战术也在不断发展,飞行员在战斗中须严格执行战术纪律,攻击、掩护分工明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种依靠飞行员个人技艺的单打独斗,已经过时了。
但当时的中国空军,却仍墨守陈规。伊-16完全具备运用高速掠袭战术打败零式的性能,但国军飞行员还是热衷于贴身缠斗。所以,他们选择的复仇武器不是伊-16,而是更灵活、但在速度和爬升等方面远逊于日机的伊-15——而这也为复仇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在第4大队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情况下,第5大队成为中国空军复仇的主力。
民国空军中,第4大队是中央嫡系,第5大队的核心则是一批粤系和华侨飞行员,其中大队长黄新瑞、副大队长岑泽鎏都是当时空军中战绩彪炳的领军人物。1940年11月18日,黄新瑞率队前往新疆哈密,换装伊-15的最新型号伊-153。它拥有可收放式的起落架,时速提高到440公里。国军飞行员认为,通过发挥伊-153的机动性优势,足可击败零式。
1941年3月14日,日本海军第12航空队12架零式战斗机由横山保大尉率领,从湖北宜昌的机场出发,护航10架轰炸机袭击成都。中方在10时50分至11时起飞31架伊-153迎战。大队长黄新瑞率领第5大队9机在7500米高度掩护,副大队长岑泽鎏率11机在7000米高度上待机,第3大队28中队周灵虚中队长率领11机在6500米高度上巡逻,黄新瑞担当总领队。11时32分,日机从新津县下降高度,7架零式在上方5架友机的掩护下扫射了双流机场。半小时后,中方机群与正在低空扫射、编队飞行的零式在双流附近发生交战。
日军空战王牌、零战指挥官横山保(1909-1981)。海军兵学校第59期,日本投降时军衔为海军中佐,总战绩5架。战后在日本航空自卫队中官至少将。
一开始,日机正全力搜寻双流机场地面停放的飞机,并未注意到在高空设伏的中国机群。横山保大尉回忆道:“飞抵成都时,我们起初没有发现敌人,于是我带队低空飞行,在机场附近空域搜索猎物……突然,从高空俯冲下大群敌机——原来他们埋伏起来在等我们!”
在本方基地附近以逸待劳、兵力是日方近3倍、占据了足够的高度优势、且未被敌人发现、抢先发动攻击——一切看似完美,胜利本该唾手可得——但国军飞行员糟糕的战斗技能抹煞了之前所有的努力。中方的俯冲掠袭居然没有击坠1架日机,在随后的战斗中各编队也是分散迎敌,毫无配合可言,将主动权拱手让出。日方羽切松雄一空曹和上平啓州二空曹在战后报告,他们在扫射完地面目标后,在距地面800米的空中待机时,突然遭到高空数架伊-15的俯冲攻击。在如此有利的情况下,中国飞行员没有采取攻击后迅速脱离的战术,而是极不明智的拉平飞机试图与零式格斗,从而使日机能凭借优异的爬升性能摆脱中国飞机的咬尾,转守为攻。
此次空战中,在中方首轮突袭未获得成效后,日本飞行员大多运用下述方法与中方战机交锋:迅速爬升,甩开爬升率欠佳的伊-153,待占据有利位置后,发动俯冲攻击,再利用俯冲获得的速度爬高脱离,并重复这一战术。
横山保后来写道,“我机群高度明显处于劣势,一开始位于不利局面。但由于零式的性能优势和飞行员的经验,我们迅速扭转了态势,反过来咬住了他们。战斗结束后,我们打败了3倍于我的敌机,总战绩27架(此为日方统计)”。而中方战报指出,“我机兵力三倍于敌,高度优势,且乘敌机低空扫射时实行攻击。各机联络欠佳,作战行动未能协调一致,故在缠斗时期力量每嫌单薄”。
此战持续了约30分钟,中方31架参战飞机中有18架被击落或受损迫降,其中10架全毁。飞行员黄新瑞、岑泽鎏、陈鹏杨、袁芳炳、周灵虚、林恒、江东胜、任贤共8人牺牲,另有6人受伤。日机全部返航,只有4架轻伤(1机中弹2发、1机中弹3发、1机中弹1发、1机中弹8发)。
五大队大队长黄新瑞(1914-1941),美国华侨,抗日空战王牌,六星星序奖章获得者。1941年3月14日,在双流空战中弹中前额,带伤迫降后不治牺牲。
五大队副大队长岑泽鎏(1912-1941),广东恩平县人,抗日空战王牌,战绩5架以上。但因是粤系出身,仅获授两星星序奖章。1941年3月14日,在双流空战中牺牲。
如果说璧山空战的失利还情有可原,双流空战的败北则完全是人祸。指望用盘旋能力强的伊-153对抗高速度、高爬升的零式本身就是错误。单就这场战斗而言,国军在大好局势下,打了半小时只命中14发子弹,技战术水平实在令人难以置评。零式根本没有防护钢板和自封闭式油箱等防御装备,如果中国飞行员的枪法稍好一点,在战斗开始时打爆几架零式,那么后续战况很可能会完全不同。事实上,战后中方报告也承认“平时战斗及射击之训练较少”。
从团队配合看,尽管中国战机在战前分三层部署,但在战斗中各层飞机却缺乏协同和掩护,被零式运用高爬升率抢回先机;由于平时器械保养工作欠妥,多架飞机因机枪卡壳、氧气不足、发动机过热等故障而不得不退出战斗,致使数量优势没法完全发挥。作为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民国空军不仅被日本人打出一个18:0的交换比,还牺牲了黄新瑞、岑泽鎏两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全军士气大挫。
黑暗与光明
璧山空战和双流空战,是零式在中国战场最知名的两场战斗。从1940年9月起,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日军就以不到20架零式把中国空军逼入了绝境。在和零式的交锋中,中方先后折损各类军机约百架,却没有在空战中打下一架零式(仅依靠地面防空火力打下2架)。但是,把这种惨败归咎于装备落后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较之武器,国军更为落后的是战术理念、训练水平和情报工作,这些不加以改善,拥有再好的飞机也难以扭转局面
1941年,在零式的肆虐下,中国空军几乎被彻底逐出天空,抗日战争也进入最艰苦的阶段。不过在漫漫黑夜中,依旧有微弱的星光闪烁。这一年发生的两个事件,最终改变了中国天空的战局。
9月,日本政府确定了“南进政策”,包括零战部队在内,日本海军航空兵逐步撤离中国大陆,准备对英美作战,侵华日军只保留了部分陆军航空兵。中国空军得到了宝贵的喘息机会。
6月12日,在缅甸仰光,1架刚刚装配完毕的战斗机腾空而起。座舱里是一名白人飞行员,但飞机却涂着中国机徽。和中国空军先前使用的轻巧灵活的苏制飞机不同,这架飞机显得膀大腰圆,皮实坚固。地面上,一位身着中国军服的西方人,正以冷峻的眼光注视着这一切。
横行华夏天空数年后,日本航空兵迎来了真正的劲敌:陈纳德的飞虎队。
陈纳德在美制P-40战机前。在看过P-40的飞行表演后,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兴奋地表示,我们需要100架这种飞机。但陈纳德却冷静地说,中国需要的,是100名优秀的飞行员。
(作者系江苏省作协会员,军事历史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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