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专家与通人的矛盾——以《王力传》为例

源济

冉云飞：专家与通人的矛盾——以《王力传》为例 

原创 2017-03-16 冉云飞 大家

文 | 冉云飞

▍一

为给一群基督徒弟兄姊妹上好《古代汉语》这门课，我翻读了大约十来种《古代汉语》教材，由于授课目的不同，自然不会拿来照用，只好边教边自编教材以适己意。关于这些教材的差异与水平，已有张诒三《近年来〈古代汉语〉教材的新变化》一文做了些对比，虽然作者觉得有些新编的教材，不无改进，但对王力《古代汉语》的霸主地位并没有构成特别大的冲击。

这当然不是说这部教材就完美了，如李莉莉《王力〈古代汉语〉研究综述》一文，在较为全面的文献罗列中，不乏指陈其错误的专著和单篇文章出笼（两文均见王群主编《古代汉语教学与研究》一书，山东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版）。我读大学时学的就是王力先生这套教材，当时得知老师张永言先生批评过这套教材，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果然，前年复旦大学出版社重出张永言先生《语文学论集》还收入了《读王力〈古代汉语〉札记》一文。

既读过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复读过《龙虫并雕斋琐语》，对王力先生的兴趣总是不减。但要读《王力文集》或《王力全集》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且并不想在这方面耗时过多。于是又趁机“实用主义”地读了些他以前出过的散本著述《谈谈学习古代汉语》、《国文常识讲话》等，特别是读了他女婿张谷、女儿王缉国所写的《王力传》、他弟子唐作藩等主编的《大师后面的伟大女性：纪念王力夫人夏蔚霞女士》，觉得有些想法可以写下来，与对此有兴趣者做些交流。

▲ 1959年王力教授与夫人夏蔚霞和孩子王缉志、王缉惠、王缉慈、王缉思、王缉宪合影

王力出生在一个比较清贫的家庭，以至不能循正常的学习进阶而升学，中间有十年是边教书边自学。但幸运的是，后来他草草地读了南方大学、国民大学，竟考上了清华国学研究院，有幸追随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学习。《王力传》里记述这个阶段王力师从王国维、赵元任所得的两点教益，颇具普遍性。

王国维讲课非常有条理有逻理，结论由有效的证据链自然得出。但有些他没有研究透的问题，学生问他，则他会说“这个我不懂”。“其实，王国维说的‘不懂’并非真的不懂，课后有学生问及他说‘不懂’的地方，他都能说出自己的见解。他所以在课堂说‘不懂’的，一是出于立言的谨慎，他认为他的见解尚未十分成熟，不宜作结论；二是出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鼓励学生去探索和研究尚未有定论的问题。”（张谷、王缉国《王力传》pp.30—31，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2版，下述诸注只标页码）

频说自己“不懂”，不仅现在的“大师们”说不出口，就连小厮也必须装得很内行的样子，为什么呢？因为知识上的诚实这种在学界应成共识的品质，已成稀缺资源。王力论文《中国古文法》在当时应是有比较新颖的见地和写法，颇得其师梁启超的好评，却受另一位真懂语言学的老师赵元任的批评。赵先生所受的科学训练，使他在王力“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罕见”上批注道：“删（附言）：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并特意在“有”、“无”二字上面加了着重号（p.35）。

不特此也，1928年赵元任到广州调查方言，发现有撮口呼，于是写信给在巴黎留学的王力，提及他的《两粤音说》里说两粤方言没有撮口呼是站不住脚的——其实王力主要只调查了他家乡广西博白县的方音——令他记忆深刻。从此，求新与务实相得益彰成为王力的追求。但在提及“言有易，言无难”时，无论是作者还是王力先生本人，似乎没有从逻辑的角度一击而中：就是要慎用全称判断！

王力先生著述多，但也有其同行后学认为他没有语言学精品。我曾让这位朋友给我推荐他所说的精品，他推荐李荣先生的《音韵存稿》和《语文论衡》。对于这个领域，我只能算是个票友，故只好存而不论。就像我看了梅祖麟与郭锡良二先生因王力先生的学问而产生的学术争论，插不上嘴一样。但一个人作品多了难免影响其作品之精，这也是从常识都可以推断出来的。出了很多书，每部书都是精品，很难有这样的神人，除非他自拟上帝。但王力求真务实的态度，还是令人赞赏的。无论是他学生还是陌生人指出其错误，从《王力传》里看，他都有喜而乐见的态度，这对一个名声很大的人，不是件容易的事。

王力一生著述甚多，当然得源于他的勤奋，也得源于他有一个贤惠的太太操持家政——以后得便我会写一篇《语言学家王力的基督徒太太夏蔚霞》，因为她的信仰对家庭的凝聚力及与王力先生的学生相处，其影响都不算小。《大师后面的伟大女性：纪念王力夫人夏蔚霞女士》这样的书我没看到过，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学生为单独纪念师母而出的书——但更重要的是，他将科研与教学结合起来，促成他常说的“讲一门课，出一本书”的格局。

科研与教学历来被视为鱼与熊掌难以兼得的关系，在学科壁垒越来越厉害的今天尤其如此，但也有少数人如王力似乎游刃有余。“他认为，大学教授讲课，必须建立在自己独立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所以他的教学和科研总是同步进行的。他将自己的科研成果编写成讲义去教学生，同时又将讲义加以整理写成学术专著。”（p.141）但可能这也许是有些他的同行，说他缺少语言学精品的原因，应算是鱼与熊掌欲兼得所付出的代价。

日本学者平山久雄读了《王力传》，说写得真实亲切，王力夫人夏蔚霞也认为此书最大的特点是真实。但是否真的如此，恐怕也并不令人完全信服。在提及王力的许多成果后，作者说：“他这一系列的成果，都具有拓荒、开创的意义，这就使他的学说自成体系，在国内外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也因此成了乾嘉以来最大的语言学家。”（p.141）从“乾嘉以来”的限定词看，大约说他是中国乾嘉以来最大的语言学家。最大是什么意思呢？是影响最大，还是开创性最多？单靠学者梁容若说他“为我国百年来最大的语文学者”，很难坐实与量化。同时也犯了“言无难”的毛病，因为要说某人“最大”，必须要穷尽相关事实，没有相关证据链，结论不易服人。

事实上，以作者的能力似乎没办法判断这个结论的真伪——王家直接继承王力学问的人大约不多，似乎只有孙女王小莘赓续乃祖之学，但她是否同意这个结论不得而知——再版时依旧将日本学者小川琢治、小川环树父子错成小川琢洽、小川琢树，或可间接说明他们对这二人的著作比较陌生。单是后者中文版就有《论中国诗》、《风与云——中国诗文论集》两个版本，并不是什么难觅的书。

▍二

留在大陆的学者鲜有不受政治折腾的，与不少人相比，王力的遭遇不算最惨的，但他在“文革”遭侮辱时也想到了自杀。他研究语言学，不像冯友兰先生，曾给国民党的军队讲过课，以至于甫一得鼎的毛泽东给冯友兰的一封信里叫他“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但王力曾在1949年前任教于教会学校——岭南大学，这一点使得他在政治运动中难免缠夹不清，因为构煽起来的乌合之众是很难讲理的。

当初，王力的学生朱光当了广州市副市长，来看望老师，问他有何要求。王力说：“我是个教师，没有别的想法和要求。听说苏联的科学院设有院士，如果我国也设院士，我只要能当上一个新中国的院士，就心满意足了。”（pp.112—113）看过1949年前王力所写杂文与时评的人，都知道王力并非对社会及政治完全懵懂无知，这段对话，实在连起码的常识（他当然知道1948年的院士选举，不过进步得如此之快，只说苏联，实在令人佩服）与官僚层级认知（像朱这样的官阶与具体权力管辖范围，恐怕是说了也白说）都没有了，须知这可是还没有完全被改造之初。当然可能王力的确是如此想也是如此说的，但无论实情如何，其荒谬感总是不能自行消失的。

《王力传》写作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不过作者处处着力体现王力的“心红不怕朱颜改，壮志何妨白发多”。对于受过文革伤害的人，于稍有好转的社会情况，唱点赞歌，本也不用苛求。但处处如此，未必丧失了知识人的自醒。

虽知那个时候，已经有聂绀弩的“青眼高歌吾望子，红心大干管他妈”之类的超级打油诗在朋辈间流传了，不知王力是否听闻过。有时我在想，一个被整得惨的人是否能比别人有更清醒的社会认知呢？但稍作思量，现实经验就在在表明我的闪念相当幼稚。人类特别是中国人在苦难上所得的教训实在不多，因为我们都不习惯于悔改。有点勇气的人也只会控诉与批判，仿佛自己可以置身事外，更多懦弱而不愿面对现实的被愚者那就更是自郐以下了。

从《王力传》所写得知，王力是比较善于倾听不同意见的人。如他的《语法纲要》被苏联学者龙果夫在翻译校订时批评，并劝其更名《汉语语法纲要》。在后来再版此书的序中他说：“我们从龙果夫教授的注解中学到一些什么呢？我想主要有两点：第一，必须从语法结构上研究语法，不能单纯从意义上研究语法；第二，研究语法和研究其他科学一样，一定要有逻辑的头脑。”（pp.225—226）这话当然是对的，语法（言）与逻辑的关系，其相关度之高，并不需要艰深的学问就能体会到。甚至可以说不懂逻辑的人，根本不能研究好语法（言）。

在文字改革方面，王力先生与前两天去世的周有光先生大约有不少相近处。如果不是看到周有光晚年接受采访及所出的这些书籍，大约你很难想象他对中国的事情特别是对这个国家，还是看得比较透的。王力先生如果活得像他这么高寿，是否也有这样的认知呢？那是很难说的事，因为不表达出来，我们终究只能揣度。

从他早年的《龙虫并雕斋琐语》来看，他并不缺少对政府及国家的常识，可是你读他1949年后所有的普及性文章中，的确很难看到这样的见识了。就像《王力传》里说他不赞成王国维的政见一样，其实王力所表达的政见多有不高明处。如果说1949年至1979年之间尚可理解的话，80年代后还如此表现，就不能说是多么理直气壮了。

当然，我们也不是不可以从其他地方寻绎出一些他可能变化的线索。比如他的子女，虽然大多从事专家之学——拿从事科研的王缉志很喜欢写博客、研究中美关系的王缉思之著述与接受采访等来看，王家下一代在现实政治观念上，与王力已有差别，恐怕已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夏蔚霞在王力百年纪念会上的发言，倒还是把王力的想法安置在1949年年至1979年之间的言说套路里，哪一个有着更可能的真实，我们实在难以遽下定论。

201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王力全集》25卷37册，看到报道，一直想购置一套。后来看目录好像没有收王力的日记与书信，就没有了买的兴趣。当然你可以说我并不真喜欢王力先生的学问，但我要说这不是事实。在中国出学人全集，大多不全，原因是多方面的。

▲ 《王力全集》

概而言之，有两条，一是言禁，二是讳饰。作者未必真正愿意收全，因为1949年后的遵命文字实在不少，收进来未必光鲜，名作家如“郭、茅、巴、老、曹”等均不免。王力有没有这样的文字，我不知道。但不收日记与书信，实在是一大缺陷。《王力传》如未得王力日记之助，不少章节会付诸阙如。“他是每天坚持写日记的，就是在‘文革’那样动荡的日子里，也从未中断。”（p.183）

不妨说，很多非专家型读者，乐于读日记与书信更甚于读专著——这就像我根本不能深入了解竺可桢的科学研究，但不妨碍我津津有味地读他的日记，所得助益亦复不少——这也是了解学者工作及彼时社会情形很好的史料，不应该秘藏起来，否则就不应该名之曰“全集”。

（本文发表时有删节）

【作者简介】 

冉云飞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