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印象里,林徽因是个重视过春节的人。
1938年除夕,即使当她在逃难中,也不忘从昆明的花市上买来一把山茶花,因为不能忍受“过年也不像过年”。
我很喜欢她写的那首《除夕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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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过去,1941年的春节,所有人都在忧心忡忡,林徽因能熬过这个春节吗?
三个月之前,一封16个字的电报改变了林徽因的人生。因为日军加紧对云南的轰炸,傅斯年想要把昆明的同济大学搬到一个日军地图找不到的地方。
一开始,选的是宜宾,但宜宾难民多,无法安置;又看中南溪县,遭到婉拒。这时,长江边一个小镇的士绅发出了一封电报,上面写着:
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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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名字被记录下了——李庄。
1940年10月,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等搬迁李庄,很快,来自全世界的信件,只要写“中国李庄”,就可以寄到收件人的手中。梁思成和林徽因是在11月底准备从昆明出发的,出发之前,梁思成忽然高烧不退,林徽因只好带着老母亲和一双儿女,坐在人挤人的敞篷卡车里,开始了他们漫长的旅行。
一辆车,挤了31个人。
李庄,镇外上坎村,当年被梁思成称为:“谁都难以到达的可诅咒的小镇”,从重庆坐船走,“上水三天,下水两天”,“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缩短船行时间或改善运输手段”。走陆路,当年林徽因带着母亲和孩子,坐敞篷卡车,采“骑马蹲裆式”,从昆明直坐到李庄,费时两个星期。
——翟永明《林徽因在李庄》
他们坐着木船摇到李庄,梁再冰和梁从诫高兴得同声大喊:“李庄!李庄!”母亲林徽因却傻眼。他们在月亮田的居所有两间房,阴暗潮湿,墙壁用竹篾抹泥,常常可以看到房顶上的老鼠和毒蛇,床上则不时有跳蚤和臭虫。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夜里只能点煤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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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庄的林徽因梁思成旧居
1941年春节,林徽因的肺结核复发了。这场病来得极为凶猛,连续几个星期高烧到40摄氏度不退,夜间盗汗不止。当时的李庄,医疗条件极差,没有抗生素类药物,更没有肺病特效药。梁再冰早上起床时,常常看到林徽因床边挂着许多被汗湿透了的毛巾。
当时爹爹正在重庆请求重庆政府教育部资助营造学社的经费。李庄没有医院,连体检的条件也没有。当时也没有抗生素类药物,更没有肺病特效药。妈妈身边也没有任何医生或护理人员,我(11岁)和弟弟(8岁)太小,外婆年纪又太大。可怜的妈妈当时只能独自一人苦苦挣扎。我早上起床时时常看到她床边挂着许多被汗湿了的毛巾。看到她一天比一天病得厉害。我那时真怕会失去妈妈,但又不能给她以任何实际的帮助。
——梁再冰《妈妈林徽因在李庄》
但这已经是李庄士绅们做出的最大努力了。在《抗战时期的四川——档案史料汇编》,有一封乡绅们集体为同济大学的师生争取房产的信函:
各公私处所均已不顾一切困难,先后将房舍让出,交付同大,而粮税分柜独延宕不迁……维护教育,繁荣地方,其责端在绅等,万难坐视。
当年在同济大学读书的吴孟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李庄的老百姓对学生们确实很好,当他们去吃鱼香肉丝时,有时候钱不够,老百姓摆摆手,就算了,实际上,他们都真心实意地认为,这些娃娃,是中国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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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庄听报告的同济大学学生
林徽因的病情仍然没有好转,梁思成赶回来时,他给林徽因带来了一个噩耗——她的三弟林恒去世了。
这对于病重的林徽因来说,简直是当头痛击。梁再冰回忆,林徽因当场痛哭,晕了过去。
刚到李庄不久,我就到重庆去为学社筹点款,而后徽就病倒了,一病不起,到现在已有三个月。三月十四日她的弟弟林恒,就是我们在北总布胡同叫“三爷” 的那个孩子,在成都上空的一次空战中牺牲了,我到成都去帮他料理后事,直到四月十四日才返家,我发现徽的病比她在信里告诉我得要严重的多,尽管是在病中,她勇敢地面对了这一消息。
——梁思成
她仍然熬了过来,靠朋友们寄来的奶粉和鱼肝油,更多的,是靠自己的毅力。她歪在那张梁思成为她特制的“行军床”上,为梁思成校对书稿,给她的闺蜜费慰梅写信。梁思成刻意把床做得又高又软,这样不容易接触到地上的湿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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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慰梅说,她收到林徽因的信,是“大大小小和形形色色的信纸,多半是薄薄的、发黄发脆的,可能是从街上带回来的包过肉或菜的。有时候也有朋友给的宝贵的蓝色信纸,但共同的是每一小块空间都使用了。天头地脚和分段都不留空,而最后一页常常只有半页或三分之一页,其余的裁下来做别的用了”。
原因很简单——林徽因买不起信纸。
当上海的李健吾惊讶地听到“有人看见林徽因在昆明的街头提了瓶子打油买醋”的传闻时,林徽因已经在李庄开展“大种番茄”运动了。
番茄种子是梁思成带回来的,种在门前田边的松土里。当地老百姓惊讶地看着这些红艳艳的果子,而林徽因就慷慨地坐在门前,对来参观的人说,拿一点秧苗走吧。
吴孟超说,他们都爱去找林徽因,因为每次去,林徽因都会给巧克力吃,那是他们第一次见到巧克力。
吴孟超不知道,这时的林徽因,正陷入到贫困中。大多数钱都拿来给林徽因买药了,费正清托人带给他们一点奶粉,她也舍不得吃。梁思成开始学着做家务——蒸馒头,腌泡菜,做橘皮果酱。钱不够花,只好当衣服,当手表,当派克笔,梁思成和林徽因幽默地对代为卖表的陈岱孙说:
把这派克笔清炖了吧,这块金表拿来红烧。
傅斯年实在看不过去,给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写信求助:
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已,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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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在李庄的月亮田居所中
费正清曾经劝说林徽因去美国养病,林徽因拒绝了,她的理由是:
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林徽因有一种魔力,在任何地方,她都能迅速组织起一个“太太的客厅”,她可以为李约瑟组织一场让后者终生难忘的晚宴——晚宴上是梁思成买来的两只鸭子做的油煎鸭子(他们本来打算靠这两只鸭子生蛋补充营养),还有李约瑟大为惊喜的女主人的爱尔兰口音的英语。村里的年轻姑娘和媳妇,都愿意来找林徽因,说说自己的心里话,说说家里的烦恼事,哪一个姑娘出嫁办嫁妆,都来请她出主意,谁家媳妇生了娃娃,也忘不了给她送上几个报喜的红鸡蛋。
大家都忘了,她其实是一个肺病重度患者,那些李庄时期的照片上,她已经不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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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变成了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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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的这场肺病,将彻底夺走她的健康——抗战胜利那一天,她连游行的力气都没有,只好坐着滑竿,和大家一起欢呼。1945年,她到重庆检查身体,医生说,她还有五年的生命——事实上,她又多活了五年。
在李庄五年,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和英文《图像建筑史》编写成了,这其中有林徽因的功劳,正如他们的儿子梁从诫说的那样,“除了她身边的亲人和最接近的合作者之外,也许没有人会知道,林徽因为了这两部著作曾贡献了多少心血,在自己的健康方面,又做出了多大的牺牲。”
她只是在和费慰梅写信时抱怨了一句:
思成的营造学社已经从我们开始创建它时的战时混乱和民族灾难声中的悲惨日子和无力挣扎中走出来,达到了一种全新的状态。它终于又像样子了。同时我也告别了创作的旧习惯,失去了同那些诗人作家朋友们的联系,并且放弃了我所喜爱并且可能有某些才能和颖悟的新戏剧方面工作的一切机会。
——林徽因致费慰梅
1950年,当林徽因和梁思成正在兴奋地为新中国设计国徽的时候,她不会知道,当年为他们在李庄争取房产的士绅罗南陔、张官周、杨君慧等三人,以“反革命”罪名处决。他们在李庄的房东张乔英被判处劳改,后来病死。他们种番茄的田地、画图纸的房子被瓜分一空。
1966年,林徽因去世十一年,梁思成一遍遍写着检查和写着对别人的批判,李庄一位姓田的公社社员把一块石碑上的字句抹平,刻上了领袖语录。这块石碑,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同仁们在离开李庄之前,凑钱刻的,上面写着:
江山毓灵,人文舒粹。旧家高门,芳风光地。
沧海惊涛,九州煎灼,怀我好音,爰来爰托。
朝堂振滞,灯火钩沉。安居求志,五年至今。
皇皇中兴,泱泱雄武。郁郁名京,峨峨学府。
我东曰归,我情依迟。英辞未拟,惜此离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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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图片来源网络
参考资料
岱峻,2004.05,《发现李庄》,四川文艺版社
费慰梅,1997,《梁思成与林徽因》,中国文联出版社
向以鲜,2016.08,《李庄的乡绅和乡绅们的下场》,博客中国
张泉,2015.06,《重走梁思成之路:失忆的李庄》,《文汇报》
王凯,2009.02,《梁思成夫妇在李庄》,《世纪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