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中国人民最大的优点是:在任何艰苦的环境下,他们都能想出奇妙的应对方式。
比如我妈,一句英语不会说的的老阿姨,居然能够单枪匹马在悉尼玩耍!
她的独门秘籍是:提前做好许多中英文卡片,上面写着各种“我不会英语,我想去XXX”“请问我需要付多少钱?”“我想喝热茶”……在餐厅吃饭,无论吃什么,洒上一点自带的榨菜,中国胃就能得到满足。
没把自己弄丢,没饿着肚子,居然还安然无恙地回家了。
在里约奥运村,世界人民再次见识到了中国人民的这种智慧。
因为巴西蚊子可以带来“寨卡”病毒,防蚊措施一直是运动员们最为头疼的事项。有的运动员甚至为此退出了奥运,和金牌比起来,毕竟生命更重要。老外们能想到的预防措施是——烟熏火攻。这个方法好不好,我们不评价,但可以肯定,这个方法不环保。
中国代表团用一款来自义乌批发市场、成本价不过几十块人民币的神器,征服了整个世界——蚊帐。现在,这顶蚊帐已经在海外电商卖到409刀,并且供不应求。
作为半个东北人,爱酱当然可以在蚊帐问题上走个后门
澳大利亚女篮队员伊丽莎白·坎贝奇在推特上进行了蚊帐初体验
但当我们回望历史
就会发现
蚊帐算什么
我们的运动员
从来都不缺乏
自力更生的基因
民国时期,中国参加过三次奥运会。
规模最大的,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
前几天介绍给大家的中国第一位奥运女选手杨秀琼,参加的也是那一届奥运会。但从整体实力而言,中国队最强的项目,其实是足球。
恩,我不是瞎掰,真的是足球。
那时候的中国队虽然在世界范围内的比赛成绩不算好,但被称为“亚洲第一”绝对不是吹牛。自从20世纪20年代后,在球王李惠堂的率领下,中国队连续称霸五届远东运动会足球比赛,并且对抗日本,多次获得4:0,5:0这样的悬殊比分。1936年奥运会,中国队是以亚洲第一名的身份挺进柏林的。
然而,中国健儿们一直在担心一件事——没钱。
那时候没有中国体育总局,没有各大赞助商,运动员们的路费需要自己筹措。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刘长春是在张学良的8000银元支持下,才完成了中国运动员在奥运的首秀。
1936年的环境比起1932年已经好了许多。国民政府从1935年就进行了暑期训练营集训,并且聘请了两名外国专家进行指导。随后,还在北京的清华大学针对田径和篮球项目实施了集中训练。
但在参赛经费上,中国依旧捉襟见肘,教育部七拼八凑,凑出了17万,全国募捐获得3万,这当然远远不够。
中国足球队的队员们有办法。
李惠堂和谭江柏、孙锦顺、冯景祥、李天生、包家平等众足球名将决定先向海外华侨筹措一笔路费,坐上前往越南的船——
一路卖艺,筹措盘缠。
所谓卖艺,就是踢友谊赛。这支由22人组成的“亚洲第一”球队先后在越南、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缅甸以及印度6个国家比赛,每踢一场,他们就向柏林走近一步。 为了尽量节省开支,李惠堂和其他球员无论在船上或旅馆内,他们只住最廉价的房间,有时甚至整队人挤在一个大房间内,大家睡地板。为确保在每场球赛中都能获胜,以赚取额外的奖金,所有主力球员就算带伤都要上阵比赛。
他们踢了27场比赛,花了半年时间。
筹得的钱,不仅足够自己前往柏林,甚至还寄了一些回国,用以资助那些仍在家乡等着路费参加奥运的中国运动员们。
他们也为这段艰苦的旅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根据赛制,柏林奥运会采取“强队直接升入正式比赛”,中国队也在强队行列。正赛共有16支球队,采取单败淘汰制,第一轮,他们的对手是世界级强队英国。
比赛之前,欧洲球迷们预测,这场交锋,肯定是英国队大比分获胜。然而,上半场,中国队甚至与英国队大打攻势足球,未居明显劣势,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开始后,对中国队刮目相看的英国队渐渐使出全力。55分钟时,英国队中锋John Doods率先破门。10分钟后,Lester Finch为英国队再下一城,中国队0比2落后。此后的比赛中,中国队屡有反攻,但临门一脚欠佳,始终未能破门。更尴尬的是,中国队仅有11名球员参赛。换而言之,并无可替换球员可用,加之此前舟车劳顿,体力难支。最终,中国队未能扳回比分,0比2的比分保持到了终场。
虽然输掉了比赛,中国队员的水平却令全世界刮目相看。顺便说一句,中国队中,除了超级明星李惠堂,还有一位叫谭江柏的前锋。谭江柏长着一副中等身材,但脖颈强壮,弹跳力出色,故而在头球技术上很是出挑,久而久之便有了“铜头”美誉。李惠堂写的《球圃菜根集》中,就留下过这样一段自述:“如果我有江柏兄的项上功夫,那我恐怕会有比现在大得多的成就了!”
谭江柏老了之后,总喜欢回忆过去的事,看电视也只爱看足球。他的儿子回忆:“小时候,父亲常牵着我的小手逛街,给我讲一些我不懂的故事——例如要半年时间才可以到达德国,参加运动会足球比赛之类的故事。”
他的儿子叫谭咏麟。
1948年,中国第三次派出了代表团,参加战后的伦敦奥运会——没钱仍旧是他们永恒的话题。按预算,到伦敦参加奥运会,全团33人需要15万美元,当时主管体育工作的中国奥委会委员王正廷多次到政府各部门“游说”,4个月才“磨”到2.5万美元。
为了省钱,中国代表团就从国内扛着生活必需品前往伦敦。他们寄宿在伦敦当地的一所小学里,把教室作为宿舍。前去探望他们的当地华人惊讶地发现,中国代表团的行李里,有大米、有蔬菜、甚至还有榨菜、腐乳、酱菜……
这样一支队伍,很早就被淘汰了。代表团遇到了另一个问题:没钱买机票回国,全体滞留伦敦。怎么办?代表团团长王正廷只好再次借钱。他给孔祥熙写信要求支援,孔祥熙汇了3000美元。
然后,代表团的运动员们纷纷上街,摇身一变,变成了卖大米的——
卖掉了剩下的粮食,他们才凑到了回国的机票。
那时的中国奥运健儿,虽然没有收获一块奖牌,但他们仍然永远难以忘怀这段经历,就像李惠堂在出征前说的:“Nothing to loss,Everything to gain。”
这句话到今天,依旧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