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一次由买房子引发的北宋官场大地震

源济

吴钩：一次由买房子引发的北宋官场大地震 

原创 2016-10-11 吴钩 大家

文 | 吴钩

▍ 刘保衡卖房还债

亲爱的女儿，我们讲新的故事。话说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春，开封府接到一起诉讼案：一名刘姓老妪状告她的侄子刘保衡“亡赖豪纵，坏刘氏产”。

刘保衡本为开封富民，在京城承包了一家大型酒场酿卖商品酒。宋朝对酒类的生产与销售实行国家专卖制，不过，由于官营酒坊不可避免地存在效率问题，酿造出来的酒“多醨薄”，消费者都不愿意购买，政府往往“岁计获无几”。迫于压力，不得不改制，走市场化的道路，将官营酒坊的酿酒权、经营权承包出去。

宋政府在转让酒坊、酒场的过程中，逐渐推广了一种极富现代色彩的招投标制度，叫作“扑买”。刘保衡就是一名通过“扑买”承包到京师某个酒场的富商。

“扑买”在当时是一种很先进的拍卖机制，但是，基于人性的理性局限，有些竞标人因贪图目前利益，或未能预判风险，为拍到酒场经营权，不惜投下不切实际的高价，导致收不回成本，亏欠政府的官钱。

我们不知道刘保衡究竟是因为投标时标价过高，还是因为对酒场经营不善，总之亏了大本，“负官曲钱百余万”，欠下政府1000多贯钱。

负责管理京师官营企业“扑买”事务的三司，当然要找刘保衡讨债。刘保衡被政府追债，没办法，只好卖掉祖业——京城中的一处宅院来偿还欠款。北宋开封的房地产业非常发达，刘保衡到“庄宅牙人”（类似于房地产交易中介）那里一放盘，马上就有人买下他的房产了。那时候也没有按揭，都是一次性交钱，刘保衡“得钱即输官，不复入家”，还清欠数后便不再回家。

那位到开封府告状的刘姓老妪，是刘保衡的姑姑；所控告一事，正是刘保衡卖掉祖业还债一事。

▍ 三司使被拖下水

开封府法官说，刘保衡卖掉的是他自己的物业，没什么不对啊。

这时刘氏姑姑向法官提供了一个对刘保衡极不利的证言：“保衡非刘氏子。”刘保衡实际上并不是刘家的儿子（也许是养子，史料没有具体说明），他没有权利卖掉刘家的祖业。

开封府马上派吏员调查，证实刘氏姑姑所言非虚。换言之，刘保衡并不是刘家物业的权利人，由他签字的田宅交易合同是无效的。于是，法官按律判处：取消刘保衡鬻卖刘家祖业的交易，刘保衡将钱款退还买方，买方将物业退还刘家。

这个案子很简单，本来到此便可以结案。但是，开封府法官在审案时，得知当时跟刘保衡买下宅院的买家，正是现任三司使张方平。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先来了解一下北宋京城的房价。咸平年间，宰相向敏中“以钱五百万”（即5000贯）买下薛安上的宅第，薛安上的庶母随后击登闻鼓，控告向敏中“贱贸”薛家故第，向敏中因此被罢去宰相之职。也就是说，东京一套豪宅的市场价当在5000贯以上，5000贯的成交价被认为是“贱贸”。

大中祥符年间，京师有一个叫作崔白的恶霸，强买邻居梁文尉的住宅，梁文尉的遗孀张氏叫价“一百三十万钱”（1300贯钱），但崔白倚势欺人，只出了九十万钱（900贯），便强行将宅子盘买下来，过后张氏跑到开封府起诉崔白强买人宅，崔白这才“增钱三十万”。也就是说，京城一套像样的宅院，至少也要1300贯。这是宋真宗朝的情况，到宋仁宗时，房价肯定又攀升到新高。

张方平攒了一笔钱，准备买房子。恰好刘保衡因为欠了三司1000多贯酒场的租金，不得不卖房还债，张方平近水楼台先得月，便掏钱将刘保衡的宅第买了下来。刘保衡急于将房子出手，要价不会太高，估计也就1000多贯左右。

张方平以为自己捡到了便宜，谁知半路杀出一个刘氏姑姑，跑到开封府起诉刘保衡“坏刘氏产”。这下好了，不但到嘴的鸭子飞走了，还惹来一身腥，京城人都知道三司使张方平贱买了酒商刘保衡的房产。

权御史中丞包拯很快上书劾奏张方平：“方平身主大计，而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无廉耻，不可处大位。”包拯的弹劾是有道理的，因为刘保衡的债权人是三司，而张方平是三司的行政长官，现在刘保衡卖房还债，恰好又是你张方平将房子买下来，那谁知道在交易的过程中有没有存在不正当的利益输送，或者有单方面恃势压价的不公正行为。

张方平这下恐怕跳进汴河也洗不清了。

▲ 开封包公祠

包拯担任御史中丞，以敢言著称，争执起来，唾沫星子直喷到宋仁宗脸上，皇帝都怵他三分。他不但上书弹劾张方平，还跑到宰相富弼的办公室，“诟责宰相，指陈前三司使张方平过失，怒宰相不早罢之”。

随后，“台中僚属相继论列”，御史台的言官都纷纷要求处分张方平。嘉祐四年三月，宋仁宗应御史台的要求，下诏罢免了张方平的三司使之职，外放到陈州（今河南淮阳）。

说起来，这是第二个被包拯拉下马的三司使了。九年前，即皇祐二年（1050），深得仁宗皇帝恩宠的外戚张尧佐，也是因为受包拯（时任谏官）弹劾而被免去三司使的。

“贱买民宅”一事，成了张方平一生的污点，以致八年后，即治平四年（1067），张方平为参知政事，权御史中丞司马光还要抨击他“贪猥”、“不协众望”，原因就是仁宗朝时发生了刘保衡公案，“包拯最名公直，与台谏官共言方平奸邪贪猥”。

▍ 包拯当上三司使

一次不得当的房产交易，居然导致一位高官去职，很想不到吧？但“刘保衡鬻卖房产案”引发的连锁反应才刚刚开始。

宋仁宗罢去张方平的三司使职务后，任命刚回京述职的益州（今四川成都）知州宋祁接任。但这一人事任命很快又遭到包拯的强烈反对。包拯的理由是，宋祁在益州时，“多游宴”，贪图享乐，不宜升迁；而且，宋祁的兄长宋庠是执政官，宋祁应该避嫌，“不可任三司”。仁宗不听，包拯就“累论之不已”。

谏官吴及也上书弹劾宋祁，称宋祁以前在定州（今河北定州）为官时，“纵家人贷公使钱数千缗”，在益州时又“奢侈过度”，这样的人，实在不适合执掌国家财政。宋祁的生活作风的确比较奢靡，他好宾客，常常“会饮于广厦中，外设重幕，内列宝炬，歌舞相继，坐客忘疲，但觉漏长，启幕视之，已是二昼，名曰‘不晓天’”。

这时，宋祁兄长宋庠也说，自己“身处机密，弟总大计，权任太重”，确实不合适，“乞除祁外官”，陛下还是将宋祁安排到地方吧。

因此，宋祁在三司使的位子上屁股还未坐热，又被改任为郑州（今河南郑州）知州。宋祁本存拜相之志，三司使距宰执也只有一步之遥，可惜他被放外任，仕途自此走到尽头，以后每每从朝廷传来谁谁被任命为宰相的消息，都“闻报怅然”。

宋祁走了，那么谁来接替他呢？

宋仁宗大概觉得，以前张尧佐担任三司使时，你包拯认为不合适；张方平任三司使，也被你弹劾下来；现在宋祁又被你赶走了，那不如你老包来做这个三司使吧。于是，仁宗下诏：“权御史中丞包拯为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

这下御史台不再闹腾了吧？

御史们有没有意见且不说，翰林学士欧阳修首先就不干了，上疏反对包拯的任职：“伏见陛下近除包拯为三司使，命下之日，外议喧然，以谓朝廷贪（包）拯之材，而不为（包）拯惜名节。然犹冀（包）拯能执节守义，坚让以避嫌疑，而为朝廷惜事体。数日之间，遽闻（包）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

欧阳修认为，包拯接受三司使的任命，是非常愚蠢的表现。御史的天职是监察政府、弹劾官员，你怎么抨击都没有人会觉得过分；但如果“逐其人而代其位”，那即便是自己确无取而代之的野心，外人也不能不这么猜疑。包拯说他别无用心，然而“人谁信之”？常人皆知“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何以包拯就不知道回避嫌疑呢？只能说，包拯这个人，“性好刚，天姿峭直”，但“学问不深，思虑不熟，而处之乖当，其人亦可惜也”！

欧阳修又分析了朝廷任命包拯为三司使可能会诱发的负面效应：“有所不取之谓廉，有所不为之谓耻。近臣举动，人所仪法”，包拯“取其所不宜取，为其所不宜为，岂惟自薄其身，亦以开诱他时言事之臣倾人以觊幸，相习而成风，此之为患，岂谓小哉”！

因此，欧阳修说，以包拯的才干、资望，陛下您给他封一个再大的官，外人也不会说三道四，但是，“其不可为者，惟三司使尔！非惟自涉嫌疑，其于朝廷所损不细”。

最后，欧阳修希望仁宗皇帝“别选材臣为三司使，而处（包）拯他职，置之京师，使（包）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节，不胜幸甚”！

欧阳修的奏疏呈上去，包拯闻知，也提出辞职，居家“避命”，但仁宗皇帝并没有批准，过了一段时间，包拯“乃就职”。

有人说，欧阳修弹劾包拯，是为朋友张方平与宋祁鸣不平；也有人说，是因为欧阳修与包拯之间有私怨，欧阳修素来瞧不起包拯。这些说法都无法证实。不过，我们可以确定一点：欧阳修对包拯的弹劾是有道理的，他申明了一条重要的政治伦理：避嫌。

▍ 避嫌的政治伦理

“刘保衡鬻卖房产案”给嘉祐政坛带来的震动还不止于此。开封府在审理这个案子时，还发现宰相富弼的女婿、扬州（今江苏扬州）知州冯京也跟刘保衡有牵连：

冯京外放扬州之前，在京任馆职，“与刘保衡邻居”，有一次，冯京急需用钱，便以铜器为抵押，向刘保衡借钱。此时刘保衡可能因为酒场经营不善，家里已没什么余钱，却又不便拒绝冯京，便用家里的银器作为抵押物，向质库贷款借给冯京。冯京还曾经“从保衡借什物以供家用”。

这本是小事，但毕竟失当，因而也引起了一些议论。冯京“闻之，自劾，乞徙小郡”。仁宗遂将冯京从繁华大郡扬州调到小地方庐州（今江西合肥）。

当初刘保衡卖房子时，肯定想不到，他的这一宗不合法的买卖，直接导致原三司使张方平与宰相女婿冯京被贬谪，间接致使宋庠被包拯弹劾、包拯被欧阳修弹劾。从中我们可以一窥北宋仁宗朝“嘉祐之治”的风气，其中最值得我们留意者，就是彼时政要对“避嫌”的自觉与强调。

没有证据显示张方平向刘保衡购买房子时使用了不正当手段，但他毫无疑问犯了该避嫌而没有避嫌的大忌，你作为三司的长官居然跟三司所监临的商人发生私人交易，谁相信里面没有猫腻啊？

张方平离开三司之后，宋祁接任，包拯之所以强烈表示反对，其中的一个理由也是“避嫌”——既然你兄长宋庠已经是执政官，弟弟就不应该执管财政大权。其实，嘉祐年间冯京曾为知制诰，因为要避岳父富弼当国之嫌，才外放扬州。

而包拯接替宋祁出任三司使之所以受到欧阳修的猛烈批评，亦是因为包拯不知道避嫌。包拯之前对张方平、宋祁二人提出弹劾，也许是出于公心，但由于他不知避嫌，自己取而代之当了三司使，这“公心”便免不了要被见疑。

冯京身为京官，跟邻居刘保衡借钱、借什物以供家用，还是忘记了避嫌。人们有理由怀疑，冯京有没有恃势胁迫刘保衡？刘保衡有没有趁机贿赂冯京？尽管查无实据，但冯京还是闻言自劾，不失为明智之举，承认自己当初的行为不当，应受处分。

那么宋人为什么这么强调避嫌呢？我觉得，与其说，这是在表达士大夫的某种道德洁癖，不如说，我们的先人们其实信奉一种比较务实的人性预设：人皆有私心，如果有机会，谁都可能会徇私。也因此，宋人不但将避嫌当成一种自觉的政治伦理，并且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回避制度，防患于未然。

说到古代的回避制，也许我们会脱口而出：不就是原籍回避嘛，地方官不能回原籍地当官，这我知道。

其实，宋朝的回避制度可不仅仅是原籍回避。一名宋朝官员获得任命之时，必须在三十日内填写好一份《射阙状》，申明自己即将任职的部门中、本部门的中下级单位中、与本部门存在密切利害关系的机构中，是否有需要回避的亲属。如果在限期内不申报，“杖一百”。

根据成文的规定与不成文的惯例，宰执与台谏之间不可有亲嫌关系，假设某位台谏官的亲属、举主被任命为宰执大臣，那么这名台谏官就需要辞职或调离；有亲属关系的官员也不可同时在构成上下级关系的部门任职。

宋朝的法院在受理一起诉讼案之后，开庭之前，需要做的第一件事也是核定回避的法官。所有跟诉讼的原告或被告有亲戚、师生、上下级、仇怨关系，或者曾经有过荐举关系者，都必须自行申报回避。

在一起刑事案的审理过程中，推鞫、录问、检法三个环节的法官之间也不可有亲嫌关系，不可有人情往来，不可相互协商意见。如果是复审的案子，复审法官或与原审法官若有亲嫌关系，也需要回避。

此外，在京官员荐举人才时，不得推荐现任执政官的亲属；诸州官吏不可与其管辖下属结成姻亲；监临官不得纳所监临地区的女子为妾；官宦子弟参加科举，有登第者，必须加以复试；大理寺与御史台的司法官禁止接见宾客……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评价：中国人只有人治的传统，并不重视制度。对于这种企图使用一个词、一个短语来概括一部历史与整个传统的高论，我们笑笑就行了。

【作者简介】

吴钩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历史研究者。