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周易思想对当代中国人有什么用？

源济

许倬云：周易思想对当代中国人有什么用？ 

原创 2016-11-25 许倬云 大家

文 | 许倬云

以义理之学的方向讨论，世界的成败兴衰，确实值得我们警戒。《易经》呈现的总体形象，成功不会持久，失败也有回头的机会，当事人自己的作为，相当程度地决定了，未来成败的方向。据说孔子晚年，对《易经》特别有兴趣，他对《易经》的了解，似乎是在从成败吉凶现象，提醒人间，有若干行为模式，是会引向好的结果，而另外一些行为模式，则是会招致失败。

孔子在《系辞传》里说明文王兴易之后，即从六十四卦中选出九卦，教人自修其德，以防忧患于未然。这九卦就是：天泽“履”，地山“谦”，地雷“复”，雷风“恒”，山泽“损”，风雷“益”，泽水“困”，水风“井”，以及随风“巽”。

九卦的精义，孔子在《彖传》《象传》里各有解释，《系辞传》又特别说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辩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这一节，孔氏《正义》说： “明九卦各与德为用也。”汉代的易家，象数之学颇盛，王弼以后，义理之学是儒家易学的主流。主要的方向，儒家以世间事物发展的方向，提醒大家，以谦让谨慎面对胜利，以坚毅忍耐面对困境。

▲ 孔子像

道家以儒家易学，却提出不同的想法，认为一切变化的原则，应当是思考的第一步，至于修德的“德”，尤其依据“德”而发展的行为模式，“礼”，终于只是 “道”的延伸而已。所以，老子《道德经》第38章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我有一位老朋友裴德恺，从《道德经》中，抽出十句名言，当做道家处世态度的形上学依据，和行为模式的指针。这十句话，排列如下：

1、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2、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

3、治大国，若烹小鲜。

4、祸兮福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5、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6、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7、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8、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9、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10、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其中第六、第七这两句，正是《易经》取象自然的说明；第八句几乎就是说明阴和阳二元，而又将二元结合成卦象的三线，然后以三线组织为六爻，表达代表万物的种种卦象。至于其他各句，尤其第二、第四、第五和第九、第十，各句，相当具体地归纳了《易经》中，系于成败吉凶的应有态度。

▲ 老子像

我以为，老子对于《易经》代表的象数之学，转变为义理的原则，较之儒家，似乎更为契合。老子“道德经”，道，应当是代表变动的原则，德，应当是各个变动因素的属性，两者相合，才有变动的现象和过程，这应当就是《易经》本身陈述的主体。我以为，老子的身份，据说是柱下史，也就是史官。本章前面曾经提到，《左传》和《国语》有二十多条有关《易经》占卜的讨论，那些参与讨论者，几乎都是祝、宗、卜、史一类人物。假如老子是史官，他也会熟悉于《易经》的占卜及其解释。那么，老子的《道德经》与《易经》的关系，似乎真有相当一致之处。

庄子是道家的另外一派，《庄子》一书的核心思想，可以齐物论和逍遥游作为主体。他也注意到世界万事、万物变化不居的过程。可是，他的论证和老子很不一样，老子着重在正反之间的辩证关系，所以柔弱胜刚强，而“无”在“有”之先。庄子从齐物论的立场，却是以为一切变化之后，呈现的异相，虽然各有不同，若是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许多不同的异相也就抹平了。所以，大鹏鸟展翅千里的快乐，和后院鸟雀跳跃树枝的快乐都是一样的。泰山高耸，和山下土丘，换个距离看，也都相差无几，八百岁的椿树，和朝生夕死的蕈类相比，若是从不同时间尺度来观察，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

庄子创造了一批“畸人”，如《人间世》中的支离疏和《德充符》中的哀骀它、兀者王骀、叔山无趾……都是外形丑陋，而德性高尚的人物。例如“支离疏者，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很难理解是何种残缺的病症。又如，哀骀它乃卫之“恶人”，“以恶骇天下”等，强调形与神之间的严重失衡。他以为：“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谓诚忘。”他所注意，乃是“道”与精神的相契，形貌就不是注意之列了。这一套说法，也是从齐物观点的论述：至高至上的智慧，却与丑陋的形象，可以合而为一。

▲ 庄子像

庄子也认为，智慧来自感官，感官本身却有其局限之处。他的预言，“混沌”是最原始的状态：《庄子·内篇·应帝王》：“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因此，庄子认为，有了感官和智慧，反而失去原始的真相。庄子的说法，较之于老子，似乎更为虚无之论，反而将变化的现象，模糊于“齐物”了。

汉代道家另外一本经典《淮南子》，陈述了塞翁失马的寓言：《淮南子·人间训》:“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为祸乎？’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这一段故事，确实肯定了老子所谓“祸福相依”，又回到了《易经》陈述的方向。于是，中国的成语之中，就有“庆者在室，吊者在闾”，这种长存戒慎恐惧的心态，何尝不是由《易经》直接引申的传统。

从《易经》变化的系统论有关的发展，论儒家和老庄的区别：儒家的基本态度，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高度的积极性；但是从《易经》的变化中，儒家也发觉，祸福相依的正反辩证。老子正是从正反辩证，肯定一个原则与属性互相配合的变化。庄子却距离《易经》的传统比较远了；容我借用当年胡适之所说的“差不多先生”，这个名称，似乎颇可用来形容庄子的“齐物论”。在“差不多”原则下，正反辩证也变成模糊了，于是，戒慎恐惧的心态，也将无所着落。

到了今天，《易经》的传统，还是渗透于民俗之中。台湾的庙宇，几乎都有抽签的设备。林衡道先生出自台湾首富板桥林家，可是并不如所谓贵公子享受繁华，他终生的学习兴趣，是台湾的民俗。1960年代，他曾经带着我，和几位台大人类学系的朋友们，参观台北市附近的庙宇。从这些庙宇的抽签设备，可以看出其《易经》的传统。虽然他们以掷茭，代替了筮卜，签筒里面的竹签，则是号称“诸葛八卦神数”；签筒中的竹签，基本上是六十四或者一百二十八条，分别代表六十四卦，或者六十四的倍数。（假如按照三百八十四爻之数，恐怕三百多条竹签的签筒，沉重无法摇动。）以签筒摇出来的号码，对照签簿上的说明，或者钉在墙上的签条，庙祝会为信者解释，签条的预言。

这些签条上面的句子，已经不是《易经》的原句；然而，几乎每一个竹签，占卜出来的预言上，都会有祸福相依的观念，会告诉启示好运快来了，或者提醒要注意好运后面的厄运。这个传统，深入人心，民间对于自己生涯的规划，和心态的安顿，很受这一类签条上预言的影响。《易经》的传统，于是经过民俗的抽签方式，深深地渗透于一般小民百姓精神的生活。

对于事物的发展，存有戒慎恐惧之心，乃是中国文化呈现的特殊现象，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而论，从宗教改革以后，假如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新教徒认为，自己的成功，是彰显神的恩宠，神的恩宠不是人能计算，因此，人只有不断努力，积极进取，以求更辉煌的成果。这种一往直前的积极性，乃是三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不断扩张和成长的主要动力。

寓居美国几十年，我看见的常态：一家企业，办得很成功，于是不断扩张，扩张到极度，崩垮下来了。世界的强权，一个霸主接一个霸主，都是到了扩张的极限，崩垮下来了。西方积极进取之心，是强大的动力，可是，西方的精神，缺少了寻找问题根源，而只是处理已经发作的问题，往往不注意久以埋伏的病根、及时注意。

如上所说，中国人戒慎恐惧之心，反映于成语：千丈的长堤，有一个蚂蚁窝，就可以造成溃坏。一座堂皇的建筑物，会因为烟突上微小的缝隙，而失火焚毁。回到诸葛亮，他的一生“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这是看尽变化以后，才获得的智慧：一切都在变化，没有值得惊吓之处。另一方面，“诸葛一生惟谨慎”，即是终生小心翼翼。“谨慎”二字，我曾经听严静波先生阐释，“谨慎”是“谨小慎微”，也就是注意到事物转变时，一个小小的变化，这就是“知几”。真正能办大事的人，能抓住变化的“几”，可以趁机开展，也可以及时矫正。

▲ 诸葛亮像

这种理念，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公私人物，大概都可以看出；他们能办大事，就是因为他们能注意到微小的变化。如此精神心态，可说是儒家与老子两种思想的结合。也是《易经》提示的思考方向。一方面积极进取，一方面谨小慎微，两者相合相配，反映了中国人，办事业的一种内在的紧张。韦伯理论，认为基督教新教的教义，有一种内在的紧张；这一紧张心态，成为资本家终生奉献于事业的动力。中国儒家从士大夫到庶民，其实也都有上述积极进取、谨小慎微的紧张。余英时先生在讨论中国的商贾，也具有一种韦伯式的精神，他提出的理念，也就是这一类的内在紧张：也许可以说是自我的期许和自我的监督。中医药的重要商家同仁堂，有一副对联，“合药虽无人见，用心自有天知”，此处的“天知”其实就是自己良心的监督。

正因具备如此心态，一些中国老人家，常常在族训、家训中，对子孙有所训示。我们家里的祖训：“富不癫狂，穷不失志。”先父将之修改：“得意时莫癫狂，失意时无丧志。”这就将贫富对立，解释为“得意”和“失意”之间的平静，也就符合了诸葛亮宁静淡泊的期许。先母也曾经提起过，舅氏章家的家训，“人做事，有三畏：畏天意、畏人言、畏良心”，对自己行为的监督者，就是自己的良心。

凡此戒慎恐惧之心，普遍地渗透于中国的精神生活。中国人做事，即使在积极进取的时候，由于这些戒心，往往要及时收敛。也许中国人的冲劲和动力，不如今日的西方文化，然而，中国人可以在自我监督的心态中，获得一些宁静和淡泊。当今中国已经深度西化，盼望我人仍旧保留常常反省戒惧的心态，则中国人在举世惶惶之时，留得几分清明的理性。

原标题：周易思想的当代意义

【作者简介】

许倬云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著名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