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招待所仅存在了大半年。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集体生活，几位写诗的年轻人为了减少生存成本，租住在同一个地方，在生活上有所照顾。它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写作氛围，激发着住在那里的人——从语言到认识，他们每天所关注的就是诗。
火星招待所（上）
文 | 李纯
一
2002年，在老家过完春节的一个月后，张羞买了一张L开头的火车票，这是春运期间额外加上的临时客车，速度比普通的列车慢。从杭州到北京，开了一天一夜，总共停靠50多站。他第一次去北京，没有什么好奇，仅仅觉得那里是个文艺青年爱扎进去的地方。当列车在天津下客，有那么一会儿，他甚至犹豫要不要回去。
下午五点钟，列车停靠北京站。那是三月份，北方的落叶植物还没有长开，空气里夹杂着粉尘，灰蒙蒙的。这个来自南方的男孩，有点不适应北方的气候，他穿一件衬衫，衬衫外面是卫衣，卫衣外面套了一件薄棉袄。他拿着一本兰波的诗集，在广场上站了一会儿，等吴又过来，带他去火星招待所。
张羞出生在浙江嵊县一个雨水充沛的农村里。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长他十五岁，他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姐。10岁那年，他的家庭遭遇了一次变故，他的姐姐被山洪冲走了。
那天，他的哥哥和嫂子带张羞的姐姐去镇上走亲戚。他们喝了酒，开拖拉机的司机师傅也喝得醉醺醺。晚上10点钟，他们走山路回家，经过一座桥。河水涨潮，已经漫过桥身一米高，司机继续往桥上开，开了不足10米，车身翻滚，掉进河里。
哥哥和嫂子被岸边小卖部的老板看到，救了上来。拖拉机司机被压在拖拉机下面，死了。姐姐年纪太小，被洪水冲走，隔了两天才被捞上岸，尸体已经腐烂变绿。
对于这件事，张羞记得的画面很少。他尚年幼，意识不到死亡是什么。他只记得，他的妈妈哭得很伤心，记得出殡前，存放尸体的棺材摆在村子口等待合适的下葬日期，然后是守灵，他拿着姐姐的画像在屋子里面走来走去，有种新奇的感觉。他说：“你觉得这很好玩，它没有悲伤，因为你不知道悲伤，悲伤这个词都没听过。一个人有自我伤感是很晚的。”
或许是这个原因，张羞的哥哥在此后一直对他极尽可能地照顾。而当他长到一个懂得悲伤的年纪，他反复地想起这件事，想起这个人，越到后来，记忆越强烈。他说，这件事构成了他对人生的一个基本态度，他对生命的理解，他不喜欢生命的形式——从出生到死亡。以至于当他用这种态度去理解生活中的日常，他发现所有的事情变得非常无聊。“一个到世上散步的人。”他在一篇小说里这样写自己。
这个过早对生命产生厌倦的男孩，等他进入大学，他多少与周围的人有点不一样。1997年，他考进浙江工业大学。他本来打算考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他的哥哥是那个学校毕业的，毕业后去日本留学。哥哥希望张羞和他走同样的路。但张羞的高考成绩差了4分，没有考上。
大学期间，张羞的专业是通信工程，他本应该是个写代码的程序员，他对此没有一点兴趣。他的哥哥从日本带给他一只索尼的Walkman。他买了两盒磁带，一盒是陈百强，另一盒是崔健。他先听崔健，觉得《一无所有》还行，其他的歌很聒噪，不喜欢，陈百强的旋律顺，倒是喜欢听。但很快，他接触到Grunge，听涅槃乐队。1994年，27岁的科特·柯本在西雅图的家里饮弹自尽，他的死是摇滚文化的一个象征，人们喜欢把他的死看做一个纯粹的灵魂被工业侵犯之后的自我毁灭，而他的行为在他死后被不断模仿。张羞像找到组织一样地模仿柯本，比如，永远穿牛仔裤，匡威鞋，学习抽烟，看兰波的诗。大三时，他试过把头发全部剃光。他一下子觉得崔健特别好听，“瞬间就转过来了，你就把自己和其他人划分开来，不是生活上，而是追求和认识上。我是这一类人，你们是普通人。”
西方60年代的摇滚乐和诗歌占满了他的脑袋和生活。90年代末，网吧开始在城市出现。1998年，杭州还没有网吧，到1999年，有一两家。随后一年，网吧在城市、尤其是学校周边铺开，同时流行起来的还有网络论坛。1999年，高地音乐、暗地病孩子等几个亚文化的网络论坛出现，类似QQ的即时通信刚刚开始流行。张羞混迹于一些亚文化论坛，以及杭州的地下摇滚演出场所。那时候，他的偶像是诗人兼歌手杰姆·莫里森和法国诗人兰波，而在国内，他心里的类似人物是竖，一位上海的诗人。竖曾在暗地病孩子发过一首叫《长途车》的诗，描述了一个少年经历的孤单旅途。张羞读完以后感动地哭了，他开始写诗，想成为一名诗人。
2001年大学毕业，他在杭州找了一份工作，上班三个月之后，他上不下去，辞职打算往外地走。他打给在暗地病孩子上认识的吴又。吴又当时不叫吴又，叫子弹，有时前面加一个修饰语，变成“抛弃枪的子弹”，他写诗也写小说。张羞问他，子弹，离职之后该去哪儿混？成都怎么样？吴又说，你去成都干什么，到北京来，我已经和一群诗人住在火星招待所里了。
2003年，张羞在北京香山。
二
竖1972年出生在上海，年纪比吴又和张羞长7岁。三个人里边，竖写诗最早，熟悉他的诗人比较多。他身高一米八，四肢修长而瘦削，看上去郁郁寡欢，一旦喝起酒，行为变得桀骜，年轻的爱好诗歌的女孩们或多或少对他抱有爱慕。
竖第一次去北京是1994年。那一年，“魔岩三杰”刚刚发行新专辑，在全中国的摇滚青年里面产生很大的震撼，很多人被他们的态度和方式所影响。竖热爱音乐，他听了张楚《姐姐》想：“北京有这样的环境，可以容纳我这样的人，至少有人从那里出来。”他认识一个玩音乐的朋友在人民大学读书，他决定去北京找他。
那年初夏，离大学毕业还有一个月，竖决定辍学，去北京实现摇滚梦。他的叔叔是虹桥机场的处长，主动给竖在机场内部刊物安排了一份工作，一个月有六七千块钱。他知道竖喜欢文学。他像受了屈辱一般，拒绝了家人眼里的“金饭碗”，他对父亲说：“我要去北京。”父亲正在削铅笔，他没说话，把一支铅笔从十几厘米长削到大拇指那么短，竖说：“我没有钱，你们要给我路费。”他母亲觉得他的脑子是不是出问题了：“早知道就不供你念大学了。”铅笔削完，父亲递给竖600元：“不管怎么样，别逞能，能回来就回来。”
在人大，竖认识了一个女孩，俩人陷入爱河。竖在配餐公司找了一份做盒饭切配的工作，同时等机会组乐队。他喜欢朋克，喜欢态度张扬的音乐，当时北京的校园最流行的是民谣，是老狼、沈庆和丁薇这样的人物，他找不到同类，乐队的事迟迟没有着落。他只好一边做盒饭，一边写一些不知道是歌词还是诗的东西发在网上。他到处投稿，写信给《十月》、《收获》，有一次投给一份叫《作品与争鸣》的文学刊物——他笃定自己的作品肯定会引起争鸣，他也写过信给张楚和陈升，这些信像投入汪洋的石子，杳无音讯。在北京待了一年，他的女朋友大学毕业，去海南工作，竖则回到上海，做起了卖打口带的生意。
在上海的四五年，竖像一只不安分的蚂蚁，从一个地方爬到另一个地方。他摆过CD摊，开过音像店，组过朋克乐队，去机场做过撕票员，在网络公司做设计，最后一份工作是运货，把铝制管道从上海运到其他城市。2001年，诗人杨黎从成都到了北京，他是竖的诗歌前辈，他打电话给竖：“我已经到北京了，过来吧，这里有很多朋友。”竖有点犹豫，杨黎说：“我帮你找工作。”到北京没多久，竖住进了火星招待所。
在通州杨庄，左起竖和另外两位诗人裴飞、蝈蝈。
搬进火星招待所之后，竖把另一个诗人吴又也叫了过来。吴又刚刚从武汉的大学毕业，在国贸上班。他成长在湖北荆州的一个县城，小时候他感冒患肺炎，病重到几乎断气，他的父亲求一位和尚给他做法，同时给他取名“吴法”，他活了下来。或许是名字的关系，从初中开始，吴又在学校就很调皮，南方的小镇充斥着古惑仔式的暴力，小镇里的少年喜欢混帮派，吴又是其中的一份子。他旷课，喜欢打架，台球和打牌。和周围人有点不一样的是，他很早开始写诗，对诗有天然的敏感。
大学毕业后，他没有按照家里的想法，去家乡的电力系统上班。他觉得自己不太适合武汉，除了吃烧烤，没什么留恋。他想去北京。他在求职网上发了几封简历，很快收到面试通知。第一家公司是后来的卓越网，正处于初创期，在一栋简易的居民楼里办公；第二家公司是赛特集团，在国贸一栋写字楼里，他觉得赛特的位置好，就选择了后者，做网络维护的工作，平常大厦的网络很稳定，工作没太多事。刚去北京那会，他叫一个北京的没见过的网友在奥森公园附近租了一间平房，房外有一条很凶的狗。有一天竖到吴又住的地方，把他的行李收拾一番，拎到了火星招待所。
在火星招待所，吴又展示出帮派青年所持有的仗义风范。那时赛特的待遇好，毕业生一个月能拿到七八千，多的时候上万，他把钱算了算，对住在里面的其他诗人说：“你们别工作，我算了一下我们几个人开销，张羞还有一点从他哥哥那里拿来的钱，够了。”他说：“我养你们。”竖听完，觉得吴又特别牛逼。
三
火星招待所是一间屋子，也是一个团体和一种氛围。它在北京，是一间90平米的出租房，在通州杨庄一栋七八十年代建的六层楼房里。房子是单位公房，小区外有一道铁门，有门卫看守，晚上门卫会把铁门锁上。住在火星招待所的诗人要是在外边喝酒回来晚了，得翻进去，其中一位诗人有一次翻门不小心把新买的牛仔裤刮破了。
住进火星招待所的第一位诗人是张稀稀，黑龙江鹤岗人。2000年，张稀稀大学毕业，他和张艺，一个搞音乐的男孩，在杨庄租下这间房子。月租1500元。几个月之后，张稀稀的两位大学同学，蝈蝈和裴飞到北京谋生，也住在这里。不久，竖、吴又和张羞陆续抵达北京，他们也搬进了火星招待所。
起先是张稀稀盖的一床被子。这床来历不明的军绿色被子上面绣了五个字，“火星招待所”。后来它成了这间屋子的名字。火星招待所像一个沙龙，外地诗人到北京，首先会到这里做客。喝酒夜不归宿的情况是个常态。周末，住在市区的其他诗人也会过来待两天，久而久之，他们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招待所。
诗人们在通州杨庄。左起：张稀稀，池塘，裴飞，张艺，张艺女友，竖。
火星招待所装潢简单，空间开阔，最多曾容纳过十六七人。平常，小卧室睡一个人，大卧室有一个类似炕一样的大床，如果并排横着睡，可以睡四五个人。客厅的沙发到了晚上，也是一张舒服的床。
严格意义上，火星招待所仅存在了大半年。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集体生活，除了吴又一直有稳定的工作，其他诗人差不多处于闲置状态。他们依靠家人、朋友和临时的工作机会维持生计。每个周末的夜晚，这里举办聚会。他们在论坛发表诗歌，线下聊天喝酒，接待新加入的诗人。
火星招待所代表了某种少见的生活方式，几位写诗的年轻人为了减少生存成本，租住在同一个地方，在生活上有所照顾，实际上没有它的名字听上去那么浪漫。但它确实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写作氛围，激发着住在那里的人——集体生活催化了他们的写作，从语言到认识，他们每天所关注的就是诗。
火星招待所的诗人都在一个叫橡皮的诗歌论坛上发表作品，这个论坛属于橡皮先锋文学网站，由“第三代”诗人杨黎、韩东、何小竹在成都创办。
后来，竖搞了一个论坛，类似橡皮的子论坛，他们称它“火星招待所”。打开论坛，网页是朱红色，配红褐底色，页眉有一个半开玩笑式的logo——一个胖乎乎的小人张开双手。这个小人要是细看，长得很像杨黎。2001年，杨黎还是个胖子，而现在他几乎瘦了一半。和火星招待所里的诗人一样，他刚从成都迁居到北京。他曾经是成都”非非“诗派的代表之一，后系统地提出“废话”写作。诗人间曾经流传，80年代的成都，一个招牌砸下来，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诗人。90年代“非非”集体下海，他跑过销售，开过广告公司，甚至开过夜总会。在北京，他喜欢把这些初涉诗坛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在他们之间，他树立了一种简单又抽象的诗歌风格。无论在诗还是在生活中，他同样具有感染力。
论坛“火星招待所”的logo。
四
张羞起初不怎么喜欢待在火星招待所，换句话说，他住进火星招待所是生活所迫。到北京的第二天，他去三元桥附近的人才市场找工作，无功而返。他没有什么经济能力，除了写诗，似乎没有更擅长的事情了。
在那儿住了一个星期之后，一天早上，房东突然开门进来，看见十几个诗人躺在地上，处在宿醉状态，而且有男有女。房东是个中年模样的北京女人，她生气地喊道：“你们在搞什么？赶紧给我搬走，我不租给你们了。”
他们在杨庄附近找了一间平房，时间仓促，他们匆匆看了一眼就付了租金。往外搬东西的时候，楼梯口坐了一男一女，姿势奇怪，女孩伏在男孩的膝盖上，样子似乎在哭，但没有哭的声音。他们问：“你们是住在这里的吗？”这对男女没有说话。他们又说：“那你们到我们的房间里面坐一会。” 依旧没有说话。他们继续往外搬。
晚上，他们住进了新租的平房。打开电灯，他们才仔细打量这间房子。它很空，除了一张大通铺，几乎没有家具，有点像公路边的廉价旅店。他们怀疑这里原来是一家卖烤串的店，因为墙上有零星的血迹。南边是一扇大飘窗，从窗户望出去，是一片荒凉的空地，再远，是铁轨，偶尔有火车开过。他们并排躺在床上，提起白天那对男女，竖说：“你觉得这两个人真的是活人吗？” 一开始以为是开玩笑，顺着话题，他们聊起了生平遭遇过的灵异故事。聊着聊着，竖说：“世界上确实有很多东西特别奇怪，你们看这个地方肯定杀死过很多动物，因为墙上都是血，那不可能是活人的血吧?” 他继续问：“大家相不相信人死了以后还是存在的，还是有魂魄的？”
聊到这儿，他们很害怕，但没有停止说话。房间里出现了一种细思极恐的气氛，夜已经深了，墙壁上的血迹在灯光底下越发地醒目。像鬼片里的老套手法，有一盏灯突然熄灭了。他们全都吓坏了，烟盒快空了，没有人敢出门买，甚至没有人敢上厕所。他们僵在床上，好像屋子里面全是鬼。
吴又22岁，年纪很小，却是几个人里边最镇定的一个。他说：“大家不要这样，” 他走到院子里，对着空气吼道，“有鬼吗？出来和我聊聊。”接着，他点燃一支烟，在院子里站了一会，似乎在等候回应。几分钟后，他回到房间，告诉屋里的人：“没鬼。”
黑暗中，张羞对着天花板哭了。他感到低落，不知道耗在这个地方，像僵尸一样躺在床上有什么意义。他写诗，但诗歌尚未给他的生活带来足够的慰藉，他身边的朋友也是。他刚来北京一个礼拜，已经有些待不住了。他去人才市场投简历，如泥牛入海，没有回应。他带了700块钱，以为能挨一个月，去了之后请哥们吃饭，一两天就花光了。他说：“我没有办法改变我的生活。”
在杨庄的平房住了一两个月之后，一部分诗人觉得这样的集体生活难以为继。张稀稀，裴飞和蝈蝈各自找了地方住。剩下竖，吴又和张羞，他们搬到通州九棵树，合租一间两居室。火星招待所在杨庄的集体生活结束，九棵树的集体生活开始。
五
暗地病孩子的英文名是“ sick baby”，网站的创办人“sickee”，现在是梧桐树资本创始合伙人，叫童玮亮。这个论坛很受一些个性怪异的年轻人欢迎，比起学院派，他们更亲近卡夫卡式的另类表达，在那里活动的包括后来的作家安妮宝贝和路内。在“橡皮”没出现之前，竖，张羞、吴又等一些诗人经常在上面发些东西。
2000年，网络已经普及。除了类似暗地病孩子、高地音乐这样的亚文化论坛，也出现了一批专门为诗歌而设的论坛，比如广州的“诗生活”和北京的“诗江湖”。二者都不太对他们的口味：诗生活属于学院派，上面的诗文本感浓厚，像欧美翻译过来的桂冠诗人；诗江湖的是”下半身”诗派的主要阵地，以沈浩波，尹丽川，南人等为代表，主打身体写作，态度激进。
那会，竖一边在上海的一家信息公司做网页设计，一边在网上发表诗歌。有一天，博库网内容总编黄集伟找到竖，给他一万元稿费，买他的诗。那是互联网的春天，很多热钱涌入，博库网想用这些钱鼓励活跃于网络的独立写作者，当时，拿到钱的还有作家狗子和诗人尹丽川。
竖把1994年到1999年写的诗，一股脑地发给黄集伟。他从没想过，这些发在论坛的不知道是诗还是歌词的东西，能给他带来一笔不菲的收入。他高兴坏了，立马辞掉工作，打算去流浪。
他首先告诉乌青。乌青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诗歌青年，也是当时的年轻人中比较早有意识地与“第三代”接轨的诗人。他出生在浙江省一个叫玉环的小岛，是中国最临近钓鱼岛的地方。地理环境使这个地方具备了浪漫的海岛风情。乌青读的高中临海而建，下课后，可以走路到海边坐坐。世外桃源般的环境没有让他感受到快乐，相反，他急切地想摆脱小岛生活的封闭状态，到外面的世界闯荡。从童年时期开始，他有过四次离家出走的经历，都以失败告终。最后一次发生在高三。这次，他走得比较远，到了西安。他爬上大雁塔，站在七层高的塔楼，他念了一首《有关大雁塔》。
《有关大雁塔》写于1983年，作者是诗人韩东。80年代，以南京的“他们”，成都的“莽汉”，“非非”等为代表，第三代诗人发起了一场反英雄，反崇高，反文化的诗歌运动，针对已成诗歌主流的朦胧诗派。《有关大雁塔》因为对诗人杨炼《大雁塔》的直接反叛，成为那场运动的一个代表。
乌青视他们为偶像。他背诵他们的诗，把喜欢的诗摘抄下来，抄了两本厚本子。他在高地音乐论坛和竖认识，知道竖也写诗，就去上海找竖。他剃着光头，戴一顶草帽，然后把诗摘递给竖，竖问：“这个好吗？”乌青说：“这个好。”要是看不懂，竖问，“这个好在哪儿？”乌青就告诉他，好在哪。“我当时是一个后进者，他已经是个真理在握者。”竖说。
在此之前，他也找过张羞，以一种诗歌真理在握者的姿态和还在懵懂中写诗的张羞吃了一顿饭。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乌青在浙江工业大学的西门等张羞，隔有100米远，张羞就认出他了，“人是能看出同类的。”乌青瘦，空荡荡的，衣服比身子大了几个码。当他开口说话，语速飞快，好像有点紧张。那顿饭，乌青从鲁迅开始讲，讲到余华，讲到卡夫卡，讲了一大堆，“感觉这些人都是他的亲人。”接着，乌青对他说，“我前几天写了一首诗，叫《把中国最好的鸡蛋献给自己》”，他感叹，“写得太牛逼了。”张羞觉得，“这个人有点意思，很吸引我。”
竖打电话给乌青。乌青从大学辍学有一段时间了，他待在杭州的一家网吧，生活潦倒。乌青建议他们一起去成都，找另一位诗人，肉。他们从上海出发，坐了四十个小时的绿皮车，抵达成都。
当天，他们打电话给何小竹。何小竹是“非非”诗派的其中一位诗人，和杨黎是相濡以沫的好兄弟。他们约在瑞丰广场附近立交桥下面的一家茶馆见面。见面之后，何小竹对他们的印象很好，“用韩东的话说，一看就知道是自己人”，他给牌桌上的杨黎打了个电话，说：“我新认识了三个年轻人，觉得很不错，我们一起吃火锅。”晚上，他们见到了杨黎。
杨黎走进去，三个人全站了起来，他们的个子都在一米八，弄得小个头的杨黎有点紧张。三个人都羞涩，只是对着他笑，却不说话。何小竹给杨黎做介绍，接着，他们挨个给杨黎念自己的诗。杨黎回忆，“给我的印象，第一，我第一次认识了网络人物；第二，他们的诗歌很让我感动，经过了90年代的逆潮，整个90年代丧失了先锋精神的状况下，我一直觉得诗歌的某种精神和传承是不是断裂了，当我认识了乌青和竖之后，我认为这种传承还在。”
到了2000年的冬天，杨黎、韩东、何小竹决定办一个文学网站。想法是韩东提出来的，他说，“我们要做论坛，在网上做一下文学和诗歌的东西。”杨黎在玉林路开了一家酒吧，橡皮，有点致敬法国新小说家阿兰.罗伯.格里耶的意思。敲定之后，何小竹告诉乌青，希望他来成都帮忙。那顿火锅之后，乌青去了武汉，竖回了上海。乌青听完，又告诉竖和张羞，竖会网页设计，张羞会编程。没多久，他们都在橡皮酒吧碰面了。
那年没有大年三十，除夕是在二十九，也就是阳历的2001年1月23日，“橡皮先锋文学网站”上线。橡皮一出现，就聚集了一支接近两百人的写作队伍。在对待诗歌的态度上，他们倾向于简单的出离的语言，和诗江湖的身体写作，打破禁忌不同，橡皮更追求诗歌的艺术性。
2000年，杨黎提出诗歌的“废话”理论，这个理论对后来的橡皮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在一篇《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文章里，杨黎写道，“诗歌写作的意义，就是建立在对语言的超越之上，超越了语言，就超越了大限。超越了语言的语言，就是废话。废话是语言的极致，盲区和永恒的不可能。”
“在写诗的理论层面上，橡皮一开始就给了你很高的高度。一般来说，写作从青春期的抒情，从写情书开始，表达欲望、荷尔蒙，慢慢进入对人生的理解，抽象和哲学化。橡皮说，要把诗歌从文学当中抽离出来，只说诗，这一个字。如果说诗江湖是青春化的写作，橡皮就是出世的老年人的写作。”张羞说，“这个理论很极端，当时折服了很多人，所以在橡皮写诗的人很多，估计得有五六百号人。后来，有很多人跳不出杨黎的东西，它有很强的逻辑性在里面，当思考的抽象度不够的时候，很难在另一个层面观察，所以就出不来。”
橡皮开办不久，杨黎在论坛认识了一个网名叫“橡皮的姑娘”的北京女孩，他和她见面，随即恋爱。2002年年初，杨黎把酒吧转让，随着爱情，去了北京。他已经在橡皮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年轻诗人，他们都多少受到他的影响。火星招待所里的诗人，正是80年代的余绪。
六
2002年，春天快到末尾，竖，张羞和吴又搬到九棵树。吴又依旧在赛特大厦上班，竖在一家叫“紫图”的出版社做编辑，有一搭没一搭地上着班。张羞没有工作，他一般睡到中午，起床之后，对着房间里唯一的一台康柏486电脑，打一些分行的文字，想起什么就写什么。那台电脑很旧，没有word，没有联网，只有写字板，唯一能玩的游戏是空中接龙和扫雷。因为没有干扰，他很喜欢在那台电脑上写作。写完之后，他出门散步，在街边的小饭店吃一盘炒饼，接着去网吧，把刚写的诗发到橡皮论坛上。在网吧泡到下午三点钟，他回出租房，看点书，等另外两个人回来。六七点左右，竖和吴又都回来了。他们也在上班时间或者回程的路上写诗。他们交换诗作给对方看，然后相互评论对方的诗，语言非常直接。晚上，他们去外边的路边摊吃烤串。一般是叫几串羊肉串，几串馒头片，最重要的是有酒，有酒说话才有劲头。酒很便宜，一块五一瓶的普通燕京，烟也是，抽很冲的都宝，两块五一包。“人比较理想化，精神层面的生活会多一些，物质上比较匮乏，比较穷，但是大家都认为，无所谓，只要最低要求就行了，感觉都能扛过去。但是诗不行，诗一定要往好里面写，要不然出去没面子。”张羞说。
张羞交有一个女朋友是武汉人，正在武汉念大学。他们也在论坛认识，然后见面，恋爱。隔一两个月，张羞就去女朋友那住一段时间。当时，武汉有一家叫“诚诚”的书商，老板签了30个潜伏在地下的写作观念比较前卫的作者，打算每轮推10个代表作家。第一批有后来成名的作家盛可以和吴晨骏，张羞和吴又被签在第二批。2002年，张羞在武汉写了一部10万字的长篇《大象》，走的是美国60年代垮掉派“在路上”的路子。吴又一直在论坛发短篇小说，风格尖锐直接，在网络已经积累了一些人气，累计起来有20万字。第一批作者推出之后，反响寥寥，书没有卖出去。不多久，公司倒闭，第二批的计划不了了之。张羞说，“他以为文学的先锋时代还会出现，但是没有人买，像余华他们所经历的先锋的黄金时代没有出现。”
2002年，橡皮论坛的人数不断增加，成为圈内有影响力的文学阵地，文学期刊的编辑也会到这里寻找有潜力的写作力量。韩东当时是《芙蓉》的特聘编辑，他专门开了一个栏目“重塑70后”，发表了很多潜伏在网络的年轻诗人的作品。“前面已经推过一些和商业挂钩的70后的作家，‘重塑70后’和商业脱钩，让大家知道，除了卫慧、棉棉这种为大众所知的写作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写作的方式。”韩东说。
九棵树是橡皮的一个据点，诗人们像赴一场心照不宣的约会，隔几天就约在一起碰个面。他们很少讨论未来的出路，聊天的内容从“什么是诗”，“如何写诗”开始，细微到一首具体的作品，他们翻来覆去地探究，带着宗教般的狂热。“完全处于写诗的状态，我们写，很多写诗的人到我们那里，大家都在专注地、投入地做这样的事情，有种浪潮的感觉。”吴又说。
2002年，张羞、竖、吴又、小虚等诗人成立网站“一泡乌”。一泡乌是上海话，大概意思是垃圾、一坨屎，后来改成英文：“1P5"。设计师：竖。
吴又也在谈恋爱，对象是他初中同学，在石家庄的一所部队学校当兵。有一次，吴又的女朋友去九棵树看他。待了几天，她非常震惊，她不知道她的男朋友已经对诗歌投入到这样的地步——几个年轻人什么也不干，围着一张桌子可以坐上十几个小时，而永恒话题只是诗歌。她在石家庄，吴又写信给她，每次的信件末尾会写一首诗，像是附赠的一件小物品。她看一看，误以为那些诗是他摘抄下来给她的，觉得他是个有点心思的男孩。她问吴又，“这个年代怎么还有你们这样的人？”
8月，入夏了。竖有好一阵子没有再上班，他厨艺好，干过盒饭公司的切配，每天负责买菜做饭。有一天，九棵树来了一位导演朋友，雎安奇。1999年，他拍过一部《北京风很大》，入围柏林电影节，在电影圈有些名气。他正在为自己的第二部影片《诗人出差了》寻找男主角。在九棵树的出租房，他给竖试镜。几天之后，竖跟他去新疆拍片，那是一段波折而疯狂的旅途。期间，竖的手机关机，没有人能联系上他。他像蒸气一样消失了。
在竖消失的这段时间，吴又决定离开北京，去石家庄全职写诗。这个想法在他心里盘桓有一些时日了，他越来越感到写诗是一项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事业，经历了没日没夜和诗人们一起聊天，讨论，他想安静一段时间，停下来，专注地写作。这个信号非常强烈，因为他觉得他和诗之间几乎触手可及，他想去石家庄彻底掌握它。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杨黎，杨黎觉得非常好。
两个月之后，竖的手机终于通了。吴又已经在石家庄安顿了下来。石家庄的生活负担很低，房租每个月200元。上午，他去市场买菜，做饭，之后看电影或者写作，然后是晚饭，继续写作。他保持一天三到四个小时的写作时间，以写诗为主，也写小说。日子过得规律又安稳。竖从乌鲁木齐坐火车去石家庄。吴又见到他，他手提一串新疆提子，一副一看就是在新疆蹉跎过的模样。竖疲惫而沮丧，他告诉吴又，他和雎安奇闹翻，电影拍砸了。
2002年，北京地铁。左起：张羞、竖、小虚。摄影：贾冬阳。
七
对于住在九棵树的任何三个人而言，2002年都是一个有标志意义的年份。那年夏天，张羞后来在自己的诗集里写下了那个交好运的时刻，“2002年，夏天的出租房，一个清晨。我停下手，起身走去窗台，慢慢喝完还剩半瓶的隔夜酒。窗外没有云，天空全部是青色的，是一块绝对安静的天空。我琢磨着，我大概碰到了一生中最酷的时刻。因为就在几分钟前，在键盘上敲出的那十几行句子，让我感觉到，它们很可能就是诗。因为它和我以前写的所有诗都不同，因为它竟然是亮的。”他安慰自己，“你的运气不错。”
吴又离开北京后，九棵树没了经济支持，12月，房子到期。竖、张羞和后期搬来的朋克青年小虚，搬到太阳宫的光熙门北里的一间地下室，月租650元。三个人都没有工作，靠朋友的接济生活。那年除夕，张羞和竖没有回家，在小区的华热餐厅吃的年夜饭，他们是那儿的常客。吃到7点钟，张羞对竖说：“我要走了，我要去武汉。”竖摆出无所谓的姿态，“走吧，赶紧的。”他走出餐厅，在公交站等公交，天气寒冷，空气中飘着白色的雪花。他想这次离开，可能不一定再回来。
他买了一张去武汉的火车票，只有站票。他走进车厢，滞闷的空气令他不舒服，也许是喝了点酒又受寒的缘故，他瘫倒在座位间的过道上。有推车的列车员过去推他，他一动不动，仿佛失去了知觉。约莫十分钟，他爬起来，走到车厢交界的那片空地，那里刚好有一点缝隙，底下透进新鲜的空气。他靠在墙上，点燃一支烟，缓了过来。火车开了一夜，第二天，他就到了武汉，新的一年来了。
新年过去没多久，全中国陷入对非典的恐慌，武汉的疫情也很严重，张羞盘算着回杭州找工作。他住在高中同学的家里，那个地方正对着医院，他觉得很不安全，他坐车回嵊县老家。一到老家，他就被村民关在家里，隔离起来，他的身体有发热的症状。他吓得要死，内心瞬间灰暗。过了一段时间，他的身体恢复了，非典的风头也慢慢过去了。
夏天，他的女朋友大学毕业。他们在杭州租了一间房，张羞找了一份网站美工的工作，女朋友找了一份行政工作。在杭州，他想念诗人的集体生活，因此倍感孤寂，像一只落单的鸟。
竖去杭州找过他一次，相当于再见的阔别。白天他们很俗气地游了西湖，张羞用他一贯的写诗的口吻对竖说：“竖，那个地方叫古荡，那个地方上面叫古荡的天空。”晚上，他们在饭馆叙旧，张羞提议喝黄酒，两人喝了七瓶古越龙山，他付钱给老板，老板说：“你已经付过了。”他说：”不可能。”他把存折掏出来，给老板看：“你看，怎么可能？”那天他刚好发工资。竖在旁边劝：“你别争了，没有老板要请你吃这顿饭，我见你付过了。”他知道张羞喝断片了。
过了大半年，张羞实在待不住，他不死心，打电话给吴又，和以前一样，吴又说：“那就来北京吧。”那是2004年的春天，吴又的女朋友快从军官学校毕业，她被分派到北京，他也决定回去。隐匿的将近三年的写作时光结束了，当他再次回到北京，他开始工作。那年秋天，他进入北京共和联动图书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的老板张小波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书商，也写诗，曾是上海城市诗派的代表。1996年他因策划《中国可以说不》而崛起于中国出版界，策划了一系列畅销书。吴又很快适应出版业的游戏规则，在这个领域独当一面。一年后，他创立了自己的图书公司，却再也没有写过一首诗。
题图为火星招待所里的诗人在通州杨庄，左起：竖、张稀稀，池塘，裴飞，张艺。
所有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狗仔卡
发表于 2016-10-18 12:1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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