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清代江南人民为何要控制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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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清代江南人民为何要控制人口增长？ 

原创 2017-03-27 李伯重 大家

文 |李伯重

从宋代起，江浙人民就开始摸索节育方法，而到了明清（特别是清代前中期），这些方法在江南地区得到相当广泛的运用，导致了人口的慢增长。江南人民为什么采取这些措施来控制人口增长？

换言之，他们进行人口控制的主要动机是什么？从史料中可以看到：各个个人（或家庭）选择采用某种措施的直接动机，往往有很大差异。不仅如此，甚至采取同一种措施，不同的人也常常出于完全不同的主观原因。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采用这些措施时，并未自觉其降低人口增长率的作用。

例如溺女婴，有的是因为家庭贫穷，无力养活；有的是出于迷信；有的是害怕女儿长大出嫁时要为她办丰厚的嫁妆；等等。

独身的动机则更为复杂，有的固然是因为家贫无力嫁娶（特别是多子女的家庭），但有的却是由于社会舆论的鼓励与强制（如守节），或者是出于宗教原因（如出家）、反抗包办婚姻（抗婚），等等。

不过，我们认为：尽管在采用以上措施中某一种或某几种、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控制人口增长时，各个个人（或家庭）的具体动机千差万别，但总的来说，经济的因素仍是清代前中期江南人民进行人口控制的最重要、最深层的原因。而这种经济原因最直接的表现，则是为了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准。

事实是否果真如此？这里，我们通过清代前中期江南学者的言论，来看一看当时的人们是否已经认识到为了保持生活水准不致下降，必须控制人口增长。

▍（一）江南学者对于人口控制的必要性的认识

中国传统人口思想的主流是鼓励增加人口。一直到了17世纪初期，才开始有少数学者提出应当控制人口增长。尔后，关于人口控制的思想逐渐发展，在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前半期成为重要的人口思想流派。

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持有这种见解的重要学者，都是江南人士。虽然他们谈的是全国性的人口问题，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他们关于人口控制的见解与他们的出身环境，彼此之间肯定有一定关系。否则，为什么这种思想主要流行于江南学者之中，而不是其他地区（例如华北、华中或者西南）的学者之中呢？因此我们认为江南学者对于人口问题的新见解，应当说是当时江南大多数人民普遍认识的集中表现。

最早感到中国人口增长太快的学者，可能是董其昌（松江府华亭县人，1555－1636年）。在1614年的一道奏疏中，他估计当时全国的人口已是明代初年的5倍。

▲ 董其昌

稍后，徐光启（松江府上海县人，1562－1633年）首次提出人口大约每三十年增加一倍的观点。虽然他并未说这样的增长率已经或者将会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速度，但是他同时也谈到东南沿海人口过多，耕地不够，因此主张大量移民到华北、两广。

徐氏的同时代人冯梦龙（苏州府长洲县人，1574－1646年）进了一步，指出一对夫妇“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养之？”。他已感到从长远来看，如果每个家庭养育4个子女，那么生活资料的增长是无法跟上的；只有将每个家庭的子女数量控制在2人，才是长久之计。到了18世纪前期，任启运（常州府宜兴县人，1670－1744年）已明确指出：“身生子，子又生孙，齿日繁，粮日困，亦必然之势也”。亦即粮食生产的增加无法赶上人口增长，是必然的趋势。

总的来说，在18世纪中期以前，江南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人口控制的必要性，但是他们的看法还只是初步的。一直到18世纪后期，这些看法才发展成为一种比较系统的理论。这种理论的创立者，就是有“中国马尔萨斯”之称的洪亮吉（常州府阳湖县人，1746－1809年），其后继者则是前面已谈到的激进学者汪士铎（江宁府江宁县人，1814－1889年）。洪氏认为在和平时期，人口每隔一代都会成倍增加，因此在100年左右的时间内会增加5倍、10倍乃至20倍。但是田地、房屋等只能增加1倍、3倍至5倍。

▲ 洪亮吉

汪氏则认为人口每20－30年增加1倍，自清朝建立210年以来就增加了128倍（即按几何级数递增）；但是耕地扩大和粮食等生活资料的增加却慢得多，而且到19世纪中期资源更已开发殆尽，故“天地之力穷矣”。

洪、汪二人都坚信人口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生活和生产资料的增加速度，而人口增长的结果，洪氏认为只会是每人平均拥有的田地、房屋等生活和生产资料愈来愈少，因而收入越来越低；物价上涨，工资下降，劳力越来越不值钱；失业增加，社会动荡。

汪氏则认为是人民贫困，人口质量降低，社会动乱不安，国势积弱。而在这些结果中，最主要的和最直接的，就是因生活水准下降而导致贫困化。要避免生活水准下降，就必须控制人口增长，乃是必然的结论。这一点，以洪、汪二人的激烈言论为标志，我们可以认为清代前中期江南大多数人是已经认识到了的。

▍（二）江南普通人民对于人口控制的必要性的认识

虽然清代前中期江南人民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是否愿意为了保持生活水准不致下降而采取某种人口控制措施呢？李中清对于清代皇室人口的研究清楚地表明：清代中国人不仅愿意这样做，而且也已经这样做了。

例如，在1700－1840年间，清宗室妇女的结婚年龄从十五六岁提高到了二十多岁，独身的比例也有明显提高；同时，宗室男子纳妾率有惊人的下降，他们每个妻妾的生育率以及每个家庭（单妻或多妻家庭）的生育率，也都在降低。

不仅如此，宗室初生婴儿的死亡率也在变化。1775－1800年间宗室女婴出生后一个月内的死亡率竟然高达1/3，比贫穷的辽宁旗人农户还高。导致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李氏认为是宗室成员从国家得到的津贴减少了。

这一时期的江南人民已经清楚地知道要避免生活水准下降，必须控制人口增长。而从前面文章的分析可知他们确实在使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人口增长。这两者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是无可置疑的。

换言之，江南人民使用这些方法控制人口增长，乃是为了避免因人口剧增而变得贫困。清初海宁陈确之母所言，就代表了当时江南贫民对此的普遍看法。她说：“吾平生无负心之事，惟于二十四岁产一女，溺之，至今为憾。惟时贫困既甚，顾室中无一有，……遂恨绝，谓吾父母生我，长大尚如此受苦，是奚翅沤沫者，育之何为！徒自害害彼耳。坚欲溺之，血晕不能起，使祖房婢彩繍溺之，置之浅水中，一夜不死。我怒甚，强起拒门自溺之。盖回首闭目而后溺之，弗能视也。嗟乎，吾岂忍乎哉！”。

此外，前面指出清代前中期江南儿童在人口总数中比重很低，这也表明了江南人民确实已把人口控制付诸行动。

李中清的研究还给我们一个启发：在控制人口以保持生活水准不致下降方面，经济境况较好的人们（如宗室成员），比起经济境况较差的人们（如辽宁旗人农民）来，前者的愿望更为强烈，所能采用的手段也更为充分。

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也存在于富裕程度不同的地区的人们之间。刘翠溶的研究结果也已表明清代江南的生育率在长江中下游各地中是最低的。而众所周知，江南的生活水准在全国各地中却是最高的。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可以证明清代前中期江南人民确实比其他地区人民，更加愿意采取各种手段控制人口增长，以保持他们的生活水准不降低。

▲ 资料图：清末贫民

最后，在结束本江南人口史研究系列文章之时，我想从更广的意义上谈一谈所引发的问题。

在过去的清史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我称为“近代至上论”的倾向，即认为主要是起源于西方的近代思想、观念、组织和技术等都至高无上；没有它们，就没有发展，没有进步。清代前中期的中国，由于确实没有产生或引进这些近代思想、观念、组织和技术，所以必然是社会僵化，经济停滞。

近年来海内外史学的发展，已推翻了旧有的“清代社会经济停滞”论。但是在许多重大问题的研究中，这种“近代至上论”的影响仍然存在。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对过去的中国人口行为的偏见。根据这种偏见，在近代生育观念和近代医药知识出现和普及以前，中国人口行为的特征是放任增长，在人口控制方面无所作为，结果自然是人口剧增或“人口爆炸”。

然而，正如本文讨论所示，即使是在近代生育观念和近代医药知识引进以前很久的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民已经在运用种种方法控制人口增长，使得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保持了一种至少是同步前进的和谐关系，从而避免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被过快增长的人口所吞噬。

这种非常“近代”的观念和相应的措施，确实保证了江南经济在清代前中期的两个世纪中有可观的发展，并且能够提供必要的积累，成为中国新生产方式的主要摇篮。如果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判别某一事物或现象是否属于“近代”的标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在公认的那些近代思想、观念、组织和技术等被引进之前很久，中国（至少是某些地区）人民的若干所为就已经相当地“近代化”了。典型的例子是：如果在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人口能够以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增长速度（即年增长率为3‰左右）增加的话，我们今天也不必为人口过剩的问题而苦恼了。

因此，若是为“近代至上”的偏见所蒙蔽，否认过去确实存在的事实，把古人都看得愚不可及，那倒是有失公允的。

【作者简介】 

李伯重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中国经济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