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介绍了李石曾在巴黎开豆腐厂的故事，然后，后台的小伙伴们纷纷回复“焦菊隐”三字，我只能说——
你们确实是很厉害的。
好吧，今天讲一讲焦菊隐的故事。
李石曾和焦菊隐之间的牵绊，实在是很深的。
咸丰临终前托孤的八大顾命大臣里，除了肃顺、端华，还有一个焦佑瀛，此人是天津人，进士出身，文采好，才思敏捷，咸丰的诏书，多半出自他的手笔。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之后，肃顺等人被处决，焦佑瀛免得一死，革职赋闲在家。他闭门不出，只和三五好友有所来往，内阁大学士李鸿藻便是其中之一。
焦佑瀛的外甥叫姚学源，姚学源的姑妈生了个儿子叫李鸿藻，在姚学源的日记里，还可以看到许多焦佑瀛参加李鸿藻聚会的故事。
李鸿藻的小儿子叫李石曾。
焦佑瀛的孙子叫焦菊隐。
对辈分一向搞不大清楚的我不打算在此处犯错，反正李石曾和焦菊隐算是亲戚就对了。
虽然是亲戚，焦菊隐的生活却和公子李石曾大大不同。到了父亲一辈，已经衰落，因为成绩优秀，高二便获得中学的保送燕京大学资格，父亲却无法支付他的学费，最后，还是在邮局工作的大哥赞助了他。
1928年夏天，焦菊隐从燕京大学毕业，他的最大愿望是出国留学，于是想起了正在上海的亲戚李鸿藻，因为之前李鸿藻曾经答应过李石曾，会送他去法国做豆腐“勤工俭学”。
△焦菊隐和朋友们的合照，女扮男装者为焦菊隐
焦菊隐的女儿焦世宏回忆说：“据我所知，父亲是在上大学后期才和李石曾有所往来的，当时他管李石曾叫二舅，但李石曾并不是父亲的亲舅舅。李石曾的夫人是天津姚家姑奶奶，而焦佑瀛的夫人也是姚家的姑奶奶，但可能辈分不同。李石曾的父亲李鸿藻与焦佑瀛在清末同朝为官，他俩既是姻亲、挚友，又同为汉官，所以交往极深。有人说，焦佑瀛先被充军新疆而后留在天津，是因为李鸿藻在慈禧面前说了好话，这也不无可能。所以，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能关注焦家后代，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焦菊隐这时候想要出国留学，还有一个有点不厚道的原因——他想要悔婚。
悔婚的对象是林素珊。
林素珊原来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后来转入女师大。因为打扮洋气，英文又好，在女师大非常有名。
林素珊和焦菊隐已经订婚数年，但焦菊隐一直不喜欢她。他心中的女神是石评梅。（哎呦喂，为啥这么多人的女神都是石评梅！）焦菊隐的回忆里，石评梅是这样的：
“有一次我从天津去北平看梅姐，她拉我去滑冰。我是一个大近视眼，戴了眼镜没法滑，只有坐在旁边看。她穿着白毛衣，戴着白帽子，滑得那么潇洒、那么飘逸，好像天上飞下来的白天鹅，我真的看醉了。”
实际上，石评梅长这样：
△石评梅
石评梅和林素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焦菊隐喜欢石评梅，肯定就不会喜欢林素珊这样的。林素珊是个聪明的姑娘，她得知焦菊隐要去法国，一下子猜到不过是借口，最终是要退婚。在当时，男方解除婚约对于女方来说，是很没面子的事，何况林素珊这样的校花。
于是，她也想到了李石曾。
她找到李石曾夫人姚同宜，求她代为说情。姚同宜原是李石曾的表姐，姚家是天津“盐商八大家”之一，并承包了首都京盐公柜，富甲一方。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李石曾十七岁时，与姚表姐结婚，大喜前李家派出两艘大船。一艘官船去天津迎亲，先将全副妆奁、衣服、家具以及工匠、轿夫等运到北京，第二天再将新人和眷属、陪房丫鬟、婆子、跟班等人乘船进京，浩浩荡荡，轰动一时。婚后姚夫人长期住在北京绳匠胡同老宅，有时也随同李石曾去法国暂住。我第一次知道这位姚夫人，却是在程砚秋的回忆录里，评价hin不厚道：
姚夫人非常同情林素珊，于是给李石曾写信，求李石曾帮忙，给焦菊隐在北京安排工作，不要让他出国。李石曾答应下来，安排的差事，是推荐焦菊隐做市立二中校长。
1928年冬天，焦菊隐与林素珊在北京饭店正式结婚。婚礼场面盛大，宾客有几百人，由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证婚。这当然是北平的一件大事，北洋画报上，也刊登了林素珊的结婚照——
蜘蛛网婚纱头又来了，还记得我之前讲过的爱Prada，也爱鸭胗肝，我们宋美龄就是这样的时髦人儿，内有民国最时髦婚纱样式，欢迎穿越回去观摩。
△林素珊的结婚照
这时的焦菊隐的Title是“文学家”，这大概是因为他在燕大读书时，已经在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写稿，后来又在邵飘萍的帮助下，主编《京报》副刊第六版《文艺周刊》。有趣的是，1926年，许广平曾经在给鲁迅的信中提及了焦菊隐的作品《夜哭》，那时，他们正在热恋。
“My dear teacher：……我被挤得连看书的地方都没有了，也看不下去，勉强的看了《骆驼》；又看《炭画》，是文言的，没有终卷。继看《夜哭》，字句既欠修饰，命意也很无聊，糟透了。”
《北洋画报》的图注中，说林素珊秋天就要去巴黎大学研究院学习，当然是吹牛拍马的事，焦菊隐去巴黎本来就为了悔婚，如今结了婚，更加没必要去巴黎了。过了一年，李石曾给焦菊隐安排了一件事情做，这件事改变了文学家焦菊隐的命运——
他让焦菊隐筹备一所戏曲学校。
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在当时是非常新式的，除了学京剧，还增设国文、历史、外文等课目，和一般的科班完全不同。戏校学生拜师，只行鞠躬礼，既不拜祖师爷，也不烧香磕头，跟着杨小楼学戏的戏校学生傅德威回忆：
“当时所有的好演员，哪怕只有一出戏好，也花钱给我们请来，使我们受益不浅。为了让我们见到好戏，学到真东西，这些名演员什么时候有空就叫我们什么时候去学。在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就已经开始组织学生观摩了，哪里有好戏，就开着车，由老师带我们去学习。”
章诒和曾说，中华戏校是程砚秋创办的，并且请来焦菊隐做校长。这当然是张冠李戴，中华戏校是李石曾用庚子赔款创立的，兼任董事长，又请来焦、林夫妇，焦菊隐是校长，林素珊是教务长。
然而到1935年，焦菊隐就退出了。退出的理由错综复杂，戏校学员王金璐的说法，“夏天他就忽然走了，好像是去美国，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说的都有，主要是说，因为他和李石曾闹矛盾。”这并不确切，嘉德拍卖中，曾有李石曾写给焦菊隐的好几封信，写信的日期，正是双方矛盾较为激化的1934年、1935年期间，信中多次谈及“徐先生”“金先生”“张先生”“程先生”等左右戏校前途的重要决策人，从李石曾的行文语气看，焦菊隐在建造剧场款项的筹借、日常工作流程等问题上与诸先生意见不尽一致，李石曾提醒他注意合作、多加请示。
△李石曾写给焦菊隐的信
林素珊是一个好助手，她在戏校负责打理行政事务，应酬斡旋，垫付资金，颇费心神。焦世宏的评价颇为中肯：
“林素珊在二中和戏校期间都任副校长。父亲的精力都放在教学上，所有的行政事物都由林素珊一手打理。虽然因此引起一些教职员的不满，认为林跋扈，大权独揽，事事都要她说了算；但平心而论，在那混乱的社会中，没有林素珊圆滑的社交手腕和运作能力，光靠书生气十足的焦菊隐是办不成事的。尤其是中华戏校的筹建过程，困难重重，资金的筹措，人事的纠纷，全靠林素珊与官场应酬，与董事会斡旋。戏校创立初期，由银行界每月出资六百元，大约十个月后，就停止了。在学生能够公演有收入之前，有一段青黄不接的时期，是林素珊变卖了娘家陪嫁的首饰，加上用父亲在北平研究院的工资作担保，向银行借了一笔钱才撑过去的。”
但即便如此，她还是无法获得焦菊隐的爱情，这两个人，始终是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妇。
婚姻有许多问题，子女大约是其中较为关键的。焦菊隐对儿女看得很重，林素珊与焦菊隐育有二子，长子毛毛（焦世缨），次子贝贝（焦世绥），都幼年早逝。据说，林素珊为了怕受责备，竟抱了一个孩子来充数，结果被焦菊隐发现了。
李石曾对这对自己亲自撮合的小夫妻可谓操碎了心，早在1935年2月8日，他就曾经专门给焦菊隐写信，为他们制定了赴欧洲读博士学位的周详规划。所以，焦菊隐一辞职，李石曾就拿出费用，送他到法国留学，并让林素珊同行。1935年9月，焦菊隐赴法国，他考入巴黎大学当研究生，攻读文科博士学位。
焦菊隐以一年多的时间写下了十余万字的博士论文《今日之中国戏剧》，这是焦菊隐早期戏剧理论中最重要的一部论著。该论文由巴黎埃·德罗兹书店列入《世界戏剧丛书》出版。他成为第一个将中国戏曲理论较完整而有系统地介绍到西方的第一人。
他们的感情，在焦菊隐完成了巴黎的学业之后，彻底宣告分手，那是在1938年，香港。
之后，林素珊定居香港，焦菊隐则先到桂林，又去四川江安，应聘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然而不到一年，他又被迫离开，去了重庆。
焦菊隐是书生，对于人事关系，一直不善处理。认识他的人，无论至交好友，都无一例外说到他的坏脾气，这坏脾气是风骨，有时也是感情破裂的导火索。焦先生排戏做事较真，骂起人来特别损，招人恨。据说，当年某次全国性导演创作会，焦菊隐当众指着一位名气不小的导演说：你那个脑子里就是一泡屎！秘书张定华也曾回忆：当年排练《明朗的天》，一位演医生的演员拿着一顶礼帽正准备上台，焦菊隐突然说：你拿个帽子怎么像端个尿盆似的！
在重庆的一段较长的时期，焦菊隐找不到正式的工作，住在一个破旧的小旅馆中，贫病交加，生活困苦，衣物书籍典当一空。虽然极度贫困，他却收获了人生中的一段难得的感情。
22岁的流亡学生秦瑾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辛夷楣在《记忆深处的“老人艺”》一文中说：
“据说焦先生解放前在重庆的大学教书时，秦瑾是他的学生。秦瑾长得相当漂亮，一双凤眼，一下就吸引了焦先生，他俩恋爱九年才结婚。我见到秦瑾阿姨时，她大概三十几岁，仍相当漂亮，不仅眼睛美，嘴唇形状也美。她常盘个大大的发髻，且穿旗袍。他们的两个女儿巨集（世宏）、安安（世安），那时在上幼儿园。秦瑾阿姨常来看女儿，她风度优雅和蔼可亲，我很喜欢她。听妈说，秦瑾阿姨在北方昆曲院搞文字工作。”
秦瑾非常崇拜焦菊隐，而穷困潦倒的大叔又激发了少女心中的母性，很多年之后，她在回忆录中还充满深情地回忆：
“有一天，焦菊隐带我去市里看杨村彬写的《清宫秘史》，这个戏轰动了山城。散戏后，夜雾茫茫，已经没有一个行人，远山朦胧重叠，我感到很恐怖，一路上焦菊隐有声有色的谈《清宫秘史》，谈这个戏应该怎么排会更好些，他一幕一幕地谈得那么仔细，那么投入，两只手在湿漉漉的夜空里不断的比划着。他好像在给我驱逐恐怖感，又好像在自言自语，这一路上他似乎把长期压抑在心底的梦幻全部展现出来了。当时我心中泛起阵阵他怀才落难的酸楚。现在回想起来，他脑中孕育的许多想法已经膨胀了，就是苦于没有实践的机会。”
1946年，抗战胜利。
焦菊隐回到了北平，他和林素珊正式办理了离婚，两个人是和平分手的，彼此都没有说对方的坏话。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牵强的，到了最后，两个人都精疲力竭。
戏剧性的是，当年促成婚姻的李石曾在第二年的2月2日，居然娶了林素珊。之前被程砚秋说“奇丑无比”的姚夫人在1941年病逝，李石曾在此之后曾经和社会活动家Rosenberg恋爱，但两人聚少离多。在和林素珊结婚之前，李石曾专门写信给纽约的Rosenberg夫人，解除婚约。
《申报》中对李石曾和林素珊的婚礼做了非常详尽的报道：
1947年2月2日下午，两人在上海林森中路一八五六号世界社会所举行婚礼。小小礼堂中，道贺的宾客挤得水泄不通，门口挂着程中行的一副贺联：“白首盟心共拯世界，赤诚永爱重建家庭。”礼堂正中壁上写着“互助”两字。新郎陪同新娘，于四时三十分乘花车到达，在进门石阶处即被摄影记者给包围了。新郎长袍马褂，精神矍铄，新娘红花旗袍，发上插红花朵，体态健美，笑口常开。婚礼旋即举行，由吴稚老证婚。
△林素珊和李石曾在结婚典礼上
李石曾后来曾经和亲友们说，林素珊和自己的感情，是在1946年林素珊和焦菊隐离婚之后发生的。他和林素珊共同编辑杂志《世界》，“志同道合，洵为贤助；因求与之续成正式家庭，期与社会革新相辅而行，尤非林君莫任。以我将近七旬之高龄，不为所弃，于其屡示逊谢忠虑之后，而卒允我请。”
△林素珊和李石曾共同创办的《世界月刊》
1949年7月14日，同样在上海，焦菊隐和秦瑾结婚，地点是国际饭店。
焦菊隐和林素珊再也没有见面。和秦瑾结婚之后的焦菊隐迎来了事业的高峰——担任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作为导演，他排演了老舍的《龙须沟》，郭沫若的《虎符》，老舍的《茶馆》，老舍一开始对于焦菊隐的改编颇有微词，两个人还发生过争执，然而最终，老舍还是承认，焦菊隐的改动，对于《茶馆》是一种提升，比如，《茶馆》的结尾，三个老伙计为自己送终，就是焦菊隐的创造。
△1959年《蔡文姬》演出后，焦菊隐（前排左一）与习仲勋（前排右一）在台上与演员合影。
从《龙须沟》《虎符》《茶馆》到《蔡文姬》，焦菊隐的导演艺术一步步臻于成熟，然而在人生的旅程中，他再次遇到了阻碍。
1961年，妻子秦瑾要求离婚，人艺的副院长和其他领导几次劝说秦瑾，有一次，不知谁说了一句：“焦先生是天才……”秦瑾立即回道：“他就是莎士比亚，我也要离婚！”
三年之后，他和潘小丽结婚，这段婚姻只存在了三年，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两个人就离婚了。
在第三段婚姻中，焦菊隐终于晚年得子。
1964年的一天，焦菊隐接到医院的电话，妻子潘小丽刚刚分娩，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带不带把儿？”护士没听懂，以为是要不要带什么东西，于是回答：“不带把儿。”焦菊隐把电话砸了。过了一会儿，电话再次响起，小护士反应过来，纠正道：“带把儿。”
这一天，干面胡同的全部街坊都听到这个59岁的老头的狂喜：我有儿子啦！
儿子焦世宁的降生，带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幸福感。每天下班之后，他第一件事就是闻儿子的尿布，怕伤及婴儿皮肤，所以不许有半点肥皂味。儿子兜里必须准备3块手绢，擦嘴、眼、手分开专用。
我忽然明白，为什么三位女性都离开了他。
1966年元旦，焦菊隐的日记里，再次出现了林素珊：
“近来经常思念亡父，也思念文采与振华，每逢生活苦恼，特别思念素珊，比起群魔，彼实忠厚百倍，虽有缺点，但绝非流氓之辈。结发之情，终生引以为歉。地下有知，必为我唏嘘。”
林素珊再也听不到他的这段忏悔，因为她已经在十多年之前去世。林素珊嫁给李石曾之后，夫妇恩爱，1954年，在乌拉圭居住时，林素珊忽然得了脑血栓病逝，李石曾悲痛至极，亲视含殓，葬于孟德维的亚公墓。
焦菊隐很快被打成人艺的“黑帮”，他被要求在批斗会上做“喷气式”，又被要求去抬两百斤的垃圾箱，他都没有退却，然而，老舍之死对焦菊隐的打击很大。他对前妻秦瑾说：
“我多少次想走老舍这条路，为了这两个可怜的孩子，我从护城河边又回来了。她们小小的年纪，读不了书，又当了狗崽子，任人欺凌。我什么也没留给她们，要是再给她们背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她们怎么活下去？”
△老舍写给焦菊隐的信
文革中，已经更名为“北京话剧团”的人艺排了一个歌颂农村干部搞阶级斗争的新戏《云泉战歌》，根据当时针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一批、二用、三养”的新政策，“军工宣队”希望听听焦菊隐的意见。
据说，在看戏之前，曾经有人劝他，即使非去不可，看完之后最好不要发表意见，或者光讲好的方面，一个字也别批评。
焦菊隐笑了笑，没说话。看连排那天，他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特意换了一身半旧但干净笔挺的灰色毛料中山装，一个人走进三楼排练厅，在最后一排坐下。看完后，没人找他，他起身回家。
第二天，军工宣队来听取意见。焦菊隐说：“政治上刚及格，艺术上只能给20分。”
这是焦菊隐一生中最后一次对于艺术发表评论。
接着，便是铺天盖地的批判。焦菊隐的表态很快上了剧团的第13期《情况简报》，当作一个“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的突出事件。
唯一让焦菊隐惦记的是他的两个女儿和唯一的儿子。
文革中，焦菊隐没有收入，儿子回家看他，他用攒了很久的钱，给儿子买了一双新球鞋，他还蹲在地上，给儿子系鞋带。儿子说，那一瞬间，父亲没有任何愁苦，一直在笑。
△焦菊隐和孩子们
被查出肺癌晚期以后，焦菊隐住进了协和医院，他对组织上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让下乡到山西的大女儿世宏回来照顾自己。而在弥留之际，“军工宣队”负责人还跑到病床前质问：“焦菊隐，你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问题要向组织交代？”焦菊隐没有说话。
负责人随后告诉焦世宏，组织决定，焦菊隐罪大恶极，死了以后，有三条规定：
1、死后不许穿衣。
2、骨灰盒只能用7块钱的。
3、骨灰盒存放在八宝山公墓地下室。
这些焦菊隐已经听不到了，他留在这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是给女儿的：
“你户口落上了吗？”
狗仔卡
发表于 2016-12-1 11:0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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