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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源济

[故事分享] 人间 | 《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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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16 08:42 AM | 显示全部楼层


不劳而获,你能给吗? |《祭毒》连载21 

2015-09-17 李宗陶 人间theLivings


图 | 关斌斌


A市人起得早。天色黛青,已有农人运了新鲜蔬菜和鲜花往城里赶。粥铺、馒头店、烧卖店渐次卸下门板。太阳还没露脸,卖烧鸭、猪颈肉、卤蛋叉烧的小摊贩们已经在海棠公园一角搭好了棚。太阳升起来,人熙车攘,擦鞋师傅坐了只板凳,面前摆张藤椅,在街角与同行排成一列。藤椅们背靠一块新开楼盘的灯箱广告,上面写着“XX至尊海岸”,临江商品房的意思。灯箱广告走马灯似地换,藤椅们一年四季都在。擦鞋人望“至尊”不动,望街市人流亦不动,只愣愣望着裹过大饼馒头的塑料袋被江风吹得当街起舞,全然没听见对面踩三轮大哥的招呼:“喂,早嘛。”新鲜的一天,这就开始。

  

陈均用梳子划拉几下短发,在镜子前面一晃就出了门。这天疾控中心要为基层女干部做项目技巧培训,她得早点到,往9路公交车站去的步子就有点急。

她身高不足1米5,穿特小号白大褂,伸直手臂刚好够着乌木庄戒毒所的门铃。戒毒所是她常去的地方,有时候是采样抽血检测,有时候去看她门诊上的病人,她随着他们进进出出。

她的长相和穿着都偏于中性。通常是简单的短袖、长袖衬衫配黑色或蓝色的裤子,这么多年,她几乎没怎么穿过裙子,化妆品和首饰跟她更不沾边,只有笑起来的时候,那双弯成月芽儿的眼睛才会流出一点点妩媚――严格说,也不是妩媚,是真心实意。

她的红皮笔记本上写着不少好笑的名字,譬如四妹、胖妹、长脚、光头、小二牛……她知道他们每个人的故事。

这些人已经没有亲人和朋友了。当他们有病有事有麻烦的时候,都会想起陈医生。许多个求助的深夜,这个小个子女人裹着一阵风就来了。

“陈医生对人多好地,从来不冒火,多耐心地跟你讲。”刚从戒毒所出来的阿彭在江边一家按摩房里对我说。

“陈医生心肠好,这样的人太少了!”HIV感染者大军小军的妈在一家叫“茂昌”的袜子店门口对我说。

“她把我们当成跟她一样的人,不歧视我们。”脸上有刀疤的李杰说。

胖妹有次自告奋勇提出要陪她去D市出差:“陈医生,你说好了,路上想吃什么用什么,我都给你拿到手!”

也有不领情的人。2006年中秋节,我听到抱怨,“陈医生送的月饼太糟糕!零售19元一盒,批发18元。”

小城不大,走到哪里都能碰到熟人。路上常有精瘦男子大老远招呼她:“陈医生。”陈均13岁的女儿丫丫认定“马路上叫妈妈‘陈医生’的,都不是好人!”陈均的丈夫,一个老实人,话少,只在妻子晚归而他还没睡下时到厨房热饭。父女俩商量好,再不等这个很少准时回家的人共进晚餐。

  

陈均今年47岁,毕业于Q市药剂学校,学的是化验。在疾控中心干到第15个年头,她才发现自己原来有好大的气力没有使出来。那是2002年初,中英艾滋病项目选定A市作为艾滋病防治和行为干预的试点。作为疾病控制中心一名普通科员,她和同事们负责一些最具体的工作:接近吸毒人员,编出花名册;发现艾滋病感染者,辅导治疗;接近各类暗娼,分发安全套;给小姐们上课,培训基层医生;跟片警、辑毒警合作……她做得得心应手,并从中体会到了自己的价值――这是可以全心投入的事业,没错,不仅仅是份工作。

B区疾控中心大楼是90年代一个歌舞厅改建的,二楼有一个半圆形回廊,当年许多年轻姑娘围坐在那里,一边抽烟,一边拿眼筛进来的男人。十多年后,这个半圆形回廊出现在政府机构里多少有些古怪,却不失为一种隐喻――男男女女重进这幢大楼,有人会笑笑说:“当年就是在这里染上(海洛因)的,现在,又回来了。”

性病艾滋病门诊在一楼,一天下来,一次性杯子和抽取式餐巾纸都会矮一截,为吸毒者准备的红色外壳的香烟也空了。人来人往,总是一个难堪的故事叠上另一个。

林晓云每周来一次,提来一个黑色的袋子,里面是用过的静脉注射海洛因的针具,再提走一个,里面装着清洁针具,这就是针具交换,国际通行的防治艾滋病的一种行为干预。林晓云只有24岁,长得娇小,笑起来嘴角一弯,带出稚气,但那张脸上总罩着一层淡淡的黑气。她本有身孕,前男友给了她6000元,刚刚把孩子流掉,她现在跟另一个男人在一起。

林晓云吸毒6年,前些年在药店或私人诊所买针具,自从疾控中心有免费的,就用了个假名来换领。3年下来,彼此之间有了信任,才慢慢告诉陈医生她的真实姓名和住址。这天,她领了三、四板(每板约十支)针具,因为牢记绝不跟旁人共用针具,所以HIV尚未进入她的血液。寒喧几句,她急着回家,因为距离上次注射,25小时过去了。

  

陈均到了二楼办公室,将昨晚加班整理好的培训讲义、宣传册子和一枝笔分别装进透明文件夹,一共25份,为25个来自基层计生办的女干部准备的。这天,讲的主题是《艾滋病污名化与歧视》。

妇女干部们盛装而来,有一两个还吹了头。陈均开始让大家做“降落伞游戏”,是《中英项目技巧培训》里的一个案例:国家官员、私企业主、大学生、公务员、孕妇(以上都不是HIV阳性)和一个携带了艾滋病病毒的人(看起来与旁人无异)一起坐飞机,机上另有机长乘务员各一。飞机遭遇故障,只有7顶降落伞。乘客们认为,机长乘务员理应得到降落伞,余下6人分别用一句话讲明自己应该得到降落伞的理由――

“我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为人民谋幸福。”国家官员说。

“我为中国经济增长作贡献。”私企业主说。

“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一分子,国家未来靠我们。”大学生说。

“我对国家机器运转有贡献。”公务员。

“我肚子里有个小Baby。”孕妇说。

轮到最后一个,他说:“我是个病人,我染上了艾滋病。”

谁不该得到降落伞呢?25位妇女干部一致投票给艾滋病感染者。陈均笑了笑,开始切入正题……

陈均手上有一部小灵通,银色外壳,24小时开通,用得边缘已有磨砂效果。每次拨通,“你好,这里是B区疾控中心艾滋病热线。”这个区域里现有的140个艾滋病感染者差不多都记得这个号码,一旦出事,她常常先于他们的家人,第一个出现在他们身边;甚至他们的父母孩子病了,或者家长里短都成了她工作的一部分。所以除了吸毒者、性工作者和艾滋病感染者,她打交道的对象还包括他们的家属、社区干部和警察,最近增加了男男同性恋和夜班出租车司机。

每晚一到八点多钟,疾控中心门卫的大爷会向门口望望,陈均小小的个子多半就在铁栅栏后面,大爷便按一下钮给她开电动门。从下班到电动门徐徐打开之前,她在空荡荡的办公楼里整理资料,起草培训地县级艾滋病防治方案,分装宣传小册子……大楼安静下来,她才可以做些七七八八的事。有时候,她会约一些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活动的感染者过来坐坐,拿出一包香烟,几支香蕉,有时还会有瓜子、花生和糖,是同伴教育活动后剩下的。

夜班出租车司机小赵有时在凌晨送她回家:“啊,你不知道她有多忙,一个月30天,有25天她在加班,千万不要做这份工。”同事周医生说:“她做事情很执着,很投入,只是不知道她哪里来那么充沛的精力。”夜里回家的时候,丈夫常常已经睡下,小区也已经关上大铁门,她按铃唤来披着外衣的门卫大伯,随手递上一元钱。在A市,普通居民区晚上10点半到11点关门,劳动门房,多少意思一下。

陈均坐小赵的车久了,小赵便告诉她一些出租车圈子里的事。A市的出租车司机好多都是附近一个县上来的,自己买台车或者租了老板的车跑生意,因为营运证之类不全,往往夜里出车,渐渐就认识了也是夜里出工的暗娼。

这天,陈均又接到一个热线电话,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妻子从乡下打来的。她觉察到丈夫到A市跑车以来,对自己越来越冷淡,现在已经很少回家,她怀疑丈夫外面有人。一周后,这女人赶到A市面见陈医生。聊过之后,陈均送她去长途汽车站并买了车票,没敢告诉她实情:她的丈夫已确认HIV阳性,估计从暗娼那里染上的;男人不想殃及妻儿,故而冷淡,并有了离婚的念头。陈均告诉我,第一要紧的是请这女人和她儿子下礼拜都到疾控中心做一次HIV抗体检测,然后再想办法。

我在A市的日子里,只要跟陈均一起上了出租车,就见她试着跟司机搭话,打听夜班司机的租住点、起居规律,还有暗娼活动的片区。我知道,她在试图发现新的易感人群。

她曾经坐着小赵的车子一家一家暗访酒吧,B区196家酒吧的名字都在她的笔记本上。我们去江边酒吧一条街的那天晚上,她指给我看,哪几家是吸毒者常去的,哪几家有卖淫女或者只是陪唱的“学生妹”。江边有不少卡拉OK小屋,一元钱唱一首歌,店名就叫“一元唱”,有些正读初中高中的女学生打扮得有山有水,陪客人唱歌,赚点小费;客人若有进一步要求,女学生便介绍年纪大些的“姐姐”给他,这些,都由“一元唱”老板调度安排。

大多数时候,陈均的包里总装着几盒双蝶牌安全套,可以随时发给小姐或嫖客;也总有一包“天下秀”牌香烟,散给那些一个个被她和同事们劝进美沙酮替代(海洛因)项目的瘾君子。

她的门诊是流动的。张公桥是吃麻辣烫的一条街,24小时营业。那天,陈均的大哥二哥都回到A市,全家人去张公桥吃饭。刚刚坐定,她忽然起身过马路,走到对面一家药店里,跟一个头发染成金黄并烫成小卷的丰满少妇说话。这女子不吸毒,也不卖淫,却在上周三义务献血时查出HIV阳性,估计是去年夏天在一家个体诊所做人流时感染了艾滋病毒。陈均动员她让男友去查血液,少妇答应了,又说,“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把他甩掉。”

陈均是上一代勤勤恳恳中国劳动者的代表。当她还是一个防疫站化验员的时候,就认真对待每件交给她的工作,责任心强,手脚也利索,深得领导信任。那一辈人,大多都是这样工作的。谢长风见她一回劝一回:“你这样的人,领导是最喜欢的,埋头肯干,但永远没得提拔,因为一提拔你,谁来做实事?我父亲我哥哥都是这样的人。大姐啊,歇歇吧。”

陈均兴致盎然地工作着,心里也不是不困惑。吸毒者的人数没有下降,间或有更隐蔽的新加入者。感染者的救助是那么复杂而无望,一些善意的计划每每都会落空,让人失望。每天都有事件发生,自杀斗殴、进医院抢救的,三进四进戒毒所的,家属哭哭啼啼来表明断绝关系的,都在她这里汇总,她常常像救火队员一样,从一处扑到另一处。

7月1日,一个星期天,下午4点我打通陈均的电话,她正在理发店剪头发。她在一片嘈杂声里告诉我“情况糟得很”:6月检测的结果出来了,毛向阳的CD4降到了68,她联系了一家医院为他做一个全身检查,在医院门口等了他整整2小时,毛向阳没有出现,他把小灵通卖了,美沙酮也不喝了,据说正四处骗钱;郑秀群因为注射异丙嗪,手上溃烂很凶――我说我没有打通过她的电话,陈均说,“她的小灵通号码听说已经变了,有天晚上我找她到凌晨5点才回家。”万家昌失踪了,刘建设高烧住院了……

她不知道怎样真正才能帮到这些人。如果有病的治病,做坏事的从此收手,找份工作,安居乐业,那这世界真是太……童话了。

茶馆里,陈均跟师傅有过一段对话:

“唉,我是真的搞不懂,他们究竟要啥子?”

“要啥子?不劳而获,你能给吗?”师傅接着说:“吸毒的人都是极其自私的人,他们没有价值观,没有方向,没有同情心,不懂得啥叫羞耻,是坏到根子上了。别说外人讨厌,我都讨厌他们。”

好在陈均很忙,每天拖一身疲惫沉沉睡去,没空细想。何况这世上,好多事情是经不起推敲的,层层推敲下去,必然产生一个问题:她现在所做的一切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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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16 08:42 AM | 显示全部楼层

从前都是人上人 |《祭毒》连载22 

2015-09-19 李宗陶 人间theLivings


图 | 关斌斌 


毛向阳2004年3月23日起开始美沙酮替代治疗,我们4月底见面时,他已坚持了2年零1个月。但他对那个绿盈盈的液体颇多怨言:“美沙酮也要上瘾的,听说比海洛因还难戒。我有一个女朋友,最后每天只喝5毫升,她想想没事了,就去了外地(相当于替代中断)。没想到美沙酮犯瘾了,发作时身上暴冷暴热,三天后奔回A来补药。”难道没有人告诉过他们,美沙酮只是一种毒品的替代品,需要终生服用?后来我看到,关于美沙酮的副作用和注意事项,都贴在通江美沙酮门诊的墙上。

陈均记得很清楚,2003年下半年,艾滋病感染者联名写了信,到防疫站来要求提供美沙酮;但他们寄望太高,希望美沙酮解决他们所有的问题,同时吸毒者又是非常怕疼的,稍有不适,就会联想起海洛因犯瘾时的那种疼痛。

毛向阳告诉我他摸索出来的办法:用美沙酮替代海洛因,逐渐减少服用量,等到最后减一毫升都很困难的时候,再回过头来,少量、间断(约每10天一次)用海洛因替代美沙酮,目标是逐步降低服用两种毒品的量。他还有一个观点:少量的海洛因对人体有益,他听说一些香港明星就定时口吸少量,人看起来相当精壮,但难就难在如何控制那个“少量”。

  

10月4日,天降细雨,通江美沙酮门诊节日里照常开放。三位医生在值班,墙上贴着中英文宣传画:要美沙酮,不要针筒(Break the needle habit. Methadone does it.)缓减毒害,共创美好未来(Practice Harm Reductiontoday and Enjoy a Better Tomorrow)。末一句,Practice拼成了Practise。

病人来到门诊,第一步是到处方医生处出示社区医疗卡,根据每天的门诊记录决定当天喝的毫升数并记录在册,然后开出处方。通常每隔10天,医生会减量一次,每次减5毫升,后期每次减1-2毫升;第二步是根据处方去收费窗口缴费;最后去服药窗口取药。

穿白大褂的医生取一次性纸杯,根据处方上的剂量装药。桌上有一个5升的大药剂瓶,瓶身上贴着一张白纸,上有“麻”(麻醉类药品)和“盐酸美沙酮口服溶液”字样,同时标明生产依据、出厂日期以及“C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委托D某某药品有限公司生产”。药剂瓶上连着一个压缩式的取药仪,最大度量是100毫升,最小是1毫升。

2005年7月1日起,门诊对坚持服药1年以上,最近三次尿检都呈阴性,同时治疗期间没有违法行为(由公安部门提供)的吸毒者实行每月15天免费服药的奖励,也就是变相地将药费降低为5元/天。窗口大夫告诉我:“目前能享受这个待遇的只有3个人,因为坚持一年对吸毒者而言,确实太难了。”

也曾发现过服药者将药水含在口中带出门诊,拿去卖钱或分给自己也吸毒的朋友们救急止瘾。所以,门诊规定从2006年8月1日起,受治者服完药水后要主动说话,譬如“谢谢”、“喝完了”、“再见”等等,以证明“药液已全部吞咽”。

8点刚过,警督陈祥才的小舅子第一个到门诊,他差不多总是每天最早到的人,赶在上班前喝掉这一杯。上午陆续有20多人来,喝完药,都从服药室的饮水机里取点水漱潄口。中午,方毅戴着头盔进来了,容貌大变。

方毅,1973年12月生,1米58。4月末见他时,头发染成金黄,胸前戴一块古玉,怀中抱一条吉娃娃狗,腮上还有些肉。当时他已戒毒一个多月,正在做贩狗的生意。他家住在A市的古城墙旁边,那里还有一个旧式四合院遗址,清兵入关时曾是妓院。我去他家那天晚上,他家的四条大狗已经睡着,才不致惊动楼道,你知道,狗们总是大嗓门,又那么热情……他的母亲坐在我对面,膝上摊了块旧花布,正给吉娃娃梳毛。她的五官像是面团捏出来的,因而天生带有一种溺爱小孩的表情。

“92年开始吸毒,93年上瘾。一开始好玩,舒服。到后来基本一天三次,每次一克。这些年来,抽掉了100多万。强戒两次,2000年在戒毒所查出HIV阳性,后在A市防疫站复查确认。当时查出来2个,另一个叫周建平。”方毅对我说。

劳教时共用针具的同伴们都没感染,他怀疑是有次在个体小诊所染上的。吸毒者常在海洛因里掺入安定以增加欣快感,但常常会致昏迷;他们同时自配生理盐水,就是把食盐融化后掺点水注射,会导致组织坏死、溃烂。那一次,方毅就是因为这样操作脚烂了,去公立医院看,大夫说要截掉那只烂脚,手术费也很高,于是他去私人诊所敷药,母亲那天陪着去的。

母亲说,棉签是混用的,浸在一个瓶子里,医生告诉她那是酒精。那天医生很忙,要对付一个大动脉出问题的吸毒者。那人是艾滋病感染者,后来死于注射过量,大动脉爆裂。“保住了一只脚,染上了艾滋病。”母亲怨道。

查出感染HIV以后,方毅好几年没有回家,怕染给家里人。他自杀过好多次,手腕上纵横交错着四五道十几公分长的刀痕;他还吃过100多粒安眠药,同时连着注射六七针安定,母亲笑着斜他一眼,对我说:“一点屁事都没得,命还硬。”

母亲开始也觉得这个病好可怕,不让他回家,因为家里还有他的哥哥嫂嫂和他们十岁的女儿。后来陈医生发宣传小册子给他们看,她才知道只有三种途径会感染,家门才向儿子打开。

2000年以来,方毅每年夏天必有一次高烧,每次烧到40摄氏度,持续一两天,有时还很奇怪,上午发烧,中午退烧,晚上又回到40度,打针吃药都没用。他每次都用被子捂出一身汗,自己就好了。

方毅的CD4是239(2006年3月查的),从2005年12月31号起每天去喝美沙酮。从第一天的90毫升降到来年4月末时的45毫升。他不想吃抗艾药物,因为听说副作用大,头会很痛。陈医生说,吸毒的人对痛特别敏感,往往首先想到的是用海洛因止痛。

我问方毅体重,他突然转头问母亲:“你几斤?”母亲说:“一百一。”“哦,那我100斤。”那天他跟妈一块去称的体重,记得自己比母亲轻10斤。他最瘦时90斤,9697年戒断后曾达140斤。他说吸毒对身体伤害很大,原来体质很好,现在上五楼都得歇三回。

母亲退休工资每月300元,刚好够儿子喝一个月的美沙酮,“每天拉拉扯扯,今天扯明天,明天看后天,维持吧。”而方毅要找工作也很难:身体垮了,体力活干不了;身高也是个问题,好些招工男的最起码要求1米65。

B区疾控中心给了方毅2000元借款,让他在家养狗,然后拿去卖。所以见面时,母子俩都兴兴地说,上去看看小狗?母亲帮着他养,现在共有五条,一条杂交的吉娃娃,两条牧羊犬,两条拉普拉多,都是母的,指望它们多下仔。方毅卖掉过两条,一条杂交吉娃娃卖了160元,另一条杂交京巴犬,120元。方毅觉得养狗很有趣,买了些书回来看,只是不知道能不能把本赚回来。

“生错了年代,刚好赶上改革开放。”好像商量好的,方毅和茶馆“海派”朋友们的看法一致。挥霍掉的青春就这样轻易找到了一个搁浅处,便没有人会去多想,而教授学者们看似更深刻的反思也很难传达到他们这一层――这个世界是分了许多层的,他们所处的位置,接近底部。

方毅小学毕业,只读了一学期初一,就不再上学,他读不进书。15岁托关系进了A市造纸厂,工作两三年,也没好好上过班。他现在只想着多活几天,活一天算一天。他说现在吃K粉的那些孩子们,将来就是他们现在的样子。他看过的一篇报道上说,吸食K粉致死的解剖出来头骨上都是有洞的。K粉的附带消费也高,因为是群体活动,要开包间,要有啤酒,要有水果拼盘。

临走时,母亲关照我,周围人都不晓得儿子有病,千万不要把拍的照片播到电视上。她以前过得很累,现在好多了。两天后见到方毅的朋友,他说,方毅其实在贩毒,但他可能确实不吸了。

五个月没见,他瘦得脱了相,牙齿也黑得吓人,好像一个演员进了另一部戏。

“怎么会瘦成这样?是不是……”我笑着问。

“啊不不,前一阵感冒引起高烧,烧了20多天,每天输液才好的。”他连忙解释。

他有好消息告诉我:6月复查,他的CD4从3月份的239上升到380;美沙酮剂量从4月底时的45毫升降到现在的30毫升,他已坚持服药1年零8个月。

下午梅姐来了,她今年49岁,看上去干干净净一个人。1994年染上海洛因,此前做过汽车贸易、开过煤矿、搞过建材,社会朋友带她下水,十多年抽掉了200多万元。离婚后儿子跟着前夫,今年已30岁。她的第二任丈夫是个毒枭,去新疆拿货时被捕,没多久被枪决。

2000年开始,她的牙周全面泛黑,现在用于咀嚼的后牙全部脱落了。

她穿着十多年前买的时装,那阔大的裤管如今已不是时髦。她说好几年没买新衣服了,现在基本上靠兄弟姐妹和社会朋友的资助过活,每天看电视,混天过日子。

“可想过再做些生意?”我问梅姐。

“现在生意难做,一般的小生意都亏本,只有大资本、钱找钱,才有赢的机会。”她接着说,“如果不沾这个,今天肯定不是这样。当年是人上人啊,现在……唉,这是命。”她叹口气,莞尔一笑。

一个头发剃成阴阳、胸口露一截纹身的红夹克小伙子来了,喝完开着摩托走了。他是A市做过脑部手术的6人中的一个,据说现在智力明显下降。

一个腿上流脓的女人来了,她坐在医生对面的椅上说:“这几天心里不好过。”

一个感染者来了,是女性;一对夫妻来了;又一个三口之家来了,父母在办手续,孩子在大厅里玩……这一天,共有150人来喝了美沙酮。

处方医生姓周,今年37岁,戴着黑框眼镜。他告诉我,门诊现在每天大约稳定在170人左右,因为过节,有些人走亲戚去了,所以今天少了些。

周医生原是一家医院的内科医生,2004年被调到美沙酮门诊。他曾经在公共场所被人摸过包包,所幸只丢了手机,人们告诉他“都是那帮吸毒的人干的”。到了这个门诊,他才多多少少了解了失窃背后另一群人的生活。他对陈均这样的医生表示真诚的敬意,他说她“喜欢、投入、工作太杂”,不过在他看来,“这只是一份工作,如果把自己的位置摆动得太高的话……应该摆正位置,我们不是救世主。”

  

章明亮的处境,让陈均意识到周医生的话有道理:“没有人是救世主。”

章明亮现住黄家山,这一带昔日是夜总会一条街,如今全部消失,只有几家废品收购站盘踞在通往章家的高坡上。站在高坡上,可以望到对面架着大吊车的建筑工地,那本是章明亮的行当。

章明亮今年(2006年)47岁。十二、三岁出来闯荡,14岁下乡插队,在武通西坝山区干了五年农活,然后回到A市。他干建筑行当18年,从一个泥水匠转成手下有一百多号工人的包工头,曾经“一个人干活,五口人吃饭”,即他挣的钱足够养活妻女、母亲和哥哥。十多年前,他是很风光的。

1993年开始吸毒,1996年上瘾。他那漂亮的妻子当时说,“明亮啊,你去嫖娼都可以,但不能吸毒啊。”章明亮说:“我是很喜欢她的,我是对得起她的。”妻子原先在调配站工作,他怕她晒黑,让她辞了工,在家呆着。他在工地上拼命赚钱的时候,常常加班到凌晨4点,即便如此,也要骑一小时自行车回家,在床边坐一会儿,看着睡着的妻子抽根烟也觉得快乐。6点光景,再骑上自行车回到工地。当时,他每月交给母亲800元,是一家人的日常开销,此外每月给妻子300元零用钱。

离婚时,钱、房子都给了妻子,章明亮一分钱没要。前妻用这笔钱中的一部分又买了一幢房子,用来出租。章明亮要求这幢房子必须在女儿18岁之后划归她名下,前妻答应了。

而章明亮现在跟母亲、哥哥合租一间地下室,每月房租80元,房东经常嘀咕让他们搬出去。第一次走进这间位于地下的家时,一股强劲的霉味扑面而来。霉味来自一个捡来的破布旧衣的堆头,倚着一面墙一直堆到天花板。室内两张木板床属于兄弟俩,80多岁的母亲睡在由两张单人沙发拼成的简易床铺上。全家只有一盏度数一瓦的节能灯,每月只用一度(一立方米)水。在阴暗的厨房里,我只找到一棵走样的白菜。一家三口都拿低保,每人每月197元,是当地民政能够给予的最高一档。

晚上,坐在废品收购站门前的台阶上,章明亮捋起裤管,用手按小腿,一按就是一个凹塘,好久也回不来。他全身浮肿,因为吃得很差。

他兜里有包烟,是2元一包的天下秀。他眼神木然地说着往事,说到已经在超市服装柜台工作的女儿,眼珠转了一下,张口报出生日:1985年3月27日。

女儿是母亲带大的,从小学一年级起上学放学接送,一直接送到初中。这养育之恩女儿没敢忘掉,每年中秋、春节还会来看奶奶。最近四年,章明亮跟女儿没什么来往,因为2002年他肝腹水犯病时住院,医药费200多元,跟女儿要,女儿只给了35元。从此,章明亮宁愿绕远路,也不从女儿工作的超市门前过。

章明亮已经退出了美沙酮替代项目,因为他每天拿不出10元钱去喝那个绿色药水。犯瘾的时候就去打异丙嗪或安定,他早已没钱买海洛因了。测得HIV阳性则是三年前的事,他的CD4是300多。

陈医生有点生他的气。2006年春节时,疾控中心慰问特困户,陈医生和同事们买了一袋大米、一桶精油、一些挂面和蜂窝煤送到他家。可后来听说,一袋米和蜂窝煤都让章明亮卖了。为了帮他自食其力,中英项目办曾拿出630元替他买了辆三轮车,让他进些水果做生意,并答应借给他进货的钱。陈医生陪着他去买的新三轮,但分手之后一转眼也被他卖了。

“明亮啊,上次的三轮车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实话,我不怪你。”陈均问。

“是欠人家的钱,没得办法。”章明亮有气无力地说。他买毒品时常缺一块两块的,就赊帐,累积到几十元的时候,高利贷就滚成了几百元,听说他有了新三轮,债主就寻上门来了。

10月3日,我又见到了章明亮。他的眼珠似乎已经转不动了,哀叹的声音也极其微弱。他站在秋日的阳光下,一身冬季的服装,腿边躺一条精瘦的黑狗,屋顶上趴着一只花猫,土墙边立着他穿着棉鞋的矮小母亲,她浑浊的眼睛里好像有一滴泪。

他的小腿已经全被纱布覆盖,下面是大片溃烂的疮洞,他说:“痛。”他说昨晚咳出了血,还带着血块。那个下午,他向着前方某处地面,眼神是涣散的,不断重复着声若游丝的呓语:“活不下去了,活不下去了……”

附录

● 中国卫生部与英国国际发展部合作实施的“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的受益人之一。由英方提供1530万英磅无偿援助的这个项目,是迄今为止我国性病艾滋病防治领域最大的双边合作项目,至2006年10月,五年合作告一段落,留下一些词语嵌入某些人群的日常生活,也嵌入公众视野:美沙酮替代、针具交换、避孕套推广、同伴教育、行为干预。第二期合作也是五年,将从云南、四川两省扩展至7个省(自治区),2006年底启动。

● 目前(即2006年)中国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两大人群,第一是静脉吸毒者,第二是性工作者,这两个人群往往是重叠的。根据卫生部通报:2006年1-10月报告的且已开展个案流调的感染者中,吸毒和性传播是主要途径,分别占37.0%和28.0%,经既往采供血途径传播占5.1%(均是上世纪90年代感染,今年检出并报告),母婴传播占1.4%。

2014年底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字显示,我国2014年新报告感染者和病人10.4万例。国家卫计委表示,全国艾滋病疫情整体保持低流行状态;经性传播成为主要传播途径,经静脉吸毒和经母婴传播降至较低水平。新报告的8.7万病例中,性途径传播占91.5%。

● 2006年8月13日至18日,第16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闭幕式上,联合国非洲艾滋病问题特使史蒂芬特使向上万名代表宣布:“减缓毒害确实有效!”他说: “今天若继续没完没了争论在吸毒感染艾滋病人群中开展的清洁针具交换、美沙酮替代项目(统称为HarmReduction,意即让吸毒者以一种减弱的、安全的吸毒行为替代原先强度更大的、危险性更高的,从而减少对自身的伤害),已经令人生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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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进不来,悲伤也慢 |《祭毒》连载23 

2015-09-21 李宗陶 人间theLivings


图 | 关斌斌


这家的女主人真是漂亮。春末夏初,洗完澡,头发湿湿披在肩上,一枚银色发卡拢住额前发,露出光洁的额头。一张瓜子脸清秀着,隐约有些异样,微笑时破绽露出来,一片黑黑的牙齿一晃而过,还是能看清有几颗已经脱落了。她的身材是凯特•莫斯那种永远少女的瘦,淡蓝色吊带花布睡衣外面垂着细瘦的胳膊和腿,手臂上蓝色的静脉微微凸起。在我们到达之前,她略微收拾了一下自己,恰到好处。

这套公寓里,沙发、电视、茶几、写字台,都挤在客厅,墙上有几幅主人的临帖和一个竖条幅,上书“静虚”二字。这是我在A市到过的最像样的吸毒者的家,“师傅”谢长风的家。

女主人朱莹抱着一只黑白相间名叫“咕咕”的吉娃娃狗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间或点燃一支烟,一招一式都是老烟枪。朱莹已经不能生育,这条10个月大的狗便成了谢长风的心爱之物。“咕咕”一直竖着耳朵听我们讲话,一不留神在沙发席子上撒了泡尿,朱莹做势要打,谢长风忙拦道:“很正常嘛,人都不听话,畜生你要它听话?要讲道理嘛。”

45岁的谢长风,中等身材,说起现在145斤的体重,他连说:“虚胖,虚胖。”这是他的最高记录。从前不吸毒时最重143斤,吸毒时117斤,喝了一年半美沙酮,见长。

谢长风原是A市对外经贸公司业务员,后来调到省交通厅下属A市新大桥收费站当副站长。他的父亲是一家工厂的副厂长,哥哥在银行工作,算是体面人家。

他讲话不急不缓,行动不慌不忙,自有一种闷闷的倜傥。对面走来个熟人,人还没有开口,他就知道人家要说什么。不管是求他的、逼他的、催他的,他对人说着话,脸上就漾出一圈笑来。在他那里,天永远塌不下来。

“我从小就是娃儿头,屁股后面总是跟着一群小朋友,我家老大(哥哥)叫我‘老母猪’。”谢长风好像一出娘胎就懂人情世故:待人接物须通达圆转,世间的好处不能一人独占,凡事都要留条路给别人走走,诸如此类。他做事有胆,也重情义,于是朋友多,走到哪里都吃得开。当年他借人钱财帮人忙,从不索求回报,“记得还的不用人催”,颇有点30年代十里洋场黄杜之风。

所以,这夫妇俩吸毒后把家当变卖空了,还能从各路朋友那里借来钱。说是借,却不提“还”字,他也拿得心安理得:“他们欠我的钱,他们欠我的情。”


●  

谢长风遇到小他8岁的朱莹时,是有家室有女儿的人。但他那种呼风唤雨的派头和随和喜性的脾气自有一种大魅力,让女人觉得“安然有靠”,朱莹不管不顾地跟了他。谢长风离了婚,跟她在这里安了家。他依然很照顾前妻与女儿,对今年已经17岁的女儿另有一份歉疚:“我是一天都没有带过她。”

朱莹的父亲原是B区的副区长,分管政法一块工作,母亲也在市府机关工作,年轻时演过话剧。朱莹小时候跟母亲学普通话,在当地算是少见的字正腔圆。她容貌姣好,能歌善舞,16岁进了A市歌舞团,曾经是A市大大小小文艺晚会的主持人。年龄稍大些,她进了A市文体局,算是坐机关的人。

1992年底,朱莹身边一些做生意的朋友在服盐酸二氢片,那本是癌症病人用来止痛的,在A市慢慢流行开来。1993年底,她第一次试了海洛因。

“演出老误餐,就有了胃病。当时宣传少,不知道这东西这么厉害,朋友说吃一点可以治胃痛,就试了。”后来每天吸几口,吸完爱睡觉。半年后上瘾,遇到了也沾上海洛因的谢长风,常常是演出回来,谢长风喂她几口。朱莹烫吸时,有段时间见不得油腻,便秘严重,有时候一个月只有一次排便。

“后来就是吃了上顿想下顿,断了就心慌、浑身痛、总之哪里都不舒服,吃完就正常了。”朱莹说。她开始进入那个圈子,跟那些卖药的、吃药的为伍,虽然她心里瞧不起他们那些鸡鸣狗盗之事。但在毒瘾面前,他们是平等的。一起烫吸、一起注射,她便什么都忘了。她跟人共用过一次针管,当时已经顾不上了,就在零星贩卖者的家里扎了针,总算,她还记得用之前用开水烫一下针管。她描述当时情形,听起来像小诊所排队打针,来的都是浑身不对劲的病人,一针下去,便好了。

夫妇俩都没有染上艾滋病毒。我问谢长风:“如果有天染上了,你会拿针管去扎人吗?”他认真说:“我要是得了,也跟现在一样的心态,我无所谓。我不怪社会,要怪只怪自己。”

朱莹是独生女。她父亲曾在A市主抓禁毒工作,女儿吸毒,说什么话都自觉腰杆不直,声音不响,便主动申请退了位。1998年,父母倾其所有,想尽办法让女儿戒毒。市面上所有的禁毒药物,朱莹都试过:注射的冬眠灵、杜冷丁,口服的安群灵、丁丙洛非含片,还试过精神病人用药。它们要么让她昏睡,三天不吃不喝,要么把她的脑子搞糊涂了,半夜爬起来照镜子、找东西吃。

她强戒过5次,在戒毒所里碰到过为了减肥沾毒品的女孩。她被父母送去D市自愿戒毒十几次,但回来后又会复吸。“海洛因对你的那种控制,强到不可抗拒,不光是毅力的问题。” 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拉出去卖空了,父母有钱也不愿意给他们,朋友们那里借了几十万元,也借无可借了。

“保守地讲,我们两个抽掉100万都不止。”谢长风说。

这对人守住了最后一道底线:不偷不抢,不做违法的事情。陈医生说,这是家教决定的。

然而,在谢长风劳教的三年里,朱莹也为海洛因付出了代价。当时吸毒者中间流传着一句话:“副市长抓我们,我们睡他女儿。”

2004年4月25日,朱莹第五次从戒毒所出来。4月27日,她跟丈夫一起开始服用美沙酮,始量60毫升,每星期减5毫升,现在每天的量是25毫升。父母不希望她减量太快,以便戒断得扎实些。

“美沙酮救了我们两个。”她说,“但我中间还是偷吸过几次,感觉不对了,得加大量。”

“我跟她讲,不能再吸了。有几次,我都要打她喽。”4月见面时,谢长风说。

“她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她毅力差一些,有时候还是要偷嘴。她想吃,我也跟着一道吃。”10月见面,谢长风又说。

他说,偶尔朋友之间请吃,他俩也吸几口,“否则人家要讲,你们俩装假、太虚伪喽。”

“她心里动念头想的时候,你会劝劝她吗?”我问。

“我很理解,没什么好劝的。”他说,对于吸毒的人来说,这念头是一阵阵的,好比冬天很冷,吸两口人就暖和了;夏天热得烦燥,吸了便心静了。与毛向阳一样,他也是同意“少药多毒”(吸食少量对人体有益,过量成毒)说法的。


●  

谢长风讨厌两种人:吸毒者和警察。

夫妇俩曾经跟杜志军之类“有点文化”的吸毒朋友一起在茶馆里喝茶打牌,眼看着他趁人多眼杂又干起偷鸡摸狗的勾当,心里实在恨不过:“都是朋友,怎么就吃起窝边草来?!”

“吃药的人太坏了,最后都是欺软怕硬、极端自私的。自私造成很多东西,他要维护自己,就要侵犯他人的利益。对他们做工作,是浪费你时间,也是浪费他们时间,有这点功夫,他两个包包都摸到了。”谢长风见陈均一次就劝她一次,不要“对牛弹琴,真不值得”。

“我自己吸毒,就只能在这个圈子里呆着。我接触他们,应付他们,不干涉他们,因为各人有各人的生活,但我真的很讨厌他们,做人的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了。那个死了好久的王海洋,明明知道他有艾滋病,还是有女的要跟他,最后也染上,再去害人,为了海洛因,没有廉耻没有道德。”他从不参加吸毒者同伴教育的活动,他说参加者都是冲着洗发水、车马费去的,“千真万确,不骗你。”

关于警察,他有如下见解:

“公安太假了,所以我有牢骚。现在在副局长、处长位置上的,好些是我朋友。有人跟我‘借’1万元,没还……很多东西,我说不出。我只觉得他们心态不对,他们不是要铲除海洛因,拯救吸毒的人,而是要体现他们的存在,或者是升官发财,谋取更大的权力和私利。”

“我猜他们的训练是从警校开始的,教会你如何六亲不认。一个本质不坏的人当上了警察,如果他三年之内还不辞职改行,就差不多已经变坏了。”

“现在警察离婚的越来越多,不是因为他们工作辛苦不顾家,而是因为吃喝嫖赌。”

“警察也要为社会做贡献,这没错,但他们搞好工作的方法不对,不是正道是邪道。你看D市那个公安局长,开始保了一个贩毒2公斤的,拿了几十万元好处;第二次毒贩子胃口大了,20公斤,好,枪毙。”

“警察中个别好的可能也有,可惜我没碰到过。”

……

他说:“我算看明白了,这个社会现在基本上是坏人当道,有段时间我也想做个坏人,但经过努力我做不到。我也有冲动的时候,但现在想通了:在这个社会上,善良的人只能求得平静和安稳。”

类似的言论我在A市听到不少,比如刚从戒毒所出来的阿彭,将之转化为戒毒动力:“他们(指警察)实在太坏了,我要断了这后路,我不想再跟他们打交道!”


●  

阿彭今年35岁,我在江边那个按摩院里碰到他时,他的脑袋上刚刚长出一茬青皮,穿一套运动衫,像一个武术教练。

从戒毒所出来时,6600元的强戒费(6个月,每月1100元)让他交3000元,他说没钱,最后凑了1500元,警察放了他。因为好多人交不出钱,催款、讨价还价、挤牙膏,成了戒毒所一景。阿彭很气愤地说,也有些人临走时帐上有剩余,但多半是拿不回来的。

说起刑床,说起关禁闭的小间(吃喝拉撒全在里面),说起戒毒所小卖部的黑心(一条天下秀香烟,外面卖18元,里面卖23元),说起小灶的昂贵(添一瓢盐煎肉或者粉蒸肉或者红烧鱼,一律50元),阿彭直摇头。也不知谁告诉过他,戒毒所的警察很多是犯错误以后才贬到那儿工作的,所以心情都不大好。

“吃喝嫖赌,他们哪样不会?”这是他的认识。

当然阿彭也是会的。出来以后,他常来这家朋友开的按摩院。他85公斤的大个子和大面积皮肤需要外地小妹周到的安抚,毕竟35岁。女朋友他有过,她吸毒,还因为贩运45克海洛因判了一年徒刑,后来从了良,嫁到北京。

阿彭书读得少,16岁就劳改,两年;23岁因为睡眠不好染上海洛因,从此依赖,他寂寞、烦恼、悲伤的时候,需要它们帮助。也是奇怪,12年下来,除了记性不好,他的肝肾功能、心肺都正常,食欲也正常,还能喝白酒,也从未示人以骨瘦如柴,他最重的时候,体重达到过93公斤。


△刚从戒毒所出来的阿彭说:“我不想再跟他们(警察)打交道!”

劳教2次(4年),劳改1次(5年),强戒若干次,阿彭在街面上走动的时间与他在里面的时间大致是1:2。他开过火锅店,开过公司,一年也挣过20多万,供他每天注射1克,分5-6次进行。他在沙坪劳教所的时候改为口吸,逃过一劫,没有染上艾滋病,因为“不能共用针具是常识”。

“强戒是没得用的,连美国都承认戒毒失败。”阿彭现在用美沙酮维持治疗,他要看一下,慢慢适应,慢慢打算,“现在竞争太大,做事很累的。”


●  

谢长风失业在家,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找事做,他说他知足。钱来得太容易,所以流得也快,“捡来的娃儿当球踢”,这就是人性。父亲与哥哥每个月资助他600元,妻子每月从娘家拿900元,除去两人每月喝美沙酮的600元,剩下的在小城过份平淡日子也够了。

“容易悲喜的人活得快乐,现在年纪大了,感觉迟钝了,快乐进不来,悲伤也慢。”最近几年,他变得越来越不好客,也不喜欢应酬,除了泡茶馆,看街上车来车往,人来人往,就只有写毛笔字这一项嗜好了。

在“山上”劳教时他可没这份闲心,看不进书,也不跟人打牌,因为“吃饱喝足才看书呢”。现在他可以写字了,“练习书法相当于锻炼身体。”

谢长风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上午睡觉,中午跟妻子一起去通江门诊喝美沙酮,下午泡茶馆,晚上回家练毛笔字,常常写到凌晨四五点钟,朱莹说他着了魔。

他临的王羲之《兰亭序》挂在墙上,一手正楷清俊飘逸。那天晚上,他铺好纸,压上镇尺,双肘悬空,写下一个“”字。新墨沁在宣纸上,有一种淡香。

“算命的说我适合两种工作,社会工作者或律师,但我现在是不折不扣逍遥派。”4月时,他心平气和安慰妻子,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吸上毒,是命,能否戒掉,也是命,顺命就是了。

10月再见面时,谢长风已经开始张罗着要做点事了。朋友在西昌赌矿成功,据说已投资900多万元,拉他去帮忙,他有点动心:“我不可能这样耍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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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还有一份爱 |《祭毒》连载24 

2015-09-23 李宗陶 人间theLivings


图 | 关斌斌

刘建设慢吞吞掏出车钥匙,戴上头盔,发动摩托车。林月跨上后座,双手环住他的腰,然后把张化了浓妆的脸粘在他背上。人们在大街上看到他俩,常常就是这副样子。

刘建设高高大大,小眼睛,笑起来有点像相声演员冯巩。林月扎一个高高的马尾辫,手上戴三四枚造型夸张的大戒指,身材小巧玲珑但很诱人,尤其在紧身衣和牛仔裤的强调下――从背面看,难免浮想联翩,转到正面,不免心中一凉:皮肤干燥,布满细纹,又因为吊俏眼上纹了眉,整张面孔活活映着一个“煞”字。

林月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离了婚,她跟母亲,弟弟跟父亲。母亲是川剧演员,她住的那个院子里成天都是吊嗓子的声音和出场亮相的眼神身段,日子长了,林月就沾上点艺人的心气。A市新出的时装,母女俩一礼拜之内总能上身,走在街上就像姊妹俩。两个女人对于未来,也都有些心气,她们不想跟着这个时代相距哪怕一个礼拜。

赶着时髦,林月20多岁染上了海洛因,母亲则开始零星贩毒。一个花钱,一个挣钱。

2004年,母亲牵线,介绍林月认识了一个新加坡商人。商人年纪有些大,跟当娘的岁数差不多,肚腩可观,还算殷实。富商最初迷上的是唱川剧的母亲眼角眉梢的那些个意思,从省城剧院、酒桌、茶楼,一路迷到A市,见到更年轻的版本,立时移情。做母亲的三下两下别出苗头,顺水推舟做了红娘,辈份陡然升级。

商人在A市住了一个月,返回狮城打理生意。临走山盟海誓,约好很快就来迎娶娇小的新娘。

其时林月已经吸毒五六年,商人住在家里,碍手碍脚,巴不得他快快回去。于是十八相送到了省城,回来立即恢复一日三针。

母亲看得远些,想着商人把母女二人带到新加坡,从此与A市了断。她盘算着最后做成一单大的,然后洗手不干,迁居做华侨。

根据当时的法律,贩卖海洛因50克以上是死刑,50克以下视情节量刑。母亲贩毒被抓,搜出海洛因20多克,判刑13年。

这头再说富商。未来岳母的小灵通打不通,林月也不见踪影,于是搭上航班到了D市,又包下一辆出租车直奔A市。到了一打听,当娘的坐牢去了,女儿被抓去强制戒毒了。弄了半天原是一对毒母女,富商庆幸自己发现得早,挽救了一份不大不小的家业,当下脚不点地又飞回去了。林月的翻身梦就此打上两个字:剧终。

 ● 

刘建设兄弟姐妹四个,他最小。父亲1985年去世时,他刚满14岁。母亲拖着四个孩子,还要照顾80多岁的婆婆,除了日夜辛劳,让六口人吃饱穿暖,其余实在顾不过来。穷人家的一点点意外,比如疾病降临,都能酿成一出悲剧:刘建设的第二个姐姐死于水肿病,在她刚刚长成为少女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都讲,读书有什么用啊,还是早点赚钱要紧。”刘建设初一上了半学期便把自己交给了社会。他学过木匠,进过建筑队,还在包子馒头铺当过学徒,那时候大家都管他叫童工。

他的另一个姐姐,却坚信读书能够改变一些东西,于是她考上了重点中学,然后上了军校,现在定居D市,过着中产阶级生活。

少年小混混在18岁以前已学会扒窃、敲诈、抢劫。“还不是好吃懒做?”刘建设说。

1987年,他刚满成年18岁,因为扒窃被送去劳教,一蹲三年。这是他第一次“上山”,伙食挺糟糕,锅里水烧开,投下菜叶子,倒些盐,大桶汤就成了。饭吃不饱,但饿不死。白天种菜、种玉米、挖地沟、挑粪,每天劳动七八个小时,其余时间自己安排,主要是打架。

劳教所里有全国各地来的人,北京的,湖南的,本省的,拉帮结派、各立山头。其中比较有势力的是成都帮、西昌帮、宜宾帮与本地帮。生活单调,一腔血气一身蛮力无处发泄,虽然常常饿着,也要殴斗。刘建设说:“打到流血受伤是轻的,打死一个人,不过多加半年刑。”跟许多人一样,刘建设挨过揍,也揍过别人。学习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没有比劳教所更合适的地方了。

放出来已是1990年,世道大变,有钱人多起来了。刘建设跟朋友们终日混在一处,糊里糊涂过了一年。

1991年,院子里有户人家失窃3000多元,怀疑来怀疑去最终聚焦到他。“其实冤枉,那单活真不是我做的,可账最后还是算到我头上,谁让我就是干这个的呢?!宣判的时候,没有讲金额。”他温和地、充满理解地说。

这回上山,工作内容改成采茶。经过七八天的培训,劳教人员就可以下地作业了,慢慢加量,最后生产任务稳定在每人每天采25公斤原叶。

刘建设落下腰伤是一次下山拉化肥。他像一头牛一样拖着板车奋力向前,却没留意脚下,被大石重重绊倒,爬起来时,腰已动弹不得。于是因祸得福,从此没有生产任务,专为管教代班看人。他表现很好。

几周后有人带信给他,山下老娘病重。劳教比不得度假,没有请假的先例,可母亲只有一个,吃了一辈子苦,也为自己受了不少人间的白眼,若最后一面不得见,那是大不孝。

刘建设几乎没费什么功夫就逃下山来,直奔母亲病榻。这一冲喜,母亲倒是转危为安,他便也不再去想归队的事了。

那时候A市新出一种赌博机,翻牌比大小,据说摸到做手脚的门道,可以有大来去。刘建设于是天天泡在游戏机房,试了几十把,都是输。

在家闲来无事,依旧偷鸡摸狗,有钱的时候也塞给母亲两个。母亲接了,亦不多问。吸毒的人分几种,一种以祸害家人朋友为主,把整个家掏空;一种专门祸害外面人,但记得拿钱回家,刘建设属于这种;第三种家里家外一视同仁都祸害。

在家待到第三个月,户籍警突然来查,第二天就送他上了山。挨了顿批评教育,刘建设依旧回到二中队。一室人有说有笑,刘建设摆摆外面消息,吹吹牛,俨然英雄。因为腰上有伤,劳动还是免了,他一边代班一边在心里琢磨那翻牌机,起誓下山后要把输掉的钱赢回来。日子过得飞快。

1994年,刘建设第二次劳教获释,这年刚好25岁。他一头钻进游戏机房,把在山上苦思冥想琢磨出来的那套办法用上,果然寻到了机器的死穴。“到底人是活的。”他对我说。我却走神想起《狱中书简》,还有狱中苦读《毛选》之类的故事……那一天,刘建设赢了一万多元。

“请客吃粉吧。”一道打游戏的兄弟们出了点子。

1994年的A市,海洛因是真正时髦货色,刘建设也想试试。他数出2000元,就有人自高奋勇去买,那天在场的七八个人都试了。到2006年5月,其中五个已经死亡,都死于海洛因注射过量。

那段日子已经很遥远了。刘建设只记得几个画面,几个数字。一个是昏暗的游戏机房,说话声、音乐声、枪林弹雨声,等到昏头昏脑出来,口袋里兜里多了些钱,少则七八百,多则一两千。另一个是揣了钱去买货,每天两三百,后来稳定在400多元,结果也是昏昏沉沉。

1996年以后,刘建设每天注射3次,每次2分多。到1998年,每次用量达到半克,最多的时候,一天注射了2克。“人的饭量还有大小呢。”1米8几的大个子很想得通,反正钱如流水,来去飞快。这12年里,他亲手融化、注射到血管的海洛因的总量相当于相亲时送到女方家的那条十多斤重的火腿。

相亲是在1995年。女方是工人家庭出身,人本分,烧得一手好菜,还会裁剪做衣服。虽然知道他上过山,但看中他一身腱子肉,想想跟了这样的男人,在A市这样的地方总不至于吃亏,当年便结了婚。婚后看到刘建设打针,才明白赌错了命,任她劝也好,哭也好,闹也好,扳不动丈夫的道。

娘家人于是出主意让她生孩子。要生小孩,必须戒毒,指望着能够从此戒断。刘建设这边,也有母亲天天在盼抱孙子,有几回还怄出病来。

刘建设孝顺,咬紧牙关硬生生把自己关在屋里十天。生理戒断后,跟着哥哥去北方跑了趟生意,一来一去6个月过去,回到A市便把种子播下。

老婆报告“有了”,他笑了,紧了半年的弦松下来,当天便联系上家拿货。一针下去,又跟老朋友接上了头。

当时赌博机已纷纷撤出游戏机房,一来是公安工商管得紧,二来因为刘建设这类神人多起来,老板总亏钱。刘建设断了财路,便去菜场、公交车上掏皮夹子。他给自己立了一条:不到万不得已,不动老人小孩。运气好的时候,一天下来也能弄到几百千把块。老婆孕期的营养,全在他二指之间。

他的日子,就如此这般在一次注射到下一次注射的循环里淌过去。东奔西颠,劳作奔忙,都在两次之间完成,起点和终点都是海洛因,红尘滚滚向前。

1996年老婆生产那天,他刚打完针就接到家里人从医院打来的报喜电话:“剖腹产,是个男的!”他脚底软绵绵地上街招了出租车往医院赶,药劲还没过去,助产士就把一个蜡烛包塞到他怀里,“8斤3两,大块头啊。”刘建设有点慌,仿佛突然被一束强光罩住,又有点像做梦,总之他说不清楚。十年之后的此刻,他也只会憨憨笑:“哦,心情比较复杂。”

刘建设第三次因盗窃罪被送去劳改是儿子2岁时的事情。一上山,向彝族老乡买毒品,与室友共用注射器。“在上面很自由。”他说,他所在的六中队只有2支管针,百多号人轮流用。伙食依然很差,依然是锅里水烧开,倒入菜叶子,撒把盐。犯人吃不饱,海洛因吸得更凶,以便更有效地忘记食欲。

不同的是,刘建设加入了劳改大队建筑队木工组,他打的家具还不错。这一蹲,又是三年过去。期间只发生了一件大事:离婚。

2001年12月16日,刘建设刑满释放。十天后(12月26日),又因为购买毒品被抓,他被送进戒毒所,这次是半年。


 ● 

基耶斯洛夫斯基在《十诫之第五诫》中,借男主人公、那位心怀悲悯的律师说出:“自从该隐弑弟以来,没有一种惩罚曾让人改过或远离犯罪。”对于刘建设们来说,接受一次又一次惩罚,除了知觉一次比一次更麻木、神经一次比一次更粗壮,没有别的。

在戒毒所里,刘建设平生第一次听说了艾滋病这个名词。2002年3月28日,戒毒所犯人全体抽血参检。29日,全部血样送到B区疾控中心接受HIV抗体检测。戒毒所里开始流传各种说法,其一就是共用针管会在血液中传播一种病,“血液梅毒”。

在这件事情上,刘建设的记性真是好。他清楚地列出这些日期:4月28日,化验结果出来,大家都像在等着宣判。5月20日,B区防疫站的医生到戒毒所找他谈话,正式告知:你感染了艾滋病毒。并把一些传染途径、如何避免再传染给他人的事项一一告诉他,临走留下一本宣传小册子。当天,刘建设把小册子来来回回看了个遍,包括封底上的小字,心里对自己说:“这一生,算是完蛋了。”

2005年5月26日,半年期满,刘建设从戒毒所回家。这一次,他没有买新衣服新鞋子,把自己关在家里,等死。

两三个月过去,他没死。问了医生才知道,从感染到发病,通常还有潜伏期,三年、五年、七年、十年,都没准,看各人造化。他出了门,朋友堆里一问,当年寝室12个人,8个人共用针具,8个人都染上了。他认识的所有的吸毒朋友,十个里有八个都染上了这病,好多人还在吸,因为“终归是一死。”

“还折腾什么呢?不如想吃什么多吃点,想去哪儿耍趁早去。”刘建设又回到从前。

这天中午去买粉,走在路上,迎面碰上前妻,前妻领着儿子。男孩认得父亲,到跟前怯生生叫了声“爸爸”。那一声,叫得他五脏六腑都好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搅了一把。他忽然有了写遗嘱的念头,只是一想死后不会留下多少遗产,有的只是一把浸满海洛因的待焚烧的尸骨,不免心酸起来。他想说点什么,嘴唇上下一碰,叫出儿子的小名。

齐至腰间的儿子也有一双细长的眼睛,带点拙相,像他。将婴儿抱在臂弯里的那种感觉(虽然只有很少的几次)他还记得,皮肤白里透红,带着健康的血色;身体是柔软的,眼睛是纯净的……一下就长这么高了。

“功课还好吧?”

“期中考班上排了第五名。”前妻说。

“好好读书,现在没文化是不行的了……”他弯下腰看着儿子的眼睛,把那句“不要像爸爸一样”咽回去了。这些年,面对母子俩,好多话都被他咽回去了,他忽然觉得自己树桩一样杵在他们面前是有愧的,不对头的,简直就是用自己黑暗的人生连累他们,让他们难堪……这种会面令他慌乱。他想逃离。只有离他们远一点,再远一点,才是爱护他们。

刘建设袋里有一张五十元的纸币,皱巴巴的,角上还被烟灰烫缺了一角,本是去买一小包海洛因的钱。他把手伸进袋里摩挲它,有点犹豫,最后还是拿出来,对折,放进儿子口袋里。他没有看他们的脸,走开了。下一餐的白粉钱,他会另外去谋。

前妻不久嫁到上海,生了个女儿。儿子跟了刘建设,交给父母抚养,功课一直很好。

 ● 

刘建设认识林月是在2005年6月,他又一次强戒归来。此时他知道自己感染HIV已经3年,这个病毒在他身体里不断复制、侵入免疫细胞,或者变异、再侵入免疫细胞。2006年春节后的一次体检告诉他,他的CD4细胞指数只有192,低于200,符合申请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中免费ARV药物的条件,但他没有申请。

“暂时不想吃那个药,手续很麻烦,二来吃上就不能停,要吃一辈子,我可能做不到。我有朋友在吃这个药,说副作用很大。还有朋友跟我讲,免费药没什么大用,进口药才管用,但进口药好贵的,我买不起。就这么耗吧,活过一天算一天。”

那天几个朋友一起吃饭,他挟了菜端着盘子挪到旁边空桌上,林月眉毛一挑:“做啥子么?”

朋友拉她到一边,如此这般一说,林月把眼一瞪:“吃饭又不传染。”坚持要他坐回来。

刘建设给她看自己的手,手上有一道细口子,“伤口传染的,当心一点好。”林月立刻起身,到小饭店对面的药店买来纱布和胶带,三下五除二替他包扎了。

“坐下吃吧。”她声音沙沙的,口气也很硬,却有种说不来的媚惑。大个子心头一热,从此要好,不到三天,便搬到一起住了。

这林月从小在川剧院长大,每天听着昆、高、胡、弹、灯各种声腔,“五袍”、“四柱”、“三记”、“江湖十八本”的本子也听得烂熟[注1]。尤其高腔的唱,好像印在她心里一般。她从高亢、嘹亮、直上云霄的唱腔中,吸收了蜀人的直爽、侠气、火爆,跟苗条娇小的身体揉在一处,酿成一番情致。这样一个热辣辣的女子,遇见钟情的男人,是赴汤蹈火也心甘情愿的。

林月母亲入狱前留下15万元,让她做些小生意维持生计。林月全用在刘建设身上:蛋白粉、氨基酸、补血药,增强免疫力的药,听说什么管用就买什么。大半年过去,钱花得差不多了,两个人却也不愁。

也有人劝林月,跟个艾滋病在一起,多危险。“有什么好怕的,我就觉得他人好。”她不是A市第一个跟艾滋病感染者共同生活的女子,也不是最后一个。许多静脉注射吸毒的女性都跟艾滋病感染者在一起,原因很复杂,大多是由男方供养吸毒,如果男方病了或者出事了,再换一个。陈均医生经常提醒她们与感染者共同生活的一些注意事项,譬如性生活一定要用安全套。“她们是危险的,因为在毒资接不上时,她们也会卖淫。”陈均说。

2006年3月,林月又参加了一次B区疾控中心免费的HIV抗体检测,结果是阴性,表明她跟这个处于发病期的艾滋病人共同生活了9个月,没有被感染。

但刘建设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差,终日里四肢无力,肚子隐隐作痛,心口这一截总是堵着,不停地咳嗽,三天两头感冒。“自己造孽自己受。”他宽宽一笑,依旧是过一天算一天的意思。

从认识林月开始,刘建设说他没有再碰过毒品,他参加了美沙酮替代项目。现在每天喝的量已降到5毫升,他希望更少,2-3毫升,这样依赖性会更小。

“我确实有点后悔。现在他们有时候叫我吃(海洛因),有时候当着我的面注射……这些对我真的一点诱惑力都没有了,我当他们是在吃别的药。”刘建设现在(这是2006年4月末的说法)最快乐的事,是跟林月一起带着儿子去游乐园玩。他希望CD4指数能够上升,自己能多活几年,这样他也许会考虑跟林月结婚。

看病依然是个沉重的负担。在他的念头里,从前那种医疗制度多好啊,人人看得起病,有大家庭的温暖。现在,对于他这种没有单位、没有医保的病人,国家给点儿,自己想办法凑点儿,只能过一天算一天。“经济实在不行的时候,我打算申请免费药物。”

哥哥姐姐帮不上什么忙。哥哥下岗了,嫂子也是,还要养活一个上小学的儿子。哥哥平日里在街上蹬三轮,每月能挣300-400元。刘建设说他已经干不了体力活了,他想做点小生意。

姐姐是读书有用的例证,她在D市的一所大学里教书,有时会接济他一点,但终究远水不救近火,他也不好意思打扰她正常的生活。这个圈子里的人,有本事的人都不会麻烦家人。

冷眼、歧视在他这里,早已不是最要紧的事。“你看不起我,我可以不再接触你嘛。不过,朋友是越来越少了。”

_____________

注1:川剧传统剧目“五袍”指:《青袍记》、《黄袍记》、《白袍记》、《红袍记》、《绿袍记》;“四柱”指:《碰天柱》、《水晶柱》、《炮烙柱》、《五行柱》;“四大本头”指:《琵琶记》、《金印记》、《红梅记》、《投笔记》。1949年后,经过整理,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川剧剧目,如《柳荫记》、《玉簪记》、《彩楼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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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16 08:42 AM | 显示全部楼层

与社会彼此敷衍 |《祭毒》连载25 

2015-09-25 李宗陶 人间theLivings


图 | 关斌斌


A市的大街上很容易就能围起一圈人。夫妻打架的,小商贩抢生意的,不小心踩了一脚导致双方抱作一团的,都能招来闲极无事的看客。起哄喝彩的倒也不多,只是,看看。

陈均这天急急赶路,见一堆人又围住什么看热闹。她透过那些胳膊往里一瞧,圈子当中三个人里有两个她认得:感染者李杰和他的女友谭玺儿,另有一个操北方口音的中年男人。李杰正抓着那男子不肯放手,脸上的刀疤像条蜈蚣在爬。陈均心里有数,没开腔,走了。

几天后遇见,陈均问起那天的事,这对男女一点不瞒她,活灵活现将整个过程又演了一遍。

谭玺儿的父亲是当地一家医院的院长,母亲也在医院工作,她天生皮肤白净,身材匀称,整个人就像一件温润的瓷器,除了脸颊上成片的雀斑――她说那是频繁怀孕、流产刮宫后留下的。

她看人的时候,眼光落在人身上,眼神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她的笑,也是涣散的,懒洋洋的。她懂得收拾自己,走的清爽路子,高兴起来将染得黄黄的头发打成两根辫子,比起街上那些纹了黑眼线、将嘴唇涂成血盆大口的,自是高出一筹来。

谭玺儿原先是幼儿园老师,因为长得标致,总有男人约她出去吃饭玩耍,日子一长,就接触到当时最时髦的“海派”男人。开始,男人们给她海洛因,后来教会她如何用身体去换海洛因。她先后跟的十多个男人,都是瘦高瘦高每天不用吃饭却要打针的。他们都爱她,爱她的姿色、身体,更爱这姿色身体可以换钱。如果一个有钱老板看中她,愿意出一千元买她一夜,这些男人会毫不犹豫地对她说:“去!”

这天,仿佛两件物体做正碰运动,李杰在路上跟外地男人迎面相撞,手机“啪嗒”掉在地上,拣起来一看,外壳摔裂,连电话也拨不通了。37岁的李杰身高超过1米8,精瘦,有明显的肱二头肌,右眼至鼻梁斜斜拉出一道八九公分长的刀疤,面部稍有表情,整张脸便蠕动起来。

李杰把眉一挑,一声“兄弟”,外地男人登时一矮。

“大哥大哥,对不起对不起。”

“废话少说,你看着办吧。”

“我赔我赔,你看……?”

“三千八。”

中年男子露出苦相,上下口袋一摸,“只有一千五。”李杰一把揪住他衣领。

这时候,谭玺儿出场了――

“哎,你怎么欺负外地人呢?”玲珑女子立在两个大男人中间,气场便有些不同。

一边对自己的相好板起面孔,怪他丢了A市人的脸面;一边向外地人软语轻笑,意思是有我给你主持公道。外地男人受宠若惊,好像魂灵一下子从口袋里飞出,全由她摆布。

她将外地男人拉到一边,说:“大哥,你看,我是有心帮你……不过人家手机确实坏了,赔1500块是有点说不过去,你再看看有没有了。”外地男人凑近她说:“还有点儿,你帮着再砍砍价行吗?”

谭玺儿朝他眨眨眼,一扭身,冲李杰笑道:“大哥,人家身上也没多少钱,还出门在外嗄,大家两凑凑吧。”这边帮着中年男人点钱,一五一十,凑足2700元,交到李杰手上。

“算我倒霉,下次走路看着点!”李杰拨开人群,扬长而去。人群中看懂的笑笑,不响。人群随后散了。

“大姐,等等。”中年男子叫住谭玺儿,“真是,多亏你帮忙。这里还有300块,小意思……明天一起喝茶?”谭玺儿接了钱,莞尔一笑:“莫客气哦,明天还是这个时候,这里见。”说罢绝尘而去,留下大块遐想。


  

仔细看,李杰脸上是有恨的。他祖籍石家庄,有北方人的慓悍,也有南方水土养育的细腻,使用海洛因12年在他脸上留下一份呆滞,这三种东西掺在一起,构成了李杰的日常表情。

李杰兄弟三人,他是老大。父亲常年在铁路跑车,一年里总有大半年不在家,爷爷退休后一直在A市,有段时间代为管教兄弟三个,相当严厉。但父母离婚后,爷爷就不再管他们了。母亲为生活奔波,没时间管他们。即使有时间,也管不住三个站起身来脑袋都快接近天花板的男孩子。

李杰贪玩,成绩不好,初中毕业服了兵役,1994年复员回到A市,在A市制药厂当工人。才干半年,企业就解体了。他没有特别的技能,只是长得高大,拳脚过硬,几次三番把人打到去挂急诊,于是被黑道大哥收至麾下,专事收账,没有要不回来的。在A市渐渐树起声名,提起李家老大,道上人人皆知。

A市没有大企业大工厂,却四通八达,风景秀丽,是典型的旅游城市。它也是云、贵、川三省枢纽,不可避免成为毒品中转之地。A市也是座虚荣的小城,跟大城市、跟这个国家也没两样。这里的青年,哪怕家里再穷再破,出门也要打点一身名牌。李杰清楚地记得,1994年街上流行皮装,“凯撒”、“曼哈顿”都要几千元一件。当时街上的盒饭才1块5,普通人家一个月的买菜钱不过四、五百元,但没多久,大街上到处都是穿皮衣的年轻人。A市许多男人最初尝试海洛因只是因为“有钱人才吸毒”,当时买货,卖毒的总要拿眼上上下下扫你一遍,那是在问:“吃得起吗?”

1994年底,李杰跟几个朋友一道去攀枝花讨债,钱讨回来,拿到提成,便想做一回“有钱人”。一道去的人当中有人吸过粉,不知从哪里买回来差不多一克海洛因,众人分两次吸完。从此,李杰上了船。口吸半年,改为静脉注射。

1996年,李杰从外地收账回家,发现两个弟弟正在注射跟他一样的东西。“1994年到1996年,A市没工作的人基本上都沾过。”他对我说。

李杰年轻的时候脸上没有疤,相当英俊,妻子也是当地数得上的美人,两人都在A市第一家夜总会“港风”做事。这家夜总会是外商投资,中方合伙人是某军区司令员的女婿。后台硬实,夜总会便半公开地设了赌场,每天营业16小时。李杰在赌场当经理,也就是看场子,有他在,黑道不敢来捣乱。每月收入五、六千元,没钱的时候,向老板借一两千元也好说。

那是些眼花缭乱、声浪喧天的日子,有人一夜间万金散尽,有人陡然间赢得盆钵皆满,大笑大叫好像疯了。他在旁边看着,心知这些都是骗人的把戏,总有一天要叫你输得精光。人间百态在他眼里都是戏,只有一针扎进血管里才踏实、轻松。

李杰的老婆长得好看,人也能干,生了女儿之后当上了娱乐部的妈咪,手下管着十多个更年轻的小姐。她见过许多大老板,知道有钱人可以过不一样的生活,比如可以躺在浴缸里看表演,比如……她要趁年轻貌美狠狠赚钱,将来好过上富太太的生活。她喜欢金银首饰,花一万多元置一根纯金脚链眼都不眨,她也喜欢把老公打扮得台湾小开一般。李杰知道老婆走得比自己还远,却无可奈何,脸上的戾气厌倦愈发深重。

在一次械斗中,对方的匕首在他脸上划过,鲜血溅了满脸,他也同时劈掉对方的一条手臂。从此照镜子能看到长长一道越过鼻梁的刀疤,心里也不是不怕,谁知道哪天就丢了性命?

夜总会开了才一年,因为公然设赌,被公安查封了。李杰早已厌倦亡命生涯,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在道上混的心越来越淡,于是回家,在菜市场谋了个鱼档,做起水产生意,每天收入六、七十元,他也满足。

但老婆不满足。鱼贩子跟大老板之间相距好几个A市,丈夫如此不求上进,妻子平日里说话就没了好口气。李杰收不住她的心。一个月后,她带着六、七个小妹妹南下广州继续“挣很多钱”去了,跟李杰没办手续地分了手。

李杰满心忿恨,生意也不做了,“你不想好,我也不好。”于是破罐子破摔,重回道上。欺诈勒索,无所不为,对吸毒的女人,尤其心狠手辣。他曾经押着前女友晓玉到她家门口拍门,唤父母出来代还所谓的欠债,其实也是两人合演的一出戏。

每天吸毒大约要花300元,这样的日子他过了十年。期间强戒五、六次,劳教两次:1998年-2000年,2001年-2003年。在山上,吸毒的程度比在外面还厉害,只是注射器不好买,于是共用,他是这样感染了艾滋病。

在一次强戒出来之后,他有整整四个月没碰过海洛因,但很快,因为心里不好过,又吸上了。他找不到别的排遣。戒断四个月,也成了他的个人记录,再也没打破过。

“强戒是有用的,劳教毫无用处,等于把人往火坑里推。我恨公安。”他坐在一床有破洞的凉席上说,头的上方有一只昏黄的白炽灯泡。

在山上,他编在二大队四中队(前十中队),后来认识了一大队六中队的刘建设和刘建军。几上几下,山上满是熟人。干警借他在道上的威慑力来管理其他犯人。他不用劳动,专门做值班的代班长或代组长。他实行“宽管”,班组里没死过人。


  

三年一满又下山来,他在街上摆残棋诱人上钩。遇到谭玺儿,两个人好上了,谭玺儿打了个包就从男友家里搬出来,住进李杰家。二人用的也是老掉牙的联档骗术,却总有人上勾。谭玺儿虽说早已不是从前那个幼儿教师了,虽说也被毒品弄得憔悴而腌臜,但上街骗骗那些见了女人就走不动路的男人绰绰有余。

李杰的家在一幢破旧居民楼的顶楼,与母亲、女儿一起住。老太太平时在家门口的街上看自行车,代儿子每月去领197元的低保,还要管孙女,活得不痛快。媳妇走了之后,家里这几年不断地在换年轻女人,她照看着自行车,偶尔也跟人聊起家里这些“不要脸的女人”。

李杰的女儿出落得亭亭玉立,而且念得进书,每次考试总是班上前三名,还得过A市小学生作文大赛第二名。今年小学毕业,她以总分第三名的成绩考上当地的重点中学五中,9月1号新生注册完回家,她将150元学费交还给父亲:“老师说的,前三名学校不收学费了。”李杰收了钱,很高兴。

如果没有染上艾滋病,李杰不至于有那么多恨。但2004年,李杰查出感染了HIV,CD4是700多。2005年,谭玺儿也查出HIV抗体阳性,CD4是500多。这两个数值,意味着他们身上有艾滋病毒,但免疫系统还没被完全摧毁。

2003年,当他知道市面上有美沙酮可以替代海洛因时,曾经跟另外几十个吸毒感染者联名写信给B区防疫站,要求喝美沙酮。2004年4月,李杰参加了A市第一批美沙酮替代项目,一年多时间,降到每天只需喝5-6毫升。他感觉不错,便到江苏常州做生意去了。但美沙酮犯瘾了,非常折磨,于是坐飞机回来,奔到门诊服药。这才晓得美沙酮终身服用不是唬人的,这才晓得这一辈子都得还这吸毒的债。到2006年4月间,他已经中断过两次,但又都续上了。现在每天中午开着摩托车带着谭玺儿一起去喝美沙酮,两人这一项的开销是每月600元。

李杰很想跟一个虚拟的对象大吵一架。他第一要吵的是设了放牛班的劳教所,让犯人们光有毒品没针具,害他染上了艾滋病;二要吵的是看病那么贵,他没有医保,低保只是种安慰性质的补贴,没有实际用处;三是美沙酮的价格,“凭什么西昌市只要5元钱,而A市要定10元?”美沙酮价格减半的呼声在A市也叫了两年,依然没有动静。

(后来了解到,因为西昌的毒品价格比其它地区便宜很多,如果美沙酮每天定价10元,对吸毒者没有吸引力。而在A市和其它国家试点的美沙酮门诊有变相的半价优惠,条件是必须坚持满一年,很多人做不到。)

“还让不让人吃饭了?”李杰总觉得自己的得失是火烧眉毛的,因而他所有的要求都是合情合理的。

对于中英项目中止了有段时间发过的艾滋病感染者每月500元药费补贴,他也很有意见。虽然中止的原因是因为其中有人弄虚作假,并且当着出纳的面变戏法,用假钞讹诈。他认为:“不能因为个别人,把大家都取消。”

人间的艰难困苦落到他这里,都是急急的一口怨气,除了拳头、匕首和海洛因(前两样用来伤别人,后一样用来伤自己),他没有别的化解办法。

“除了父母,谁还会来管我们?政府只管那些不染病的、不吸毒的、遵纪守法的公民,我们不是。”他本来也是一个体重70公斤的公民,不小心就变成一个携带艾滋病毒的吸毒者,体重降至55公斤。这个社会渐渐与他有了距离,彼此都在敷衍。他觉得前途黯淡,多忧无益:“我能一天天生活好就行了,多活一天是一天。”

但邻居们却看他不顺眼,常有人跟社区干部反映:“领着低保,养着小狗,天天摩(摩托车)进摩出,见一个坑一个。”

十年来,几十个吸毒朋友陆续死去,可以来往的也都是合着伙儿想弄钱的,正经可以坐下来一起喝酒吹牛的知心朋友,几乎找不到了。

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毒之后,李杰不再跟任何人来往,他不想影响别人,只求多活两年。别人嫌弃的眼神或者话语,在他看来也是合情理的――如果他没得而别人得了,他一样会歧视那个人。这一套人之常情,从他出生之日起渐渐融进来,他并不自觉,只是在自己受到伤害时才觉悟到它的不合理,但已无力推翻。其实,从查出HIV阳性那天起,他自己先把自己给歧视了。

有一天,他开着摩托车跟另一辆相撞,两人的车都有碰伤,那人过来想要动手,他说:“注意点,我带病的。”那汉子望着他手臂上的血迹愣了愣,立刻上车一溜烟开跑了。

李杰也上过当地报纸的社会新闻版。那是2005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B区疾控中心在海棠广场搞活动。医生站一列,艾滋病感染者站一列。不知怎么,他站到医务工作者那队里,记者给白医天使照相,带上了他半张脸,照片上了报纸,底下一行说明:医务工作者在世界艾滋病日献爱心。这下,事情来了。

“那几天,整条街的人都来问我。”李杰告诉我,他当时本来还有一份送水的工作,就因为这半张脸丢掉了饭碗。

陈均却说,事情不是他讲的那样。报纸选登的照片,本意是颂扬医务工作者,并没打算拍感染者,却带进他半张脸,原因跟他自己站队有关――广场上,他也许不好意思站到感染者队列中去,往医生队列靠拢。按常理,一般人看到这张照片及底下的说明,会认为上面全是医生,但他偏说自己是艾滋病感染者,报社侵犯了他的肖像权。

他横下一条心要跟报社打官司,却没有律师肯接。他去报社论理,报社人问他,丢了的送水工作,一月能挣多少钱。他说,500元。报社人说,付你这个月的500元,然后在这个月里再去找份工作可好?李杰想了想,答应了。

后来,李杰的一位邻居告诉我:“上报之前,我们就知道他有这病。啊,他倒是送过几天水,老板知道他有病,马上开除了。就是不开除,他也做不长,他哪里是送水的人哟!”

李杰也有受委屈的时候。盛夏八月,他发了十一天高烧,想进当地最大的一家医院治疗,医生说没有床位。他到病房转了一圈,看见有床,回过头来央求医生:“我出钱还不行吗?”谭玺儿说,一位小医生听说“肯付钱”,有点松口的意思,另一位年纪大些的医生还是咬定床位已经全部订出。李杰只能去私人诊所输液吃药,都不见好,最后吸了一点海洛因,烧退了。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医院不肯收你?”

“我一进去就打招呼,我是艾滋病感染者。”

他慢慢意识到死亡在逼近。他的身体大不如前,拳脚也不如当年,这几年又渐渐信起鬼神来。他害怕上了天堂(他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或者下了地狱之后,会有管事的找他算总账,所以这几年不再搜身抢钱,不亲手打人,刀子轻易也不摸出来,只是诈钱。

但那天,他又动了兵器,跟谭玺儿原先的男人范广平狠狠打了一架,两人汗衫上都是血。范广平也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二人倒是少些顾忌,可以放开手脚打。这场战斗因情变而起,似乎是在李杰生病的时候,谭玺儿又搬回了范广平的住处。女人想搬回来时,他当然摔门给脸色瞧,谭玺儿一时想不开,到河边用刀子捅了肚子,肠子流出来,被人送到医院。第二天,当地晚报的社会新闻版上有了一块豆腐干:《一女子在河边剖腹自杀未遂》。

陈均赶到医院,见了雪白肚皮上蒙了一块大纱布的谭玺儿。玺儿眼泪汪汪,人也瘦了一圈。陈均只好打电话给李杰,让他来收拾残局。李杰来了,二人于是和好,玺儿当晚出院。他俩没交住院费,是趁夜里溜出医院的。

这一年间,我听到过几次陈均的叹气:“他们的事情真是不少,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10月2日,穿过摊着上百斤小龙虾的底楼,爬上白天也黑黢黢的七层楼,加快脚步避开六楼那条凶恶的大狗,我第二次踏进李杰家。谭玺儿抱着一条名叫“喜喜”的狗,正伺候它吃饭喝水,她四五双样式时髦的皮靴摆在门口。

她扎着两根辫子,穿一套白底翠绿烂花的睡衣,腕上一只碧绿的玉镯,手指上一只同色玉戒,脚趾上的红色指甲油褪了一半颜色,人比三个月前瘦了一圈。她掀开上衣,白白的肚皮上一道长疤,蜈蚣一样。一抬手腕,又露出上面左一道右一道的刀痕。都是想不开时候的作为。

“它每天要吃好几块钱呢。”李杰说狗,接着一如继往抱怨他的低保太少、美沙酮太贵、以及种种不公――除了陈医生,这个社会都是欠了他的。

他跟玺儿都想再做一次血液化验,看看CD4细胞的水平。如果真到了吃药的阶段,是否申请国家免费的抗病毒药物,他们也还心存疑虑,因为感染者人中间有人(譬如毛向阳)到处在说:“免费吃药?是不是拿我们做试验?”陈均不得不从头解释,从鸡尾酒疗法到耐药性到中国加入WTO对抗病毒药生产的影响,包括国家抗艾经费的十几亿元并不是全给了A市,也不是做个除法,平摊到每个感染者头上。

李杰关心与他有关的科学进展:“我看到报上说,好像艾滋病预防针做出来了。”我说,“你说的是艾滋病疫苗吧,现在全世界还没有研制成功一株,科学家说,至少还要50年。你看到的可能是在广西进行的一期人体安全性试验,全世界只有两株疫苗做到第三期试验,其中一株已经失败了。而且,即使现在科学家在攻克的艾滋病疫苗问世了,也只是治疗性的,并不能预防艾滋病,跟种牛痘不是一回事。”李杰微张着嘴听,玺儿抱着喜儿挨着他坐在大椅子的扶手上听,末了二人都“哦”一声,有些替科学家惋惜的意思。

我问:“你们觉得美沙酮真的管用吗?”

玺儿抱着狗儿慢悠悠来回走着说:“有用,对我真的有用。我真是太佩服这个发明美沙酮的人了!”

“如果有一天,艾滋病疫苗研究出来,想试试对人有没有用,要在你们身上作试验,你们愿意吗?”

“这个要看情况,如果对我们身体没有伤害的话,可以考虑。”

从李杰家出来,在小街上走了没几步,就看见一个穿橙色T恤的男人抱着一个黑皮包像兔子一样跑过去了。两个刚打了晚饭的超市女职员呆呆站在路边说了声:“抢包包!”后面又过来一个男人,招呼一声“陈医生”,也晃过去了。陈医生没有应他,也没有表情。这是两个在喝美沙酮的吸毒者,一个抢劫,一个垫后。“十•一”黄金周也是他们找钱的黄金周,只是不知哪里来的游客又要去补办身份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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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阴沟里跋涉 |《祭毒》连载26 

2015-09-28 李宗陶 人间theLivings


图 | 关斌斌


里人街是条老街,有几段还是泥地,晚上也没有路灯,市政建设的推土机还没来得及开到这里。

初春的街边,青草嫩芽随随便便从泥里冒出来,无人理睬,也长得兴高采烈。草狗在水泥砌的垃圾站里刨食,一队鸭子摇摆着经过,有仪式感。一场雨刚刚下过,路上满是一个一个汪着水的泥窝,整条街兜底泛起土香。

下午临近傍晚,一直坐在竹椅子上剥毛豆的老妇人掸一掸膝上的豆壳,站起身来回屋拿家什,一眨眼功夫,支起卖零碎吃食的小摊子。隔壁的隔壁,另一家炸小土豆的油锅也已经滋滋作响。等到街上中学的门大开,学生们像开闸泄洪,灰扑扑的老街便有了一日里人气最旺的时辰。

阿琦兄弟四人住在里人街,他排行老三。祖上传下来300多平米的老房子,哥哥辟出前半部开了个杂货茶店,一边是日用副食小商店,一边是茶馆,摆了几张油腻腻的牌桌,泡杯茶,也是5角钱。兄弟四个在后院每人占据一间大屋作卧室兼起居室,厨房和厕所是共用的,加上女人和孩子,一大家子倒也热气腾腾。

阿琦今年35岁,吸食海洛因13年。他的脸有点短,抄下巴,皮色泛青,眼睛还有点暴,但都不及他的瘦来得触目。他的两腮像是被人狠狠地掘了一下,颧骨支起脸皮在两颊形成凹地,又因为下颌骨突出,整个面孔呈现出一个四方形来。而在他每天去美沙酮门诊必须出示的社区医疗卡的照片上,小伙子圆脸、白净,与现在的他根本是两个人。

他那间大屋里有两样主要的家具,一件是两面靠墙的大床,一件是进门处带面镜子的衣橱,它们大致概括了这间屋子的主要功能:进门睡觉;换件衣裳、照照镜子,出门。

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床头的小桌上放着一叠齐整的《华西都市报》和《参考消息》,是阿琦订的,他喜欢挑选一些跟军事有关的内容来看。他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个解放军战士。

他端出把竹椅子让我坐,自己却一直蹲着。“你也坐啊。”我说。“蹲着舒服。”他说,吸毒的人腰背时常酸痛,平时都不爱坐,爱蹲着扒饭,蹲着聊天。


● ● 

回想起来,大概要怪那2分。就差2分,阿琦没有考上重点高中(市一中),进了家门口的三中。三中学风差,调皮捣蛋的天天在那里集合生事,老师们是一点办法没有。阿琦的两个哥哥是读完了初中的,但他念完初一就不想再读书了,赶上经济搞活的年代,他急急要去做生意了,那一年,他刚满14岁。“我弟弟上完小学四年级就缀学了,也许跟我的榜样有关系。”阿琦的弟弟这时从外面回来,领着个很瘦的女孩子,在门口站了会儿,相貌堂堂,但眼神很浅。

阿琦的妈在农贸市场批发水果,当时做这生意的外地人多,本地人很少。阿琦跟他的一班小兄弟当时都不过十五、六岁年纪,却有本领强买众贩子长途趸来的货,出价比一般市场价低一截,很快垄断了整个水果市场,于是发了财,赚了一百多万,“当时家里现金就有四、五十万。”阿琦说。

1991-1992年间,A市出现二氢片(含兴奋剂),是那些闯云南的女孩带回来的。阿琦试过,确实兴奋。后来从朋友弟弟掌管的医药公司可以买到这种紧俏货,精装的每瓶200元,有1000片。

1993年,阿琦遇到了海洛因。跟这城里一般的市民甚至警察一样,他不知道这东西的厉害。第一次是夏天,晚上在哥们家,就在隔壁,一班小兄弟喝了啤酒,有人拿粉出来让大家试试。口吸,抽了三、四口,他没有呕吐,只是脑袋有点发胀,就回家睡觉去了。第二天,他又去了。这回是哥们请客,250元买了1/3克,也没啥感觉。朋友说的飘飘欲仙到底在哪里呢?从此常去。邻居大他1岁,1995年注射大动脉时,爆了。

阿琦口吸了7年,2000年才改的静脉注射,所以对口吸很有记忆,“呐,快餐碗面的纸做烟管最好了。用烟管吸,配上水果、矿泉水。吃过那东西,吃点甜食很舒服,真是享受来的。”当年B区,他知道的吸食者大约百把人,都是有钱的。“当时不吃海洛因就不是大款,不是道上混的。”

阿琦在A市搞装修比较早,1993-1995年,他用钱办成了户口农转非,在装饰公司跑采购,80%的材料都经他手,在那个年产值300万元的公司里,他当时的月收入达到2万元。当时他有个女朋友,两人一起吸,每天1克多,大约三、四百元。女友后来据说戒掉了,现在做点儿小生意。

到了1996年,阿琦的家底基本空了,他开始贩毒。1996年底,他到了福建靖江,由开餐馆的老乡介绍认识了一个贩毒的东北人。东北人自己不吸,出给他的货大约每克280-290元,他分装成小包,每克转手可以卖到700-800元,这当中的差额,可以应付自己每天吸毒的开销,还略有盈余,这就是“以贩养吸”。他的买家是十多个从A市到靖江做皮肉生意的小姐,其中B区有1个,这女的现在还在吸。

做一名毒贩,好比做一只蜘蛛,要编好两根线一张网,一根线通上家,一根线连下家。上家一般单线联系,下家要密密织网,不要心急,要稳,要狠。许多人的第一口海洛因是毒贩送的,而终有倒转头来赊账的一天。很少听说有吸毒者因为憣然醒悟,记恨领其入门者的事,常见的是在一段时期的供求关系中结下友谊,过一阵又翻脸的――多半是供求链上海洛因的质量出了问题。

1997年3月18日,阿琦在福建靖江市被抓,当时身上搜出6克海洛因,因贩毒罪被判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是贵州人‘掉了我的线’(行话,指出卖)。他跟我回家拿过五六次货,被抓后供了我,那天,带着泉州的刑警队来的。”他在看守所呆了六七个月,在少管所成年犯大队呆了近2年。

刚进监狱,1998年春节就到了。狱友的老婆来探视,带进2克海洛因。后勤送饭的是狱友的老乡,托他用代金券买几包烟,好说。有烟就有锡箔纸,打火机可以向狱警借,抽烟是允许的。二人佯装打了一架,一道关了禁闭。禁闭15天,两人吸了14天,用阿琦的话说:“有时间,有地点,还不用出工。”

这是阿琦第一次坐牢,出来已是1999年年底。那天晚上9点多,离他走到大街上不到一小时,他已经找到上家。川菜馆的老乡还在,一起租房住的湖南人还在,海洛因就找到了。他深深稳稳地吸了四口,感觉像老友重逢、亲人团聚,真是美妙。24小时后,他犯了心瘾,极慌,好像整颗心都被掏空,非得找点什么填上才行。

一起合租房的是一对湖南夫妇,两人在靖江打工,手里有几千块钱,妻子并不知道丈夫沾了毒。阿琦就做他的买卖。他从上家手里拿货,300元1克,卖给中间人老乡100元1克,卖给湖南人500元1克。一个多月过去,湖南人的积蓄全没了,老婆追问之下,湖南人说了实情。第二天,夫妇二人就搬走了。湖南人搬走半年后,阿琦才知道,上家卖给他的货也是涨了一倍的,上家拿货的价,每克是140-150元。

福建管得越来越紧,阿琦觉得混不下去,2000年9月26日,他回到A市。父亲家住龙鸣街,他放下行李,就回里人街老屋找邻居,一个吸毒的女孩(2005年死于注射过量)。他还是像一只蜘蛛,只是把织网的地点从靖江市改到了A市。

2001年春节过后,阿琦改口吸为静脉注射。自愿戒毒无数次,强制戒毒2次,跟他的朋友们一样,阿琦打秋千一样进进出出。2001年4月4日,他被B区公安分局抓获,因为分局在一条叫桂花巷的小街上,大家都管关押犯人的楼叫“桂花楼”。3个月后,他被释放,才知是母亲交了4000元保他出来。那4000元,是父亲“一刀切”的退休金。

在当时,这是一种类似于“罚款”的含糊收费。从5000元开始叫价,没有?那么4000元。还是没有?3000元、2000元、甚至1000元都可以,有多少,罚多少。当然,有些家里早就空了的,不交也行,多呆三个月。这笔公安的收入,至今已无据可查,只有一些吸毒者还记得自己被罚过款,而警察也不否认当年的情形,但语气一转,“现在很规范了。”

2002年,阿琦涉嫌抢劫。那是一次令人懊恼的抢劫。晃了一个下午,他跟两个小兄弟都没找到钱,针没打,饭也没吃。三人一商量,想去建筑工地上碰碰运气,看有没有钢条水泥之类可以偷运出来卖钱。从城里一路摸到工地,路是越来越坑洼不平,开过一辆卡车便尘土四起,三个人觉得腰背酸痛,不免焦躁起来。

前面走来四个民工,嘻嘻哈哈,好像是要去吃晚饭的样子。阿琦跟同伴交换了眼色,意见一致:“上。”两个兄弟立时扑过去,阿琦垫后。民工有经验,知道碰上大盗了,主动亮出口袋给他们搜。前三个浑身上下没有搜出一毛钱,第四个裤兜里发现20元。阿琦觉得心烦,都懒得上前交手,他的肚子开始怪叫,想想一天没吃东西了,见路边有家小店,便蹩进店里买了只面包,蹲在路边啃起来。一阵怪风吹过,刮进一嘴的细沙子,他一口吐出沙子面包,骂了声娘。一抬眼,一辆警车停在面前,下来两个警察,请三位上车。原来是民工中一人偷偷用小灵通报了警。阿琦三人被关进看所,每人罚款5000,一分都不能少。阿琦申辩说,“我没有抢啊,我在吃面包。”警察看他一眼,冷冷道:“辛苦!跑那么远吃只面包。”

阿琦在看守所里关了两个多月,照样有毒品可注射,是一起关着的傅小刚的老婆偷偷送进来的。阿琦扎完针,给里人街开茶馆的大哥打电话,让他想办法凑钱救人。大哥凑足5000元,交到警察局,递上一支烟,自己也抽一支,听几句思想教育的话,光点头,不说话。又过十多天,阿琦回家了。


● ● 

2003年1月10日,阿琦被彭山路派出所抓获。他去父亲所在工厂的职工宿舍转了一圈,厂保卫科就向派出所报了案,因为有人失窃。警察对阿琦进行尿检,阳性。于是,不管这案子是不是他做的,送去强戒肯定没错。1月12日,阿琦进了乌木庄戒毒所,一签半年,强戒费交了一个月的,1000元。

初犯3个月,重犯6个月,戒毒费每月千元,很少有人交齐的。戒毒警说,办戒毒所,上面不拨钱,收支只能自己平衡。大约有95%的人不交钱,他们每天的伙食相当于白给,当然很差:清早一碗稀饭,一个馒头;余下两餐各有一份二、三两的米饭,外加一瓢漂浮几片菜叶的汤,犯人们称之为“玻璃汤”。即使如此,一个多月后,他们都比进来时白胖。如果交了戒毒费,就能跟戒毒警吃一样的伙食。我看到的一顿晚餐里有肉末粉条之类,盛在一个塑料饭盆内,从寢室门的下方递进去,那里开有一个小洞。

阿琦进去的头三天,见习分猪毛的手法。那是挺简单的活儿,将一堆猪毛中的黑白二色区分开来。他摆出一个手势演示:三个手指头按住毛,另二个指头管剔,飞快起来,像在拨弄乐器。他听说这些猪毛用来制刷,专供部队擦炮。一周后,他有了生产任务,开始每天处理6斤猪毛,以后逐渐加量,十几斤,最后每天二十斤。每天早晨6点起床,早饭后出工,晚上常常加班,做到夜里12点或者凌晨1点。吃饭的时间很短,他说,那块泡在汤里的饭是从喉咙里倒下去的。

从第二个月开始,阿琦热切盼望吃肉。室友们都在传,听说每周三、周六,没交钱的人也能吃上肉,他于是盼望周三和周六到来。可是周三没有,周六也没有。他不怪家里人没往他的账户上打钱,反正国家总能给口饭吃,不至于饿死他。他只是很累,很累。他想吃肉。他想注射海洛因。此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了HIV病毒。

如果拒绝参加劳动,或者打架、自杀,都得上刑床躺着,那滋味不好过。阿琦不傻,他服从,盼望着6个月过去,而出去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朋友打电话,找它。到哪里去买,怎样稀释,怎样用注射器吸满,寻找哪一根静脉扎进去,迎接怎样的昏迷,他无数遍在心里想过,那滋味,已经深深锲在他大脑皮层的沟回之间,抹也抹不掉。

2003年5月,B区疾控中心到乌木庄抽血检测。几天后,通知阿琦复查。阿琦心里格登一下,他想,一定是有病了。阿琦的朋友傅小刚,那个2002年一道去抢动民工的小子,4月跟他老婆都查出有艾滋病。他跟小刚2002年进了看守所,一起注射的2个多月里,每天用同一支注射器。

复检确认后,往事一桩桩一件件浮起来。因为它,他失去的东西太多了。百万家产,相处8年的初恋女友――人家已经结婚生子,日子安稳。2001年,女友的父母知道了隐情,一定要他保证在半年内戒掉,否则这门亲事是断然不能答应的。“半年?”阿琦对我说,“我一个星期都熬不过来。”他本想说服二老跟他们的女儿结婚,不要孩子,怎么说得通。

那些零星贩毒成天提心吊胆被抓的日子里,总附带着邻居们的嫌恶眼神――谁家的孩子到他们家的茶馆哪怕呆上一小会儿,都会被大人骂得要死。还有那些莫名其妙的溃烂,那些莫名其妙的病痛。

“有段时间,得了忧虑病似的,很多吸毒的人都有忧郁症。话少了,朋友圈子越来越小……有时想想,一针下去,报销算了。”阿琦对我笑笑。

得了艾滋病之后,阿琦依然零星贩毒,但做了警方的线人。也就是说,警方默许他的存在,以便在需要完成指标的日子里从他那里得到线索,然后堵在贩小包的家门口,出来一个抓一个,人赃俱获。更重要的是,他还可以供出上家,在警方需要以缴获毒品的数量来表明成绩时,逮到数十甚至上百克的大毒贩。他得到的好处是,一段时间里,警察会放他一马,“没有线人,警察破案的机会很小。”

依照法律,贩毒50克就可以判死刑,而他的上家们,那些贩了70克的、100克的,包括去年一宗150克的,都没死。他听说的最大的一宗,是一个贩了300克的贩子,最后判了无期。“虾有虾道,蟹有蟹道,各有保命的诀窍。要是真执行,该死好多人呢。”阿琦说。

“我们这种人,很难回到正常生活了。十几年下来,我所有的朋友里真正戒断的只有一个,还有三、四个吃得很少,其他都在吃,心瘾难戒。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我弟弟。他不吸毒,但现在跟一个吸毒女同居,我就怕他被拉下水,一直劝他不要跟那女的来往,可这事我管不了。前一阵我发现他脸色特别差,就问陈医生要了两块尿检板,回来偷偷一测,阴性。可不能保证他以后不吸。我最担心的是我这个弟弟。”

“有人真心帮过你吗?”我问。

“有,我家里人,还有我过去的女朋友。我们现在常通电话,想想从前很多事情。”

“现在有什么事能让你开心吗?”

“开心,也有,就是找到一个好的上家。”

“以后你还是会把朋友提供给警方?”

“对。可是没有办法。”

“你怪别人吗?”

“也没谁好怪,要怪就怪自己好奇心重。我爷爷奶奶没死的时候,怪这个社会。他们说,解放时把鸦片都清除干净了,怎么改革开放又把海洛因放进来了。我说,你们懂什么。”

他目前的CD4[注1]是430。2004年4月20日起,阿琦开始服用美沙酮,他坚持了两年,每天去通江喝上一小杯,同时继续偷吸,他不想跟自己搏斗。

正说着话,谢燕领着一个女孩进门来。

谢燕原是新大桥一条街上的坐台小姐,女孩是她的小姊妹,叫芳芳。早些年生意兴旺时,新大桥一带有二三十家这样的店,是不合法但公开的红灯区。生意不景气,现在有点滑坡,尚存十几家。没有店招,没有洗头按摩桑拿之类的假名目,有些学了国外红灯区的作法,只挂“小芳”之类的花名,夜里用霓虹灯勾出来。走进店里,明明白白就是一排小姐坐着,抽烟聊天打哈欠,都会拿眼剜人。老板通常在客人一进门就能掂出各是什么来路,做生意的、公务员、出差来打牙祭的,八九不离十。均价五十元,看中就带走,不用废话。这是比“站桩鸡”(路边拉客)略高一点,比宾馆按摩小姐档次低一些的性服务。

谢燕是在一次犯大瘾后认识的阿琦。那回她两天没打针了,身上也没钱,灰着脸找到阿琦家,问他能不能赊50元的药。阿琦看她怪可怜的,就给了一小包粉,后来只当没有这回事。谢燕却记得他了,从此常来拿货,还记得还50元,阿琦却没有要。一来二去,两人住到一处。谢燕在床头贴了一张倒着的“福”,靠墙一侧还有张房产广告的POST,上面有一朵巨大的牡丹花,她忘了是从哪儿拣回来的。再往高,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枚大铁钉,挂着只拳头大的毛绒绒的玩具,蒙着厚厚的灰,辨不出是个什么小动物。

阿琦的家现在是谢燕的家,阿琦的床现在就是她的床,因此也是她小姊妹的床,也是阿琦的男朋友们的床。这天晚上,阿琦、谢燕、芳芳三人同床。对于吸毒者,一男数女、一女数男、或者一群男女同床而眠(只要床足够大),是很自然的事情。

谢燕披着齐肩的长发,长得小巧玲珑,体重不到40公斤,衣服都似童装号码,但都是黑色,并用束胸勾出壮烈的乳沟来。她整个身体,发散出一种低劣的性感。

她的脸,绝不是一个29岁女人的脸。跟阿琦的脸一样,也似一具蒙了皮的人类头骨。吸毒8年,卖淫8年,让这张脸阴暗晦涩,刻满风霜,重重纹下的眼线和眉,愈发令人不敢细看。她的声音,即使在平静的时候,也发出喑哑的嘶声。

谢燕跟芳芳刚从瘸子家出来。瘸子家是这一带比较热闹的出货点,因为阿琦晚上跟我们聊天,不方便出货,打电话让谢燕下班后自己找食去。瘸子本来不瘸,多年前在一场斗殴中被打残了腿,后来就一直架着双拐,一摆一摆到大曲口露天茶室对眼神,兜生意。他的货成色还好,价格也公道,而且提供针管和床铺,最适合那些来不及出门就需要注射的。谢燕她们去的时候,已经有三男二女倒在床上,都认得,两个男的已经昏睡过去,外裤褪到大腿中部,腹股沟上插着针管,另一个倚在床架上,裤子也是褪了一半,一只手在推针管里的液体,一面腾出只手来胡乱把玩身边悬着的四只乳房。两个女的却是一丝不挂,夹在三个男人当中,有一个两腿之间夹着一团卫生纸已经睡着。男的朝她们笑笑,芳芳拍拍他的瘦脸,算是打招呼。

谢燕的老板叫王胖,养着7个女孩,都吸毒。一个打针死了,两个被抓,剩下谢燕她们四个给他撑台面。风头紧时,公安也抓他的姑娘,只是不会抓他,谢燕一撇嘴:“王胖跟派出所关系好着呢。”

王胖离不开姑娘们,姑娘们也离不开他,都是因为海洛因。姑娘们还在社会上混的时候,常常因为吸毒被警察抓,王胖有路子,花点钱就能保她们出来。姑娘们欠了她的人情,就在他店里上起班来。50元接一次客,交给王胖20元,自己得30元,几个小姊妹一起租房,一起买粉来吸,或者注射。

王胖的店交给老婆和弟弟管,自己并不出面。每晚开工前,店里供应一顿晚饭,饭后给半小时,让姑娘们上楼各自打针,但半小时后一定要坐在楼下供客人挑选。平日里,王胖也借钱给姑娘们买药,但放高利贷。每个人都欠他钱,欠得越多,越难脱身。谢燕欠过700多元,一直在还,还了两年多才还清。

每天最少接七八个嫖客,平均十多个,最多一天她跟29个男人性交,她灰白色的肉体,仿佛在阴沟里跋涉。来例假的日子偶尔也要上班,大多时候在例假第三天起开始工作,否则没有钱买毒。时间一长,这些姑娘都是私人小诊所或医院皮肤科、妇科的常客。早些年,很难说服客人用安全套,谢燕总是每两天吃一次事后避孕药,时间长了,乱了生理周期,于是怀孕,于是流产,到25岁时,她已做过7次人工流产。

2002年6月,谢燕开始觉得小腹隐隐作痛,去了一家正经医院,诊断结果是卵巢囊肿,得动手术。2002年7月15日,手术由妇科医生主刀,医生在她小腹留下一道长疤,住院88天。可大半年过去,伤口总是流脓却不结痂。谢燕当时忙着接客,顾不上理会,王胖也不容她理会。她常在刀疤上覆上厚厚的纱布,再贴上胶布,客人见了也有问起,她只说自己是生过孩子的,有刀疤,难看。半天下来,纱布就被脓水浸透,得把胶布撕下来,再换一层新鲜纱布,然后继续仰面躺下,她的器官,不妨碍使用。

直到阿琦看到她流脓的肚皮。阿琦皱皱眉头:“怎么这样?不要再去了。”

谢燕寻到医院,拍片一查,医生告诉她,囊肿没有切除干净,已经再生,而且发现,那位主刀医生将她两侧的输卵管都切除了。医院答应免费为她动第二次手术。

2004年,这家医院的外科医生沿着那道总不愈合的伤口第二次打开她的盆腔,抽出脓水,切除囊肿,让伤口慢慢愈合。直到2005年中,伤口总算扭着拧着痛苦万状地闭合了。谢燕被小姊妹们一撺掇,才想起要打官司。律师有胜诉把握,接了这案子,索赔标的是37万元。谢燕说,赌一把。

2006年1月25日,一审败诉。谢燕的律师认为她应该上诉。2006年4月末我见到她时,她正忙着这摊事,新大桥的班,已经不去上了。

________

(注1: T细胞是白血球细胞,在免疫系统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人体内有二种主要的T细胞,一种是CD4细胞,另一种是CD8细胞,CD4是最重要的免疫细胞。当一个人被艾滋病毒HIV感染时,病毒会不断复制,附着在CD4细胞上,进入并感染它。虽然免疫系统会再制造出新的免疫细胞,但仍然不能避免被艾滋病毒感染。感染者一旦失去了大量CD4细胞,就可能出现严重的机会性感染疾病。正常人的CD4指数大约为700/muL-1500/muL,现在全世界通行的标准是,CD4低于200/muL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被认为处于发病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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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16 08:42 AM | 显示全部楼层

19岁的“二奶” |《祭毒》连载27 

2015-09-29 李宗陶 人间theLivings


图 | 关斌斌


A市疾控中心有个浓眉大眼的“小姐联络员”,姓何,小伙子今年25岁。他的前任,一个四十刚出头的精壮汉子,据说在一次向小姐们宣讲安全套使用的教育活动中遭听众袭胸,并被拔掉一撮胸毛(该是夏天吧)。壮汉第二天找到领导,说自己不胜任目前的工作,请求换岗。第二天,小何走马上任了。

每天夜幕低垂,就是小何上班的时间。他去的那些地方,在阴暗深处。好看的,微微好看的年轻女人都被成片似缕的织物包裹,身上的苦难比浪荡多。跟她们打交道,是对一个成年人判断力和记忆力的考验。

“每次见他们,情况都会很不一样,你要慢慢去体会。”小何告诉我,通常,吸毒又卖淫的女子大多要编几个版本的身世,什么情况下用哪个版本,一番察言观色,自有调度。问题是,客人大多数不会再见面了,说过便忘也就罢了,但小何常常跟她们见面,往往上回说的“父母双亡”这回变成“爸是厂长妈是老师”。她们几乎天天都在撒谎,不过是遮掩、保护、博得同情,多赚些小费罢了。好在多数客人并不当真。

小姐们开始都漠然,混熟了便有声有色。有一回小何上门宣传预防艾滋病知识,推广安全套使用,有两个胆大的一伸胳膊搭上肩来,“喂,试一下质量嘛。”

“她们愿意那样活着。”小何觉得大多数年轻女子是贪图享乐才走上那条道的,相比之下,他同情那些因为家里穷想快速脱贫的农村来的姑娘,但当她们不小心染上毒瘾之后,她们便脱贫无望了。她们的性是工具,为了毒资更是救急式的。为了50元一包粉,20岁出头的女孩可以委身50多岁的半老头。农民出租房只需10元/小时,随时可以交易,这钱由嫖客出。

“每天下班,就想快点把这些忘掉。”小何对我说。

小何家访过年老色衰的“站桩鸡”,回去一晚上没睡好。那是一个50多岁的女人,在农民出租房旁边搭了一个矮棚,他躬身进去时,被煤球炉子的烟味呛出了眼泪,然后看清桌上放着一碗咸菜和半个风干的馒头。一块搭在砖垛上的木板算是床,上面铺了些肮脏的褥子,是她工作的地方,每次5块钱甚至更低的价格成交……这世上的悲惨故事真是不少,他只是因为职业的缘故碰上了。如果不是念了卫校,进了疾控中心,又碰上艾滋病流行的年代,这个平日里塞着MP3耳机走在街上的大男孩,也许永远不会跟她们遇上。


●  

“沈瑜。”女警冲B区叫了一嗓子。

“哎。”脆生生一声答应,一个身量高挑的短发女子端起小板凳利利索索从一堆黄马甲中立起身来。鹅蛋形的脸,眼睛会说话,睫毛如漆,腿长腰细,没有任何修饰,也让人眼前一亮。这是B区女性吸毒者当中有名的美人之一,今年27岁。

当天晚上,我在路边一家麻辣烫店见到了沈瑜的母亲,一个五十岁刚出头的妇人,挽个髻,玫瑰红烂花衬衣将身子包裹得很圆,正麻利地招呼客人,调油碟,数签子结帐。麻辣烫店是沈瑜舅舅开的,母亲帮忙打工,每月可得500元。7年前,当沈瑜被包养在S市时,她陪着女儿住过豪宅,见过那个年纪跟她差不多大的香港富商。

“我看他蛮斯文的,书生样子,也不显老,看上去至多也就40多的样子。”

“唉,她这辈子花过的钱哦……那些家俱,都是欧洲式样的,一张床,一张梳妆台,都要好几千块呢……后来交不起物业管理费,房门被封了,东西都拿不出来。她是有钱的时候不当钱用,一只手表2万多,去蹦迪,弄丢了。”

“在S市的马路上,有回我跟她一道出去。有两个背了书包的男娃娃,指着她说,靓姐姐,靓姐姐,模特模特。”

“读书的时候,学校里男娃儿喜欢她的好多哟,给她下跪,还有老师追求她的。”

……

沈瑜托我带话给母亲,让送几条休闲运动裤去,她连连应了:“哦哦,我下个礼拜就去。”

沈瑜的父亲今年6月去世。沈瑜说:“自从我不听话,他总是喝闷酒,把食道烧坏了,得了食道癌。他还有心脏病……他对我是那么失望。”

童年,这个独生女有天没有带雨伞上学,回家路上淋了雨,父亲说了她几句,她立刻冲出家门站在雨里:“我就是要淋雨!”

“她的脾气真是天晓得,是我们惯坏了。”母亲说着,收起了给食客看的笑脸,神色澹然。

我的眼前忽然闪过许多个吸毒者母亲的脸,都是这一年中在A市遇到的――

晓玉的母亲,一个在地下商场拍一次性快照兼卖大头贴(将头像拍成快照,然后印在粘纸上,做成类似明星的迷你招贴)的五十多岁的女人,十个手指甲上涂着四种颜色的指甲油,床头放着长毛绒玩具,梳两条小辫子照了许多明星照,并把照片弄成大头贴粘在相册里。那是本要命的相册,我无法区分母女二人,她们的装扮差不多,口红一样艳丽,那个眼角眉梢更飞扬、占据了相册更多版面的,是妈。

“那天有个脸上有刀疤的男的(李杰,晓玉的前任男友)押着晓玉回来要钱。我没讲我是晓玉妈,只说是孃孃,来这家玩的。我跟他讲,黑道我也有人认得,你们差不多就行了。”李杰果然被她的派头震住,左一声孃孃,右一声孃孃。

晓玉16岁辍学去S市闯世界,后来怀孕、流产、吸毒、没钱的时候去做暗娼,直到2003年查出染上艾滋病。晓玉妈是个天生乐观的女人,年轻时爱唱唱跳跳,老了也爱,什么潮流都没落下。陈医生悄悄说,如果晚生20年,她估计也会被道上朋友带去吸海洛因。但老天爷偏偏安排女儿、她的独生女儿走这条路。她没有能力在女儿受诱惑的时候拉她回头,只能顽强地陪着她去戒毒,帮她摆平各种事端。

2006年她为女儿在地下商场租了一个卖头饰的摊位,两人相隔50米,想让她知道赚钱的不容易。她对女儿说:“现在的科学这么先进,等你发病的时候这个病就能治了也说不定。”她身上有种不听天由命的泼辣。

周瑶的母亲,也是可以跟女儿媲美的。她的头发染成金黄,也常打扮成小姑娘模样,母女俩走在路上若被人赞一句:“呦,好像姐妹俩呢!”她必定是颤悠悠笑成一朵花。“小姐联络员”小杨说:“这些小姐身后,要么有一个不幸的家,要么有一个特别的妈。”

沈瑜坐在小板凳上,神情很乖,说起往事,她会把下巴搁在桌子上,说着说着,桌面上就会自嘴唇向外散出一团椭圆形的雾气。离得近,我看到她的耳廓上有四五个耳洞,手脚皮肤干燥,指甲修得很好,手腕及小臂上有十多条浅白色的刀疤,是她自己留下的,比如为了救一次犯瘾的急委身于一个腌臜的男人,事后醒来,恨自己。

沈瑜很小就知道自己长得好看,当地人称作“乖”。她很早就从镜子里,从旁人的眼睛里看清楚自己的优势。她很早就在路上被人回头瞧,她比别的女孩子更容易得到一些成年人的信任,包括女人。她经过玻璃窗的时候会下意识地照一照,她对她容貌的力量深信不疑。

1997年,沈瑜初中毕业考取当地师专英语专业,父亲希望她毕业后能在本地小学当上英语教师,然后嫁人生子,像小城许多女孩子一样安安稳稳过日子。但她进校后很快被瞩目,成为一朵校花,被男生包围。她是不屑于跟那些当地男孩子来往的,他们没见过什么世面,很土。那个跪在地上的男孩只能引得她恼怒,她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这年秋天,沈瑜认识了一个校外的男人,36岁,从Z市到A市做生意的。他领着她进入另一个天地,区别于同龄少年小猫小狗式的恋爱,极大地展现了物质的丰富。

他带她去小城最高档的宾馆酒楼,用她父亲一个月的工资请吃一顿海鲜,晚上去唱卡拉OK,还从Z市带来各种时髦衣服。沈瑜的化妆品越用越高档,皮夹子里常常有几千元,校门外面的世界都这样了,她慢慢觉得这书,真是读累了。

Z市生意人是有家室的,却是沈瑜的初恋。暑假里,她瞒着家人,第一次出远门,坐火车去Z市看他。看下来,嫁给他的可能性为零,南方开放华丽的城市却向她敞开了大门。她太喜欢Z市了,“那才是我要的城市。”

回到A市,一个月里她下定决心,为自己做了一回主:退学。父母扳不动,只能由她南下Z市。她毫不费力地在一家五星级酒店当上了文员,在那里,她遇到了改变她一生的男人,一个53岁的香港富商。

富商将沈瑜转移到S市的一套高档公寓里,安家费给了100万元。她购置了全套欧洲进口家具,在灯具、装饰画、布艺这块花了30多万元,她的女儿家心思和后来不断进步的品味有了一个秀场。安定之后,她把母亲接到S市。母亲被眼前的荣华富贵镇住了,当起了名不正言不顺的“二岳母”。

每月生活费5万元,富商每周去S市一次,每次都留零花钱。沈瑜后来翻了翻亦舒的《喜宝》,看到“拉开抽屉是一叠叠码好的现金”,就想起自己信用卡上的好多个零。

她的一天通常从下午一两点开始。慢吞吞洗个澡,化妆(至少一个半小时),打电话,4点出门,跟女朋友逛街购物喝下午茶。晚上7、8点钟,呼朋唤友一道吃饭。然后回家换套衣服,补妆,11点光景去夜店。她喜欢蹦迪,喜欢电音,她在其中一个带弹簧的舞池里震掉一只2万多元的浪琴表,很快买了新的。凌晨宵夜,回家后依然兴奋。有很长一段时间,她每天早上七、八点上床睡觉,拉上厚厚的窗帘。

富商来的日子,她陪他喝下午茶,地点在星级酒店的酒吧。然后吃晚饭,最后才回到那个养她的笼子。富商当晚必定返回香港,她要做的,只是每周一次在床上假装哼哼。沈瑜说,他对她基本上像父辈,她好比他的一件昂贵皮衣,或者一杆心爱的高尔夫球杆,贵在拥有。

但这日子终究是无聊的。她才19岁,还那么贪玩,忽然就被密封起来,只供一个人观赏。她知道大多数年龄相仿的女孩正在打一份朝九晚五的工,挣每月几千元的薪水,在ON SALE的时节去商场淘衣物,办一张健身卡,找一个高高大大的男朋友,会在KFC替她排队买圣代,也会在生日送玫瑰花。有时候在街上,有年轻男孩向她行注目礼,她想,为什么这种简简单单的猫狗之恋就跳过去了呢?她曾经知道钱是很好的东西,有了会很安全,现在她有了很多钱,可又怎样呢?无所依傍,没有归处,爱情这东西她好像从来没有过。她一开始就纵容了那些有老婆有孩子的男人的额外需求,看在钱的份上。她总是要在凌晨一个人面对孤独,她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生活,决定权在给她钱的人手里。金钱把她与其他女孩分隔开来,她是一个19岁的“二奶”。

沈瑜最初在迪厅里嗑三唑仑(一种镇静安眠药,俗称迷魂药、蒙汗药),后来慢慢就有人把海洛因带给她。“实在没什么好玩的了。”她对我说。

刚开始,生活没有什么大变化。她依然下午起床、梳妆打扮、给跟她一样闲的女朋友们打电话、上街逛店、喝下午茶、晚上吃饭、深夜蹦迪、迎候富商每周一次的光临。但一段时间之后,她不爱出门了,整天躲在家里吸,吸,吸,最多一天,她吸了3克,是最好的货色“白雪公主”。她很少吃饭,也不爱喝水,每天只吃些水果。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世界不再是灰的,是白色的,白茫茫一整片,模模糊糊,没什么特别突出的东西。你的人就像回到婴儿,走路、抬手,都不会了,脑子会糊涂,但是那种感觉很安全……说不清,反正尝过以后再也忘不掉了。”

终于被母亲撞见,在卧室里。母亲睁大了眼睛,看看四面,并不相信这一切就是真的,眼泪一面哗哗流下来。她坐在女儿床沿上,想起在A市听说过看见过的故事,才说出一句完整的来:“这个东西沾不得。”说着膝头一软,给女儿跪下了。

沈瑜赶紧下床,跪在母亲对面,忽然身子往后,背靠着床垫大哭起来。

“我真是没有什么可以玩了,其它的都不好玩了。我妈求我戒,我答应了,也试过,没有坚持到一个礼拜又吸上了,因为有人给我送货来,他是贩毒的,生意做得很大,他说他喜欢我。”

沈瑜很快瘦下来、眼圈发黑,眼睛没了光采,60公斤的体重跌到45公斤,全身的皮肤起了皱。富商跟她喝下午茶,她坐不到十分钟就要去洗手间,一呆就是20多分钟。富商看在眼里,并不多问,只是有一晚,他留下来了。

年纪大的男人,做起爱来文火煨汤一般,沈瑜不需要额外的应承。从前,她只是觉得时间太久,而吸毒之后更觉得不耐烦。是夜,好不容易功课做好,男人倦了,翻身睡去。沈瑜翻了几个身,没有动静,竖起耳朵听听,轻轻下床,一双脚伸进绣花拖鞋,拉开梳妆台抽屉又关上,蹑手蹑脚去了卫生间。平日里只跟母亲两个人呆在这所大房子里,她没有锁门的习惯。

置完锡纸白粉,啪地点燃打火机,洗手间的门,开了。男人看看她,一句话没说,退出来,将门带上。她怔了一会儿,把剩下的抽完,在镜前梳了梳头发,又回到床上,背着身,是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男人回香港,走前留了张字条:“下周来,我有话跟你讲。”

一周过去,要讲的话明明白白:“我给你些钱,一个月内脱瘾,我们还能在一起。”留下十万元,走了,临走前又说:“也许怪我。”

母亲预感到大祸临头,哭成泪人。沈瑜心烦意乱,第二天拿了钱,打车直奔Z市白云自愿戒毒中心。那段日子,她大量使用安眠药和镇痛药才能入睡,药物让她记忆力衰退,见了人半天才能想起名字。亏得母亲在饮食上做些调理,外表渐渐又有了人样。

一个半月后,她给香港人打电话:“我按你说的做了。”上午电话打完,港商下午就到了,对着她,一脸的复杂表情。这样相处了半个月,沈瑜又复吸了。第二个月,港商一次性给了她30万元,说房子你还可以住,她懂了,没哭没闹没细想,“先花光这30万再说,反正还年轻。”

她跟了那个送货给她的毒贩。毒贩的生意做得比较大,每次都是上百克的交易,她每天的口粮解决了,每月还有几万元的零花钱。但好景不长,某次失手,毒贩被抓,被缴获9根食指般大小的海洛因棒,重100多克,被判死刑,很快被枪毙了。

没有了经济来源,沈瑜也没感觉,直到有一天在商店里照例刷卡消费,被告知卡上只有100多元,她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没有钱的人了。她绝对不会给那些女朋友们打电话,她是她们中间条件最好的一个,曾经那么优越,那么令人羡慕,她拉不下这个脸来。而且自从迷上海洛因,大部分人断了来往,她变得自卑而敏感,因为心里有了一层不能告人的秘密。

小区的物业费每月要好几百元,她交不出,欠费到第三个月,物业公司封了房门。她跟母亲只好打电话给父亲,父亲很快寄了钱来,让母女俩收拾收拾快回A市。为了省钱,两人赶到Z市坐火车回家,到了Z,她让母亲先去旅店住下,自己去买火车票。刚一分手,跳上出租车,就问司机哪有卖白粉的,同时递上10元钱。司机毫无表情,将她拉到流花路一家宾馆,她凭着经验在大堂里找到放风的人,很快又享受了一次失忆。回到旅店,母亲一看她的神色,心里有数,脸上麻木,眼泪在这一年多里都流尽了。

沈瑜在家里养了一年,成为高档宾馆的流莺,身价一夜1500-2000元不等,遇到港台商人或外国人,以美元结算,通常200-300美元。她也找到了这座城市的秘密地图,但只向固定的人要货,所以,周围一圈人只知道她卖淫,不知道她吸毒。此时,她已口吸两年半,但她的肺部出现问题,得了支气管炎,吸不进海洛因的那股细烟,只得改为静脉注射。

她心里一直想念南方,在那里,只要年轻貌美,赚钱太容易了。她们这些年轻女孩之间,较量的是身体本钱,攀比的是容貌装扮。没有人会嘲笑妓女,只会讥笑穷鬼,她看到的世界就是这样。最初从宾馆出来,想到刚才趴在自己身上的衰老的身体,她也会哆嗦一下,但渐渐就麻木了,她接待的年龄最大的嫖客是74岁。她因海洛因脱形的身体已经恢复大半,走在路上回头率依然很高。

1999年年底,沈瑜南下到了珠海,随身带的七、八千元一周内就用完了。她很快在石景山一带的一家五星级宾馆里当上坐台小姐,纯陪酒每次800元,划拳、掷夥子、彼此灌酒、抚摸,调笑之外,没有一句实话,老道的客人也从不问身世来路,第二天若在别处遇见,半真半假,二人都会表现得像陌生人。她并不出台,她在等大主顾。

上了十天班,便认识了一个41岁的北京人。这个穿黑色布面皮底的男人颇有些来路,像是高干子弟,她不问,对方也不说,沈瑜只是从他打电话的口气和事情中听出些眉目。北京人包养了她4个半月,发现她吸毒,于是分手。沈瑜究竟是傲气的,只要对方脸色稍微有些内容,她便能读懂,然后拿笔钱自动离开。她对她的容貌深信不疑。


●  

她继续坐台、出台,每月收入10-20万元。有一阵业务拓展到澳门,在赌场里陪客人High,就是服用K粉后淫乱,每次收入千余元。High了一年多。这段时间,她戒了海洛因。

转眼2003年,年初SARS来了,珠海闹得很凶,沈瑜想着回家避一避。5月1号劳动节,她坐飞机到D市,又叫上出租车回了A市。一个月后,出门买药,认识一个叫刘奇的毒贩,跟她同岁,以贩养吸。他们算是恋爱了,有一阵,还议过结婚的事。但2004年,刘奇送货时被市公安局抓获,判了15年徒刑。

父母给她介绍了某集团的董事长,资产上亿,眉山人,有家有子女,在A市置了房产让她住,于是她又转到这个男人手中。3个半月后,对方发现她在卫生间注射,每周8000-10000元的零花钱便断了。这时候,沈瑜参与了一种新行当,跟承包桑拿夜总会的老板联手敲诈外地客,她出马,客人上钩,正要入港,假公安破门而入,于是罚款的罚款,敲诈的敲诈,收获颇丰,当地行话叫“宰”。王朔有篇小说《一半火焰,一半海水》讲过类似手法。

深夜睡不着,闭了眼睛,沈瑜会在心里数羊,数到后来便开始数挨过她的男人,1,2,3,4……那些男人,黑的白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英俊的猥琐的,亢奋的早泄的,走马灯一样晃过,数到四十几,她就乱了。这9年,她从一个男人手里转到另一个男人手里,真正动过感情、有恋爱感觉的大约十六、七人,有三四个,是她认真想嫁的。现在,她已丧失恋爱功能。至于性,她只会在药力作用下,扭曲、撕裂、疯狂、不知羞耻……但那是生化反应,她已不会正常做爱。她得过一次尖锐湿疣,激光治愈,回到男人身边,一点问题没有。她遇到的麻烦不断在升级,承受力却不断在增强,眼泪宣告终结,日子是越发难堪了。她不知道怎样收拾这局面,有时候也想,染上艾滋病吧,一了百了。

她从前是个好动的姑娘,唱歌、游泳、打羽毛球,渐渐都提不起劲。她曾经那么喜欢郊外不知名的野花和山间的清泉,但现在她畏光怕风,害怕人多的地方,觉得别人的眼睛都像X光般锐利,她总是在第一时间里察觉到异样。人是越来越懒散了,消沉、自卑、判断力下降。有一次被抓,就是因为在宾馆里打完针就退房,神情恍惚,口齿不清,连自己姓名也报不上来,前台小姐于是报了警。

沈瑜现在的男友是个音乐教师,第一次听完她的故事,嘴微张着,推了推滑下来的眼镜,最后,两手深深插进口袋,走了。音乐老师有个省城的女友,快结婚了,却选择留在A市,对沈瑜很照顾,同时不忍心与未婚妻分手。三个人过着奇怪的生活,周一至周五,沈瑜住在他那里,周六搬回父母家,省城的女友住进来,当然,她不知情。但沈瑜清楚得很,他跟未婚妻关系很稳定,正在向婚姻的路上走。而她,不能错过任何对她示好的男人,她必须依靠着什么。

音乐老师开始打听怎样才能解救这个美丽却不懂得爱惜自己的女人。

“我知道有一种办法可以脱毒了。”有一天,他兴奋地告诉她。

“什么办法?”

“美沙酮!”

沈瑜没有在当地强戒或劳教过,并不符合喝美沙酮的条件。音乐老师给疾控中心写了一封诚恳的长信,打动了陈医生。2005年9月27日,音乐老师陪着沈瑜坐公交车到了疾控中心,拿到了服用美沙酮社区医疗卡。从那天开始,美沙酮门诊每天都有个漂亮姑娘来,跟去那里的许多人一样,她一边喝,一边偷嘴,只不过经济上的负担比原先小多了。

2006年7月28日,沈瑜喝完美沙酮,上了一路公交车,在车上被抓,同时抓的还有一对夫妇。她尿检呈阴性,但却服用了管制药品三唑仑,所以进了乌木庄。音乐老师每周来看她,这种感情,只有他们自己懂得。

“找一个好老公,生儿育女,我已经没有那个条件了。既然没有那个能力,就得过且过,过到哪天是哪天吧,周围的人都知道我吸过毒,我已经不回小时候长大的那个地方了。我也想变好,可是不行,一碰到旁边人的眼光就不行了。吸毒的人,感情都很脆弱。”

她的眼睛,又漂亮又疲倦。我一低头,瞥见她胖乎乎的脚趾头在透明塑料拖鞋里蜷起又展开,反反复复。她要在戒毒所里过新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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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16 08:42 AM | 显示全部楼层

万分之零点几的概率,撞上了就是百分之百 |《祭毒》连载28 

2015-09-30 李宗陶 人间theLivings


图 | 关斌斌


A市有一类出卖皮肉的女人,长得不算好,结过婚,生过小孩,年纪上了三十,无色无相,当地人管她们叫“站桩鸡”(指从事低价格性交易的女性)。

她们的客人主要是蹬三轮的、建筑工地上卖苦力的、打零工的、外地来A市开出租车的,开货车跑长途的。宾馆里的小姐通常周末生意好,她们的工作日却常在周一到周五。双休日打工的一般都回家看老婆孩子去了,她们也就闲了。

这种低等暗娼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据当地老年人回忆,七八十年前的A市,多有挑担工。靠近古城墙附近,便搭起很多棚户。每间棚户只是一个小屋,没有床,只有一个小土台子,置有被盖枕垫,棚角边置一点小炉灶和碗筷杂物。每当中午或黄昏,各家棚户门边都会站出一个穿花布短衣的女人,脸上涂一层不匀净的白粉,两颊和嘴唇用红纸抹过,抹重了就有点像媒婆,一扭腰身扬起手,一张笑脸迎着挑夫招呼:“进来歇一歇足嘛!”

便有些熟门熟路的挑夫放下担子,钻进棚户,径直把花布短衣女人抱上土台子,宽衣解带,泄个火儿,只消十多分钟,便下得炕来,从腰间摸出一串方孔小铜钱,数出几十个交给女人:“老规矩,清一清!”女人一面扎裤一面接过铜钱清点,有时会择出一两个说:“这是毛钱,请调一调!”挑夫又择了两三枚放在女人手里,一脚迈出茅棚。女人倚着门框笑:“明天又来哈!”挑夫并不理会,一副担子上了肩,摇摇摆摆而去。隔了两天,还去。


 ● 

10月2日晚8点,陈均医生跟我到了东坡广场,我们两个的包里各塞了五、六盒“双蝶”牌安全套,鼓鼓囊囊。若不是正赶上“严打”,这会儿该是她们(“站桩鸡”)人最多的时候。

草地上有人摆着赌局,三张扑克牌押大小。广场上有两处气枪靶,扯一块脏兮兮的白布,挂十来只小气球。一元钱换10颗铅弹,如果击中一定数量的气球,可以换些小奖品,当然,得摸索出一些特别的射击角度以纠正摊主已经校歪了的准星。

月亮一直没有钻出过云层,天空一片深黛。靠近马路一排没有路灯,树冠盛大的小叶榕在广场一角铺出浓密的黑暗,看什么都只有一个灰黑色的轮廓。每当汽车驶过,那些焦黄怪异的脸孔才被车灯投射过来的光束瞬间显影,随即被暗夜淹没。

男人,来了,慢慢晃,慢慢围坐在栏杆上或者草地上,抽烟;女人,来了,慢慢晃,在黑暗中只提供一个或胖或瘦或高或矮的剪影,以及劣质香水的气味,也抽着烟。附近工地传来打夯的声音,空气中流溢着性的味道。

眼神很要紧,是对号的第一步。通常,男人会死死盯着女人,女人必须大胆承接这目光。接着搭腔:“吃了吗?”或者更直白些:“耍吗?”然后顺水推舟,价格地点。

与中国许多同类地方一样,这里的价格是20-30元/次,场所由女人提供,她们多半在广场附近几人合租廉价的小屋子。碰到撞车,一对人在里面工作,另一对人在外稍候便可进屋。屋里只有简单的几样东西和一张床,有煤气、水壶和自来水,她们会烧水给客人洗洗身子,她们自己也洗。生客先付钱,然后做,熟客先做后付钱。至于事后不肯付钱的赖子也是有的,极个别,碰到了也不好意思告诉小姊妹,“怎么看的人哦”,传出去是个笑话。

前一天国庆节,是32岁少妇阿娇的生日,她休息,跟朋友们吃饭、唱歌、打麻将、也许还共同吸了点海洛因,花掉400元钱。这天晚上出来觅食,她穿得紧身,束一条乱蓬蓬的马尾,身上有一些啰啰嗦嗦的装饰,其中好像有廉价的人造皮毛;松松系在髋骨的皮带上,一只倒过来的花花公子兔子闪着光。有个小个子男人经过她时飞快撩了一把,她即刻抬腿作势踢他,嘴里骂了一句什么。她点烟的时候,火苗映着印第安人一样粗糙、黑红的脸和因为吸毒而高耸的颧骨。

陈医生认得她,曾经到疾控中心上过课的。陈均给小姐们上课,从来不直接讲业务,而是先暖场:“你们知道怎样记身份证号码吗?”小姐们确实记不住,起了好奇心。或者问:“你们知道自己的血型吗?”小姐们也觉得有意思。讲了血型,接下来讲艾滋病抽血检测就有了铺垫。这是缺乏常识的一群,陈均想给她们慢慢地补上。

然后切入正题。用不用安全套啊?如何说服客人用安全套啊?有小姐告诉她:“哄呗,跟他讲,‘万水千山总是情,不用套子就不行’。”陈均觉得好,记在本子上,到处宣讲。还有小姐告诉她,有次用嘴给客人戴套子,客人非常喜欢,不仅接受,走时还多给了50元小费,陈均也觉得好,记在本子上,到处宣讲,倒是小姐们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陈均递给阿娇一盒“双蝶”,阿娇撕开外包装,把12枚小包装揣进大腿上的裤兜里,塑料纸跟盒子一甩手扔在草地上,就像她“噗”一声射口痰在草地上一样。

陈均问到阿娇的两个孩子,她的声音微微软下来。今年年初,阿娇离了婚,带着孩子,没有住处,全部财产只有160元钱。那天晚上,她在广场上坐了一个小时,有个男人过来搭腔,“喂,耍嘛。”“耍啥子,我又不认得你。”她挪到另一头,男人跟过来,于是成交。那是她第一晚出来做生意,男人临走时给了她80元,还给她买了包烟,买了瓶水。那个外地人,从此再没见过,她也不记得他的模样。正常情况下,她每天接待5-6位客人,“哪里都记得住哟。”

阿娇一般做熟客,服务得好,偶尔会有人给50元。到这里来的打工仔实惠,不喜欢女孩喜欢少妇,“那些大姑娘在床上像死猪一样”,他们说。阿娇们都有一套本事用来套牢熟客,至于怎样操作,她们一般不肯说,也说不出来。这更像是一种本能,生于实践用于实践,不适合上升为理论。

阿娇的两个同伴,一个矮胖,似乎穿着件蓝色工作服,另一个上了年纪,都很快物色到了客人。榕树下,矮胖的女人跟一个披着外套的男人说了会儿话,男人就将她搂在怀里,一起往亮灯的街上去了。上了年纪那位,被拉向灌木丛中。我突然觉到天凉。

阿娇的客人已经等了一会儿了,我们不好意思耽误她做生意,彼此说过“再会”,她便跟着客人过马路往另一条街去了。陈均走走看看,也有男人看她,但又有些犯疑,不敢近前。陈均转了一圈,坐到一个老头儿身旁,用当地话慢慢搭话。老头今年69岁,做杂工,没有媳妇没有家。他身上套一件古怪的大西装,车灯照过来看着是酱红色的,敞着的大领口里面是一件厨房大师傅那样油渍斑斑的汗衫,脚上趿着双塑料拖鞋。他脸很瘦,皱皮上长出些稀疏的胡子,都很长,好久没刮的样子。他的眼神是空的,反应也慢,陈均话中许多名词是在他的字典之外的,必须做些解释才懂。做杂工很累,挣钱不多,除了红星牌二锅头和东坡广场,他没有旁的乐子。二锅头2块5一瓶,每天一瓶,挣到较多钱的时候才来东坡广场。

陈均递过去一盒安全套,他身子往后一缩,并不敢接。确定是给他的,才从大袖管里伸出枯手来,他转了一下盒子,看起来一头雾水。陈医生说:“这是安全套。”他摇摇头,不懂。他活到六十九,没见过这个。

陈均另取一盒打开,开始示范:“轻轻撕开外包装,吹一下,挤掉空气……”近旁的男人听到响动,渐渐围拢来。“套上呵,慢慢戴至根部。”男人们发出一串闷笑。陈均接着讲为什么要戴安全套,一个红红脸的男人喷着酒气问:“跟老婆也要用吗?”陈均答道:“如果你在外面都用,并且放心没有问题,回家可以不用。”讲到艾滋病的性传播途径,一个坐在自行车上、单脚点地的男子说:“我看见报纸上说,性传播(艾滋病)的几率是万分之零点几。”陈均说:“如果你撞上了,你就是百分之百。”

她建议他们抽空去疾控中心接受免费的艾滋病检测,掏出一叠名片开始发:“我是疾控中心陈医生,这是我的工作名片,后头有电话,随时可以打。也可以叫上你们的朋友一起来。”

“真的不要钱?”有人问。

“我不骗你,这钱国家出了。”

“那查出来,是不是要抓起来?”一个虎头虎脑的男人大声问。

众人哄笑,“得艾滋病又不犯法,抓你作甚么。”

又有人问:“查出来,如果是艾滋病,会马上死吗?国家管治吗?”于是,窗口期、潜伏期、发病期、鸡尾酒疗法、耐药性、四免一关怀,陈均摆开龙门阵。人越来越多,20多号男人围着她,可她镇得住场子。她还告诉他们,用安全套防的不仅是艾滋病一种,还有肝炎、性病。总之,出来耍要养成习惯,“白天戴好安全帽,晚上戴好安全套”。

她最后告诉这些卖力气的男人:“家属不在身边,到这里来转转,完全可以理解。只是现在有些感染了艾滋病的女的要吃饭嗄,还在站街,所以你们要保护好自己,不然家属跟着受罪。”虎头虎脑立刻大声宣布:“自从老婆怀孕以后,我只到这里耍过两次,每次都用套子的!再过三个月,我就要做爸爸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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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16 08:42 AM | 显示全部楼层

反正不愿意丢脸 |《祭毒》连载29 

2015-10-02 李宗陶 人间theLivings


图 | 关斌斌


陈均一直记得多年前的那个夏日午后,那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姑娘走进她的办公室,叫她一声:“陈老师。”她觉得这姑娘好美,五官、身材都是一等,后来知道她的名字,叫方玮,是A市的“四大美人”之一。

2006年新年刚过,我在B区性艾门诊第一次见到方玮,她穿一双雪地靴,还戴着一副很卡通的耳套,只是有点脏——

第一次吸毒,是被别人骗的。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喜欢抽烟,那是因为强化训练计算机——我们是A市第一批电脑人才——每天晚上开夜车,就吸烟,女生吸烟很普遍,也没人管。毕业分配到电信局,进人事科。有个女同事,他老公是吸毒的,当时我不知道。有天我去他们家玩,他老公不抽我的烟,反过来送我烟,那烟在A市都买不到。当时他们说如果我拒绝的话就是看不起他们什么的,所以我就开始抽他的烟。后来就不行了,我抽自己的烟,发现怎么都不对劲,浑身难受,就跑到医院去,路上碰到女同事,问我怎么回事。我一说,她让我到他们家去,就递了支烟给我,说保证抽上就好。我一抽,觉得全身舒坦。那时候我就觉得这烟里有问题,把烟折断之后,看到里边有白粉――是老公让她这么做的。那时候我有个绰号:一二六一支花,还有“A市四大美人”什么的,他老公想得到我,后来他如愿了。当时我就是没想通,天下怎么会有他老婆这样的女人?

那个时候,吸毒是前卫,新潮。别人没享受的,不敢享受的,你在享受。别人没条件去做的事,你去做了。1993年,就是这样。

我们同一批吸毒的都上过山,但是我没有,父母每次都是尽全力把我买出来。我以前很有钱,我有一个哥哥,我最后大概还有几十万的时候,给了他大概十万,告诉他我在吸毒,趁还有一笔,你拿点去做生意吧。我没结婚的时候已经很穷了,有一天我找我哥要10块钱打的,他说“没有,找你嫂子要”,我就明白了,从此不来往。

我是刚查出来(感染了艾滋病)的,有一次陈医生找我,我就知道出事了。陈医生说没有没有,只是怀疑。虽然我没有想过自己会中标,但情绪很低落。大概过了两个月,又一次验血,就确定了。我回家,跟我老公开玩笑,说你的血管好粗,让我抽点血好吗?当时他就让我抽了,我偷偷把血拿到这里来化验,当时没有。但是三个月之后,再把他的血拿来验,就有了。

我听到这消息基本上已经昏掉了,真的绝望,想过自杀,因为我把我老公传染了,我们不用安全套,自己家里人嘛。我爱人不吸毒,是做生意的。我告诉他也染上的时候,他都呆了当时。他那种表情真是……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吸毒,不想活了,很希望一针把自己打死。所以陈老师不止一次给我老公说要把经济给我控制住,不要再给我钱,当然别的没说。我老公很敏感,问我是不是在吸毒,为什么要吸?

我想跟他离婚,他不同意,他说既然已经得了,只有面对。

我也不知道怎么感染上的:性上我从来不乱来,针具我也没有跟别人共用过。要么我曾经拿错过别人用过的针头,要不就是有人存心害我。我93年开始吸毒就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一直很注意,所以查出来被感染之后,我都懵了,每个月都去查一次,确实感染上了。

我们俩跟我的父母有联系,跟他父母没有,因为他的父母在外地。我父母不知道我们得病,但我会旁敲侧击。有一次我故意说想办低保,办不下来,是不是可以假扮艾滋病人,但是他们没有在意,他们肯定不能接受这个病。

就只有这里的医疗人员知道吧,来开会的同伴也知道。但是我们很自觉,尽量不与别人走得太近,心理上有点自卑。比方在外面跟朋友喝茶,每次都用一次性茶杯,朋友之间弄混了我就再买一杯,他们都说我们讲究,其实就是不愿意讲出来而已。

他告诉别人他有绝症,活不了太久,大概10年吧,他的亲戚朋友都知道。我告诉他可能会引起怀疑,他说反正这是对朋友的一种提醒,你愿意交往就交往,不愿意就算了。

我们的经济来源全靠老公做生意维持,他什么生意都做,我们家处于中上等吧。我父母的工资也很高,但是我们不想找他们要,毕竟我们已经结婚了。

我们没有孩子,也不敢要。想过要孩子,但他说不要,他说将来我们死了,孩子怎么办?也想过给他留下一笔钱,但是钱不能买来一切。

查出来之后我就没让他碰过我,现在真的是过一天算一天。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还会偷嘴。有时候看电视,突然看到讲艾滋病的,情绪就会低落下来,想想以后发病了怎么面对?感觉生不如死。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电信局的干部,搞计算机的。

他也是过一天算一天吧。平时看不出来,有时候我们深谈,他说,以后发病了,他是不会进医院的,反正不愿意丢脸,面子很重要,将来发病的时候,就自杀。但是他很在乎我,知道我身体不好,每次回来都催着我买免疫力的药,但是我叫他吃他不吃。他是练武的,他说我身体很好,再过两年吃也不迟。

我什么希望都没有,就希望疾控中心能出面联系一家医院,专门给感染者指定去看病。我们知道自己感染以后从来没有去过普通医院,都是私人诊所。

我也在乎生命,不然为什么要去买增强免疫力的药?但是,万一我发病了,如果长辈还有人在的话,我真的是不愿意去接受治疗的,因为没有不透风的墙,尤其是我父母的家庭在这里是中上层,他们怎么做人?

这里(指疾控中心性艾门诊)很好,第一,不需要真实的身份;第二个,我来之前就了解过,这里没有和我家认识的,如果有的话,我肯定不会来的。最初感染的时候我什么活动都不参加,陈医生说不管是哪方面我都非常优秀,但是要想开点,这里有些活动,希望我能参加,再加上老公也这么说。反正我们也了解过,在这里参加过活动的,和感染的,都没有曝过光。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把我本人暴露给社会,我办不到。患病之前,曾经我看过一个电视,一个感染者,专门做雕塑的。当时我都不能接受。虽然你不是因为性乱得的病,但是许多人的意识中,都会把艾滋病和性乱联系在一起。包括现在在外面和别人聊天,都会这样说,大家还是会把性和艾滋病联系起来。

要我说,媒体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成正比。一方面强调不要歧视艾滋病;另一方面又在报道那个人是做了什么什么很刺激的事而感染了艾滋病。

艾滋病人承受的压力要比吸毒者大,但归根结底还是要怪吸毒,如果不吸毒,怎么会染上病?

如果有一个完全封闭的治疗环境,能够避免社会歧视;如果父母不在了,而且医疗上真的有迈进一步的药物能够控制住病情的话,我会选择治疗。没有特效药,我是不会治疗的。鸡尾酒疗法只是拖延时间,而且非常痛苦。自己痛苦,家人也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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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16 08:42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敬告好色男士洁身自爱 |《祭毒》连载30 

2015-10-04 李宗陶 人间theLivings


图 | 关斌斌


10月2号一早,周晖沿着江边往派出所走,今天他值班。所长值“十·一”的班,他是副职,顺理成章轮到2号。

江边早市已经快散了,卖菜的,卖禽蛋的,抡着大刀剁猪牛羊骨的,喊着贱卖的调子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寻找最后的主顾。卖菜人的周边,是一些瓜果糕饼、花鸟虫鱼的小贩,摆出仿佛正餐过后的甜品,让每家的菜篮里多少带些意外回去,骗骗小孩子。卖盆花的汉子蹲着抽烟,仰着脖子跟一个单手握两枚钢球的老头说话。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老太太提个竹蓝,湿毛巾裹了一排水灵灵的白兰花,只露半截花朵。周晖走过,深深地换了一口肺里的气。

周晖1997年从部队转业回乡,在B区上河街派出所当片警,后来升任副所长,分管刑侦。十年下来,这座小城的气息他已熟透,这个老城区派出所下辖7个社区里的90多个吸毒者、10多个艾滋病感染者,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说不准哪一面就是最后一面,每年猝死于海洛因过量的总有一两个。户籍警将他们的名字用墨水笔划掉,这个人就彻底从小城消失了。街市热闹依旧,白兰花每季盛开在老太婆的竹篮里,周晖有时候疑心,他们是否真的在他眼皮子底下走过,讪笑过,偶尔还递支烟过来?

从部队回来,他穿上警服,处理各种刑事案件,街面上偷盗抢劫、敲诈勒索、女性卖淫,都归他管。他渐渐弄明白,十件案子里有八件跟海洛因有关,而那些人,都离死不远。

1998年-2000年,那是真叫忙,一会儿群众举报,一会儿上级下达任务,一抓总是一屋子,七、八个男女,都是“海派”。还能怎么样?罚款呗,2000元一个,家人送了钱来,领走人。那些年,当地财政并没有给基层派出所拨钱,办公经费要自己解决,“黄、赌、毒”都有一定指标,收了罚款上缴财政,然后再返还一部分给派出所。周晖记得,2000年左右,派出所就“毒”这一项,每年的指标是2-3万元,完不成任务,警员的奖金发不出。

可是这些“海派”人家大部分都已山穷水尽,父母有的用下岗一次性买断工龄的钱,用东拼西凑的钱来交罚款,他瞧在眼里心里不好过,也只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他们行方便。凡是需要派出所盖章才能办的事,比如办低保、喝美沙酮,在他这里,一律绿灯。

周晖喜欢在街上转,市井之气在他这里都是可喜的,也总有些老朋友在他眼皮底下变戏法,偏又逃不过他的眼睛。那天远远看见一堆人拥着买什么削价东西,都使了吃奶力气往里挤,也顾不得皮包钱夹是否还在。有个叫邓云中的,惯做街道生意,正用不锈钢钳子夹一个少妇的钱包。他不能不管,大步流星,一把擒住。邓云中回过头来看他一眼,四目一对,倒也省了对白,拔脚就跟那联档同伙脚踩风火轮一般逃掉了。2小时后,两个人前脚后脚来派出所报到。

“他们晓得逃不掉的。两个都是吸毒的,邓云中还是个艾滋病感染者,我想想还是教育为主吧,两个人就坐在这间屋子里,我说了一个钟头,说得两个人都掉眼泪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大约是周晖对他们的基本情绪。他知道这社会已容不下他们。有个老板,知道刚打了三天工的新伙计是个吸毒的,立刻请他走人;他们中间好多人每月拿120元低保,但其中100元一定是拿去换了两小包海洛因。总是这样,好了两个月,又回去了。他们出生在这片老城区,除了户籍还在,这地方哪里还有他们的容身之处,房子卖了,老婆离了,晚上打游击,胡乱睡。这些人改不好了,他想想街头老头老太望着他们摇头是有道理的,他们就像下水道里的污水,常年暗暗地流着,偶尔管道裂开,泛上来一股发酵过的臭气。这十年间,就他所见,只有一两个人真正戒断现在到外地打工去了。他相信,只要在A市呆着,是绝对戒不掉的。


 ● 

他是和平年代的军人,没上过战场,没见过敌人的尸体,当上民警后不久就遇上了第一遭死亡事件。“真是恐惧。那天也是值班,我刚换上警服,有人打电话来,说河边公厕里有个人死了。我赶过去,厕所里湿湿的,地上躺着个人,我一看认得,小伙子才25岁,爹妈都是中学老师,身上还插着针管,一条腿上全是大便。他大概一针下去,打爆了,人没站稳,摔到粪池里,人又卡在蹲坑上,被人拖上来的。那张脸已经不能看了。我赶紧叫了个三轮车送到医院,到医院瞳孔都散了,其实在厕所里就咽了气。”这样的死者,周晖至少遇到过十个。

“吁……”他轻轻呼出口气,脚步略略加快,仿佛要从这类回忆里脱出身来。刚拐入派出所那条巷子,“周哥哥,国庆快乐!”一个女人坐在一辆人力三轮车上望着他笑吟吟地由远及近。这女人整张脸简直就是若干个三角形的集合:脑门很宽,却配一个尖下巴;眼睛是不等边三角形,眉毛是趴着的三角形,有一个高高挑起的眉弓,因为纹得过浓,这张脸总好像是没洗干净;她的嘴唇略往外翘,上唇断成斜斜向下的两段,抹了异常艳丽的大红,于是成为三角脸上最为突出的一个小三角。

巷子里静静的,这架飞奔而来的三轮车是此刻最大的动静。女人斜倚着破花布包就的坐椅,配以黑黄油布围成的车斗,有几分老电影里的女鬼的样子。三轮车打眼前刚过,周晖便闻到一阵异香,他皱皱鼻子,忍住了一个喷嚏。

女人叫冯红,今年34岁,是“五•一”时暴毙的冯涛的妹妹。她当时在劳教所里,没赶上见哥哥最后一面。7月22日刑满出来听说,也就是叹口气的功夫,回过神来,一切照旧。8年前,丈夫也是吸毒死的,“吸毒的人,死了就死了。”她总是这样交待自己,最近用来交待阿斌,毛三的好兄弟阿斌。

闲着的时候,阿斌跟冯红“钓鱼”去。当地派出所在江边立了一块告示牌,全字无标点:“此路段经常有卖淫女以低价引诱至某某出租房实施抢劫敬告好色男仕(士)洁身自爱以免受骗人财两空”,说的就是冯红做了五、六年的营生。

夜晚的冯红总是运动员打扮,一条银色宽松裤,脚踝处收了口,一双很结实的运动鞋,三角形的眉眼与嘴唇都草草上了些颜色,似乎为了在夜色里标注“哎,我是女的”。

“我不喜欢年轻人,年轻的不好整,就是不容易对付。年纪大一点的,五十多、六十多,一个人在马路上走的,你过去,先对一对眼神,然后跟他搭讪啦,‘到哪里去啊’,‘要玩吗’,谈好价钱,有些老头开价太低了,5块10块都说得出口,怎么可能嘛!一般都‘两张’,就是20块,老头就说‘那去去去’。然后找地方。哪里方便去哪里,从来不去宾馆,旅馆也很少去,喏,前面暗一点的地方,或者拆迁房,人已经搬走了房子还没拆。一般都不真做的,只有熟客才做,那就不需要盯梢了。有的老头真的带了套子要做的,就说‘什么嘛,大的’,就是200元,现在反正都是黑话啦。反正我是不会吃亏的,他(阿斌)要是忙,就跟别人搭档,跟着我,能看见我在哪。一上来,上下口袋先摸一摸,假装抱抱他,就知道钱放在哪个口袋里。时候差不多,搭档就跳出来,一把揪住,‘好哇,你搞我老婆!’然后口袋里钱都交出来。早两年,押着去家里取一千两千的都有。”

“那要是下回在街上又碰到怎么办?怕吗?”我问。

“嗡,有时候会碰上。怕?是他们怕我,低下头,赶紧快步走掉……反正我从来没有吃过亏。”

冯红1992年沾的毒,当时刚刚生下儿子一年多。5年以后,在西坝豆腐店当厨师的丈夫才知情。“我如果不吸毒家里好幸福的,我老公不会死得不明不白,我妈也不至于瘫痪。没办法,我戒不掉。有一次下了狠心要戒,我老公说,‘这是最后一次。从此我们一家人好好过,否则,你不要后悔。’之后我去了Z市,开始还往家里寄钱,半个多月以后,电话也没了,人也找不到了。我妈就跟我老公讲,恐怕又不对了,让他到Z市来看我。老公很相信我,跟我妈讲,‘不会的,她答应我的。’到了Z市,我去火车站接他,他一看到我,就哭了,我又瘦得不像样子了。他在Z市就地吸上了,是我害的。98年6月24号我被抓,6月26号他死了,我没看到,他们说是注射过量打死的,我不信。我老公是很奇怪的,人家吸了毒都不能沾酒,他可以,每天最少二三两白的。而且我亲眼看到过他一次注射1克药,那也是跟我怄气……我出去卖嘛。那天我亲眼看到他全身都变紫了,倒在地板上,我搬么搬不动,又不敢报警,只好坐在他旁边哭。没想到他昏迷50分钟又醒过来了,没死。我一直疑心是‘土地’害了他,‘土地’是他朋友,后来枪毙了,那天晚上找他借钱的,他当时身上应该有300多块钱……但这事也说不清了,吸毒的人,死了就死了。我也没想过再结婚,刚刚查出来(HIV)阳性,谁会要我?混吧,混一天是一天……”

正说着话,冯红的儿子突然冒出来,立在母亲身边,毫无表情地说了几句话。母亲仰着脸,张着嘴,热切地望着他。16岁的小伙子像杆标枪似的戳在地上,眼神冰冷,并不看人,看见桌上有烟,拿起来抽出一支,从裤兜里掏出打火机,自己点上。又说了几句,冯红从裤兜里摸出20块钱,小伙子拿了便走。

“儿子知道你做这个吗?”我问。

“他不晓得,怎么能让他晓得呢。”冯红眨眨三角眼,口气不太确定,听起来像是在安慰自己,忽然又欢快起来:“他马上要去北京打工呢。昨天是他生日,我借了50块钱给他过生日,还买了蛋糕。”

派出所副所长周晖常在所里跟冯红的儿子打照面,不是打架就是偷鸡摸狗,因为数额不超过1000元,都不够立案,只是批评教育。男孩每次只是冷冷斜睨着,等到冯红闻讯赶到,一切回答与解释便由母亲代劳,更与他无关了。

“我父亲常常管他,可是太粗暴,没有用的。小孩子都逆反,你越是打骂,他越是不听你的,我从前就是这样。他们的教育方法不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讲,我父亲小学都没读完,字也不会写几个,他的想法和处世的方法跟有文化的人完全不一样,钻牛角尖,对我们三个子女就一个字,打。我哥反正是死了,我弟还好,当兵的,空军,复员回来开出租。他不吸毒,烟酒不沾,他很好,就是喜欢打点小牌……今天还没开张呢,又是国庆又是中秋的,你们慢慢坐,我先走了。”冯红拿起桌上那包小熊猫(10元一包,是我买的),看看阿斌坐着,顿了一顿放回桌上,换了包阿斌扔在桌上的天下秀(2-3元一包),又飞快抽出一支小熊猫,点上,缩着肩膀走了。我望望阿斌,他笑道:“一会儿去,我知道她在哪儿。”


● 根据卫生部公布的哨点监测数据,目前(即2006年)中国暗娼人群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38.7%。感染者的流动、大量人口流动和性病疫情上升等是造成艾滋病蔓延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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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的荣光 |《祭毒》后续及结语 

2015-10-13 李宗陶 人间theLivings



直到连载快要结束了,我才有了回访的勇气。勇气来自周围朋友的反馈和鼓励,它们稍稍克服了对听到更多死亡消息的恐惧。

当年采访笔记上的许多小灵通号码都已失效,陈均医生家里的电话也变了,我在网上找到A市S区疾病控制中心的号码,拨通,一个说方言的女音告诉我陈医生现在的手机号。发条短信过去,很快收到:小李,你好!十分挂念你。

我们在电话里辨认彼此,然后,谈那些“海派”朋友2006年以来的情况――

胖妹郑秀群,2013年下半年死亡,她的丈夫游建忠差不多同一时候死于肺结核。他们的孩子,感染了艾滋病的游宇宙转到M市的奶奶手里,今年应该12岁了。他能正常上学吗?不知道。

胖妹的姐姐,那个穿着花睡衣在戒毒所里对我说“出去以后回乡下养鸭子种生姜”的郑秀凤,果然回乡务农去了,而且嫁了人,没有复吸的迹象。

冯红,那个脸上全是三角形、跟阿斌联档敲诈嫖客的女人,死于静脉注射时大动脉破裂;她那标枪一般的儿子,目前正在贩卖冰毒。

在A市乃至全国,冰毒已经取代海洛因成为新一代的毒药。陈均告诉我,在S区,年龄最小的“溜冰者”是14岁半(男孩)和17岁(女孩),而当年的“海派”们也与时俱进地吸收了冰毒,同时使用海洛因。因此死去的有漂亮的“19岁的二奶”沈瑜,那是2013年夏天的事,因为冰毒过量,她本来就不大好的心脏无法承受,走了,当时还惊动了刑侦大队;沈瑜的音乐老师男友结婚了。

阿琦也是这么死的,2014年某天,他注射海洛因又“溜冰”,心动过速死亡。他的女友谢燕随后贩毒被抓,在住处搜出的海洛因量比较大(那是阿琦留下的),判了五年有期徒刑。

爱拿公文包、夹本《读者》的杜志军死于注射时大动脉爆裂,时间是2012或2013年。

爱看书的邵文安是2014年冬天走的,海洛因过量。

养狗的方毅自杀了,因为帮他贩毒的好友去世,据说对他打击太大,同时也因为断了经济来源,他了断了自己,用的是刀。

孝顺憨厚的刘建设和会唱川剧的林月现在还好好的在一起。林月最近一次检查HIV病毒载量为零,说明她与艾滋病感染者共同生活了将近十年,没有染上。

“师傅”谢长风和跳舞出身的朱莹也活得好好的,两口子天天去喝美沙酮。

“再不想跟警察打交道”的阿彭中断了美沙酮替代,没了行踪,据说在贩卖冰毒。没了行踪的还有传奇人物赵学斌。

晓玉、荣东荣强兄弟还活着,他们都是艾滋病感染者。

通过性传播途径染上艾滋病的在S区激增。2014年,新生100多位。目前这个区,编了号的艾滋病感染者已达600多人,2006年末我的采访告一段落时是200多人。陈均更忙了。

最后交待闹出刑事案件的一对:李杰和谭玺儿。2015年4月15日中午,李杰死在二弟刀下,地点就在海棠广场,随后,谭玺儿也被小叔子用刀砍成重伤,抢救无效死亡。我在网上搜到当时哄动一时的大新闻,看到李杰最后仰躺的瘦长身躯泊在鲜血里。二弟同时杀害的还有李杰最小的弟弟。起因是兄弟三人都在海棠广场摆放游乐设施,摊位相邻,互相压价争夺生意,导致口角;命案之前,兄弟三人曾在广场大打出手。4月16日,李家老二即被抓获,他也是吸毒者。


● ● 

记者真是个适合风向星座的职业。如果有心,它可以在职业生涯里向你慷慨地展开许多维度,好比翻山越岭,推你攀登不同的高度,看相异的风景,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趋向成熟。

《祭毒》的时间空间发生在我精力还算充沛、喜欢到处乱跑的年纪,真要感谢与这片新大陆遭逢的机缘。当然,它是一个半成品――之前交待过,在做这个田野的同时,我有文化记者的份内活要做,也没考虑过发表,它因此不那么细致、考究,多有遗憾,比如叙事采用的最便利的全知视角,采访的深度离我的期望值尚有距离,还有那些生涩稚嫩的连接非虚构的虚构部分。如果全部推翻,重新结构、布局、营造,也许会精致一些。但我也听到相反的意见,有朋友说“放弃技巧就是最大的技巧”,以及,“好看就是好看,别管修辞”。这好看是材料与生俱来的,我没有什么贡献。

《祭毒》记下了一个类似于浮士德的故事:生前当及时享乐,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人类受制于各式各样的魔鬼因而灵魂变形由来已久,除了海洛因、冰毒,名利、贪欲、情欲都会使人上瘾――法语中,将性交时的激情称为“小死”,可见其危险。祭出这一条条因毒而死的生命,我心里实在有更大的哀伤:活在这样一个人间,每个人都会遇见魔鬼,脱毒是人类的事业。

我曾经对记者文字的意义产生过整体性的怀疑。一个切身的例子就是,当《中国制造》发表并在圈内产生较好反响的同时,干露露母女三人依然在不停的走穴、裸露,那些千篇一律令人不适的照片发在朋友圈总是被我看到(设置为不看之后症状稍微缓解)――在因社会分层而生的隔膜与无动于衷面前,文章的点击率像是个笑话。同样,我的海派朋友们读到《祭毒》的可能性也很小――这多少令人灰心。

媒体喜欢在推动现实改变中寻找存在感,越是立竿见影,职业感越强。然而放在更长程的时间里来考量,那些缓慢的、润物无声的启蒙,那些对世道人心走向的提醒或警示,较之于一时一事的微调或者修正,恐怕更需要、更值得媒体人去经营。哪怕,通过这些对当事人看起来并无影响的文字,另一群人能从日常生活的非理性(惯性)中超脱出一点点来,对世界、对他者有一种不谋面的遭遇和理解,能够动用理性,能够向善向美,能有一分钟出神,都是看不见的荣光。

第一个住在雅典的古希腊哲学家Anaxagoras因为首先说出“心灵(nous)和思想是世界的本原”而受后世赞美,因为他奠定了一个人类通向真理的基础。西人所谓求真理,中国人所谓求道,是我至今还以这份职业为荣的核心所在。别笑。

昨天的大新闻是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今天看到龙应台在Facebook上的文字,她们在十年前有过一面之缘。龙应台说,这个奖,除了鼓励了一个作家的勇敢和坚持,比较特别之处在于,纪实文学的类型――不是小说不是戏剧不是诗歌而作者“同时是记者、社会学者、心理学家兼牧师”――第一次得到如此高度的认可。

看到这段话时,丝线般的阳光正照在书桌上,满室都是桂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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