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苏东坡和伙伴们代表了北宋王朝的精神之美

源济

祝勇：苏东坡和伙伴们代表了北宋王朝的精神之美 

原创 2016-11-26 祝勇 大家

文 | 祝勇

只有文明之国，才崇尚这种超越物理力量的精神之美。

▍一

在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博物馆里，收藏着那幅传为北宋画家乔仲常所绘的《后赤壁赋》手卷。在这件手卷中，我们看到的苏东坡，一副温婉可爱的世俗形象，与我们印象中玉树临风的儒者形象截然不同。画面上的人物，面庞饱满，目光柔和，透过宽松的衣袍，还可看见他微微隆起的肚腩。他挽着袖口，一手提着一壶酒，另一手拎着一条鱼，站在一个庭院里，那庭院是用藤条围起来的，朴实无华，唯有庭院另一端的一丛竹子，暗示着它与主人公精神世界的某种联系。

▲ 乔仲常《后赤壁赋》手卷局部

在黄州，就在这样一个普通的院子里，站立着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文人和政治家。

一位在历经荣华和苦难之后，在死亡的边缘获得重生的艺术家。

所谓重生，就是一个人从父母那里获得生命之后，自己要再给自己一个新的生命。

对苏东坡来说，这个新的生命，是黄州赋予他的。

那时的他，已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心高气傲，把自己当作救世主。他开始懂得苦难，能够与苦难和平共处，甚至，能够从这种共处中，重新塑造了自我。

只是，在疼痛和彷徨的处境里，他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生命理想，在最暗郁的历史底层，像等待一轮明月，仰望着那永恒不息的美的光芒。

那是如大自然一般纯洁和质朴的光芒。那个叫苏东坡的男子，在旷野里栉风沐雨，生命早已摒弃了那些华而不实的绚烂，而归入了平淡。他已“忍不得一点艳俗一点平庸一点谎言一点逢迎”，他在“排挤贬谪流放中黯然想象着那些梦幻的理想和衣裳。”

整个宋代艺术都跟他一起，摒弃了华丽，走向了质朴。就像画卷上，他所身处的那个花园，“玲珑剔透的形式被视为过于华丽或逢迎而被抛弃，相反，淡雅的甚至是不精细的却被视为更加真诚和自然。”

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苏东坡见到了自南国北归好友王巩和随他远行的歌伎柔奴。当年王巩是因为受“乌台诗案”牵连被贬谪到地处岭南荒僻之地的宾州的，他的歌妓柔奴毅然随他远行，一路颠簸，前往岭南。那貌似柔弱的女子，饱经磨难之后，“万里归来年愈少，笑时犹带岭梅香”，令苏东坡大感惊异。对于那荒僻遥远的流放之地，柔奴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让苏东坡更受震动。此后的岁月里，苏东坡无论身处怎样的绝境，内心都会从容不迫，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柔奴这小女子的影响。

苏东坡《定风波》是这样写的：

常羡人间琢玉郎，

天教分付点酥娘。

自作清歌传皓齿，

风起，

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

微笑，

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

却道，

此心安处是吾乡。

就在苏东坡把黄州当作自己的故乡，决心作个安然的农夫时，他的命运，再一次发生转折。

林语堂说：“也许是命运对人的嘲弄吧，苏东坡刚刚安定下来，过个随从如意的隐居式的快乐生活，他又被冲击得要离开他安居之地，再度卷入政治的旋涡。蚂蚁爬上了一个磨盘，以为这块巨大的石头是稳如泰山的，哪知道又开始转动了。”

苏东坡是在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的春天里得到朝廷的调令，到离汴京不远的汝州，任汝州团练副使、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的。应当说，即将离开黄州，苏东坡的心情格外复杂。因为这天高地远的黄州，将他生命中的悲苦、艰辛、安慰与幸福都推到了极致。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创作，诸如我们熟悉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还有号称“天下行书第三”的《寒食帖》，都是在黄州完成的。这黄州，已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想带走，却无法带走。

▲ 苏轼《寒食帖》

▍二

苏东坡是在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二月初一抵达黄州的，当时身边陪伴他的，只有乌台诗案之后一路随行的儿子苏迈。那时的苏东坡，不是衣锦还乡，是流落他乡。他最怕的不是生活的艰难，而是内心的孤独，“黄州岂云远，但恐朋友缺。”小城隔断了一切熟悉的事物，让他感到无限的空洞和孤立无依。

但苏东坡的生命里从来不缺朋友，马梦得，与苏东坡生于同年同月，也是他一生中最忠实的伙伴。二十多年前，他们在汴京相识，那时马梦得在太学作官。有一次，苏东坡前去探访，苦等不来，百无聊赖之际，在墙壁上信手写下杜甫《秋雨叹》，然后掷笔而去。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马梦得归来，看到这首诗，被“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二句触动，竟然愤而辞官，自此终生不仕。

苏东坡后来写道：“马梦得与仆同岁月生，少仆八日。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者。即吾二人而观之，当推梦得为首。”意思是说，这一年出生的人，没有富贵之人，若论穷，他苏东坡和马梦得定会力拔头筹，假如他们这两个穷鬼再PK一下，则是马梦得更胜一筹，苏东坡甘败下风。

▲ 《大隋求陀罗尼经咒图》

在宋代，星命术已十分发达，人们已经普遍使用十二星座来推算人的命格与运程，只不过那时候不叫十二星座，而叫“十二星宫”。刊刻于北宋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的《大隋求陀罗尼经咒》，上面绘有有一幅环状的十二星宫图，跟我们今天看到的十二星座图案几乎没有区别。北宋傅肱写了一本《蟹谱》，收集了许多跟螃蟹有关的典故，其中说到，“十二星宫有巨蟹焉。”南宋陈元靓写了一部家居日用百科全书《事林广记》，在天文类中提到一张《十二宫分野所属图》，将十二星宫与中国十二州相对应：宝瓶配青州，摩羯配扬州，射手配幽州，天蝎配豫州，天秤配兖州，处女配荆州，狮子配洛州，巨蟹配雍州，双子配益州，金牛配冀州，白羊配徐州，双鱼配并州。

不懂星宫，这些宋代典籍，就变成了迷宫。

苏东坡显然是懂星宫的。他曾说过：“退之（即韩愈）诗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翻译过来，就是：我与韩愈都是摩羯座，同病相怜，命格不好，注定一生多谤誉。

无独有偶，苏东坡身边最好的朋友马梦得也是摩羯座。或许正因如此，他们只能惺惺相惜，因为他们谁都不能嫌弃谁。对马梦得的境遇，苏东坡觉得自己是负有责任的，所以他希望自己将来会有钱，这样就可以让马梦得脱贫致富，买山终老。没想到自己非但没有飞黄腾达，反而以戴罪之身被贬黄州。更没想到的是，他刚到黄州，马梦得就像跟屁虫一样尾随而至，陪他到黄州受苦。

▲ 乔仲常《后赤壁赋》手卷局部

两个倒霉蛋从此抱团取暖，在黄州开始了躬耕生活。

那段日子，他们仿佛在渡着一条命运的黑河。

他们的身体可以受苦役，精神可以被屈辱，但是，那藏在内里的对生命真挚的爱，仍使脸上有了笑容。

为了纪念那段时光，苏东坡写下《东坡八首》，诗中这样描述自己的这位朋友：

马生本穷士，

从我二十年。

日夜望我贵，

求分买山钱。

我今反累生，

借耕辍兹田。

刮毛龟背上，

何时得成毡？

可怜马生痴，

至今夸我贤。

众笑终不悔，

施一当获千。

▍三

与黄州隔江而望的樊口，有一个酒坊主，名字叫潘丙。他本是考不上进士的举人，但已绝意功名，卖酒为业，于是与嗜酒的苏东坡有了交集，也成了苏东坡在黄州结识的第一位市井朋友。

经潘丙介绍，苏东坡又结识的另外两个朋友，一个叫古耕道，一个叫郭兴宗。前者真诚淳朴，热心地方公益事业，人头也熟；后者自称是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后代，在西市卖药。苏东坡没读过鲁迅《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但有药有酒，苏东坡的生活就有了声色，有了魏晋一般的风雅。在苏东坡眼中，他们虽说是市井中人，但是身上闪烁着质朴与本份，比一般士大夫更讲义气，苏东坡黄州五年，得他们的照顾不少，开垦东坡，他们也都出手相助。透过《东坡八首》中，我们也能看见他们的影子：

潘子久不调，

沽酒江南村。

郭生本将种，

卖药西市垣。

古生亦好事，

恐是押牙孙。

家有一亩竹，

无时容叩门。

我穷交旧绝，

三子独见存。

从我于东坡，

劳饷同一飧。

可怜杜拾遗，

事与朱阮论。

吾师卜子夏，

四海皆弟昆。

苏东坡自称：“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这很像《论语》中子夏说过的一句话：“四海皆弟昆”。春秋时代的一天，孔子的弟子司马牛见到了他的师兄子夏，愁容满面地说：“人家都有兄弟，多快乐呀，唯独我没有。”子夏听言，安慰他说：“有人曾说，‘一个人死与生，要听从命运的安排，富贵则是由天来安排的。’君子认真地做事，不出差错；和人交往，态度恭谨而合乎礼节。那么普天之下，到处都是兄弟，又何必担忧没有兄弟呢？”

南朝萧统《文选》收有《苏武诗四首》（又名《苏武与李陵诗四首》），据说是苏武自匈奴返回大汉之际，李陵置酒为苏武送行，两位“异域之人”，一别长绝，于是互相唱和，完成这组诗。第一首开头四句便是：

骨肉缘枝叶，

结交亦相因。

四海皆兄弟，

谁为行路人。

……

苏东坡虽然怀疑这些诗都是后人的伪作，但诗中表达的那份四海兄弟的旷达之情，他还是认同的。在中国历史上，战乱流离、身世沉浮，往往把士大夫抛向底层，去体验命运的凶险与民生的艰辛，只是当这样的命运施加在苏东坡头上，带来的结果并不纯然是老庄的遗世独立、竹林七贤的装疯卖傻，更不是王羲之的宇宙玄思，而是对现实苍生更深切的爱。中国历代士大夫，很少有像苏东坡这样放下身段，真心跟贫下中农交朋友的。这使他的文学和艺术，比李白更“接地气”，又比杜甫更超拔，既有个人的风雅，也融汇了百姓的疼痛、无奈、悲怆与挣扎。

前面几讲谈到的宋代文学与艺术的变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在宋代，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庶民的文学”与“庶民的艺术”。在此之前，无论王羲之，还是陶渊明，都试图以美，来化解现实与死亡对个人的压迫，但他们的思维，还是士大夫式的，终究是来自个体生命的微小抵抗，也透射出来自个体生命的纯美光芒，但终不像宋代，成为一种整体性的文化诉求。

▲ 《清明上河图》局部

中国历史走到宋代，经五代之变，门第意识已经几乎被扫荡无余，科举的普及、糊名制的使用，使得各级政府的决策者，基本上出于平民——对此苏东坡的体会最深，加之宋代商业的繁盛（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有全景式的表达），个人流动性与自主性增加，使平民精神在文学与艺术的血液里流动，文化不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教化，也可以通过市场自下而上地进行重塑。文学里的古文运动、书法和绘画走向平实与深远，建筑、家具、戏曲、版画、小说也受到文人的全面推动而发生质变，与大众的生活需求更加契合，这样的变化，在中国的艺术史上，堪称“史无前例”。“唐宋变革”在文学与艺术领域的这一连串衍化，归根结底是“庶民的胜利”。

从这个意义上说，苏东坡不是山水间的隐居者，不是一个纯粹的打量者，更不是那个时代的叛逆。他是山水间的一粒沙、寒林中的一块石。他有着一位艺术家高逸而虚静的心灵力量，使他不被溷没于污浊的现世，又用一个庶民的身体，收纳他作为文人的所有襟怀。

【作者简介】

祝勇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供职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

源济

祝勇：不知更几百年，方能出一个苏东坡 

原创 2016-12-09 祝勇 大家

文 | 祝勇

编者按：本文为祝勇先生《苏东坡和伙伴们代表了北宋王朝的精神之美》的下篇。

▍四

有一个晚上，苏东坡在家里寻找黄居寀所画的《龙》图，那是他从好友陈季常那里借来的，此时，却怎么也找不到了。他的眉毛蹙成一个疙瘩，恍然中，他想起半个月前曾将此帖借给曹光州摹画，还要一两个月方能送回来，恐怕陈季常着急，误以为自己要“贪污”这张帖，于是急急地给这位好友写下一通书札：

一夜寻黄居寀《龙》不获，方悟半月前是曹光州借去摹榻，更须一两月方取得。恐王君疑是翻悔，且告子细说与：才取得，即纳去也。却寄团茶一饼与之，旌其好事也。轼白，季常。廿三日。

将近千年之后，我们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找到了这幅书札——《一夜帖》，又名《季常帖》和《致季常尺牍》。苏东坡的字迹，质朴敦厚，用笔凝重，笔画丰腴多肉，且结字偏斜，前半段的情感平和，逐渐趋于起伏，所以全作字形大小、笔画粗细、字体形态等也随之改变，让人感觉到音乐般的节奏与韵律，尤其结尾处“季常”二字，大约一倍，更见风格。

▲ 《一夜帖》

《吴氏书画记》中对这通书札有这样的描述：“纸墨如新，书法流洒，神采动人，但此帧临橅最多，惟此肥不露肉，人莫能及。”

《一夜帖》的收件者陈慥陈季常，是苏东坡在岐亭邂逅的四川眉山同乡，也是他在黄州临皋亭暂时落脚后心里最想见的朋友。当年26岁的苏东坡任凤翔府签判，初仕凤翔，他的顶头上司，就是陈季常的父亲陈希亮。

苏陈两家，不仅是眉山同乡，而且是几代人的交情。对于担任凤翔知州的陈希亮，李一冰《苏东坡传》这样形容：“陈希亮身材矮小、清瘦，而为人刚劲，面目严冷，两眼澄澈如水，说话斩钉截铁，常常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不留屋面。士大夫宴游间，但闻陈希亮到来，立刻阖座肃然，语笑寡味，饮酒不乐起来……”还说，“希亮官僚架子很大，同僚晋见，任在客座中等候，久久都不出来接见”，甚至有人在枯坐中打起瞌睡，苏东坡于是写了一首《客位假寐》，讽刺他：

　　谒入不得去，

　　兀坐如枯株。

　　岂惟主忘客，

　　今我亦忘吾。

　　同僚不解事，

　　愠色见髯须。

　　虽无性命忧，

　　且复忍须臾。

苏东坡自由任性，与这样的官员自然对不上脾气。刚好陈希亮在官衙后面建起一座凌虚台，站在台上，终南山近在眼前。陈希亮知道苏东坡文笔出众，请他撰写一篇《凌虚台记》，于是，苏东坡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大意是：兴盛和衰败交替无穷无尽，那么高台（会不会）又变成长满荒草的野地，都是不能预料的。我曾试着和陈公一起登台而望，（看到）其东面就是当年秦穆公的祈年、橐泉两座宫殿（遗址），其南面就是汉武帝的长杨、五柞两座宫殿（遗址），其北面就是隋朝的仁寿宫也就是唐朝的九成宫（遗址）。回想它们一时的兴盛，宏伟奇丽，坚固而不可动摇，何止百倍于区区一座高台而已呢？然而几百年之后，想要寻找它们的样子，却连破瓦断墙都不复存在，已经变成了种庄稼的田亩和长满荆棘的废墟了。相比之下这座高台又怎样呢？一座高台尚且不足以长久依靠，相比于人之间的得失，来去匆匆又如何呢？或者想要以（高台）夸耀于世而自我满足，那就错了。因为要是世上真有足以（你）依仗的东西，就不在乎台子的存亡了。

在别人大喜的日子谈岁月无常，苏东坡显然不是来添彩的，而是来添堵的。

没想到陈希亮一个字没改，直接刻写到石上，并且慨然道：

吾视苏明允，犹子也；轼，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耶！

陈希亮说苏东坡这孙子少年成名，他平日里对他不太待见，是怕他骄傲自满，将来会吃亏。他称苏东坡为孙子，并不是骂人，而是他的确辈分高。苏明允就是苏东坡的老爸苏洵，在陈希亮眼里，就像他的儿子一样。

这话让苏东坡无地自容，那时他才知道，自己的长官对自己态度严厉，竟是有意为之，为的是挫一挫他的锐气，让他不要太志得意满。苏东坡一生都记得这位前辈的大恩。

陈希亮死后，苏东坡在《陈公弼传》里写道：“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言色，已而悔之。”

按照陈希亮的说法，他的儿子陈慥要比苏东坡高出一辈，但苏东坡与陈慥，却成了最要好的朋友。陈慥，字季常，是陈希亮的长子。但视功名如粪土，使酒好剑，自诩“一世豪士”。苏东坡在岐山碰到他时，他正和两个朋友一起骑着快马，在长林丰草间疾驰而过，出行射猎。苏东坡看见了他的侧影，袍子在风中发出旗帜般的哗啦声响，立刻被他的一身侠气所吸引，和他成了莫逆之交。苏东坡四年黄州时期，隐居麻城岐亭的好友陈慥七次来杭州看望苏东坡。

▍五

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三日，苏东坡与朋友们结伴寻春，走到定惠院东边那株海棠花前时。来黄州五年，苏东坡每年都要与朋友到这株海棠树下置酒赏花。那天下午，花园里的光线一点点地变化着，花与人的影子在变换着位置。他们游赏了两个竹园，极有兴致地吃了刘家的“为甚酥”饼。那时的苏东坡并不知道，这将是他在黄州的最后一次海棠花会了

那一天，茶酒过后，苏东坡沿着小溪，进入何氏花园，看见花园里的橘树，就向主人要了几棵，准备带回雪堂，种在雪堂的西侧。

两天之后，他就收到了调离黄州的那一纸诏令，由黄州改任汝州。五年前加给他的罪名并未撤销，头衔仍然是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

四月初一，山中杂花生树，空气中游荡着一种温厚和辽远的芬芳。苏东坡对这样的气味已经熟悉，它们早已渗进了他的身体发肤。在这里，他变苦为乐，寒食开海棠之宴，秋江泛赤壁之舟，在流放之地寻到了无穷的乐趣。一旦言别，必是牵心挂肠于此地的山水草木和男女老幼。黄州的乡亲好友同样不舍，纷纷携酒相送。苏东坡与他们最后一次把盏言欢。酒尽时，他挥笔，写下一首《满庭芳》：

      归去来兮，

　　吾归何处，

　　万里家在岷峨。

　　百年强半，

　　来日苦无多。

　　坐见黄州再闰，

　　儿童尽、

　　楚语吴歌。

　　山中友，

　　鸡豚社酒，

　　相劝老东坡。

　　

　　云何。

　　当此去，

　　人生底事，

　　来往如梭。

　　待闲看，

　　秋风洛水清波。

　　好在堂前细柳，

　　应念我、

　　莫翦柔柯。

　　仍传语，

　　江南父老，

　　时与晒渔蓑。

这是一首散文式的词，贯彻了苏东坡美学的一贯风格——看上去简白朴素，都是大白话，深处却暗流涌动，包含着许多复杂的元素，与他的字、他的画别无二致。这里面有对故乡的思恋和不能归乡的怅恨（首句巧用了陶渊明的名赋《归去来兮辞》的第一句）；有对时光流逝、年岁已高的感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有与父老百姓之间的真挚情谊（“山中友，鸡豚社酒”等句），有在红尘中飘荡的无依感（“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各种深浓的情感在字词间掺杂、翻搅，在全词的结尾处，却化作对邻里一声叮咛——请他们在他走后，不要折雪堂前的细柳，在有阳光的日子里，别忘了替他晾晒渔蓑。这仿佛是一种许诺——有朝一日，他终会回来，重温过去的岁月。

词中没有一字直言他对黄州的感情，却字字惊心。

晚清词人郑文焯读到这首诗，用秀丽清隽的小楷，在《手批东坡乐府》里轻轻写下四个字：抱负不凡。

苏东坡离开黄州，已是四月中旬，陈季常、王齐愈、王齐万这些朋友都来了，陪伴苏东坡一道渡过长江。过武昌，夜行吴王岘时，江上突然传来黄州鼓角的声音，在苏东坡的心底掀起无限的惆怅。隔过近千年，我们依然可以从他的那首《过江夜行武昌山闻黄州鼓角》里，看到他那张老泪横流的脸。

苏东坡就这样离开了黄州，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以后的日子里，每当他遭遇政敌迫害，痛苦无解时，他都会想起黄州，甚至打算逃回黄州去，在东坡上重新开始耕种生涯。他是一个重情意的人，元祐二年岁暮，他给潘丙写信一一问询旧友的近况，嘱咐如有人修筑亭榭，需要他题名写牌的，一律不要客气。最后，他慨然说道：

“东坡不可荒废，终当作主，与诸君游，如昔日也。”

▍六

苏东坡辞别了黄州，逆着他的来路，顺江而下。过金陵时，他一定要去拜见一下已经辞官隐居八九年的王安石。

当年王安石变法，意欲富国强兵，使大宋王朝摆脱民穷财困的状况，认为“天下敝事甚多，不可不革”，当时初入政坛、人微言轻的苏东坡之所以敢与位高权重的王安石相顶撞，反对变法，不仅因为变法过于草率，新法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许多缺点，更因为王安石固执己见，说一不二，不愿听反对的声音，甚至开始大刀阔斧地清除异已，致使朝廷清流纷纷挂印而已，留下一班小人围着他转，把朝廷闹得乌烟瘴气。

但是，无论苏东坡与王安石有着怎样的政争，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磊落之人，他们的所有政争，动机也都是为了天下百姓，在道德上找不出瑕疵。如今，他们都已退出庙堂，从前的政争，也都成了过眼云烟。这样的达观，苏东坡有，王安石亦有。

王安石虽曾官居参知政事，掌握相权，但在这翻云覆雨的朝廷上，他的命运也比苏东坡好不了多少。自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到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两次拜相，又两次被罢免。他经历了亲手提拔的亲信的背叛，也经历了失去长子王雱的悲痛。变法失败与丧子之痛，将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与冰冷贯穿了王安石的身体。他经常反复写“福建子”这三个字，以表达他对泉州人吕惠卿的痛恨。那段时光里，时常有人看到，王安石骑着一匹瘦驴，在金陵的山水名胜前漫游，嘴里喃喃自语，没有人能听清，他到底在说些什么。

这幅形象，又让我想起李成《读碑窠石图》中那位骑驴的过客。

闻听苏东坡过金陵，王安石没有像等待米芾那样等待苏东坡，而是等不到苏东坡前来晋谒，就已骑上小驴，去江边船上，主动去寻找苏东坡了。

苏东坡不及冠带，出船迎揖道：“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

王安石洒然一笑，说：“礼岂为我辈设者！”意思是说，这些俗礼哪里是为我们准备的呢？

一见王安石，苏东坡就感到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老宰相身上的巨大变化。当年那个号称祖宗不足法、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早已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微弱老人。

有一次，苏东坡与王安石谈论起朝政，苏东坡颇有怨气地对王安石说：“汉唐亡于党祸与战事，我朝过去极力避免这样的危机出现。但是现在却在西北鏖战不止，很多书生也都被发配东南。这样的情况，你为什么不阻止？”

王安石伸出二指向苏东坡，说：“这两件事都是由吕惠卿发动的，如今我已告老还乡，无权干涉了。”

苏东坡说：“不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过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礼，你也应当以非常之礼事君才是。”

苏东坡没有想到，王安石竟然这样回答：今天的话，“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他意思是说，二人所言，到此为止，千万别传出去，让吕惠卿知道，否则，会吃不了兜着走。

但那段时间里，二人饮酒话旧，让苏东坡对王安石当年的做法多了几分理解。以前，苏东坡觉得王安石对自己成见甚深，处处与自己过不去，处处为难自己，是个心胸狭隘、嫉贤妒能的小人。现在想来，其实不然。

他为王安石写下一诗：

       骑驴渺渺入荒陂，

　　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

　　从公已觉十年迟。

历经十年风雨，和先生一起归隐，已经觉得太晚了。

其实，作为一代文宗，王安石一直关注着远在黄州的苏东坡，因为苏东坡的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同样让王安石深感着迷。

苏东坡、王安石之所以能在紫金山下相逢一笑，一个很重要的缘由，是二者的身份都发生了转变。此时的他们，早已远离朝阙，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文人和艺术家。他们在文化上的抱负，让所有的宫廷与争斗都成了陪衬。

苏东坡在黄州时，王安石就对他的艺术创造十分关注。每逢遇到从黄州来的人，王安石都忍不住要问：“子瞻近日有何妙语？”

有一次，有人告诉他：“子瞻宿于临皋亭，夜半醒梦而起，作《胜相院经藏记》一篇，得千余字，一气呵成。现有抄本在船上。”

王安石按捺不住，命人即刻取来，不等进屋，就站在廊檐下，趁着月光，一字一句地细读。那时，月出东南，林影在地，一丝喜悦，正掠过王安石的眉梢。

读罢，王安石说：“子瞻，人中龙也。不过这篇文章，却有一字未稳。”

有人问：“哪个字？”

王安石说：“文中‘如人善博，日胜日负’那一句，不如说‘如人善博，日胜日贫’更好。”

后来苏东坡知道了这件事，不禁拊掌大笑，认为王安石的确是自己的一字之师，遂欣然提笔，把“贫”字改为“负”字。

王安石也很谦虚，苏东坡与王安石同游钟山，写下一句“峰多巧障目，江远欲浮天”，王安石笑称：“我一生写诗，写不出这样好的两句。”

但他写过“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千古传唱。

那段日子里，二人经常彼此唱和，吟咏风歌，与千年之前苏武与李陵置酒相别时的场景如出一辙。

那是苏东坡在羁旅困顿中最痛快酣畅的一段时光。

艺术在不知不觉中，弥合着横亘在两人之间的鸿沟。

那一次，金陵相别时，王安石曾慨然发出这样的长叹：

“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王安石回答正确。

近千年过去了，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早已随大江东去，成了绝版。

【作者简介】

祝勇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供职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