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锦添谈文脉 | 正午·视觉

源济

叶锦添谈文脉 | 正午·视觉 

原创 2016-10-19 李纯 正午故事

每个月我们会邀请一位创作者，谈谈影响他（她）的作品。本期是艺术家叶锦添。他说：“黑泽明是东西合璧的，他从西方经典中获取灵感，又在日本传统中找到神韵，制造出新的形式语言。怎么把东方的东西在电影中用起来，他给了我很多启示。”

叶锦添谈文脉

口述 | 叶锦添

采访 | 李纯

你问了一个像海一样大的问题。

 

我先说摄影。我觉得我的摄影跟布列松的有些概念是相通的。布列松发明了一种拍摄的方法，被使用了很久，之后的好多人都根据他的理论来理解摄影。他的理论没有那么复杂，就是简单的一瞬间。所以布列松很常识化，跟戴安.阿勃丝（Diane Arbus）不一样。

 

黛安·阿勃丝是给我最深印象的摄影师。她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子，以前做模特，后来自杀而亡。她拍人都不是在正常的时候，她喜欢拍一些特异的人物，对奇异的东西有无限的好奇。她的照片对人的关怀最深，有诗意又有古典味。中国有个叫刘铮的，几乎是跟着她的路子走。

diane arbus 的摄影画册

除了布列松和阿勃丝，还有一些我喜欢的摄影师。比如森山大道，现在他很流行。美国摄影师威廉·克莱因，我们从他能看出照片是如何流行成现在这样的。还有德国现实主义，其中有一个摄影师Juergen Teller，他给Vivienne Westwood拍摄过很多照片。他的作品跟荒木经惟有点像，甚至有点相互影响。现在那种看起来很随意乱拍的摄影，就是从他们这一代开始流行起来的。

 

我的早期摄影，风格有点像约瑟夫·寇德卡，追求一瞬间精确的构图，后来风格也慢慢发生了变化。因为一直被邀请去参加国际摄影展，我就从拍摄的无数照片里面选，挑到最后，留下了一些。我发现有一个共通点：我拍到的不是一个单面的世界, 而是一个多层次的世界。隐藏在背后的，才是我真正想要的。 

我的摄影受到了欧洲摄影和日本摄影的共同影响。特别是日本摄影，让我关注残破、时间感。你看一个事物，并不是仅仅看的那一下，还需要动用你所有的记忆。但是记忆有时会变形。我很喜欢拍摄普通人的瞬间，在世界各地一直拍。从这一点上来说，我和黛安.阿勃丝有共通之处。我们都关心人的处境。不过不同的是，我没有像她那么疯狂地去抓奇异的、奇特的人物。我一直寻求从真实里掏出世界的另一个层次。这是我摄影的一贯追求，我不相信表面看到的东西。

叶锦添早期摄影作品

我念书的时候开始看黑泽明，大约20岁。黑泽明是东西合璧的，他从西方经典中获取灵感，又在日本传统中找到神韵，制造出新的形式语言。黑泽明是死忠的人文主义，这是他受西方承认的重要原因。我一直说他作品中的东西是西方追求的，但是西方人拍不出来，比如《七武士》。所以他的位置那么重要。他电影的风格、画面有一种极致的、平面化的形式感， 画面风格可以对应西欧的后印象派。怎么把东方的东西在电影中用起来，他给了我很多启示。怎么铺排故事，怎么运用镜头，怎么用颜色怎么用造型，怎么把能剧变成电影的元素，怎么把西方的音乐放进电影产生一种现代感……这些在他的电影中都可以找到。

《七武士》

1960-1980年代的日本真的不错，有很多西方的东西我们都是透过他们去理解，他们是东方的眼睛。寺山修司、黑泽明都是。我很喜欢这批人。

 

同是1960年代，意大利的费里尼与黑泽明有异曲同工的地方，他们都对传统做了很多重现。我很喜欢费里尼和帕索里尼。帕索里尼每天喝酒，拍摄现场是喝完开机，现场每个人都是演员。他是个疯子，他的片场每天都像party一样，这些东西我觉得很有趣。

还有拍《大都会》的弗里茨·朗我也很喜欢。我早期是资料搜集狂，很多奇怪的电影，很难消化的电影都找过来看。看到最后，我早期的艺术语言就很有那种味道。这次去旧金山我看了库布里克的展览，我喜欢《2001：太空漫游》，如果有能力，我想拍一部这样的电影。

 

大学毕业后，我去欧洲，看了很多展览。影响我最深的应该是戈雅。戈雅的作品真够厚，他在人文主义上到了非常高的高度。我喜欢潜意识，他会拉你到那个地方，你用灵魂去看，他的东西是有回应的。那是我对欧洲、对外面的世界很向往的阶段。

 

做完《诱僧》之后，我就去了台湾。我在台湾住了差不多十年，我的理念几乎都是在台湾完整形成的。

1993年，吴兴国的当代传奇剧场找我做《楼兰女》，讲的是《美狄亚》的故事，但是是京剧的底。他们是一批疯子，我觉得很好玩我就去，那是我第一次做舞台剧。当时心里面不是单纯喜欢中国的东西，而是让西方的东西融进来，去刺激中国的东西。那时候是这样。1996年，我去奥地利做歌剧《罗生门》，导演是林怀民，是我第一次去外国（工作）。第二年同一个歌剧院又请我做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休息的时候有很多设计师的聚会，谈到很多东西，我觉醒到我一定要拿中国的东西出来，我想回去重新研究中国的东西，回到东方。

 

回到台湾，我进行了疯狂的对世界文化的研究。我一个人，是诚品书店每个月买书的前十名。我每天买一万台币，有时甚至是一万港币。因为刚刚有个新的房子，就一直塞。

 

说到书，我有个很土的故事。早期刚刚开始做电影，下定决心要买一本书，《中国服饰五千年》，但那本书很贵，一直舍不得买，后来狠下心买了，买完之后就很爽。好像你对有的事情很怕，越怕越想做，做完就很开心。那本书之后，我就狠买，看见什么书都买，不管有没有钱。有段时间我没有收入，所有钱都用来买书，饭都不吃用来买书，永远拿着很重的东西。我以前在台湾跟人家做事情，很穷的剧组哦，给我设计费也不多。但我每天拎着几箱书到剧组，一本一本给他们看，我怎么想这个作品的，即便我只会用到书里的一张照片，我都会把书带着。他们对我印象很深，导演都没有做我那么多功夫。

 

除了书，我也开始搜集全世界的声音，找唱片，找非洲、越南、中国偏远地区的音乐，所有的音乐都买回来听。那也是我刚刚开始做歌剧的时候，为了解不同歌剧的来龙去脉，听了很多歌剧。每个时代的声音我都很注重。

  

对服装，我是很早就有兴趣。我在台湾和很多服装公司合作，来北京之后，我认识了山本耀司。他是我讲的“流形”高手，时间、空间和形状是不固定的，因为他可以控制所有的剪裁，一条线在衣服上怎么动怎么变，把所有东西融到玩的过程里。因为我是这种，他也是这种，比较谈得来。

 

川久保玲比较爆，好多想法爆出来。经常觉得她的衣服好像广告的美术一样，概念先走，走画面，我先把观众打晕再告诉你这是什么。川久保玲会涉及到另一个人，Vivienne Westwood，她有点学术性，川久保玲反而走得比较年轻比较流行。Vivienne Westwood是朋克文化的鼻祖，最早是给性手枪乐队做演出服的。

我真的喜欢他们三个，都很厉害。我也在做这个，我用电影的角度而不是时装的角度，他们也有点跨界，他们是做时装，但把时装做得很戏剧服。每个人都有一片天下，都发生了很有趣的东西。

 

我在蔡明亮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的耳朵好像一个佛祖一样，想的东西很奇怪，是个怪人。没有人比他更接近电影，所以他在法国一直都撑得住。电影是什么呢？是纪录，还是营造真或者假？他拍李康生，每天都生活在一起，每部电影都拍他，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他记录李康生所有的生命历程。他制造了一个很封闭的世界，在同一个题材上不断重复，走得很个人，很深。

 

拍片时，他一天拍完一场戏，一场戏只拍一个镜头，镜头不动的，在那边等整场戏演完。因为太久了，所以他早上开始拍，我就去喝咖啡。过了几个钟头，我喝完回来，他还没拍完。他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这个不好，镜头不要摆在这里。他听了就觉得对，然后整组人换灯重拍。哈哈哈。我跟他工作很好笑的，你们很难明白。

 

我最喜欢他的《河流》，是最深最深的。现在他自己应该也拍不出来了。后来他做装置艺术，不怎么拍电影了。

《河流》剧照。

 

我2002年开始写小说。很直接的影响就是芥川龙之介和村上春树。村上春树吃了很多西方的东西，走出了一个好厉害的路子。他、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是一条线，这条线我蛮喜欢。日本上世纪的一些文学家，受了西方的影响，他们很厉害，像芥川龙之介有很深厚的日本的底。那批人是东西合璧。现在很难谈中西合璧，没有一个文学家有很深很深的东西，已经改变了。

 

中国作家，我比较有兴趣的是古典一点的，比如《红楼梦》。林黛玉跟我的东西很接近，比较南方，比较灵气，有点伤感，超现实，浪漫、诗意的那些。

 

2008年，我真正来北京。奥运会就是我们讲疯狂的时代，想做什么、觉得什么有可能，都有人支持你。我碰到的案子都很大，很多人在找我。那个阶段，很多事做出来，但很多也没有做出来。有点像泡沫，很多东西发生了，但没有发生好。

 

来北京后，我开始做Lili。Lili好像是自然形成的，它可以承载我所有的东西。我想找一个东西，很难说它是什么，但所有东西都在里面。它不是概念的，而是经验的，无定的状态。

 

这是受到贾科梅蒂的影响。他的工作室很小，很窄，但他做出来的东西好强。给我的启示是，可以改变自己从而令周围的世界改变。我可以想Lili任意跟什么人发生关系。比如这个人很有趣，如果我把Lili摆进去，它就产生一个新的意义，类似签一个名字。这些变成你的世界。所以我带它去很多地方，有了它之后空间就变了。

我从Lili进去，世界变成了梦境。

叶锦添和大Lili在一起。

叶锦添，游走于当代艺术创作、电影美术、服装设计等多个领域的著名艺术家。曾凭借《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和英国电影学院“最佳服装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