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舒：再权威的米其林指南，也比不了你的舌头

源济

再权威的米其林指南，也比不了你的舌头 

原创 2016-09-21 李舒 山河小岁月

我的朋友圈，被米其林登录上海事件刷屏了。

先是刷屏名单，然后开始陆陆续续，有些不一样的声音。

啊，怎么这家也算好吃啊！

啊，怎么这些餐厅都在一条路上啊？

我其实没那么跟从米其林，在巴黎的时候，吃了一家路边的小店，看上去性冷淡风格的装饰，内心却火热，端上来烫口的炸带子，低温慢烤的鱿鱼，还有娇艳欲滴的血蛤。回去查了查，并不是米其林，但有什么要紧呢？

△这家小店真的太赞了，可惜要排好久

也吃过传说中如神一样的小野二郎寿司，战战兢兢坐在那里，从进店到走人，三十分钟。味道呢？（还是怕被打，下次再说吧，你们感兴趣的话）

今年一月份，因为《纽约时报》用一篇文章，痛骂纽约米其林三星名店Per Se，引来轩然大波。我也暗搓搓想鼓掌，因为之前慕名去了一次，结果因为英语说慢了点，还带了一个完全不会讲英文的朋友，被各种怠慢，介绍菜品的时候，我多问了一句酱汁，居然被回答：“反正就是这些，很复杂。”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被“斩冲头”了。但Per Se就是三星啊，爱来不来，爱吃不吃。

吃饭实在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

北方人林语堂到了南方，天天怀念的是百变打卤面，茄子卤虾米卤羊肉卤；南方人汪曾祺到了北方，变着花样也要做出荠菜茶干来待客。为什么呢？

我们记忆中的味道，其实就是家乡的味道，或者更窄一些，妈妈的味道。

红油辣子，四川人贵州人懂得，但对于广东人来说，就是陌生的。一口豆汁儿，北京人爱得不行，上海人就敬谢不敏！我妈炒菜一直放糖，我习以为常，然而到了北京，朋友来家吃饭，看见我撒糖，像见了异端一样——

奏开！你这可恶的江苏人！

能够跨越南北界限的，就是吃货，更高级一点的，是吃家。

所以餐厅指南这种事，既不可能公平，也不可能客观。因为每个人的味觉都不一样。

民国时期，如果要有米其林评审团，鲁迅同学肯定可以作为匿名评委的。要知道，看《鲁迅日记》，1912年5至12月份，这位爱吃北方饭的绍兴人下了30多次馆子，致美楼、便宜坊、集贤楼、览味斋、同和居、东兴楼、杏花村、四川饭店、中央饭店、广福楼、泰丰楼、新丰楼、西安饭店、德国饭店等等。

去得最多的是绍兴会馆附近的广和居，达20多次。他到北京的第二天，就去广和居报到，1912年5月7日的日记中，他记道：

“夜饮于广和居。”

广和居创始于道光11年(公元1831年)，原名叫盛隆轩，位于菜市口北半截胡同南端。文人墨客、名公巨卿乃至军机大臣，都是广和居的常客，所谓“公卿小巷常停辙”。张之洞在京时住在南横街，离北半截胡同不远。每有宴集，常约在广和居。

广和居有几样别家没有的招牌菜，尤其擅长做鱼，最有名的是潘鱼、吴鱼、陶鱼。这几种鱼，说起来都大有来头，潘鱼的主人当然姓潘，最初是潘炳年家的私房菜，而吴鱼是吴润生家的私房菜，这样经过“私相授受”后，成为广和居的特色。陶鱼也称“五柳鱼”，原来是杭州五柳居的招牌菜，由户部侍郎陶凫乡传授给广和居。

浙江人鲁迅，爱吃做鱼做得好的广和居，实在很合理。

△广和居

鲁迅在广和居常约的小伙伴是翻译家钱稻孙，吃饭AA制，这在当时十分罕见，不过，两位都是留日派，大概这是日本期间的习惯。

“晚钱稻孙来，同季市饮于广和居，每人均出资一元。”

钱稻孙一家三代都是广和居的常客，他曾经回忆自己在教育部时，有一次和父亲去广和居，伙计见了就招呼说，“钱少爷来了”，他本来以为是叫自己，后来发现叫的是他父亲。

鲁迅爱下馆子，所以他写的《在酒楼上》，是真的好，最有“鲁迅格调”。我最关注的仍是那几个菜：先是“一斤绍酒”，此后是“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以及“茴香豆，冻肉，油豆腐，青鱼干”。

油豆腐是油炸过的豆腐，一般经汤煮，或者酿肉，都好。但我怀疑这里的油豆腐是不是油炸臭豆腐，因为就辣酱，鲁迅之爱吃辣，可见一斑。而且他老人家口味颇重，感叹辣酱淡薄，“本来S城的人是不懂吃辣的”。

老鲁的口味，确实是个谜。作为一个浙江人，口味却那么重。弟弟周作人，明明和他吃一碗饭长大，却一直保持清淡口味。广和居属于山东馆子，南味斋是淮扬菜，名菜有糖醋黄鱼、虾子蹄筋；厚德福做河南菜，独门绝技萝卜鱼、糖醋瓦块。他都喜欢，偶尔去去粤菜馆，最不喜欢的却是福建菜：

晚饮于劝业场之小西天，董恂士(教育部次长)、钱稻孙、许季茀(许寿裳)在座，肴皆闽式，不甚适口，有所谓红糟者亦不美也。

人家小西天明明是当时京城有名的福建菜馆，这样说人家，真的好吗？

1926年9月，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先在厦门，又去广州。广州下馆子比北京贵很多，鲁迅那时候添了许广平这位小亲亲，花销大了，更加吃不起馆子：

“广东一桌翅席，只几样菜，就要二十多元，外加茶水，酒之类，所以平常请七八个客，叫七八样好菜，动不动就是四五十元。”

等到回了上海，生了孩子，租了房子，解决了北京上海的老婆问题，鲁迅的生活稳定了，于是，又开始下馆子生涯。据陈明远在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中说：“鲁迅在上海生活的整整九年间（1927年10月~1936年10月）总收入为国币78000多圆，平均每月收入723.87圆（约合现在人民币2万多元）。”因为有钱，所以除了下馆子，鲁迅同学还开始请外烩——就是请师傅来家里做饭。1934年3月25日，鲁迅为美国友人伊赛克夫妇送行，设晚宴一席，就是请知味观的厨师上门烹饪的，鲁迅提前三天与饭馆定好，并付给菜钱20元。

他似乎很喜欢知味观的菜，在日记里常常提及，比如1932年7月3日载：“晚在知味观设筵宴客，座中为山本初枝夫人、坪井芳治、清水登之、栗原猷彦、镰田寿及诚一、内山完造及其夫人，并广平共十人。”

请客吃饭的时候，他似乎并不大合群，大家热闹的时候，他便走开去吸烟：

有一次鲁迅先生到饭馆里去请客，来的时候兴致很好，还记得那次吃了一只烤鸭子，整个的鸭子用大钢叉子叉上来时，大家看这鸭子烤的又油又亮的，鲁迅先生也笑了。

菜刚上满了，鲁迅先生就到躺椅上吸一支烟，并且阖一阖眼睛。一吃完了饭，有的喝了酒的，大家都闹乱了起来，彼此抢着苹果，彼此讽刺着玩，说着一些人可笑的话。

而鲁迅先生这时候，坐在躺椅上，阖着眼睛，很庄严地在沉默着，让拿在手上纸烟的烟丝，袅袅地上升着。

别人以为鲁迅先生也是喝多了酒吧！

许先生说，并不的。

 “周先生的身体是不如从前了，吃过了饭总要闭一闭眼睛稍微休息一下，从前一向没有这习惯。”

周先生从椅子上站起来了，大概说他喝多了酒的话让他听到了。

  “我不多喝酒的。小的时候，母亲常提到父亲喝了酒，脾气怎样坏，母亲说，长大了不要喝酒，不要象父亲那样子……所以我不多喝的……从来没喝醉过……”

鲁迅先生休息好了，换了一支烟，站起来也去拿苹果吃，可是苹果没有了。鲁迅先生说：“我争不过你们了，苹果让你们抢没了。”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

去年过年回家，莫名经过鲁迅公园，去了鲁迅墓上，看见一只苹果，瞬间以为，那是萧红送的，心有戚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