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渡
94年前,1923年2月11日,东京火车站的上空,一架命名为“台北号”的 Hispano飞机在天空中盘旋,不久,机身斜斜旋转,向下降低高度,在东京闹区的上方。突然,从飞机的侧翼,飘下几万张的纸片。纸片跟着飞机飘呀飘,像下雪。
二月的东京虽然冷,但这一天没下雪,东京人有点讶异地捡起纸片一看,原来那是一张传单。传单上写着“台湾人三十年来,呻吟于专制政治统治之下,备尝涂炭之苦……!”哦,台湾,那日本的南方殖民地……站在东京车站的日本人可能在心中说。
然而,真正兴奋的是台湾议会请愿团的成员,包括了蒋渭水、蔡培火、陈逢源等人。他们刚刚从东京火车站下车,带着请愿书,要来东京面陈“台湾议会设置请愿书”给日本国会议员。
这时,天空中飘下的雪花般的传单,他们抬头上望,只见一架飞机,盘旋过淡蓝色的冷冽的天空,像大鸟一般,在火车站区的上方盘旋。地上的人们看见了飞行员,是一个才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脸上带着稚气的微笑,用手竖着大拇指,打着招呼。他的后方坐着一个日本助手,帮他把传单像洒花般,不断往外丢散。天空飘着传单的雪花。
开着飞机帮“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在东京上空洒传单的飞行员,名叫谢文达,生于1901年,台中丰原乌牛栏庄人。台中一中第一届(1919年)毕业。1917年,他目睹美国飞行家阿笃·史密斯在台中练兵场表演飞行特技,神为之迷,心向往之,立志投身航空。中学毕业后,在台中一中校长田川辰一支持下,取得父母谅解,家境也还富裕,就赴日进千叶县津田沼海岸的“伊藤飞行学校”学习飞行技术,以优异成绩毕业。
▲ 资料图:谢文达
1920年8月2日,他参加由“日本帝国飞行协会”在东京洲崎举行的民间飞行竞技大会,驾驶伊藤式惠美五号机,以高度1400公尺、速度120公里,荣获三等奖赏。9月返台,台湾各界展开英雄式的盛会,迎接这位“台湾第一位飞行员”。
10月17日,他选择了在家乡的台中练兵场做表演第一站,共飞行41分钟,这是第一次台湾人在自己的乡土天空飞行,当时被称为“岛人航空始祖”。第二站北上,10月30日、31日连续两天,在台北练兵场(今青年公园),分别做了19分钟及18分钟表演。
知道台湾人有飞行员,所有民众都兴奋极了。连一向有心结的台北医学校(后来为台大医学院)和师范学校(后来的师范大学)的学生,都抛开一直以来互相较劲的心结,一起到青年公园观看飞行表演。蒋渭水等人以欢迎会名义,成功汇集了全台各校学生于台北医学校,使各校学生产生思想交流与联结。
台北医学校的四年级学生李应章那一年二十四岁,课余常读大杉荣、山川均等思想着作,受到五四运动影响,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他参观了那一场飞行表演后,内心深有感触,认为台湾人不应甘于殖民统治,做一个二等公民,只要奋发有为,有好的教育栽培,有文化的启蒙,也可以翱翔在天空,成为一世英雄。
▲ 资料图:李应章
不久,他就和医学校四年级同学组织观光团,赴中国革命根据地广州旅行,参观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和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他目睹中国大陆的战乱与军阀割据,认为台湾不能靠大陆来拯救,唯有自己站立起来。他决定把台湾的青年组织起来。
1921年4月,李应章和吴海水、何礼栋等人在台北筹组“全台湾青年会”,向林献堂、林熊征劝募资金时,认识了蒋渭水、蔡培火。蒋渭水认为“不作便罢,若要做,必须做一个范围较大的团体才好”。青年人志气高远,意气相投,于是决定组成“台湾文化协会”。
▲ 资料图:台湾文化协会第一回理事会纪念合影
台湾文化协会成立之初是一个台湾知识分子为主的民族主义文化启蒙团体,该会章程规定:“以助长台湾文化为目的”,而不涉及政治。1921年10月17日下午一点起,于台北市大稻埕静修女子学校 (今静修女中)举行创立大会。
文化协会旨趣书写着:
“……台湾海峡实为东西南北船舶来往之关门,同时世界思潮迟早必见汇合。回顾岛内,今也新道德之建设未成,而旧道德早已次第衰颓,缘此社会之制度坠地,人心浇漓,唯利是争,无智蒙昧之细民固不待论,位居上流者,概以揣摩迎合是务,以博取一身之荣达为能事,一面青年多安于眼前之小成,薄志弱行,更无确乎不拔之大志,甚而至思想流于过激,既无国士之风,而有盗贼之行,此不但不能图国家、民众抑或民族之向上,一知半解,言行不一致,荼毒社会,莫此为甚。兴思及此,台湾前途实堪寒心。于兹吾人大有所感,因即纠合同志,组织台湾文化协会,谋台湾文化之向上,切言之即互相切磋道之真髓,图教育之振兴,奖励体育,涵养艺术趣味,以期稳健之发达,其归结务在实行。”
出席成立大会的人高达1031名,可见参与之热烈。其中以医师、地主、公学校毕业生、留学回国的学生为主,另外也有农民、工人、商人、律师、士绅等人参与。随后通过林献堂为总理,杨吉臣为协理,蒋渭水为专务理事,并选出理事41名,评议员44名。
台湾抗日运动自此开始,不再走武装抗暴的手段,而是走向文化启蒙。
而一切,竟是台湾第一个飞行员起的头。
在东京上空洒下传单的那一年,谢文达才22岁。这个出格的行为,立即引起日本政府的愤怒,台湾总督田健治郎还特地训斥他不该做这种“反日”的事,枉费了总督府的栽培。谢文达知道在日本帝国的天空下,他的羽翼不再自由。
于1923年4月12日,也就是事情发生两个多月后,谢文达渡海前往中国大陆,与父亲谢春池等家人团聚,暂居东北长春百川医院,后来参加北伐,也参与中国最开始的空军飞行的训练,抗战后参与过几次抗日战役,抗战结束,他回到台湾终老,1983年在台北病逝。
他是台湾人的骄傲,是最早的飞行员,又是文化协会成立的牵引者,本应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他却在台湾史中被忽略了。原因何在?只因他“政治不正确”,从日本跑去大陆,帮助中国空军的建立,训练飞行员,还参与抗日战争。在当下的台湾,何其勇敢,何其孤独。
然而,这样一个敢于在日本帝国统治下,飞行在东京的上空,为台湾议会请愿运动洒下几万张抗议传单的男子汉,历史不应该将他遗忘。
(本文刊发时有删节)
【注】本文题图为《太平轮》剧照,与内文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