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舒：梁思成真的是京都的恩人吗？

源济

梁思成真的是京都的恩人吗？ 

2015-10-02 李舒 山河小岁月

今天是山河小岁月的第二十次推送。

去年国庆，在奈良的细雨中，去了法隆寺。当然没什么人。对于游客们来说，来法隆寺颇不划算，远，也没有萌萌的鹿。

雨下个不停，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木质建筑显得愈发苍茫，站在廊檐下听雨，忽然想起周作人曾说：

“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地空假，而亦与高丽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也。”

有这种感觉的，肯定不止周作人一人，梁思成和法隆寺的缘分，更加久远。据说，他曾经在幼年时和父亲梁启超一起去法隆寺祈福，父亲给他买了一只乌龟放生，又花一元的香资将梁思成的名字刻在大殿的一片瓦上，以求佛祖保佑。

△法隆寺金堂内佛像

当然，在很多文章里，在许多人世俗的印象里，梁思成和法隆寺、乃至和京都、奈良地区的缘分远远不止于放生池里的乌龟。这一说法的梗概是二战期间，当美军即将大反攻时，梁思成编辑了中国古代、古建、古迹的保护名单，同时还指出对日本京都、奈良等重要历史建筑也予以保护。

如今，几乎在任何一篇叙述梁思成的文章里，都少不了这个故事。

这一说法的源头，最权威的来自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宿白，1984年，宿白教授在日本时透露：梁思成1947年到北大讲课时，曾提到他曾向盟军提出建议，不要轰炸日本的奈良和京都。

梁思成的学生罗哲文的说法更直接，他在1986年访日时，表示自己也参与此事，罗哲文说：“到了重庆，我们住在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一座小楼里，专门给了我一个单独的房间。先生（指梁思成）每天拿了一捆晒蓝图纸来，让我按他用铅笔绘出的符号，用圆规和三角板以绘图墨水正规描绘。我虽然没有详细研究内容，但大体知道是日本占领区的图，标的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还有一些不是中国的地图，我没有详细去区分，但是日本有两处我是知道的，就是京都和奈良。因为我一进营造学社的时候，刘敦桢先生写的奈良法隆寺玉虫橱子的文章我就读过了，而且日本也正在和我们打仗，为什么要画在日本地图上呢？我没有多问，因为我觉得是不宜多知道的。”

另一个权威出处来自梁思成的第二任夫人林洙。2010年，日本记者曾经找林洙核实此事，林洙表示她听梁思成说过。

△梁思成和第二任妻子林洙

不过，林洙在1991年写的《大匠的困惑》和1996年的《建筑师梁思成》两本书书中，都只写到梁思成编制出沦陷区文物图表为盟军所用，并没有关于梁思成后来对林洙说的建议美军不要轰炸日本古都的说法。

梁思成作为建筑学家，对于中国建筑乃至整个东亚建筑的贡献不言而喻，然而他是否真的曾经影响了美军的作战方针，在对日轰炸当中避开对于京都和奈良等古都的轰炸？在这个假期里，让我们做一次“柯南”，真相毕竟只有一个。

我们需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梁思成是否曾经提出过这一建议？第二，这一建议是否被美军采纳？

针对第一个问题，最直接的证据是上面我所引用的罗哲文的叙述。不过，1968年，梁思成曾经写过一篇检查，主要内容是汇报自己在二战期间的工作：“1945年春，为了准备协助美军在我国沿海地区登陆进攻日寇，伪教育部在重庆设立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任命教育部次长杭立武为主任，我为副主任，我在该委员会唯一的工作就是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编制华北及沿海各省文物建筑表，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明。当时该委员会实际上仅有我和秘书郭某（已忘其名，或为郭志嵩）二人工作。工作地点是借用重庆中央研究院的一间很小的房间，工作时间前后约两三个月。这份表及图制成后，美方收件人是第十四航空队史克门。但当时具体地是由什么人用什么方式送过去的，现在已记不清。当时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生吴良镛似曾帮助我做过少量制图工作。莫宗江当时在李庄，始终没有参加这项工作。”

△梁思成先生绘制的剖面图

这份检查中，没有提到罗哲文的名字。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当时正处文革，梁思成本着保护罗哲文的心态，方有此举。

但检查中，梁思成也只字未提标注日本的文物建筑清单。检查中出现的另一个名字是吴良镛，根据新华社记者对于吴良镛的访谈，吴先生也表示，自己已经不记得梁思成先生有过标注京都、奈良的举动。

△1947年4月，梁思成（左四）在纽约讨论联合国总部的设计

也许梁思成真的提过建议，他低调地不想居功（以他的性格，这是绝对可能的）。那么，美军是否接受了他的建议呢？让我们看看检查中所写的“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究竟是什么？

这要从1943年成立的美国二战期间的罗伯茨委员会说起。罗伯茨委员会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领导，主要负责考虑二战后保护欧洲艺术和历史建筑的问题。

为此，美国陆军设立了一个相应的部门: Monuments, Fine Arts, and Archives program （简称MFAA），在这个部门服役的人被称为MonumentsMen。

△2014年，乔治克鲁尼曾经导演并主演过《MonumentsMen》

1944年4月27日，因为美国海军的建议，罗伯茨委员会把远东战区也包括进来，因此改为“保护和抢救战区艺术和历史古迹的美国委员会”。这之后不久，作为美国的盟国，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设置了“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

梁思成的工作是为这个非军事机构做的，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与华盛顿的军事指挥部并无直接指导关系。

美军轰炸日本的计划，保密级别极高，连执行任务的飞行员都是大约一周前才知道目标。轰炸计划的制定、目标的选择，只有军方可以决定。所以，可以说，“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的意见根本不可能影响到华盛顿军事指挥部。

那么，究竟是谁在对日轰炸中划掉了京都和奈良的名字呢？

不仅中国人在寻找，日本人也在。

法隆寺里有一座美国人的纪念碑，这个人叫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不仅法隆寺有，在镰仓站西口也有。华尔纳是日本人认为的奈良和京都的“拯救者”。

△镰仓站西口的华尔纳纪念碑

1903年，华尔纳在哈佛大学教书，曾担任福格博物馆的东方艺术馆馆长。在战时，华尔纳曾经专门向上文提到的罗伯茨委员会提供清单，列出不可弥补的欧洲和亚洲珍贵艺术瑰宝，以帮助美军培训占领部队，教给士兵们如何识别和对待战后废墟中发现的艺术品。

但是，他本人却在多次公开场合，否认自己曾经拯救过京都和奈良。

高居翰给了我们另一个答案。他在一篇文章里说，是一位学习过日本文化的年轻美国海军军官，在一次与时任美国战争部长的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一起吃晚饭时，说服了史汀生不要炸京都。

△史汀生

而理查德·罗兹（Rjchard Rhodes）的《原子弹是怎样造出来的》中，引用了负责原子弹项目的美国将军莱斯利·格罗夫斯（Leslie Groves）在战后的一次访谈。这次访谈告诉人们，保护京都的是史汀生本人。

格罗夫斯说，1945年5月30日，他向战争部长史汀生汇报原子弹项目的进展，史汀生问靶标选好了没有。

格罗夫斯回答说已经选好了，共有5座日本城市，京都居首位。

当史汀生听说京都是首选之后，立刻说，“我不想要京都被炸。”

然后，史汀生走到隔壁马歇尔的办公室，让马歇尔到自己的办公室来一下，他当着格罗夫斯的面对马歇尔说：

“马歇尔，格罗夫斯刚把他起草的靶标建议报告拿给我。我不喜欢这个报告，我不喜欢把京都当靶标。”

如此种种，众说纷纭。中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的答案都不相同。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梁思成先生本人，恐怕并不在意这件事，他更愿意关注的，是法隆寺金堂的斗拱，回廊梁上的人字形叉手，因为那些代表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代表着建筑学家梦中的古中国。

△梁思成先生绘制的中国历代斗拱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