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的三国：从英雄时代到宫廷政治

源济

司马懿的三国：从英雄时代到宫廷政治 

原创 2017-06-30 曹东勃 大家

文 | 曹东勃

最近一部名字非常狗血，但质量还属上乘的三国衍生题材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收获不少社会关注。我大致追了一下，有几个方面的感想。

▍司马懿视角下的三国“发生学”

现有不少版本的《三国演义》电视剧或基于《三国志》的正剧，要么是纯蜀汉视角，要么是为显客观而三方平均用力，实际上很多重要的历史情节根本没有展开。比如东吴的内部权力斗争及其反映的不同集团利益诉求，比如曹魏后期司马师、司马昭执政时对地方实力派的削藩试点及巩固国内政局稳定的基本情况，比如曹魏、东吴、辽东公孙渊之间的大三角外交格局以及蜀汉、曹魏、北方少数民族部落的大三角外交格局等。

这些历史的情节固然没有被戏剧化为草船借箭、空城计之类脍炙人口的艺术段落，但绝非可有可无，甚至有些直接影响到后续王朝或后续若干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但是传统的《三国演义》电视剧是以蜀汉、刘备、诸葛亮为叙事中心的，随着蜀汉的灭亡，整个叙事节奏骤然加快，而实际上三国的彻底终结还要几十年的时光。那么如何讲好后面的故事？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是以代表人物为中心。

这种方式三国主题的系列游戏早已实践过了。什么“曹操传”“刘备传”“孔明传”“赵云传”之类，这类角色扮演式的RPG游戏已被开发得近于“资源枯竭”。甚至主流的战略类游戏——光荣版的《三国志》系列的13个版本中，也曾在其开发的某几个阶段和版本中开启了任意武将扮演的视角，从无名小卒开始打怪升级、百炼成钢、见证和创造历史。这可真是贯彻了彻底的个人主义原则和个人英雄主义的“穿越基本法”。

▲《三国志12》游戏截图

三国的后期阶段，能够撑起整个历史走向龙骨的关键人物，确实是司马懿，而这部电视剧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提供了一个司马懿视角下的三国“发生学”版本。从周边看中国，从魏国看三国，从仲达看魏国，这是有启发的思路。

▍司马懿的视角，就是内卷化的视角

整部电视剧的重心是放在曹魏国内政权建设这个主题上的，所以很多观众看了快二十集等到花儿都谢了，也没有看到东吴、蜀汉方面有一兵一卒（更不要说高级领导人）出镜，这是很可理解的。

如果从司马懿眼中来看待三国特别是中后期三国的逻辑，那就应该是这种内卷化的逻辑，就是维持均势、发展生产、积蓄实力、平定山头、巩固国内政治结构的“闷声大发财”逻辑。

凡是司马懿赞成的，诸葛亮就要反对。这是因为魏蜀之间实乃一对互相映射、彼此互鉴的对立统一体。

诸葛亮并非不想“闷声大发财”，但作为一个外来政权，其合法性之弱是三国之中最低的。刘备荆州集团、刘焉东州集团和川蜀本土集团这三大集团内部经年累月的土客冲突，迫使诸葛亮不能不沿袭刘备入川后在法正等一批东州士人推动下采取的国内高压政策。但这种高压措施也在时刻引发反弹，使得从国内政策角度进行调整的空间更趋狭小，只能不断打着“王业不偏安，汉贼不两立”的旗号努力北上。

诸葛亮以战养战，置之死地而后生，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走军国主义路线。司马懿也只能疲于应对，防守反击，抽冷子放箭，得便宜卖乖，能稳住基本盘，就算无过便是功了。毕竟魏国家大业大，兵荒马乱，还不时面临两面乃至多面夹击，不被撂倒就不容易了。

这也就是三国到后期进展到创业者第二代的时候，无论小说、电视剧、游戏等文艺作品，都很难再表现出多少生机活力的重要原因。英雄时代业已过去，创业巅峰也已经结束，大家都在吃老本。理想政治退变为庸常政治、权谋政治、宫廷政治。

▲《军师联盟》剧照

▍司马懿是曹操的退化版，魏晋嬗代是汉魏嬗代的粗鄙版

曹操和司马懿都开创了一个王朝的基业，但都属于那种有所忌惮，与最终质变保持一步之遥的那一类历史人物。但两者又确实有更多的不同。

曹操是没有历史包袱的。按照当时的社会流俗和主流意见来看，曹操尽管也算官二代的身份，但实在称不上什么大家族。所以曹操当政后唯才是举在客观上的主要效果，就是打击东汉末年渐成气候的一批士人集团。打击本身也不是目的，关键在敲打之后让其为我所用。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但这不妨碍汉朝创设了独尊儒术这样影响两千年的基本教育原则，中间经王莽之变而到东汉，两汉历代皇帝都对儒生的工作倾心安排。在印刷出版技术还没有突破性进展的时代，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才有足够的实力搜罗到足够全的各类典章。寒门难出人才，在当时是制度约束和有一定道理的。

好多作品把司马懿视为多么了不起的儒学大家，还把河内司马氏列为与颍川荀氏、颍川陈氏、河北崔氏等并列的士族大家代表性人物，其实这是颇值得推敲的。事实上，司马氏家族对儒学传统的坚定信念远非那么坚定，而且与其使用士族来概括司马氏，莫如用“地方豪强”这个分类更为准确。

所以荀彧的包袱是最重的，曹操也有自己的思想包袱，但包袱最少的是司马懿。曹操部分地吸纳了荀彧的儒家政治理想，最终不能完全激励相容，只得切割。到司马懿这里就不需要重新经历这个过程了，因为曹操已经替他把全天下士子的思想思潮都颠覆了一遍，后续的工作就不难展开了。

▲《军师联盟》中的荀彧

也正因如此，汉魏嬗代是有仪式感、有威严、有政治意义的。而魏晋嬗代的吃相就相当难看，不能不说这是一种英雄政治向权斗政治、宫廷政治的退变，也是曹操仍然比司马懿高明、丰满的重要原因。

▍宏大叙事消隐与价值立场错配

东汉到三国再到魏晋时代，总的趋势是儒学的宏大叙事消隐，越发走向虚无玄谈，从家国天下的宏大情怀走向“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个人小确幸，修齐治平都是虚的，谁能保住家族血脉算是大本事。所以这部剧中多次明确渲染的是保护好司马防的八个儿子（“司马八达”），让这个大家族在转型年代不被扫地出门并保持体面生活，这甚至成了司马懿的基本动力。这种最低限度的自保动力，low是low了点，却也成就了小人物与大历史之间的某种有趣互动：大道既隐，各自谋生吧。

转型时代，越是承载着多重身份和使命，越难以抗拒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而这一类人物越是丰满、越是戏剧化，就越值得去塑造。所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总是一体两面，又共享着相同的精神基因：实用主义。实用主义确实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曹操在一定范围内成功了，司马懿同样。但是要化解新老两种价值系统之间的冲突，就必须寻找更为可靠的正当性依据。毕竟，大多数人不会去学习道德上错误的东西。在正当性标准未改变之前，仅仅依靠实用主义不足以持久支撑社会转型。

▍鹰视狼顾？移孝作忠？都是演技！

忠孝思想到了三国时代，遭遇了严重的系统性危机。原本被设计得一以贯之、相互支撑的结构，被拆解得七零八落、彼此对抗。家国天下的雄心壮志一路逆序退转，最终归于家本位，保全家族是最政治正确的事。这正是这部剧里司马家族的共识。

如果按照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关于“人类原始道德何以发生”这个问题脑洞大开般的逆向推理，我们似也可以大胆地推测：“忠孝”这两个中国文化与道德传统中的核心要素正是起源于“弑君”与“弑父”。

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忠孝”这两个道德准则得以提出和得到确立的时期，正好是“弑君”与“弑父”事件频繁发生的时期。这便是春秋时期。《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就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孟子·滕文公》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更是准确地道出了孔子写作《春秋》的目的。目睹“弑君”与“弑父”的行为，孔子深恶痛绝。为了杜绝这种现象，从而提出了“忠孝”的道德准则。

然而孔子对孝的阐释，仍有很大的自由度，不仅要敬亲、养亲，还可以谏亲，也就是在父母错误的时候，子女应当敢于谏诤而不是盲目顺从。孔子希望把父子、君臣等等伦常关系理顺，自然要使之价值通约、贯穿始终。这就为后来者特别是秦汉以降的儒家提倡“移孝作忠”、以“举孝廉”等方式提倡“以孝治天下”，使孝道扩大化、社会化，令家国同构一体，留下了充分的理论空间。于是，“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的预设条件消失了，代之以对君父尊长的绝对的、无条件的顺从，忠、孝两种价值紧密捆绑在一起。

这套道德的和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若没有稳定的政治结构和制度设计与之匹配，断不能奏效。中央集权强大的时候，忠、孝之间亦互为支撑；一旦中央羸弱、政权动荡，则对家族、家庭的责任与对统治者的担当就多半会发生冲突，东汉末年一直持续到东晋时期的儒家意识形态衰落、绅权挑战甚至压倒皇权的现象就是如此。在面对家国矛盾、忠孝两难的刀刃上舞蹈，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孚堪称一绝。

史家一般认为，汉、魏、晋之间的两次禅代中，曹魏代汉是寒门以法家取代了东汉的儒家世族政治，魏晋禅代则是以司马氏为代表的儒家望族卷土重来。可此时的儒家在一片清议谈玄之风笼罩下，早已没有之前的影响力。

司马懿也不是标准的儒家。他在高平陵之变拿下曹爽、重新掌握关中和荆州两个重要军事区、平定淮南叛乱后，觊觎神器鹰视狼顾的征兆，就已十分明显了。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一个废掉了魏帝曹芳，另立高贵乡公曹髦；另一个则干脆在一场宫廷混乱中顺势把曹髦宰了。

在司马氏崛起的过程中，司马孚绝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打酱油角色。《资治通鉴》里对司马孚的描述如下：

“孚性忠慎，宣帝（司马懿）执政，孚常自退损。后逢废立之际，未尝预谋。景、文二帝（司马师、司马昭）以孚属尊，亦不敢逼。及帝（司马炎）即位，恩礼尤重。元会，诏孚乘舆上殿，帝于阼阶迎拜。既坐，亲奉觞上寿，如家人礼。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孚虽见尊宠，不以为荣，常有忧色。临终，遗令曰：‘有魏贞士河内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衣以时服，敛以素棺。’诏赐东园温明秘器，诸所施行，皆依汉东平献王故事。其家遵孚遗旨，所给器物，一不施用。”

这几乎是完全正面的溢美之词。司马孚只比其兄司马懿小一岁，享寿九十三，目睹了多次政治变乱，在高平陵之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司马孚对于自己兄长、侄子、侄孙的僭越之举，恐怕也是两头下注，一面是每次政治风波过后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甚至去慰问落马的旧主，在公开场合总是标榜自己“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另一方面则是随着家族政治的蛋糕越做越大，他的那一份也只增不减。同时还因为这种家国、忠孝对垒之时秀出的高超政治演技而颇得时人的称许。

▲《军师联盟》中的司马懿（左）、司马孚

所谓“不伊不周，不夷不惠”，前面四个字原典出于《汉书》“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丧我四海”，指的是新都侯王莽逐渐掌持权柄，却无伊尹周公之忠，导致汉家天下覆亡。用在这里有双重宣示：一来自责亡国之际，什么大魏之纯臣，什么伊尹周公，全部失语；二来可能也有把司马炎比作王莽的意思。

后面四个字，语出《孟子》“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指的是伯夷太爱惜羽毛以至于狭隘，柳下惠则太不爱惜羽毛以至于失了尊严和威严。用在这里颇有这位九旬老叟为自己一生的政治姿态盖棺论定之意，认为自己始终如一，不偏执两端：既不故作清高，也不同流合污。不管怎么说，司马孚这个表态大师是生前无限风光，死后极尽哀荣，足够潇洒。大概在任何一个旧道德体系瓦解、新道德体系未立、成功学鸡汤大行其道的转型年代，这样的人物都很容易成为国民偶像吧。

最后补充一句，按照共同或相近的问题意识和历史线索，我们可以把《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琅琊榜》、《武媚娘传奇》三部近年来制作质量相对较高的电视剧作概括为“门阀政治五百年”三部曲。诸君以为如何？

【作者简介】 

曹东勃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