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鸣《从盈江到伦敦——马嘉理事件再研究》系列

源济

姜鸣：1875年，一个英国人的死亡改变了中国历史 

原创 2017-04-28 姜鸣 大家

文 | 姜鸣

▍一、“英国探路队”

1.马嘉理事件发生地

2011年10月3日。早起，从芒市前往畹町。中午在云南最西端城市瑞丽的边贸区姐告打尖，再沿233省道过陇川、盈江去腾冲。

我们几乎是沿着中缅边境行车。这个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是中国远征军滇西作战的重要战场，眼下十分热门。我自己上一天就去了龙陵，踏访松山战役遗址，看了主峰阵地和第八军第一百零三师阵亡将士纪念碑。我还期待下一天在腾冲，拜谒著名的国殇园。

而我下午的活动，是沿着大盈江，去寻找马嘉理事件发生地。

在中国近代史上，马嘉理之死是一起重要的涉外事件。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派遣使馆翻译马嘉理迎接从印度经缅甸来华的探路队，深入云南边境，被边民杀死。旧上海外白渡桥堍，英国侨民树立过“马嘉理纪念碑”，但他究竟命丧何处，几乎很少有人关注。在一些大比例尺的云南地图册中，我找到过“马嘉理事件发生地”的字眼，可是到当地去踏访的机会毕竟不多。这次我来到瑞丽，觉得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亲临现场考察的机会。

下午4点钟左右，汽车翻过连绵起伏的山地，前面蓦然出现了清澈奔流的大盈江，这里接近我要寻找的地方。司机下车用本地话问路：“马嘉理在哪里？”老乡居然能够听懂他的含义。我们在虎跳石附近驶过一座桥，来到河的对岸，再沿简易公路继续向东北行车，终于在216县道（又叫盈八线，即从盈江县到缅甸八莫）芒允村公路边的的一块空地上，找到了纪念马嘉理事件的石碑。

石碑共有两块。南面小土坡上是块直碑，上刻“马加里事件起源地”八个红色隶字。路北空地上，则是横式并立的“马嘉理事件发生地”石碑，还刻有对事件简介的碑文：

鸦片战争后，英帝国主义为扩大殖民地范围，开辟滇缅通道，打开中国西南门户，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派出上校柏郎率一支近二百人的武装探险队企图入侵云南边境探路，英驻华公使馆派翻译古斯塔斯·马嘉理从盈江出境接应。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柏郎、马嘉理率部从缅甸出发，向我盈江芒允一带进犯。二月二十一日，面对前来阻拦的各族民众，马嘉理竟先开枪打死一人，引起民众义愤填膺，奋起反抗将马嘉理一行四人杀之弃尸户宋河，又将柏郎军逐出国境。

事件发生后，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屈服于洋人，对保卫祖国边境的爱国民众进行残酷围剿，逮捕屠杀，并于光绪二年（1876年）和英国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烟台条约》。但是，德宏边境军民奋勇抗击侵略者的壮举将永垂青史。

▲“马嘉理事件起源地”直碑

▲ 作者在“马嘉理事件发生地”横碑前

这里是地势平坦的坝子，和我原来想象的山高林密景象并不一样。站在历史现场，读着马嘉理事件的解释，我对于一百三十余年前这场震惊中外的事件，产生了强烈兴趣。 此后我阅读了大量马嘉理事件的原始资料来，发现历史的真实情景，与传统教科书，乃至这块石碑的记载差距甚大。起码，这块标注着“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就把马嘉理死亡日期的西历错标成农历了——马嘉理死于1875年2月21日，即光绪元年正月十六日。

2.事件缘起

从地图上看，印度东部（包括现在的孟加拉国）与缅甸西部有条漫长的共同边界。17世纪中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缅设立商馆，后来随着殖民印度规模的扩大，进一步经略缅甸。至19世纪中叶，经过两次英缅战争，全面占有下缅甸。当时缅甸王位几经更迭，虽然力图收复失地，均未成功。而英国，对于缅北乃至中国云南的兴趣日益增加，期望开辟从缅入华的通道。

人们熟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东南沿海均被日军占领，为保障对西南后方的军火物资支援，盟军从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雷多小镇建立基地，经密支那将大批军火物资源源运入云南，这条通道称作“史迪威公路”，和当年英印当局欲建之路基本一致。从更早的历史上看，连通中缅的道路共有两条大的路径：一条是旱路，从缅甸都城曼德勒出发，经兴尼到永昌府（今保山市）和大理府；另一条是水路，由伊洛瓦底江北上到八莫（又译新街），再分成三个方向：北路前进到盏达（今盈江县），称盘岭路，中路到南甸（今梁河县）或户撒（今陇川县），因为是缅甸使臣走的道路，故亦称“使路”，南路又称撒瓦底路，也通向南甸。这三条支路均要经过克钦人（中国称景颇族）居住的山地，最后在腾越厅（今腾冲市）会齐，再往东行，亦到大理。

哪条路是进入中国腹地的最佳商路呢？曾在东印度公司工作的退役陆军上尉理查·斯普莱极力推荐从仰光往税打、沿萨尔温江到大考渡口，再通过景栋和江洪，到云南思茅，修筑一条铁路。他从1858年起，不遗余力地将这个计划向多届政府前后宣传了十几年。印度政府后来进行了三年的勘察，发现沿途均是荒山野地，成本极高，于是在1869年将勘察活动停顿下来。

1868年初，英国组织了一支由缅入滇的探路队，以驻曼德勒政务官斯赖登少校为队长，溯伊洛瓦底江到八莫，沿北路前往云南腾越，又沿中路返回。这次探路受到清军军官李珍国的抗击，但证实了八莫商路是行得通的。英属缅甸专员费奇随后向印度政府建议，在八莫设立政务官，以便恢复边界贸易，保持与克钦族、掸族和云南大理杜文秀政权的联系。

1873年，清政府平定了持续十七年的杜文秀回民起义。7月，英国驻缅甸专员艾登致函印度总督讷茨布罗克，建议派遣一个英缅联合代表团，往云南调查边界贸易。他还建议驻北京公使从在华英国官员中，挑选精通中文、熟悉中国人情和了解英国对华政策的人，陪伴代表团前往。从而探索建立从印度经缅甸通往中国内陆的贸易联系。1874年春，印度事务大臣索尔兹伯里侯爵请外交部转令驻华公使与他合作，完成三个任务：一是协助英缅使团前往大理；二是在大理设立领事，三是要求中国政府保护八莫大理间的路途安全。

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显然知晓本国政府意图。7月16日，他和参赞梅辉立拜访总理衙门，联系官员入滇事宜。梅辉立对大臣们说，来自印度的三四位官员将越过滇缅边界，可能来北京或上海，也可能原路回去，请总理衙门在他们的护照上盖章，英方将派翻译送往中缅边界。按照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第9款，“英国民人准听其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执照由领事官发给，由地方官盖印”，则总理衙门盖章的护照可说是最高规格。梅辉立还请总理衙门函知各省大吏，对翻译和英印官员给予协助。此前威妥玛关照梅辉立，切勿暗示探路队的目的，所以梅提到英员可能来京的消息，是扰乱中方视线的烟幕。

7月29日，威妥玛照会总理衙门，已派使馆官员马嘉理任翻译，前往云南，迎接印度派来的英员。他收到加盖印鉴的护照及总理衙门咨行各省大吏的函件后，致函讷茨布罗克，阐述对云南边界贸易的意见，指出云南巡抚岑毓英素憎与洋人交往，而且“在英国炮船难以到达的地方，设置英国居民团体或甚至英国事务官”都不适当。但威妥玛支持探索云南，认为“云南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对于将为有才力的人所使用的各条商业路线进行勘查，不能不起巨大的作用”。

▲ 马嘉理

8月上旬，英国驻沪领事麦华佗爵士私下告知马嘉理，他将被派往云南出差，要他开始做旅行准备。8月15日早上，马嘉理正式收到威妥玛发出的训令，获知这次探路队的使命，是考察云南边界贸易，目的地是大理，但是切勿对中国官员提起。应避免和天主教神父同行，拒绝他们的款待，以免引发麻烦。勿绘图测量，或于人口稠密的地方打枪猎鸟，以免引起注意。他还收到威妥玛为他准备的护照、总理衙门咨行各省大吏的公函，要求沿途照顾马嘉理，并向辖内相关各地县令和官员发出命令，对他予以保护和帮助。威妥玛要求马嘉理每天写工作日志，记录行程，并强调高度保密。

3.马嘉理前往中缅边境

奥古斯都·雷蒙德·马嘉理，1846年5月26日出生于印度的贝尔高姆，父亲是皇家驻印部队的亨利·约书亚·马嘉理少将。从马嘉理留下的照片看，他上唇蓄着两翼上翘的胡须，颇像一个中年人。而在实际上，他死时还不满29周岁。

马嘉理曾在英国布莱顿学院读过中学课程，并在伦敦大学学院听过讲座。21岁时经他表舅，英国驻西班牙公使奥斯丁·亨利·莱亚德推荐，参加英国政府海外服务考试，录取为驻华使馆实习生。——这位表舅，是享誉世界的考古学家、楔形文字专家、艺术史专家和旅行家，他以发掘尼尼微（今伊拉克北部）以南的亚述文化遗址尼姆鲁德而闻名于世。现在大英博物馆陈列的令人震撼的人面狮身带翼石像，和镌刻着亚述勇士驾驭着马拉战车弯弓征战的浮雕石板，以及最近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大洪水”记录板都是莱亚德主持发掘的文物。——马嘉理先后在北京的公使馆，以及台湾、烟台和上海的领事馆研习中文并工作。

8月21日夜间，马嘉理离开上海，乘坐旗昌洋行双烟囱的江船“汽拉度”号西行。他在日记中写下三位即将见面的探路队员名字——柏郎上校、安得生医生和额利亚。值得注意的是，马嘉理当时就知道，“一队三十名士兵组成的卫队，将陪同他们到达中国边界，然后由我接手，循着我去接应他们的路线原路继续前进。而士兵不进入中国。” 这消息应当是威妥玛告诉他的，但后来增加出来的缅兵，在华英国外交官似乎并不知情。

在马嘉理出发之前，麦华佗曾向外交大臣德比建议，接应探路队的翻译应从海路去缅甸仰光转曼德勒加入探路队，而不是穿越欧洲人从未到过的内陆去中缅边界，这样更加省时省钱，但这个主意并未得到回应。8月28日，马嘉理抵达汉口，通过英国领事许士安排，拜访了湖广总督李瀚章。总督建议他从湖南经贵州前往云南（他原计划是从四川入滇），说这是中国官员通常行走的路线。31日，李瀚章得知了他的选择，表示将通知沿途官员予以协助和保护。

9月4日早上，马嘉理离开汉口，换乘中式木船继续前行。5日过金口，夜宿冬瓜脑，信使紧急送达一份由麦华佗转来的英国外交部电报，说翻译最好由海路赴缅与探路队会合。并说还将致电威妥玛，在收到北京指令之前，应暂缓出发。马嘉理认为，若要接到威妥玛指令还需多日，故回信说将从容慢行，到螺山等待消息。12日，他到达湘鄂交界的螺山，在小镇上等待了一周，却未等到任何消息。天气炎热，住在狭窄的木船上极为难耐。20日，马嘉理重新上路。过岳州、洞庭，溯沅江入贵州，11月27日到达昆明。

▲ 英文原版《马嘉理游记》中所附其经过地方的汉英对照地名

马嘉理日记记载：云南巡抚、署理云贵总督岑毓英派人招待他住入官舍，知县派人送酒席，八个巨大木盘，内盛五十六碗菜肴和甜品。岑毓英表示因公务繁忙，这次不安排接见，可待他从永昌府返回时再来相见。

马嘉理了解到，新任布政使潘鼎新将于12月1日到达，接待他的知县同时在为迎接潘的到来而忙碌。他从钱庄里取到汉口领事许士的来信，说已接到命令，让他走海路去仰光与探路队会合。许士派出的信使一直追到常德，仍然没能联系上他。马嘉理此时不愿再折返，通过知县向岑毓英转交总理衙门信件，请急令永昌府的官员，万一柏郎上校一行提前到达，提供相关帮助。他还申请岑毓英派人护送，并按威妥玛的关照，索要公文，使沿途官员明了他的身份和旅行目的。岑毓英允诺派杨某和候补州判周祥二位委员伴送他前往。29日，马嘉理在昆明给父母写信说：“县令送来两匹马驭的礼物，有谷物、家禽、稻米、水果、甘蔗、柴火和油。我明天将启程前往大理府，需要朝西北方向走十三天，然后从那里转而向南，走五天山路到达永昌府。”“巡抚刚刚送信说要我再待一两天，以便让即将陪同我旅行的两个军官准备准备。沿途之地都已经接到接待我的指令。”

以往研究马嘉理事件的文章，常引用民国元老李根源1935年发表在《国学论衡》杂志上的文章《纪马嘉理案》中的说法，作为事件肇起之缘由。马嘉理“抵滇垣，谒总督岑毓英，欲用敌体礼（按即彼此地位相等，无上下尊卑之分的礼仪），毓英不许，持之坚，许之。语骄蹇不逊让，毓英怒，然念中英邦交，乃隐忍以卒送出迤西”，并由此结仇。李根源出生于马嘉理事件之后四年，写文章更在五十年后，其之可靠性是需要辨析大 。马嘉理撰写的日记、书信，在他死后由英国前驻华公使阿礼国编成《马嘉理游记：从上海到八莫，及返回蛮允》，详叙其沿途行踪和见闻，最近已经出版了中译本，是值得一读的重要史料。此外还有一种所谓“汉族群众的说法”，谓马嘉理到达昆明时，岑毓英前往迎接，躬身迎到的是马嘉理大轿上的一条洋狗。这种侮辱岑毓英的行为，激怒他誓杀马嘉理，在昆明不便下手，就布置下属官员，在前往滇西的途中截杀。这个说法的记录者吴家福先生在他的调查访问记中称其“纯属传说，并无事实依据”，但依然被 一些文章引用和传播。

在云贵地区，走陆路常常要翻山越岭，极为艰辛。离开昆明时，马嘉理有九匹马驮行李，四匹马配鞍随行；一顶轿子，外加四个轿夫。关于轿子，他有三个理由说明万不可缺：一是身份，官员旅行，必须要有轿子；二是拜访当地官员，也必须乘轿；三是坐轿子可以阅读，而骑马无所事事地行军，令人难以忍受。马嘉理还带着一帮随行人员，这干人也有各自的交通工具，所以他的队伍阵容浩大，常常引起老百姓的围观。

1875年1月4日，马嘉理到达腾越，总兵蒋宗汉热情款待他。马嘉理还收到英国驻八莫政务官库克上尉的来信，获悉主持本次探路活动的柏郎上校在1月中旬以后启程，要求马嘉理在合适可行的地点与他们汇合。库克建议他在腾越等待，若想继续前进亦可。马嘉理认为到八莫已不遥远，决定前进，11日他到达盏达蛮允（今盈江芒允）。就库克的指令来看，探路队并不急需马嘉理去接应带路。但马嘉理自认“沿途受到热情的对待，我确实留下了友好的种子，并改变了人们原有的错误印象”，前往八莫，是他的主动选择。

马嘉理在蛮允见到李珍国。李珍国是中缅边境上的一位传奇人物，他母亲是缅甸国王麦多默妃之姨，因此他是个中缅混血儿。他在家中排行第四，人称“李四老缅”。杜文秀起义时，他的父母、妻子、伯叔、弟兄均被杀害，他因此参加镇压回民起义的战争。他此时的官方身份是腾越镇分驻南甸左营都司候补参将，正与克钦族和掸族头人商量货物的捐税问题，尝试达成协议，设立常规的关税制度和收集关税站点，以取代山民对骡队的勒索。马嘉理自认和李珍国交流得很投缘。到达八莫后，他写信告诉威妥玛：“著名的李珍国，也被称为李四或李协台，曾经攻打斯赖登探险队，并被称为土匪或其他凶悍难听的绰号，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礼貌、聪明和直爽的人。他采取一切手段协助远征队，并且以意想不到的殷勤礼貌来接待我。”

蛮允是距离中缅边界最近的一个街子，没有城墙环绕，出了街口就是“野人”地界。李珍国后来陈述，他派两名护卫人员将马嘉理送至八莫的英国官员手中。而马嘉理记录，是他的随从刘子林去八莫送信。刘是英国驻沪领馆的通事（翻译），由麦华佗借给马嘉理陪同出差。马嘉理称他为“江湖老手”，可以办到任何事，去任何地方，从来不缺乏主意。他的外号叫“来人啊”，这是中国人召唤佣人的叫法，外国人曾以为是他的名字，而他也喜欢这个称呼。几天后，刘带回四十个缅兵，将马嘉理和随行人员顺利带过野人山，1月17日平安送抵八莫，与探路队相会。他是史上第一个从上海经内陆旅行到达缅甸的欧洲人。

4.当年的护照

英印方面派遣前驻撒亚谬副政务官柏郎上校主持探路队工作。其他成员包括，曾经参加斯赖登探路队的外科医生兼博物学家安得生，担任医务官兼采集博物标本；1872-1873年探测过黄河新道的旅行家额利亚，专管地形研究。

柏郎和安得生于1874年11月从英国来到加尔各答，英印政府建议他们循曼德勒-兴尼路线入滇，因为欧洲人还没有踏勘过兴尼线。但是不久，探路队得到缅甸方面信息，称该线道路崎岖，且不安全，推荐还是走八莫路。他俩遂从加尔各答前往仰光（当时译作蓝贡），又乘船沿伊洛瓦底江北上，经曼德勒，于1875年1月16日到达八莫，与额利亚会合。由于联系不上马嘉理，担心他不能及时赶到，威妥玛又派使馆另一位翻译阿林格从上海乘船在仰光上岸，赶往中缅边界。

▲ 没有找到柏郎的照片，图为其墓地

▲ 安得生

▲ 额利亚

我本来以为，马嘉理千里迢迢从上海赶到云南，是给探路队送护照。但从档案中看到，上年威妥玛从总理衙门申请到护照后，已经寄往印度，由此马嘉理的使命，仅是为探路队提供翻译和引路服务。

清末护照和今天使用的护照并不相同，它不是颁发给持照人供申请入境签证的软面小本，而是为外国人在中国内陆游历或经商时证明身份的大路条。柏郎一行使用的护照我没有看到过，但从1875年12月17日（光绪元年十一月二十日）麦华佗颁发给英国海军军官戈勒使用的护照上，后人可以获知端倪：

护 照

大英钦命驻扎上海管理本国通商事务领事官麦

给发护照事。照得天津条约第九款内载，英国民人准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执照由领事官发给，由地方官盖印，经过地方，如饬交出执照，应可随时呈验无讹发行。雇船雇人，装运行李货物，不得拦住。如其无照，其中或有讹误，以及有不法情事，就近送交领事官惩办，沿途止可拘禁，不可凌辱，等因。现据英兵船官戈勒禀称，欲由上海前赴苏松太常镇杭嘉湖八府游历，请领护照前来。据此本领事查该人素称妥练，合行发给护照，应请

大清各处地方文武员弁验照放行，务须随时保卫，以礼相待。经过关津局卡，幸勿留难拦阻，为此给发护照，须至护照者

右照给英兵船官戈勒收执

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给

乙 亥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大清钦命监督江南海关苏松太道冯 加印 壹年缴销

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逊1894年前往湖北、四川、贵州、云南旅行的护照，其格式，文字，与戈勒的护照完全相同，由此可知，清末的护照就是如此。

甚至连1939年美国驻厦门领事馆开出的一份护照，亦是援引《天津条约》，要求对美国牧师洪味道予以保护。这份护照，由中华民国福建省政府加盖了印鉴。清朝的护照传统，在抗战时期居然还保留着。

在1870年代，中国尚未建立出入境管理制度。护照不是入境关口的验证文件，只为外国人在中国旅行提供证明。护照上注明了外国人本人名字，却不包括其随行的仆役助手。而当时外国人旅行，无疑都是携带随行人员的。对随行者如何确认，以及他们是否需要身份证件和事先审批，我尚未找到官方规定。从马嘉理探路队的情况看，他们没有报批。

▲ 1875年英国驻沪领事麦华佗颁发给英国海军军官戈勒使用的护照

▲ 1939年美国驻厦门领事馆开出的护照

▲ 1905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进入中国的护照

5.探路队的其他人员

柏郎本次探路，还有一支庞杂的辅助团队。

首先，他们各自带了随从仆役：

马嘉理一路行走，带着师爷游福添（湖北人），通事刘子林（汉口人）、跟班听差江永爵（福州人）、李大有（四川人），以及厨子周有听（汉口人）。还有一个王秀爽（汉阳人），后来改随了额利亚。这些人，有的是英国驻沪领馆的雇员，也有他在前往云南路上雇佣的。他们在中国旅行无需护照，在中缅边境进出，同样不使用护照。

阿林格带有两个中国跟班，其中一位叫石雨田。从上海到仰光的路上一直陪着他。

柏郎有三个印度仆人。他还临时在卑谬雇了一个中国人李含兴做翻译。李含兴是李珍国的族侄，会说缅语和中文，常年在缅甸做生意，这次回云南探亲，正好与探路队同行。李含兴本来担心带外国人进入云南会受到处罚，但柏郎向他出示护照，打消了他的疑惑。

安得生带了三个印度仆人和一个缅甸仆人，那个缅甸人会说中文。印度仆人受过一定的教育，可以协助他收集植物和地质标本。

额利亚有两个跟班。由于曾在中国经商的缘故，他到过中国很多内陆地区，探索过黄河的新河道，为此获得皇家地理学会的金质奖章。他在1872年途经乌里雅苏台，穿过西伯利亚回到欧洲。

此外还有两名印度马夫，负责照料整个队伍的马匹。

柏郎从印度来时，带来十五个带枪的锡克族警察做保卫，其中包括一个带队军官。另一种说法，是旁遮普步兵第28团的十五名士兵。这个人数，比马嘉理在上海启程时听说的三十个人要少一半。他们的使命是护送探路队到达边境，或者按照英国驻缅甸专员的意见，一直将探路队送到腾越。

以上这些英国人、中国人、印度人、缅甸人加在一起，共计四十一人。

缅王本不同意探路队携带印度武装士兵过境，但考虑到仅有十五人，也就作罢了。鉴于探路队要经过中缅边界的野人山，缅政府答应派遣三百士兵护卫他们。柏郎说，后来实际调集到的仅有一百三十人（另一种说法，缅兵总数有一百五十人）。这帮人的装束不像官兵，倒像是临时招募的乡勇。探路队加缅兵，总数约一百七十到一百九十人。

时下中文论著，包括上述马嘉理事件发生地纪念碑，和网络上检索的资料，均称柏郎上校率领一支近二百人的武装探路队或远征军，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英国军队从缅甸开进云南，这类说法显然并不准确。探路队成员，柏郎当初都有详细报告，保存在英国议会文件和外交部档案内。此外前述《马嘉理游记》，以及安得生旅行记《从曼德勒到腾冲》亦有叙述，该二书，1876年均由伦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出版。若不是从原始史料上将这些细节看清楚，连我自己也会产生错觉。锡克卫兵没有写在护照的准入人员名单上，虽说他们具有随行保安性质，虽没有事先知会中国，可毕竟不是正规军队。同样，缅甸卫兵也没有写在护照上。当时缅甸是中国藩属，缅王派遣的往返中缅边境护送商旅客人的土兵，似乎并不需要中国政府事先批文。缅兵能把探路队护送到什么位置，很大程度上更取决于当地克钦土司的态度。可以肯定，当年有英国派出的探路队，却不存在“远征军”。

再举一例。1905年10月，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来中国，护照上注明除他之外还有“军医员瓦扬及照相生共三人”，那个“照相生”(摄影师)甚至连名字都没有标注。他们一行在安集延附近的奥希下火车后组织入境马队，整个马队共达七十四匹马，其中二十四匹马驮运行李。沙俄地方当局为他们找到了可供雇佣的哥萨克护卫队，卫兵总人数不太清楚，显然没有持有护照。卫队长是芬兰裔男爵马达汉（此人在1918年芬兰国内战争中担任白军总司令，二战期间出任芬兰国防军总司令，1944年-1946年担任芬兰总统），有两名哥萨克人最终将伯希和护送到北京。清末出入境管理松弛，伯希和弄走了大批敦煌文物，但毕竟没有人说，伯希和率领了一支非法入境的“武装探险队”进入敦煌。

【作者简介】 

姜鸣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近代军事史学者。

源济

姜鸣：重访传教士马嘉理被杀事件案发现场 

2017-05-14 姜鸣 大家

文 | 姜鸣

【编者按】姜鸣先生的《从盈江到伦敦——马嘉理事件再研究》系列文章将陆续在“腾讯·大家”发表，可点击阅读第一部分《1875年，一个英国人的死亡改变了中国历史》。

▍6. 英方记载探路队受阻情况

柏郎原想走南路进入中国。这条路从八莫出发，经猛卯土司管辖的滚弄，再由遮放绕到腾越。从地图上看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但以前英国人没有走过。1月23日，柏郎、马嘉理到达撒瓦底。次日曼德勒传来消息，说缅兵将护送他们至中缅边境或滚弄，而非原先同意的Mansay（曼西？）。柏郎考虑到克钦人很倔强，且对锡克人存有恶感，最终确定大队走北路，留额利亚和同行的八莫英国政务官柯克上尉勘察南路，大队人马2月1日回到八莫。

探路队行李辎重甚多，其中珠宝礼物就有两百多箱。2月6日，柏郎在马嘉理的陪同下和克钦头人谈判，确定雇佣骡马的数量和过山礼（买路钱）的金额。柏郎还将沿途三个村寨土司的儿子扣做人质。18日，探路队到达中缅边境的南崩河畔，柏郎听过路的克钦人说，前往蛮允的路上有盗匪抢劫。马嘉理不以为然，表示他刚从云南过来，没有不安全的感觉。次日他率领幕友跟役五个汉人，外加翻译李含兴和一个克钦人，先行前往探路。

马嘉理出发后，有人从蛮允带来消息，说某中国官员聚集多人准备拦截探路队。20日，柏郎接到马嘉理从扎赖写的便条，报告路上平安，他将直接前往蛮允。柏郎随即率队涉过南崩河，进入中国境内的莽莽群山。这里是高黎贡山南延支系尖高山的西南余脉，道路崎岖险峻。大队夜间在5000英尺高的山上露宿，东距蛮允仅12英里，柏郎打算下一天赶到，与马嘉理汇合。他们在这里遇到从前方返回的李含兴，听闻扎赖头目对过山银两的金额感到不悦。李含兴发现扎赖头目是李珍国的好友，建议应当给其礼物。柏郎同意，让他明天将礼物送去。

21日，柏郎等人在锡克士兵护卫下出动， 将行李留给缅兵转运。扎赖头目殷勤款待柏郎，但柏郎获知被质押作人质的扎赖头目儿子逃走了，当即决定停止前进，返回露宿的山区。

22日清晨，英国人看见许多携带武器的人在宿营地后面排成纵队前进，柏郎命令准备战斗。克钦族的桓冈头目传来消息，马嘉理和随从昨天在蛮允被害，腾越集聚四千人，意图歼灭探路队。一会儿，子弹从探路队前后右三面射来。进攻者装备很差，有些人只是用戈矛、月锸做武器，他们从隐蔽的丛林中对英国人进攻，但被锡克士兵的射击所阻止。英国人听到攻击者呐喊，他们是李协台的亲侄叔君部下。又有人向缅人呼喊，宜速退避，弃洋人于死地。当晚，探路队退回缅甸。

▲ 柏郎、马嘉理前进路线

23日，同行的缅官收到缅甸驻蛮允司棉官转来的两封信。第一函称21日中国人杀害了马嘉理；第二函称腾越厅官派三个官员命令他警告伴随柏郎的缅官，在23日切勿允许缅人护送英人同行，或回返或避去五六里之遥皆可。因为夜里会有三四千中国人袭击英夷。缅人若被击伤，切勿归怨中国人。柏郎随即讯问了送信缅人，缅人称中国兵队带同克钦土人将至南崩河西岸，将英国人杀灭。柏郎带队继续后撤，26日返抵八莫。同时他草拟了一个短简速送曼得勒，打电报到仰光。这个电报随即传到加尔各答、伦敦和北京的英国公使馆：

2月22日在扎赖和盘西西边六英里麻如山，探路队被袭。战斗由上午八时延续到下午四时。中国人勇敢进攻，但是锡克兵士的来福枪使他们愕然吃惊，击退了他们。以后整天是长距离射击。死伤数字，我们这边三个轻伤，中国损失尚不知道，相信有七个被杀死了。袭击我们的人是奉腾越厅官命令来歼灭我们的一支三千人部队的前敌队伍。关于这点没有疑问。暴徒是李四侄儿的部下。深堪悲痛地报道，马嘉里及其宾从五个中国人在蛮允被害，首级悬挂在蛮允城墙上。

与此同时， 留在南路的额利亚和柯克2月15日行至猛卯，他们见到李珍国带三百名防兵在此驻扎。李说前路危险，建议他们另择他途。16日，额利亚代表柏郎，赠送李珍国一支来复枪作为礼物。18日，额利亚离开猛卯。由于没有找到驮畜，队伍行进缓慢，至27日，有土司头目送来八莫领事信件，告知马嘉理已经遇害，柏郎也受到阻拦，要他撤回八莫。

而按李珍国后来在清政府对其审讯时的供词，额利亚一行十余人是2月19日到猛卯司城住宿。至24日雇备船支，由李珍国用马匹驮送洋人货物下船，送至南坎缅官处。李珍国说：“差竣后，闻得2月22日马洋官由缅来滇，行至户宋被害。又闻洋官柏副将于22日在南崩被匪人拦劫开仗折回之事。其时我正在猛卯差次，有英官伊来雅士（即额利亚）等与我日日相见为凭。况猛卯距蛮允约六百余里，距南崩约八百余里，相去遥远，我无从串通狙击。”

李珍国说法与英方记录的区别，在于额利亚何日离开猛卯，这对于确定2月21日马嘉理被杀和22日探路队被阻击时他在何处十分重要。

▲ 李珍国

回到八莫后，额利亚认为探险受阻，是“缅甸政府和李珍国共同秘密布置的一个圈套”。英国人推断：当初探路队三人走北路，额利亚走南路，遇见李珍国，令其改走北路，因为北路已有华兵阻挡。柏郎认为，袭击探路队虽是腾越部队，但主要责任在缅甸政府。英印政府对缅甸的侵略扩张，一直为缅王所仇恨。关于马嘉理被杀，他没有直接证据，但作为探路队负责人，有现场的直接感受。柏郎说，国王和八莫缅官充分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他们对探路队被消灭曾感到极大的欣慰。当时印度报纸还报道截获了缅甸国王和八莫总督的信及其他证据，证明其谋划袭击了柏郎一行。

▍7.马嘉理之死讯息的传播

19世纪中后叶，信息传递速度因为电报的发明而加快。中国最早的国际电报线路，是1871年由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敷设的香港至上海、长崎海底电缆。与此同时，大北公司又把从恰克图、海参崴经长崎的电报线接至上海。此时中国内陆尚未建立电报系统，北京使馆使用电报，要由往来津沪的轮船中转，再加京津段的人工递送。清政府不用电报，仍然依靠古老的驿马传递公文。因此，外国人获悉中缅边境发生马嘉理被杀消息，要比清政府更为快捷。

3月3日，总理衙门收到威妥玛来信，说从印度方面得知马嘉理顺利到达缅甸，沿途除在贵州镇远府遇到居民滋事外，在云南境内无不安静并受到款待，专函感谢。

5日，《泰晤士报》报道了柏郎探路队遭到攻击及马嘉理被杀的新闻。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感到事件重大，当即用电报和信件两种方式向赫德报告。

13日，总理衙门收到英国使馆发来的照会，称接到印度总督电报，2月22日，云南腾越一大员遣调兵勇三千人，将马嘉理及随同华人数名杀戮。前来攻击兵勇等之统领，系南甸首员李某之亲侄。照会说，印度总督已将此事电报英国首相，使馆目前正在等待进一步指令。中英之间就马嘉理之死（当时称作“滇案”）的交涉就此开始。

在国际交往中，外交官被杀害是严重事件，何况此行事先报批获准，总理衙门对事件发生毫不知晓，云南官员没有急报任何信息。19日，威妥玛与总理衙门交涉滇案，向中方提出六点要求，限四十八小时答复：第一，中国政府派人前往腾越调查滇案，英方将派人参加；第二，英印政府将另派探路队入滇实现柏郎探路队的目的；第三，交付英方15万两银子作为赔偿款；第四，恭亲王与他商定实施《天津条约》第四款的办法（即英使和随员可任便往来，收发文件，行李不受检查）；第五，恭亲王与他商定如何免除英国商业缴纳关税和子口半税以外的捐税；第六，立即补偿历年来中国官员因办理未妥、应当补偿英商款项。

21日，总理衙门将滇案上奏两宫皇太后，认为“各国使臣遇事用兵恫喝是其常技，惟此案如果确实所戕系该国官员，非寻常人命可比”。他们预想了事态可能的发展走向，指出英法关注滇中已非朝夕，且法国已窃据越南各省十之六七，英国也谋划从印度历西藏至滇蜀，复与缅甸立约通商，中方应预筹对策。请饬下云南巡抚岑毓英将此案确切查办，勿得稍涉含糊，并请酌派明白事理之员遴带得力弁兵前往驻扎，借弹压土司为名，暗杜彼族不测之谋。

同日，清廷颁布上谕谓：

英国翻译官马嘉理等，于本年正月间由缅甸至滇，行抵永昌府属盏达副宣抚司城西南五十里远之城镇，猝被官兵戕杀。该国现有集议后即咨会照办之语。英国注意云南等处已非一日，现欲借此开衅，以为要挟之计，亟应加意筹防。著岑毓英将此案确切查办，并著刘岳昭迅即回任，会同该抚持平办理，毋得稍涉含糊。一面遴派明干之员弁，带领得力弁兵，前往就近驻扎，借弹压土司为名，暗杜彼族不测之谋。或腾越一带本有兵勇屯戍，即由该督抚相机密筹，不可过事张皇，亦不可稍涉疏忽，总期边衅可息，后患无虞，方为妥善。

4月6日，上海《申报》以《缅甸来信》为题报道滇案。此后还对马嘉理之死作了追踪和评论，滇案也引起公众的关注。

▍8.中方初报马嘉理之死情节

5月10日，岑毓英关于滇案的第一个奏折以及他写给总理衙门的信件送达北京。岑表示对事件毫不知情，他说“查盏达土司距省二千数百里，距腾越千余里，僻处遐荒，夷情顽梗，然虚实均应彻底根究，以免英人藉口”。他报告已派遣官员驰往永昌、腾越，督同地方文武到边境查勘马嘉理行抵何处，因何启衅，被何项匪徒戕害。本日上谕同意其处置，还要求增加调查英使照会中提到的马嘉理头颅是否在腾越城镇悬挂、前来攻击之统领即南甸首员李某亲侄是否确有其事？这位李某究竟何人？其亲侄系何名字？

▲ 安得生旅行记《从曼德勒到腾冲》中的插图：1875年的腾越古城

然而又出奇事。英国人在缅京曼德勒看到了李珍国。英国政务官斯讨拉斯说：“国王和这个头目有亲密的关系。而且和他有颇大的商务往来。李四大爷好像既是一个中国官员，又是一个缅甸官员或者更多的是一个缅甸官员。他大概和缅甸政府勾结得很紧密。”经向缅王询问，获知他竟是作为清政府的代表前往缅甸，致送光绪皇帝登基诏书，这更使李珍国身份扑朔迷离。英国使馆向总理衙门发出照会，询问：“马翻译被害众论指李姓唆使，该员是否派往缅国？”总理衙门回答不上，只能再派信使骑上快马奔赴云南，向岑毓英讨回答。

7月14日，岑毓英上奏滇案的调查结果，把马嘉理被杀推卸为“野人”抢劫。

岑毓英称，英国照会提到南甸首员李副将亲侄领兵截杀马嘉理。查腾越无李姓副将，仅有卸署腾越分驻南甸左营都司候补参将李珍国。经传李珍国研诘，据称上年12月马嘉理道经南甸，该员曾款待酒食，护送出关，并无嫌隙。马嘉理去后，本地传闻洋人数十来腾通商，又有洋兵二三百人携带军火，欲借通商为名，袭据腾越，绅民无不惊惶，共议齐团（召集民间武装）防堵。曾两次致函李珍国，嘱联络土司同御外侮。李珍国本有防边之责，且籍隶腾越，桑梓情殷，遂于1月13至14日同厅属十八练各绅民暨土司人等会团一次。李珍国子侄从未带兵，亦不干预公事，英使所言实系冤诬，恳请详查。

岑毓英又奏，所派调查马嘉理被戕官员于5月27日抵盏达，29日到蛮允，分别传唤土司和居民盘诘。据称马嘉理2月19日夜间到达蛮允，在缅佛寺住宿，随带跟丁五人，马二匹，铺盖食物二驮，又带有野人招呼驮子。20、21两日未外出，闻系等候英国官兵。2月22日早饭后，马嘉理说我国官兵将到，遂骑马领从人由来路前去迎接。午后忽有数十野人闯入缅佛寺，将马的铺盖食物抢掳而去。又听得野人同洋兵开仗，未见马嘉理折回。后数日，闻野人界内户宋河边血迹甚多，料系野人杀害，弃尸河中。调查官员亲往户宋河，勘得该处距蛮允十余里，河边血迹因雨水隐约难辨。河对岸山林即系野人地方，界连边界，纵横数千里，山深林密，该野人各霸一山，出没无常。此案凶犯诚恐此拿彼窜。必得许以重赏，宽予限期，购线严拿，方免漏网。

这里提到的“野人”，是指居住在中缅边境一带的克钦人（在云南今称景颇族）。总理衙门认为：无论马嘉理为何人所杀，均应彻底确查。滇省野人虽居铁壁关外，其地属于中国，不得谓非中国管理。若此案非野人所戕而诿诸野人，或系野人所戕而谓野人非王法所能及，势必如上年台湾番社一案，洋人即派兵自办，攸关大局。上年日本以琉球船民遇风漂流到台湾，被岛上原住民杀害，当时日方向总理衙门交涉，总署大臣说杀人者为尚未开化的“生番”，无法管束，结果引发日本派遣军队入侵台湾事件，当时威妥玛还参与了调停。现在岑毓英以为推托“野人”可以摆脱责任，而总理衙门更明白，若无过硬证据，这种解释无法结案。

▲ 安得生旅行记《从曼德勒到腾冲》中的插图：克钦男子和克钦妇女

岑毓英将李珍国参与当地绅民齐团和马嘉理被杀害分割成两个没有因果关系的独立事件。关于前者，他强调齐团是闻说洋兵要来侵占腾越。腾越自咸丰年间回民起事，厅城失守，难民誓不从“贼”，共举李珍国等为首，毁家纾难，齐团固守，与“贼”血战十数年。至一年半前，随同官军攻克厅城。正欲休养生息，忽传洋人来腾通商，洋兵来占腾越之信，激于义愤，聚而防堵，自系实在情形。关于后者，他将其看成边境治安事件，说马嘉理明知野人以抢掳为生，还要厚赂雇佣，祸由自取。岑毓英将李珍国抛出来也不排除是老吏断案的逆向伏笔。英国人既然怀疑李珍国，他似乎也将事件的起因暗暗指向李珍国。

7月31日，总理衙门将岑毓英上奏所称“野人”杀害马嘉理的调查照会英国公使。

▍9.李珍国协送喜诏和抓捕凶犯

李珍国赴缅甸送诏书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柏郎探路队正在中缅边界做着各种入境准备的时候，北京紫禁城里出了大事。1月12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同治帝载淳因患天花龙驭宾天。2月25日，嗣皇帝载湉登基，年号光绪。清廷颁往藩属国缅甸通告此事的喜诏送达昆明后，由布政使潘鼎新派员赍送至永昌府，永昌知府派员赍送至腾越厅，再由腾越同知吴启亮、腾越总兵蒋宗汉委署腾越官员郑定材、杨名声送赴缅甸。郑、杨行至南甸，闻前方野人时出抢掳，不敢前行，以李珍国熟悉赴缅路径，商请一同前往。在李珍国带领下，使者顺利到达缅甸，可见李珍国在中缅边界是个很有能量的人物。

李珍国回国后，正逢云南方面奉旨调查马嘉理被杀事件。岑春煊派提督杨玉科、永昌协副将和耀曾前往腾越办案，李珍国又奉命前往蛮允一带捉拿“野人”。当时排定的凶手，是蛮允之西户宋山一带土著山民，7月24日，李珍国先带兵攻打哇椒硐，抓住九人（其后有二人因伤去世）。搜出千里镜、洋枪等赃物多件。9月1日黎明，蒋宗汉、李珍国指挥兵丁攻破云岩硐，打死四人、擒获八人，还搜出马嘉理的二匹坐骑和各种赃物四十八件。9月18日，李珍国与和耀曾、蒋宗汉等官员，押解人犯行走一千七百余里前往昆明，接受审讯。

当初滇案刚报到北京之时，英使威妥玛就认为云南官方策划了捕杀行动，在柏郎的报告中，“李协台”“李四老爷”即李珍国又有重大嫌疑。所以李珍国、蒋宗汉一到昆明，就被拘进大牢，成为本案中最关键最重要的阶下囚。

▍10.中方再查马嘉理案

滇案发生后，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私下与总理衙门的通信中，认为署理云贵总督岑毓英有重大嫌疑。岑毓英，字颜卿，广西西林人，1851年太平军起义，他在家乡办团练起家，后又募勇入滇，是镇压云南回民起义崛起的地方实力派大员，向以跋扈著称。朝廷既要维护他的权威，不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又要有人与他周旋。6月26日，决定派湖广总督、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作为钦差大臣赴滇，会同岑毓英秉公讯结马嘉理被戕案。后又派遣前侍郎薛焕帮同办理。11月13日和20日，岑毓英、薛焕分别抵达昆明。

首先提审李珍国。李珍国交代了1月12日在蛮允接待马嘉理的情形，称马持有总理衙门护照，自己对他优礼相待。马嘉理在蛮允停留三天，最后派人送其至八莫。又称收到腾越十八乡团练公函，因担心洋兵来腾，受其欺凌，约李回去共齐团练，自保身家。他本人因奉差在外，不敢擅自回去，强调事后听说十八乡绅士在腾越清查局议事一次，各团又在本乡亮团一次，这些都和他没有关系。李珍国又以2月与额利亚见面，力证自己远在猛卯，无法分身六百里之外。自己既不杀额利亚，岂会去杀马嘉理？真要杀的话，何不在他先前去缅甸之前就杀？还说曾有两个侄子，皆已去世。唯有李含兴，从小避乱，往缅甸学做生意，这次随洋人一起回来，显然不能分身带兵。

然后提审李含兴。李含兴是李珍国的族侄，早年因杜文秀造反，逃往缅甸谋生，十余年间稍积银钱，娶缅女为妻，去年听到腾越地方渐渐平静，欲回国看望老母，在船上遇见柏郎，因会讲缅语、识缅字，且也是前往腾越，英人遂约其同行。

李含兴重复了18日马嘉理与他先行探路的故事。19日行至雪列，马嘉理询问当地头目李珍国在何处？答说去猛卯了。他见这些人形迹可疑，劝马不要前行。马嘉理就将他留下，自己继续前行。次日他与柏郎会合，因后续行李未到，洋人又折返回去。留他与阿林格的随从石雨田在雪列听讯。21日他看见好些人牵着马嘉理的马，手拿刀枪蜂拥而来，意识到马嘉理出事了，遂与石雨田分路逃命，后被土人抓获，关在洞中。他两次设法逃走，最后讨饭回到腾越。他声明自己不叫叔君，也无兄弟。李含兴的供词与柏郎等外国人的记叙是一致的。

在审讯中，主犯而通凹供词详述了杀害马嘉理的过程：

我是哇椒硐的人。我们是不记年岁。父母俱故，并没兄弟妻子。本年正月间，听说有洋人从缅甸来，要过我们山界，驮得有货物，到云南地方去。我起意到云岩硐邀了腊都，各带了两硐的人，裴小陀、而排腊、蔺小红、施奶们共二十三人，各带刀枪，同去拦阻讨要过山礼物。那日到了户宋河边黄果树下，遇着骑马的洋官，又走路的四个汉人拉着一匹驮马。我们就堵住要过山礼物。他们不肯，骑马的洋官就开枪乱打。腊都、蔺小红上前用刀砍他，洋官下马，腊都又砍了两刀。我们大家一起动手，把他跟来的人一概杀死。拉得马二匹，我分了一匹，腊都、蔺小红同分一匹，其余抢得物件，两硐的人均分。腊都听说后面尚有洋人驮得有货物，邀我们再去拦抢，我要送东西回硐，不肯去。腊都就带了他们硐内的人走了。后来听说腊都遇着洋人打架，被洋兵伤了几人，没有抢着物件。到了六月间，有官兵前来，把硐围了。我们抵敌不住，被官兵把裴小陀们杀死，又把我同陆滥当们拿住，并搜出硐内所藏的马匹、物件缴案。

另一个云岩硐头目腊都的供词也大同小异：他说而通凹拉他去打劫，杀了马嘉理和随从后，抛尸户宋河内。他还赶到南崩去抢洋人大队，结果被洋人开枪打死他手下的阿弄。

钦差大臣李瀚章、薛焕对犯人进行了八次初讯和复讯，形成约三万字口供记录。但英国观审的外交官认为，押解到昆明的“野人”不是八莫腾越山区的克钦人，而是北方下来的人，出售琥珀，被兵役诱擒，抵作凶犯。且在审讯时，既不能说汉语，也挺不懂汉语。中国方面也有史料说了审讯时翻译作弊，编造供词。这事的真相真是难以弄清。

此外，腾越同知吴启亮也被革职，他的供词提到，马嘉理被杀后，没有斩首悬首之事。

▍11.再次踏访马嘉理事件的案发现场

2014年1月，我再次前往云南，打算完整地沿着柏郎探路队入境及马嘉理被杀的路线，进行一次田野考察。

傍晚到达边陲县城盈江住下。次日清晨，我和朋友驱车西行，探访芒允——也即是从前的蛮允。云南的1月并不寒冷，一件毛衣加一件外套就能对付。太阳还没有升起，户外的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薄雾。我在越野车上忽然想起，一百三十九年前，马嘉理就是在这样的时节和气候中第一次走进腾越和蛮允的。

从前云南有些地名，带有歧视性的“蛮”字，解放后都改用“曼”或“芒”字替代。到达芒允时，我们意外地发现，街中路边树立着一座镌刻着“蛮允街”的石碑，使我在时空感上和光绪初年产生了穿越。芒允是个村的建制，但纵横交错的街巷，鳞次栉比的老屋和青石板铺就的街道，总使我感到这是个古镇。据考证，古老的蜀身毒道(又名西南丝绸之路)南线就是从盈江这一带出境，而芒允，其村镇聚落形成的历史据说可以上溯到元代以前。

▲ 芒允街道上的“蛮允街”石碑

在芒允，我找到一座奘房，旁边建有佛塔。所谓奘房，源于缅语，是佛教徒拜佛和修行的地方，也是村寨活动中心和重要事情集会商量的场所。芒允奘房建筑面积1478平方米，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是座集傣、汉建筑艺术风格为一体的重檐干栏式建筑。有关材料介绍它始建于民国初，前几年又集资整修。但我冥冥中觉得，它的年龄更为苍老，似乎就是岑毓英奏折中提到的马嘉理借住的缅佛寺。问了当地人，没人能说清楚。

▲ 姜鸣先生在芒允奘房前

然后出芒允，西行约一公里，再次来到“马加里事件起源地”。这里当地人叫“混嘎拉”(傣语“洋人洼”之意)。此时，太阳的光线正透过薄雾洒向大地，我却对两块石碑树立的地点产生了怀疑。毕竟这里一马平川，与户宋河全无关系。根据审讯记录，马嘉理是在户宋河畔黄果树下被杀，并被抛尸河中，这里离河较远，难道杀人后再将尸体搬运过去？

于是再往西去户宋河。大约一二公里，汽车驶过河上的水泥桥后停了下来，我沿着河岸踏勘。户宋河是大盈江的支流，河面宽约三四十米，河床较深，水面较浅，河底的石块都裸露在外。查阅资料，其枯水期流量4立方米/秒，1986年7月24日的洪峰流量达到522立方米/秒。1、2月份是旱季，当年若也是这种径流，抛尸河中，大约尸体不会很快冲走，但毕竟信息沟通较慢，待到清廷派人调查，已是数月之后，现场完全被破坏了。

当年李珍国在审讯供词中说：户宋河“大水时很深，水浅时也有齐胸的水，水流甚急。下通南崩河”。关于水之深浅，百年间之变化尚能理解，但说下通南崩河，则肯定不对。李珍国还说：“缅佛寺离蛮允约十几里，离户宋河也有十几里。”这个方位我不知如何确定，若说缅佛寺在蛮允村外，居户宋河与蛮允之间的话，则两个“十几里”与我的现场感觉是不符合的。地理上的细节错误，昆明城里审案的大官不会注意，但后来英国又派外交官格维纳去现场探勘时却发现了，使得中方的审讯记录漏洞频出。

▲ 枯水期时的户宋河

我们行驶的公路线渐渐贴近大盈江。江面收窄，河床坡度陡增，落差悬殊。公路顺着河岸一起进入陡峭的峡谷，江的对岸就是缅甸。两侧是茂密的热带雨林，越野车在山路中不断盘绕，奔腾的江水拍打着江中巨石，发出震撼的吼声，从2004年起，沿江三公里河段内，建起四座梯级水电站，装机46.55万千瓦，据称是举世罕见的超级开发。最后，我们到达37号界碑，大盈江与南奔江交汇之处，这一带，就是马嘉理出境，以及柏郎探路队入境的地方。

▲ 高山峡谷中的大盈江

▲ 大盈江从这里出境，最终流入缅甸的伊洛瓦底江

南奔江，又叫南崩河、红蚌河，是大盈江在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条支流。与大盈江的深水激流不同，南奔江水很浅，水流亦很缓慢。过往的商队，都从这里涉水过江，往来滇缅。当年没有公路，过江后就要攀上后崎岖险峻的山路，经过扎赖、石梯、雪列（今雪梨）等山寨下山，抵达蛮允，途中要在山上过夜。现在修建了盈（江）八（莫）公路，沿江而行，第四级电站到盈江县城也就五十公里，大约一个小时车程。而渡江去八莫，路途也不遥远。

▲ 大盈江上的梯级电站

▲ 大盈江畔的37号界碑

▲ 南奔江（南崩河）江水较浅，当年马嘉理及探路队从这里进入云南

▲ 从前在南崩河渡江后，要走两天山路才能到达蛮允

这里的山势和江河与从前变化不大，但由于水电开发，两江交汇处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集镇。如今中缅经贸连通的口岸甚多，大盈江—南奔江一带并不是主要方向。大盈江流入缅甸克钦邦后改称太平江，大唐集团投资建造了境外的太平江一级水电站（装机容量24万千瓦，距离37号界桩下游约2公里），使得这条河道承载的梯级电站达到五座。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这里将为中缅经济繁荣发挥作用。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姜鸣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近代军事史学者。

源济

姜鸣：马嘉理被杀案改变了大清和洋人打交道的方式 

原创 2017-05-26 姜鸣 大家

【编者按】姜鸣先生《从盈江到伦敦——马嘉理事件再研究》系列将陆续在“腾讯·大家”发表，可点击阅读第一部分《1875年，一个英国人的死亡改变了中国历史》，第二部分《重访马嘉理被杀事件案发现场》。

文 | 姜鸣

▍李鸿章对滇案的看法

处理马嘉理事件过程中，总理衙门与李鸿章保持密切联系。由于京津距离近，李鸿章还有自己的特殊人脉渠道，所以总理衙门也从他那里获取各种信息和洋人过津时的谈话记录。

早在4月10日，李鸿章就告诉北京，新上任的云南布政使，前淮军部属潘鼎新2月20日给他写信，提到“英使由缅甸入境，携带兵将三百余名，腾越、永昌纷纷警报，沿途散勇皆欲借端蠢动。彼不过遂其抢劫之私，并非能知华夷之义，岑帅已严檄禁止。不知能平安抵省否等语”。马嘉理被杀是在21日，即潘写信后之翌日。昆明距中缅边界千里之远，为何先获外人带兵入境的消息？李鸿章从潘信中读出的氛围，显然与岑毓英所称一无所知的陈述有很大不同。

6月21日，李鸿章在给李瀚章的家信中又说，接潘鼎新5月19日来信，“马嘉理被戕实情及现在岑公张皇掩饰情节历历如绘”。该信原文迄今未见公布，但其意是指控岑毓英参与谋划，李珍国实施操作。所以李鸿章将潘信分别抄寄李瀚章和京中的丁日昌转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沈桂芬阅看。他对兄长说：“岑公跋扈著名，边境文武皆其心腹，既有密谋在先，势不能不死力袒护。”他又对丁日昌说：滇事由于岑毓英始谋不慎，事后不得不节节回护。“起事缘由，概可想见。”

李鸿章还说，英使馆参赞梅辉立“前过津谒晤，亦有确知腾越文武主使，岑抚授意之说。是此案办理，实属万分棘手。”他认为岑毓英心术多诈，眼界狭小，不宜久令治滇。念其平定杜文秀起义战功，必须保全，以顾国体。李珍国本非善类，须设法羁糜，讯供确实后解刑部议罪。此后李瀚章处理滇案，即按这一策略行事。

清廷处理滇案，前台派出钦差大臣李瀚章，幕后就商于北洋大臣李鸿章，李家兄弟完全卷入进去。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官场和民众中普遍存在排外情绪，激愤于西方列强在中国扩张势力和传播宗教，却找不到合适的反抗方式，在行动中就常常过激、陷于盲动，爆发过许多教案和冲突，其中最著名的是1870年6月的天津教案。该案起始于民间误传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晃子，绑架杀害孩童，挖心挖眼以作药材之用。数千群众包围教堂，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当场向崇厚开枪，继而又向知县刘杰开枪，打伤其仆人。民众激愤之下打死了丰大业及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十名修女、二名神父、二名法国领馆人员、二名法侨、三名俄侨和三十多名中国信徒，焚烧了望海楼天主堂和领事馆。直隶总督曾国藩受命处理此案，经调查确认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遂在法国要求下，决定处死为首杀人的十八个天津民众，充军流放二十五人，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均被被革职充军发配黑龙江。曾国藩因而被舆论指斥为汉奸，声名受到很大影响，自感“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一年后即去世了。

▲ 李瀚章、李鸿章（左）兄弟晚年合影

现在追办滇案，如果最终查不出凶手，英国人不能答应；若是查处凶手，惩办官员，可能又会激起民愤。这是李氏兄弟不能不反复考虑、审慎行事之处。李鸿章叮嘱大哥：“兄到滇后应先将原派查办不实各员摘顶，树之风声，俟定谳时再分别奏参，是亦津案办法。但欲避汉奸之名，绚官神之誉，则必办不到，而案也必不能结。且恐掣动大局，望三思百思而行。”

▍谁是幕后指挥之人

1876年4月20日，李瀚章、薛焕、岑毓英联名向朝廷上奏结案报告，确认李珍国是阻击行动的指挥者。他们说李珍国接到士绅来信后，“竟自居间发难，布置截阻，挥霍犒金，欲为摊索资费地步。赉函绅众，极力铺张，绅等力难禁遏。”言下之意李珍国抗英是为了搂钱。报告以腾越士绅给李珍国的两份去信和李珍国的回信作为证据。李珍国在信中说：

弟自接诸公来函，即将诸山野贯一律调齐，大加犒赏，取具刀标木刻为凭令，并各司出具印结，均交蛮允收存。惟查洋人之事，弟又由腊撒、陇川、章凤街三处，传聚诸路野贯，以牛马银物按数给之，亦各欢喜，各于要隘堵截。但此番大事，较之发匪（按指太平天国）甚于十倍，关系阖厅。弟念切桑梓之邦数万生灵起见，昼夜筹划，费尽心力，断绝阴谋大患……一路赏耗用去银一二千金。

李珍国信中还说他于1月30日到达猛卯司署，接报洋人羽党数十在该司坝尾驻扎，雇脚夫往拱洞方向运送货物。洋人听说他带兵在猛卯驻扎，畏惧兵威，已经折回八莫，意欲仍由蛮暮经过。他令雪列官蔺小红令各路山贯堵截各口，谅洋人难以逃脱。

李瀚章还另派湖南绥靖镇总兵李胜改装易服，单独取道四川赴腾越、蛮允查访。李瀚章说，参考李胜密报，结论是“各路之布置皆李珍国一人之主谋”。“凭证昭然，已同铁案”。

虽称“铁案”，除了李珍国与腾越士绅的通信，李瀚章并没有拿出更多证据。潘鼎新当初告诉李鸿章的秘密，结案奏折中也没有提及，或许是为了切割与岑毓英的干系。李珍国本人坚决否认指控，强调“实无写过书信与地方绅士齐团的事，亦无使人阻截洋人。”不仅李瀚章到滇后的六次审讯都不承认，甚至在六年后英国探险家柯乐洪见到他时依然继续否认。

审案中犯人供词也相互矛盾。比如李珍国之信落款为1875年2月7日，所叙命各路山民截杀洋人，在时间和地点上存有明显漏洞。再有他称蔺小红为雪列官，而云岩硐的头目腊都的供词说：“蔺小红本是汉人，被我们掳在硐里的”，且是砍杀马嘉理的主要动手者。

但李瀚章一定要把责任落实到李珍国身上。他在奏折中提出按照“公众确凿即同狱成”之例，给予应得之罪。清代刑律注重被告口供，断罪必取获取供词，只有案犯在逃，方可在旁证确凿的情况下定谳。而本人拒绝认罪，要按“公众确凿即同狱成”来定罪，必须上奏，故李瀚章奏折也提请刑部审核。李鸿章意识到李珍国拒绝认供是本案软肋，力主将他回复绅士信函交给威妥玛阅看，以钳其口。他私下说：“大家皆思糊弄鬼子，要知鬼比人更伶俐耶。”

早在上年岑毓英调查报告出来之后，威妥玛就向李鸿章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凶案已出半年，查办四月之久，结果乃诿之 劫杀。此案既无办法，一切中外交涉均无办法！”他威胁说：“我并非着急生气，总是和局要紧。从1861年到现在，中国所办之事越办越不是，就像一个小孩，活到十五六岁，倒变成一岁了。我这次进京，打算与总署商议，看他们怎么个办法。如果还没有成事的把握，我只好再出京，把云南的事交给印度总督去办，把各口通商的事交给海军提督去办，这叫做物极必反！”他还说马匹赃物皆易装点，算不得过硬证据。

▲ 署理云贵总督、云南巡抚岑毓英

威妥玛也拒绝李瀚章的调查结论。他在回复总理衙门的照会中说：“此次所陈案由，据称马翻译官被害始末，如何计杀柏副将，一举造意者，果系李珍国，并声明造意之事原出何故云云。本大臣若据所陈案由为确凿真情，无非蒙蔽本国朝廷，咎属难辞，至案内所录一切证据，互相牴牾，不足凭信”。他怀疑所谓腾越绅众与李珍国的往来信件根本就是事后补作，要求出示这些写信者的姓名。他认为滇案中李珍国是奉上司命令，岑毓英是奉旨，因为中国怀有攘外之心。他坚持要将岑毓英和各官各犯提京审讯，质疑李珍国策划拦截探路队和“野人”抢劫马嘉理的关系，中方解释拦截柏郎者，既有本地山匪，又有内地逃出“汉奸”和回民起义羽党，“起意并不同谋，击阻适在同时。”

滇案调查了一年，关于事件之由，至此形成四种说法：

第一说是缅甸国王的部署，第二说是“野人”抢劫，第三说是云南地方官员的行动——即李珍国谋划，第四说是清政府策划。

前面提到，最初柏郎认为袭击是缅王筹划的，但英国人后来不往这条线索上深究，因为最起码，缅王派出的卫队，没有背叛他们；中方认为缅甸是藩属国，也不朝这个方向去推诿。岑毓英将事件归于“野人”，李瀚章将事件归于李珍国。而威妥玛，却抓住机会，要将事情推到中国政府头上，去取得马嘉理事件之外的更多东西。

事实上，从马嘉理离开探路队到他被杀害，两天里发生了什么，局外人并不清楚。威妥玛是报案者，岑毓英、李瀚章等人是办案方，在彩云之南极为遥远的边境上发生的刑事案件，可能破案，也可能破不了案。威妥玛私下曾对英国外交大臣德比伯爵坦承：“如果不是中国官方毫不犹豫地承认马嘉理遇害，我们到目前为止，只有若干缅人的信札和供词作为控诉狙杀的证件。而且详细审查这个问题，犹如在英国审查这类问题，我不由地感到困惑不安，……在老贝列（Old Bailey，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它可能被认为是没有充分证据说支持的说法。”

马嘉理事件成了一出各说各话、扑朔迷离、难以厘清真相的罗生门。

▍关于威妥玛

我们回头来说大名鼎鼎的威妥玛。

▲ 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

威妥玛是是著名的汉学家和语言学家，名副其实的中国通。他曾就读剑桥大学，1838年二十岁加入英国陆军，1841年随军来华参加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工作生活达四十余年。他1847年退伍转外交官。1854年英法美三国取得上海海关控制权后，被委任为首任外国税务司。1858年任英国全权专使额尔金的翻译，参与中英《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活动。1861年任使馆参赞。1867年出版《语言自迩集》，主要讲解通行于北京官场的汉语口语，用作西方人的学习教材。1868年，他发明威妥玛式拼音，用罗马字母标注汉语发音系统，在欧美广为使用。时至今日，绝大多数威妥玛拼音都已被汉语拼音取代，但还有不少成为专用词汇，仍以威氏拼音的方式出现——比如“Kungfu”（功夫）、“Kungpao Chicken”（宫保鸡丁）、“Tsingtao”（青岛啤酒商标上的青岛地名）等等。前些年，有学者将蒋介石的英文名字Chiang Kai-shek翻译成常凯申，是不熟悉威氏拼音闹的笑话。1869年威妥玛升任中英建交后第三任驻华公使。

▲ 1858年6月28日，桂良、花沙纳与额尔金签订中英《天津条约》

从1793年英国派出马嘎尔尼出使中国，寻求建立通商关系，因觐见乾隆皇帝时是否行跪拜礼而致谈判破裂，至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英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迫使中国五口通商，再至1858年和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在大沽口登陆，逼迫中国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将外国驻华使馆送进北京，增设各地领事馆，允许教士自由传教，增开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进入内地旅行，获得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修订关税。外国人力图将西方“普世”的商业规则和外交理念推行到中国，建立所谓“平等”的条约关系。而在中国方面，内心依然认为自己是凌驾天下的中央王朝，认为各种外交和通商都是枪炮逼迫下做出的屈辱让步。所以公使们虽然入驻北京，在同治朝前十二年中，不能觐见皇帝(理由是皇帝尚未成年)，不能觐见皇太后(因为她们是女人)，没有递交国书（关键是外国人拒绝向皇帝下跪），不能与总理衙门大臣以外的官员交往(大臣们不愿与戎狄禽兽般的洋鬼子打交道)。中国也不向邦交国派出常驻使节（推脱没有外交官）。直至1872年皇帝大婚，不仅不邀请使节出席婚礼，还照会各国使馆，要求约束本国国民，不准在大婚的日子去围观娶亲的队伍。1874年，同治皇帝亲政，英法德美使节联合要求觐见，双方再次就跪拜礼仪展开争议.最后，同治帝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各国公使站立着递交的国书，而外国人却意识到还是中了圈套：紫光阁是历代皇帝接见藩属国使节的地方。

▲ 同治帝在中南海紫光阁首次接见外国使臣

1866年4月，当时还是参赞的威妥玛撰写过一篇《新议略论》，分析中国所面临的形势。他说天下各国，分为东西。东国之间，中华实属尊崇。四面邻邦，无非向化。个别国家即便不畏军威，亦服文教，三千年来皆是如此，而与泰西并未联系。如今西方各国，论科学不亚中华，论兵力似觉稍胜。中华果至终衰之时，列强难免不会干预。“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仰或不免分属诸邦？”他建议中国应派出外交使节，学习西方技艺，各省开通铁路 电报，开采五金煤炭，水陆各军进行西式操练，医学各项设馆学习，财政不足可向外国借贷，海关若能掌握语言规则，亦可除去洋员，自理税务。英国公使阿礼国将此文向总理衙门推荐。恭亲王奕訢又将威文连同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所撰《局外旁观论》一起，向皇帝和皇太后进呈，还建议将文章转发沿海沿江口岸督抚大臣阅看讨论，这恐怕是中国上层官员第一次看到学习西方的建言。

讨论没有结果，中国依然以天朝自居。虽已意识到不要被动地等待突发事件再去应付，没有突发事件的时候却不作主动变革，不冒风险，日子便歌舞升平地打发过去。驻京的洋人外交官如同栖息在汪洋中的孤岛之上，与周边的中国人很少交往，每天无聊地看着自己的胡子长起来，其实他们就在平静中等待突发事件，再与中国政府交涉和算账。

马嘉理事件正是绝好的突发事件。作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职业外交官，威妥玛显露出强横而富有技巧的特征。他看准清政府的颟顸自大、信息不灵和不承担责任等诸多软肋，把解决滇案肆意延伸，即借此解决中国政府同外洋各国的关系和贸易关税的问题。

▍威妥玛究竟要什么？

1875年8月2日，威妥玛从上海到天津，多次找李鸿章交涉滇案。8日，梅辉立拜访李鸿章，藉反对岑毓英对滇案的奏报，代表英方又提出六项条件，要求中国政府允诺，才能了结滇案，久保和局：

一、中国须速派一二品钦差大员至英国通好和说明滇案；

二、遣使必请明发谕旨，刊登《京报》，使中外共知；

三、云南地方官调兵阻击柏郎、戕害马嘉理，显违总署护照文函，事先失防，临事失察，请明降谕旨，分别议处；

四、遣使赴英时，应顺道从印度都城经过，与印度总督会晤，说明滇事；

五、滇缅交界道路须任英人通行，请中国使臣过印度妥商边界贸易章程；

六、各国公使除与总理衙门商议交涉事件外，请准与各部院大臣交接酬应，共敦睦谊。

10日，威妥玛拜会李鸿章，继续交涉滇案。威妥玛说：中方7月31日照会称系野人所为，其实我3月间已料及必是以此搪塞。总理衙门向来办事含混敷衍，无论何事都是往返商量多日，到现在尚无一句实语。从前马嘉理由滇省往缅甸一路行走并无错处；此时欲带柏郎由滇回缅，总署便有风俗刁悍、民情顽梗、勿稍勉强等语，是此路断不许外人行走？我已令柏郎由海道回印度．听凭印度总督办理。

13日，李鸿章致函总署，呈交威妥玛会谈后派参赞格维讷送来的节略——他与李鸿章交谈后，正式起草书面文件，阐述英方要求。其索要条件略作调整，一为须准京内外中外大员互相来往；二为令通商口岸和内地各处遵守条约，通商要改变法则；三为派格维讷往滇观审，要有恭亲王出具保护凭据；四为印度派人到滇亦要护送凭据；五为请降旨诘责岑毓英为何六个月无详细情况奏报；六为遣使臣赴英道歉；七为遣使驻英，上谕必须公开登在《京报》上。这些要求，和梅辉立8日所提基本一致。

由此看出，威妥玛借解决滇案要把事情搞大，解决与案件无关的其他问题，甚至不惜以断交撤使相威胁。

李鸿章报告清政府，威妥玛“语甚决绝，非赖大力主持，不能斡旋危局也。”而其要求，亦非皆不可行。关键是“尊处若再虚宕，该使势必扬帆离津，届时即令鸿章等从旁转圜，彼亦必不肯将就，岂非徒多转折？”

北京继续拖延。8月23日，威妥玛在与李鸿章的会晤中说：“我早料商议不成，恐和局 必不能保。我于19日已发电告知英国朝廷，谓总署视此事如儿戏。又告知印度，叫他预备兵队。”“我今已定个主意，不日进京与王爷及总署大臣面商，能行则立即施行，否则我即率同所属官员一齐出京，并令英人在京津两处者悉数南下，我到香港暂住，听凭水师提督及印度大臣如何办理。那是必要失和、必要动兵了！”威妥玛还威胁说：“总理衙门莫非还在等天上掉下个好事情？要知道天津教案时正赶上普法战争法国战败，这种机会，此时不会再有了！我在京年久，哪样事看不到底？恐怕一定要绝交了！”

30日下午，威妥玛真的离开天津，去烟台与英国驻华舰队司令赖德上将会商下一步行动，准备撤退使馆人员至上海，天津、牛庄的英国领事和侨民也一律南下，必要时断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甚至发动军事打击。

▍清廷的让步，英国的“课业”

李鸿章8月24日再次向总署建议妥协。他说：“此案其曲在我，百喙何辞。威使气焰如此张大，断非敷衍徇饰所能了事。《语》云毒蛇螯手，壮夫断腕，不断腕则毒螯不能消也。”本案难于措手，在于恐有大吏失体之处，但朝廷若为其所累，致坏全局，则失体更甚。一旦决裂开战，不但滇边受害，通商各口也岌岌莫保。南北兵力皆单，断不足以应大敌。威妥玛屡有绝交动兵之语，盖深窥我国时事之艰，方敢如此。他主张“酌允一二事，俾得转场。”

在洋人的威逼下，清廷被迫让步。所谓“酌允一二事”，一是同意派出驻外使节，二是同意外国公使与北京官员外来。

今天看来，邦交国相互在对方首都设立使馆和派遣外交代表是天经地义的。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确立两国建交，“约定照各大邦和好常规，亦可任意交派秉权大员，分诣大清、大英两国京师。”“大英钦差各等大员及各眷属可在京师，或长行居住，或能随时往来”，“至在京师租赁地基或房屋，作为大臣等员公馆，大清官员亦宜协同襄办。”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两国分别在东交民巷建立使馆。但清政府依然以中央王朝自居，决不把使馆设到伦敦、巴黎去，继续自我孤立达十五年之久。

▲ 法文画报《JOURNAL DES VOYAGES》中马嘉理被杀的插图

8月28日，上谕命福建按察使郭嵩焘以侍郎候补，充出使英国钦差大臣。亦即代表中国皇帝前往伦敦，向维多利亚女王道歉，同时设立驻英使馆。次日，李鸿章将消息透露给威妥玛。郭嵩焘在当年上层官员中，属于观念开通者，威妥玛也略知其人，对他表示欢迎。

经历滇案周折，中国人被迫决定向西方国家派出常驻外交官。威妥玛认为，这是迫使中国接受西方外交规则，和外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重要一步。美国历史学家何伟亚指出：“英国外交官和商人们关于自由贸易的信念，最终被用来证明对清朝使用武力的正当性，并且导致了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对外关系’新秩序的确立。”缔造这一新秩序的主要工具是条约，通常用促进“和平、友睦、通商”的言辞来表达。通过这些法律文件，清政府被迫将西方人想在中国得到的大量权利给予他们。而真正能够贯彻条约的，是共同的话语体系的认同。何伟亚将其称作一项“教育计划”，是“英国的课业”（English Lessins），如果清政府接受了欧洲形式的外交实践，就是承认自己地位的改变，不再坚持整个世界都接受它的至高地位了。到了年底，总理衙门还奏请向美国、西班牙、秘鲁派遣使节，以保护美洲的华工。

在工业文明带来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中国至此已经无法视而不见了。到欧洲的中心伦敦设立使馆的直接起因，却源自云南边境杀死了一名英国外交官。不管杀手是谁，初心如何，他都没有料到，这次大盈江畔蝴蝶翅膀的扇动，会产生如此深远的结果。

30日上午，威妥玛趁热打铁，又向李鸿章提出：按照国际惯例，各国使节可以同驻在国皇室成员及高级官员联系。中国看不起外国，所以除总署大臣之外，官员和外交官不相往来。若要真心和好，京中尚书、侍郎等均应与各公使交往。李鸿章回答，按照中国惯例，人臣无私交，不敢不遵守。威妥玛说，既要改变为和好之心，岂能尽拘旧例？又说各部院大臣都疏远外国人，无怪老百姓更不尊重外国人。双方还就遣使上谕是否“发钞”（即公开发布）又争论了2个小时。次日，恭亲王上奏，称驻京使臣与部院大臣往来礼节未便置之不议。一个月后又奏，请由总理衙门制定交往方案。到了年底，总理衙门建议新年里组织外国使节和各部院大臣拜年，彼此往来即从1876年开始。

▲ 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观

▲ 总理衙门大臣宝鋆（右）和恒祺

那会儿，北京人对外国人不叫“老外”而叫“鬼子”。某天有个洋人到总理衙门大臣恒祺家拜访，恒祺儿子当场大呼“鬼子”来了，弄得客人很是尴尬。后来，总税务司赫德把这个故事讲给另一位总理衙门大臣宝鋆听，宝鋆劝他想开些：“每个人都得听任人家人家起绰号。汉人叫我们‘臊鞑子’，我们叫他们‘汉蛮子’，而轮到你们——”赫德只得点头说：“我们是洋鬼子（Yang Kwei-tze）。”

总理衙门大臣的儿子管外国人叫“鬼子”，这听起来有点唐突失礼，但反映出上层人士对于外国人的蔑视。其实早在1860年，地位尊贵的恭亲王奕訢因为与联军谈判议和和接触洋务，就被北京人暗送了一个“鬼子六”的诨名。1876年2月4日（光绪二年正月初十日）下午，总理衙门组织了史上第一次尚书侍郎与外国使节的拜年活动。这天是立春，微寒有雪意。总理衙门里设果席十桌，恭王率总理衙门大臣坐在中间，各部大臣坐在两侧。八个国家的外交官分批进入，中外宾主分别介绍姓名。翁同龢在日记中记录：“终日未交一言，未沾一滴一脔，饥寒交迫。”他所看到的洋人，“威妥玛最况鸷，赫德最狡桀，余皆庸材也。”他对威妥玛还有形象描绘：“年近六十，无游词，阴险之至。”翁的观察和心态，在当时的官僚士大夫阶层中，有着普遍的认同。而消除这种内心的蔑视，转而建立对洋人的敬畏、谄媚，最后形成官僚阶级与外国的勾结，恰恰就是“英国课业”所要达到的效果。

【作者简介】 

姜鸣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近代军事史学者。

源济

姜鸣：一个英国人的死，如何演变为中国近代外交的一次失败 

原创 2017-06-30 姜鸣 大家

文 | 姜鸣

【编者按】本文为姜鸣先生《从盈江到伦敦——马嘉理事件再研究》系列的第四部分。可点击阅读第一部分《1875年，一个英国人的死亡改变了中国历史》，第二部分《重访马嘉理被杀事件案发现场》，第三部分《马嘉理被杀案改变了大清和洋人打交道的方式》。

▍以提审岑毓英为要挟

中英之间就的谈判还在艰难地进行。

对于清政府的局部妥协，威妥玛并未满意。只要清政府不承认滇案是岑毓英授意，他就一步步地提出新条件。

1875年9月6日，梅辉立代表威妥玛在天津向李鸿章提出在谕旨中遇到“英国”字样的抬写问题（清代官方文书及臣下奏章中，遇到皇室、陵寝及天地等字样，必须另起一行并超过顶格线之上一格或二三格书写，以示尊敬），认为若不抬写就是轻慢英国，抬写乃是改心凭据，以使老百姓皆知两国平行。李鸿章当即拒绝。又说滇案中云南巡抚岑毓英确有不是，应令其来京听候查办，李鸿章答须俟结案再定。梅辉立又说威妥玛认为“各口岸厘局实碍洋商生意，应议裁改，并请添湖北宜昌及湖南口岸，俾轮船畅行。”

李鸿章回答：“此万不能允之事，且与滇案无关，我们为此案费尽多少心力，威大人尚未满意，又要陆续增添，得一步进一步，未免太令人为难了。”“总之，你若有意挑衅，再添多条亦听尊便，若顾全和好，应仍照从前七条商议。”

7日和8日，李鸿章与威妥玛有两次会面，双方无法谈拢。8日下午，威妥玛前往北京。他威胁说，到京后半月内必要谈妥，否则他将率全体外交官和商人撤退上海，“由电信报知本国，由本国另派大臣来华。那时兵端必开，再议新章断不止此数条！”威妥玛还告诉清政府，倘若这些事情没有弄明白，中国的使节不用急着派往伦敦去。

威妥玛在北京与总理衙门谈判，将大臣们弄得焦头烂额；在天津与李鸿章谈判，也将他弄得唇焦舌敝。由于威妥玛要经常用电报向伦敦请示汇报，他希望住到距离电报局最近的上海。但离京前， 他又常常给谈判提出最后通牒作威胁。恭亲王说，威妥玛“无理取闹，一不遂意即悻悻然出京，更恐难于就范。”李鸿章说，“外国人性情向多狡变，威使尤极躁戾，一语不合，动辄拍案，从前未甚共事，其所称敬重及愿与商办语，全是应酬空套。”李瀚章说：”威妥玛满腹奢望，特以滇案为波澜。”总理衙门大臣崇厚也说：“威妥玛的谈话是不能当真的——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今天说是，明天有所否。暴怒、愤恨、咆哮、任性而发，使我们只好不理。”

▲英国公使威妥玛

不理就是拖延。这案子一转眼就拖到1876年的春天。4月22日，岑毓英因继母去世，回籍守制，清廷派四川布政使文格继任云南巡抚，正好解了岑毓英的围。而威妥玛这边，也将议办条款增添至八条：

一、总理衙门上奏惋惜马嘉理被杀案，及英使不允惩办中国钦差大臣查究的犯人，因为按英国律例，有关证据尚难定谳；二、保护洋人谕旨张贴全国各城市两年，允英国派员随时前往查看；三、今后中国有伤害英人案件，准英国派员观审；四、颁布谕旨，命云南选派官员会同英员调查边界贸易情况；五、英国派领事驻大理和重庆，查看云南、四川内地贸易；六、请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承认洋货进口贴上子口税单，免征通过。开放奉天大孤山，湖南岳州，湖北宜昌，安徽安庆、芜湖，江西南昌，浙江温州，广东甲子、水东、北海。中国若同意进口货物在口界内交完正税，免抽厘金，领取半税单后豁免一切通过税，英国公使将利用缔结国际协定的办法，允许中国在某种情况下增加关税。七、以上六条解决后，中国使节携带国书前往英国，国书要对滇案表示惋惜；八、赔款数目由英国政府决定，包括马嘉理及跟丁家属的抚恤。

双方继续争执。6月15日，威妥玛又一次发飙，用李鸿章的话说，“一语睚眦，幡然出京”，前往上海。赫德私下曾作评论：“作为一个英国人，我想威妥玛不可能再想出更好的要求，并且我愿意让他坚持这一要求；但作为海关总税务司，我知道中国宁愿干别的什么，朝廷宁肯垮台，也不愿不战而同意这一要求。——岑和所有其他人则宁肯自杀也不愿被带到北京去讨好洋人的。”

此时赫德同意参与调停，7月10日，他奉总理衙门之命赶往上海，劝说威妥玛继续谈判。途径天津时他告诉李鸿章，威妥玛去年说，滇案不结，使节未便前往，其实是为了蔽隔两面起见，英国对于中国情况皆不深知。这个提醒也使中国官员有茅塞顿开之感。他们决定，如果与威妥玛再无法沟通，不妨自行遣使出发，直接与英国政府沟通。

▍烟台谈判和《烟台条约》

7月22日上午，津海关税务司马福臣单独求见李鸿章，转递赫德发自上海的英文密信，赫德告知威妥玛不久将赴烟台休假，建议李鸿章前往，最终谈判解决滇案。

赫德说：“看今日光景，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是中国派钦差赴英国理论，一请李中堂奉旨赴烟台。第二条路实在尤为妥当，更可成功。”“此次到烟台要办结滇案，李中堂权柄必须十分大、十分宽。”7月28日，清政府批准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即赴烟台，与威妥玛会商一切事务。这是李鸿章从事对外交涉后，第一次被外方点名邀约，参加正式谈判。李不在总理衙门兼职，他以北洋大臣名义处理外交。

在观念上，李鸿章较开放，也较能与洋人沟通。此后在多次重要的对外交涉（比如马关议和和庚子议和）中，洋人都点名要他参加。而这些谈判，大多数以中国的屈辱退让、赔款割地为结局，最终也就形成李鸿章“汉奸卖国贼”的历史形象。

▲北洋大臣李鸿章

此时天津城里却出现谣传，称李鸿章到烟台，可能会像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两广总督叶名琛，被英国人绑上军舰运走。7月31日，街头到处出现《告白》：

公启者：李中堂自到任以来，爱民如子，代谋衣食，无微不到。连年水旱大灾，救活百姓无数。百姓赖以活命，不可刻离。今闻要往烟台，百姓何所依靠？凡我天津绅民，定于本月十二日（即8月1日）未刻在大王庙齐集，同赴院门禀留，扳辕卧辙，各宜踊跃，以维大局。此启。阖津郡绅民公启。

次日傍晚，有士绅带领千余商民赴北洋大臣衙门递禀挽留李鸿章。8月2日，数十位士绅前来表示，倘如李鸿章前往烟台，商民士庶愿意随同前往，听受驱使。3日，天津各书院执事、举贡、生童，各街铺民二千余人又分递公呈，声称必定卧路攀辕予以挽留，否则即与洋人滋闹。各种流言，以讹传讹，在坊巷中流传。洋人则另有说法，认为这些劝阻行动，其实是李鸿章夫人鼓动的，“她担心她老爷的安全。”李鸿章旋派道员许钤身等前往烟台，邀请威妥玛改来天津商议，五十位绅耆作为后援团随行。这行人马到烟后发现，威妥玛抵达的日期其实尚未确定。——当然，威妥玛也不同意来天津谈判。

这些插曲紧锣密鼓地演过之后，李鸿章冒着风雨雷电，于8月21日乘招商局“丰顺”轮船来到海滨城市烟台。按照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确定山东登州为通商口岸。外国人最初看中的地点为蓬莱。后来又嫌蓬莱滩薄水浅，遂另择烟台。1862年3月，登莱青道由莱州移驻烟台，兼管山东全省关税的东海关正式开始运营。至本次中英谈判时，烟台已有十一个欧美国家设立领事馆，是中国北方仅次于天津的通商港埠。同时在北戴河兴盛之前，也是驻京外交官夏季首选的避暑度假地。

▲总理衙门大臣在议事

李-威会谈在位于海关街8号的东海关官署进行。当时是中国海关的美籍洋员，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马士写道：

戏现在是演到最后一幕了。中国方面由他的大总督和首席代表大学士李鸿章出面；他有这个四十年中对外关系的顾问赫德，以及作为这位总督随后二十年中的亲信顾问德璀琳备他咨询。英国方面有威妥玛爵士，他于北京把自己表现得极坏之后，在烟台却又表现得极好；有海军上将雷德尔，他指挥着在中国的英国海军，还有海军上将兰波特，他指挥着所派遣的舰队。其他人等也感到在这个有平软黄沙的海滨浴场来消磨他们的夏日是合宜的，其中包括俄国、德国、美国、西班牙、法国和奥匈帝国的外交代表们。

8月30日（阴历七月十二日）恰逢慈安太后四十大寿。李鸿章中午设宴，七国领事和两位英国海军上将应邀出席——这两位上将率领着舰队，是来向中方施压的。上菜顺序采用西式，先后有汤、主菜、点心和水果。李鸿章手持香槟酒杯发表演讲，大谈中外友好和交流。这对中国高级官员来讲是前所未有的。威妥玛宴会后私下向李鸿章试探，说将岑毓英提京问询是众人的议论，英国朝廷也有此意。“我却不是必要办到这里。但中堂若欲商妥，须想出一个切实办法，不要敷衍。我明日即要报知本国，不能再迟。”他们约定次日下午再谈。

李鸿章随即向北京通报：“仿照西例，酒阑各以吉语相互赞颂，兼欲激射英事，群情欢洽。席罢威使独留絮语，似稍活动。”李鸿章还建议，此类外事招待总理衙门“能否每年酌照办理一次，或亦优待中小节目也。”又经过争吵和讨价还价，李鸿章与威妥玛在9月13日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条约共分三大部分十六款，并附有“另议专条”。

第一部分为昭雪滇案：中方关于滇案结案的奏折，事先要与威妥玛阅看会商；奏明奉旨发抄，交各省各地公开告示两年，英方随时派员查看张贴情形；云南当局与英国官员商订滇缅边界来往通商章程；英国派官员在云南大理府或其他地方驻寓，察看通商情形，并斟酌订期，开办通商，英国保留由印度派员赴滇之权；中国偿银二十万两，作为被害人员家属恤款；中国派出使大臣带国书前往英国，对滇案表示“惋惜”。

第二部分为优待往来：制定中外官员往来礼节章程；从前《天津条约》中文本规定“英国民人有犯事者，皆由英国惩办”。英文本规定“由英国领事官或他项奉派干员惩办”，须予修订并具体制定承审章程；凡内地各省地方或通商口岸有英人命盗案件，由英国大臣派员前往该处观审。中国各口审断交涉案件，视被告者为何国之人，即赴何国官员处控告。

第三部分为通商事务：各口租界为免收洋货厘金之处，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处为通商口岸和并设领事馆，准许英商船在沿江之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等处停泊起卸货物；新旧通商口岸尚未划定租界者都要划定界址。

此外还有另议专条，英国明年派员由北京启行，前往甘肃、青海，或由四川入藏，探访路程，以抵印度。所有应发护照，知会地方大吏暨驻藏大臣公文，由总理衙门妥当办给。

李鸿章次日上奏，称李瀚章原办案件，李珍国为案内要犯，按律可以定罪，但威妥玛认为照英律尚难定谳，要求宽免李珍国及而通凹等罪名，坚称此案系腾越官神怂恿李珍国为之，而官神又系禀承岑毓英意指。今既不惩办岑毓英和腾越官神，断不可专办李珍国与“野匪”。威妥玛透露，李珍国的眷属其实就在英国驻八莫领事馆留养，因此本案巅末固所深悉。所以李鸿章建议对已经革职之署理腾越镇总兵蒋宗汉、腾越厅同知吴启亮均毋庸再予处分。已革都司李珍国及而通凹、腊都等十一名犯人，均宽免罪名。同时宣示中外，妥为保护各国持有护照往来内地之人。

李鸿章说，滇案办理年余之久，威妥玛忽请提京，忽请免罪，反复要挟。建议朝廷吸取教训，以后若再发生涉外人命案件，应立即查处，严缉凶犯，避免此次为了维护岑毓英，造成外交被动，只能在开放口岸、治外法权上让步，真正损失的是国家主权。17日奉上谕，所请各条，予以允准。

从《烟台条约》条款看，主要部分均为扩大英国商业利益和治外法权，尤其是扩大了领事裁判权。威妥玛对马嘉理案当事人的处理，并不在乎简单的惩处复仇。他看重两年内在各地张贴告示，借机强调保护洋人进入中国内地后的生命安全。

▍郭嵩焘出使道歉

9月16日，李鸿章乘船从烟台回到天津。报载码头迎接场面极为热烈，“船尽扯旗，兵曹列队，人皆望之而色喜”，似乎李-威谈判避免了一场中英战争。回津之后，李鸿章陆续收到新任云贵总督刘长佑和云南布政使潘鼎新来信，获知岑毓英离任后，案犯全部翻供，与威妥玛所查情节一一吻合。

李鸿章在给他密友的私信中透露：“滇案原讯情节，家兄未到时，人犯供证已齐，又奉旨会同岑中丞查办，实未知其中装点过多，且彼族早已廉得实迹也。”足见岑毓英“手眼神通，能障蔽家兄等值耳目，而几贻国家之大祸。”现在刘长佑、潘鼎新原信不知是否存世，“装点过多”究竟何指，但审讯结论不实，所谓“野人”并非真正凶手，大概是可以肯定的。他为自己辩护，说“此案自始至终，错已成铁，徙薪曲突之无人，而鄙人乃不能不焦头烂额与为补救，可胜慨叹。”

滇案派生出的另一项后果，郭嵩焘出使之行也开始推进。上年，郭嵩焘奉派出使英国，又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他在12月初上折参奏岑毓英，指斥其调查马嘉理被杀“意存掩护，又不查明肆杀情由，据实奏报，而一诿其罪于野人”，请交部严加议处。是滇案处理期间唯一公开批评岑毓英的官员。郭因此受到京师士大夫訾毁，被目为“汉奸”。

早在1861年，郭嵩焘就批评中国官员在对外事务中“一味怕”“一味诈”“一味蛮”“一味蠢”，“不能知其情，而欲以刚相胜，以急樱其怒，其祸速而大。”郭嵩焘独特的世界眼光和敢言风格，当年无人能出其右。

1876年3月6日，两宫太后召见郭嵩焘，询问起驻京外交官。郭嵩焘说：“威妥玛性情暴急，以刚胜；日本公使森有礼以柔胜。其坚强狠忍，遇事必要于成，却是相同。”

太后说：“他们系简第一等坏人来中国作哄。”

这是当时中国最高统治者对于英、日使节的基本看法。

10月21日，郭嵩焘出国之前觐见请训。太后特别提到：“汝心事朝廷自能体谅，不可轻听外人言语，他们原不知甚么。”

郭嵩焘答：“不知事小，却是一味横蛮，如今臣家里已因出使事受惊不小。”

▲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副使刘锡鸿

此后郭嵩焘买舟上路，1877年1月21日，使团抵达英国。2月7日，偕副使刘锡鸿赴白金汉宫觐见维多利亚女王。事前郭嵩焘派翻译张德彝和英籍参赞马格里（他是乾隆年间出使中国的马嘎尔尼的后代）向正在伦敦休假的威妥玛询问相关礼仪，威妥玛答以不知。又询皇家典礼官西摩爵士，亦含糊作答。

中方认为英国人故意考察他们对于西方外交礼节的理解，决定依照同文馆副教习联芳、庆常翻译的《星轺指掌》（即德国人查尔斯·马斯顿所撰《外交手册》），行三鞠躬礼，女王身着黑衣、头披白纱，亦鞠躬还礼。然后郭嵩焘双手捧国书诵读，马格里翻成英语，国书全文如下：

大清国钦差大臣郭嵩焘、副使刘锡鸿谨奉国书，呈递大英国大君主、五印度大后帝：上年云南边界蛮允地方，有戕毙翻译官马嘉理一案，当饬云南巡抚查报。嗣经钦派湖广总督李瀚章驰往会办，并将南甸都司李珍国拿讯。又经钦派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驰赴烟台，与贵国钦差大臣威妥玛会商办理。威妥玛以宽免既往、保全将来为词，一切请免议。中国大皇帝之心，极为惋惜。

特命使臣前诣贵国，陈达此意，即饬作为公使驻扎，以通两国之情，而申永远和好之谊。敬念大君主、大后帝含宏宽恕，仁声义闻，远近昭著，必能体中国大皇帝之意，万年辑睦，永庆升平。使臣奉命，惋惜之辞具于国书，谨恭上御览，并申述使臣来意，为讲信修睦之据。

国书是派遣国元首为派遣或召回外交代表向接受国元首发出的正式文书，相当于派出使节的介绍信。中国近代外交官第一次正式向邦交国元首递交的国书，却是一份不伦不类的道歉文字，如此屈辱，宛若战败之国。国书中不仅写入李瀚章、李鸿章、李珍国的名字，还赞誉威妥玛的宽恕，这份文件是按威妥玛意图所撰，显示清廷为了结滇案的无奈。

美国历史学家何伟亚指出，《烟台条约》沉重打击了清帝国的主权，而中国外交官在伦敦的礼仪动作，使得清朝君主从至高无上的地位跌落下来，被改造成向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君主——维多利亚女王致敬的东方君主。这正是“英国课业”的重要部分。

▲慈禧太后、维多利亚女王

此后，中国第一个驻外使馆正式开始运转。中国与世界的外交关系，因马嘉理事件而从盈江走向伦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可参见《中国驻英使馆的第一个馆舍方位考》）

▍有关滇案的纪念遗址

滇案议结后，上海的洋人筹划给马嘉理建立纪念碑。

1877年9月3日，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上讨论了一项议案：马嘉理纪念委员会要求在外滩苏州路口建立马嘉理纪念碑，但董事会未予批准，认为该碑将成为这一地点的交通障碍。此外不能将租界公用马路的任一部分划归私有。1879年4月30日，工部局董事会再次讨论，同意把纪念碑安置在外滩和苏州路的交叉处，外白渡桥南端。但继续有纳税人反对，为此专门召集了纳税人特别会议进行辩论。

1880年5月6日，马嘉理纪念碑奠基，这天是中英《烟台条约》在英国伦敦互换正式文本的日子。6月10日建成揭幕，纪念碑为哥特风格，用大理石雕凿而成。1909年租界拓宽道路时将其移进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东南角。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被日本占领当局拆除。随着岁月流逝，如今几乎很少还有人见过马嘉理纪念碑，它只存在于泛黄的老照片中，存在于一些历史爱好者的电脑硬盘里。

▲马嘉理纪念碑设在上海外滩和苏州路的交叉处，右面是外滩公园

▲马嘉理纪念碑的近景

云南的马嘉理事件遗存，除了曼允村外的两座纪念碑外，在腾冲古城南面三公里，有个古老的下绮罗村，李珍国的后代，就居住在这个村的大人巷12号。他们建立了李珍国故居，前些年还在街口设立过售票处，现在售票处似乎关门了。

▲腾冲下绮罗村的李珍国故居

▲李珍国故居内景

▲久不开门的李珍国故居售票处

读者应当记得，马嘉理事件发生后，李珍国本人坚决否认戕杀马嘉理与他有关，李瀚章却将组织杀马的责任加在他的头上。最后，威妥玛提出依英律无法定罪，对李珍国也不加追究。当年凶杀案，在具体责任人的认定上不了了之。

1935年，云南著名的民国元老李根源在《国学论衡》上发表《纪马嘉理案》一文，将事件描述成马嘉理到达昆明后欲以敌体礼仪会见岑毓英，造成岑的不悦。李珍国收到当地绅民来信后，派人专报岑毓英，请杀马嘉理和柏郎，岑毓英回密信同意。后来朝廷追凶，岑毓英微服狱中见李，试图要回密信。李珍国将密信缝在衣絮里不肯交出，又言绝对不会连累岑毓英。岑毓英旋在李瀚章等审案时作假等等。

李根源写作此文时，滇案已过六十年，又经历二十年代大革命的反帝宣传，和日本即将对华发动全面侵略，整个社会舆论界的语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杀死代表着外国殖民主义“武装入侵”的马嘉理，变为正大光明的英雄举动，在后来的历史文章和著作中，李珍国渐渐变成了一个“民族英雄”了。

我曾两次到下绮罗村李珍国故居探访，家中悬挂着许多对联，也编篡了对李珍国生平的解释。称其“脸削黝黑、口能容拳、垂手过膝、目光如炬、武艺超群、忠肝义胆”。此外诸如“官至副将（秩正二品）、受皇封‘匡勇巴图鲁’（大英雄之意），诏授配剑钦差、钦命头品顶戴、拜‘大清国相’（被婉拒）”云云，都离史实甚远。又说其婚配缅王蒲甘曼之四公主，遂得别号“李四老缅”，则是将李珍国升格为缅甸驸马，更是离题万里。

关于马嘉理案，王绳祖、郭大松等学者早就做过严谨深入的研究，但这些成果似乎很少被关注，一些简单化介绍事件的文字却广为流行。马嘉理案在中国近代对外交往史上是一个重要事件，故本文再做一次前后梳理，以厘清来龙去脉。

【作者简介】 

姜鸣|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近代军事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