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成庆
三年之后，再度来到台湾访学。曾经徜徉过的忠孝东路和时常到访的台北车站，仍然是旧日模样。难得看到的新鲜景象，例如为2017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所修的体育馆，似乎也陷入了令人困惑的停摆。数次搭乘国光巴士前来台北，都会看到游行的人群，从标语内容来看，诉求也都是关于经济与民生。台湾经济的不大景气，似乎很容易感受到。
月圆日，两位相识不久的老师邀请我去台中一游，除开计划中的法鼓山分道场——宝云寺外，问我另外有何想要参访之地，脑海中立刻想起了“台中莲社”。其实，我并不太熟悉莲社的情形，但因昔日学习天台宗教理，多有阅读台湾会性法师的著作，这些书籍则大部分由台中莲社出版流通，或多或少了解莲社的略况以及它对于上世纪台湾佛教的重要性。
相约的老师与莲社颇有渊源，特地联系了莲社的董事长吴敏聪先生，并嘱咐我，如有问题可当面请教，遂匆匆于参访前查询一点资料，算是稍微了解了如今莲社的概况。
次日，我们一行驱车前往莲社，道路渐趋狭窄，一条溪流忽现于前，同行的老师便道：“就要到了。”原来，这条名为“绿川”的溪流在他们记忆中，就等同于“莲社”。
街边这栋貌不出众的楼房，并没有超出我的想象，但是相对于它对于台湾佛教的昔日影响，看起来的确有些不成比例。拾级而上，可见大殿上悬“万德庄严”四字，定睛看，匾额的撰写者正是第三十二代衍圣公——孔德成。当然，由于国民革命的洗礼，“衍圣公”的称号早已变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
此处之所以有孔德成的题字，是因为莲社的开创者李炳南本身曾担任“至圣先师奉祀官府”的主任秘书。当年国共内战正酣之际，李炳南负责迁徙曲阜孔庙的文物至台中，虽然台中的奉祀官府后被撤销，但李炳南却因莲社的因缘，毕生居于此地，再未离开。
▲ 台中莲社
▲ 莲社大殿
李炳南先生为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生人，出身于山东济南的书香之家，幼时读四书五经，属于典型的传统士人成长经历，而且少年时因接触西方科学，视佛教为迷信，曾焚毁家中佛像，后接触佛学，才将其视为学理探究。
1905年科举废除，使得他的传统儒生入仕的路径宣告终结。因此，李炳南就读当时的新式学堂——山东法政学堂，这是一所由日本人主导的法政学校，专门用来培养文官与法务官。因此，李炳南所受教育的经历与当时的多数新式知识分子一样，先以儒学发蒙，然后因科举制度的瓦解而不得不进入新式学堂就学。
在台湾佛教界中，李炳南最为特殊之处，大概是以某种“儒生”身份而弘扬居士佛教，显然不同于传统士人对于儒佛关系的身份定位。在科举时代，因儒而入仕，身份的次序自然是儒为先，一旦辞官归隐，其佛家的面向才能展现，也正因此，退隐而学佛才是传统士人的经典路线。
如魏源三十余岁就已跟随杭州大居士钱东甫“潜心禅理，博览经藏”，但纵观其此一时期的文章，除有一些寻访寺刹的抒怀诗句外，几不能寻到片言与佛法相关的文字，而当他卸任高邮知州之后，所写的则全为纯佛家的内容，与往日文章大相径庭。如此鲜明的差别，或多或少反映了传统士人在儒佛身份认同上的复杂性。
而李炳南担任着负责象征儒门道统——“衍圣公”的秘书，却以佛家为本，建立起专门的居士道场，不仅有其个人成长背景的因素，也与儒学在近代政治、社会结构中的衰微有莫大的关联。
从政法学堂毕业后，李炳南担任山东莒县监狱长，偶遇民国大居士梅光曦，从其学习唯识学，开启学佛因缘。后又因阅读民国时期影响力极广的弘化社所流通的印光大师著作，一见倾心，甚为服膺，故以通信的方式求授皈依。后又专程前往苏州拜见印光大师，据说印光大师寻常与人谈话，不过十余分钟，但与李炳南的会面，竟日方止，可见印光大师对于李炳南的器重。
印光大师在民国以弘扬净土法门闻名，而其弘法的理念其实多是教人“敦伦尽分，持名念佛”为主，“敦伦尽分”意在安顿个人的身心与人伦秩序，而“持名念佛”则是因对生死怀疑，所以依仗信愿求生净土，求得生命的解脱与超越。与李炳南先生的背景相似，印光大师本身也是幼读儒书，其后入佛，因此见其与居士通信，都是常以儒家的伦理劝人为善，而后再劝人专心念佛，以求解脱生死。
进入大殿，只见殿内供奉有西方三圣像，别无他物，简朴素净，一行人循例礼拜，出殿下楼。
一楼为莲社的讲堂，讲堂前方上悬李炳南先生搭衣的相片，堂中树立一牌，上书“讲经之地例禁募捐”。同行的老师介绍，先生昔日讲经，对寺庙借讲经而募捐之行为相当反感，故立此标识，以示佛法不能贩卖之意。
▲ 莲社讲堂
莲社的成立，虽早在1951年，起初纯然是修行讲经教育和慈善救济为主，兴办了不少社会事业，如慈光图书馆与慈光育幼院，但莲社的兴起，最为得力之处则在于对台湾大中专生的弘化工作。台湾佛教界在这几十年间针对青年人的佛法教育，也是今天得以拥有如此众多佛教人才的重要原因。
一位曾经参加过当年莲社“明伦讲座”的教授告诉我，当年在东海大学读书期间，因为受青年学佛潮流的影响，经常会来听李炳南讲《华严经》，虽然当时完全不知这位满腔山东口音的老先生所讲为何物，但就是直觉内有深意，满心雀跃。正是这一时期，大中专学佛运动正在兴起，毫无疑问，这是台湾佛教的黄金时期。
热情的莲社义工继续引导我们前往旁边的“雪公纪念馆”参观，展品不多，大部分为李炳南先生所藏用品，其中有几件藏品颇值一提。展品中有一盛满水的玻璃器皿，上贴标签“趵突泉水”。据说，这是李炳南专程从济南家乡带到台湾的泉水，而这一别，也再也没有回去。另外纪念馆中还分别展有太虚大师、梅光曦以及丰子恺赠送给李炳南先生的书画，或多或少展现出李炳南与民国佛教的深厚历史关联。
▲ 趵突泉水
推开墙上隐蔽的一扇小门，义工告诉我，这是通往李炳南先生的卧室通道，尽管展示的卧室其实并非是原址，而是在此地复原而已，但仍可清楚了解李炳南日常起居的空间情形。
空间分三部分，书房、佛堂与卧室，我最感兴趣的自然是藏书。粗略观察，儒家经史子集与佛典大概是五五开的数量，《十三经注疏》《四书集说》等儒家经典足足占满一个书架，角落里的线装佛典则引起我的兴趣，征得义工的允许，随意翻开其中一函，乃是晚明高僧憨山德清所作的《大乘起信论直解》。从版本来看，出自金陵刻经处的刻本，这也是民国时期最为流行的版本。书中有密集的标点和批注，当是李炳南先生昔日研读的痕迹。
▲ 炳南书房
书房的旁边，隔开一间非常狭小的佛堂，供桌简单朴素，仅供一人礼拜。我猜想，老先生每日应该就是在这里完成自己的功课吧。
再往里走，就是卧室，也是简洁的陈设，床边除开一张书桌，两把靠椅，别无他物。同行的老师回忆说，当年登堂入室拜访老先生，就是坐在床边的这个狭窄空间里请教佛法的。
有趣的是，陪同的义工一直在不断地暗示和鼓励我们去摸一摸那些桌椅，然后意味深长地说，这可是老先生亲自使用过的物件啊！我虽然立刻联想起寺庙那些被香客信徒摸得埕亮的香炉和铜狮子，可是也多少能体会这位义工对于李炳南先生的崇敬，那大概是一种想与所尊敬的人有所连接的渴求吧。
出纪念馆，赶至会客厅与莲社的董事长吴敏聪老师会合，也就着自己的疑惑，询问昔日莲社所开设的“内典研究班”的情况。李炳南有感于弘法人才的衰微，故在美国的沈家祯居士的资助下，在上世纪70年代开办了四年制的“内典研究班”，招收优秀大中专生前来研修，限定十人名额，而吴敏聪先生就是当年内典研究班的学员之一。
▲ 炳南纪念堂
研究班的课程相当丰富，除开佛教经论外，还开设有《通鉴辑览》《易经》这一类儒家经史的课程，据说，现在还有昔日培养的学员在继续弘扬《易》和《论语》。吴先生本人，则是专长于天台学。所以可见莲社的教育方式在于广而博，但落实到个人，却又有专精之处。
短短的参访，其实我内心一直涌动的疑惑是，佛教的现代转型已近百年，佛教的教育是否一定仍要与儒家紧密相扣？或者，这只不过是一段行将消失的历史因缘而已？
李炳南先生的这一思路，在90年代也通过某些管道回流到大陆，但是却是以《弟子规》为核心，例如庐江汤池镇的传统文化教育运动，就是想用儒家的一些伦理原则去教育公众，然后再试图引入佛教的教育，这多少沿袭的是李炳南先生以儒入佛的弘法思路。
但是李炳南先生当年的弘化实验，波及范围相对有限，虽然曾经影响了相当多的年轻人，但在台湾，由于伦理秩序本身就没有经历严重的颠覆，所以对儒家的强调也相对较弱。
但在中国大陆，这样一种以儒家伦理重构为基础的佛教弘化模式，一度成为相当多佛教道场的弘法模式，读《弟子规》似乎成为佛教道场的标配。但是从效果来看，这种读经运动似乎并没有带来天然的人格养成，反而常常表现出某种机械和僵化，也常常引发公众的争议，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这种以儒家伦理教育为切入口的弘化方式，吸引力也相当有限。这也会让我们怀疑，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以儒入佛的弘化方式还有多少的适用性。
从历史来看，佛教本身作为印度思想，进入中国上千年，与本土的儒道二家才融合为某种宽泛意义上的传统文化，在民间层面，多是将三家并提而不多作分别，但是就佛家自身，其实一直彰显自身与儒道的差异，但因为各种历史因素，佛教的这种特异性一直在被压抑。直到晚清，由于传统文化秩序的瓦解，佛家才逐渐摆脱这些限制。
在太虚大师看来，因为西学东渐的影响，中国的学术、思想受到外来影响甚深，“然在最近二三十年以内之情形，则大不然，海禁既开，交通遍达，社会人心因受外来之政治、宗教、科学、哲学及其他一切思想风俗之影响，对于以前之教化已失其信仰之作用！此不特对于佛教如此，而以古圣先贤为模范之儒教，尤极其衰落”！
正是看到中西文化交汇的趋势，因此太虚大师多以现代的科学、哲学乃至心理学去讲解佛法的原则，而谛闲大师、印光大师等，则因其出身传统文化的背景，因此在讲解佛法时，才多以儒家的观念接引劝入。
在莲社的结缘流通处，我看到了李炳南先生所讲的《论语讲要》，据说这也是老先生毕生讲解《论语》的精要。在书的序言里，看到这样一句话：“读《论语》者，要在知有是道。知而修之，则渐与俗习相远，与天性相近。修至极处，则无俗习，而唯有自性，即至圣人之境。”这无疑是对李炳南先生以儒入佛思路的最为恰当的概括。
可是，太虚大师或许并不如此看。曾有人问太虚，今日士大夫已不能以身作则，因此是否可以依靠佛教来取代儒家，担负起澄清乱源的角色。太虚大师的回答是肯定而果断的，并且认为要在通达佛理的同时，熟悉世间学术，了解社会情形，然后教化公众。
尽管，太虚大师并没有断然地反对儒家，而且还会将儒家的伦理教化视为善法一类，但是他就算认同儒家的某些观念，但是却已经不用儒家经典和思维去引导学佛者，而是更为直接地用现代的思想观念（如人生哲学）与语言去和社会作接榫。而之所以有此种立场，或许是因为太虚大师更为看重年轻一代的佛法教育。这样的思路，已经大大不同于印光大师的想法了。
或许一般人看来，儒家与佛家都是劝人行善，无任何区别，这当然只是门外人的猜测与臆断。佛教与儒道二家有同有异，这里不可详说，但是其差异在民间宗教文化的层面被淡化与抹平。
就拿“孝”的观念而言，儒家之“孝”就与佛门的“出家修道”产生强烈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是在观念层面上的，而是体现在主流社会对于“出家”的抵触与不接纳。
儒家以人格的养成、家庭伦理秩序的稳定与政治上的事功为目标，但佛家则以生死的解脱和菩萨道的度化为关键，因此并不会以儒家的伦理秩序为最终目标，甚至认为儒家的人生目标是不够圆满和彻底的。但是在历史上，辟佛常常伴随着对僧侣“无后为大”的伦理指责，唐宋的辟佛，多有在佛教的人伦方面发挥。
但在现代社会，家庭的伦理结构开始反弱化，反而让“出家”失去了严格的伦理限制。举例而言，台湾在上世纪经济起步之后，有大量的年轻女性选择出家，而且因为台湾佛教现代化的成功，使得这些出家众反而能在社会的慈善组织、佛教的教育团体方面扮演非常积极的角色，对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也同时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因此以家庭伦理为主导的儒家观念的削弱，反而使得这些女性拥有了更多的生命实现可能性。
而在大陆，20世纪的各种反传统文化运动，已经让儒释道各自都受到极为惨烈的打击。在这一片所谓的传统文化废墟中，佛教的复兴到底是要从一个新的中西文化融汇的背景出发，还是继续依托在儒、道的基底之上再作发挥，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议题。在今天的种种国学热运动中，那种将儒释道混同起来的颟顸，那种试图以前现代的伦理模式直接套用在当代社会的粗暴，对于佛教是真正的帮助吗？
结束了与吴敏聪先生的谈话，众人合影留念。回去细看照片，才发现我们合影的背景墙上，悬挂的条幅也是出自孔德成的手笔，而内容则出自于我们都熟悉的《论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或许，我尚无法确定的是，这样的因缘到底只是成为历史，抑或还会在未来开出新的样貌？
狗仔卡
发表于 2016-10-18 05:3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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